答曹聚仁先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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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的了”，那麼于大衆有什麼益處呢？
五，至于已有大衆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為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
例如上海叫“打”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對話，卻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為說“打”，工人也一樣的能夠懂。
有些人以為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确的話，北方人對于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實。
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并無意義，到寫作時，為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是（一）制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4〕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采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衆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衆語懸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
這一點也須注意的。
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
專此布複，即頌時綏。
迅上。
八月二日。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汪懋祖在南京《時代公論》周刊第一一○号發表《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讀經。
當時吳研因在南京、上海報紙同時發表《駁小學參教文言中學讀孟子》一文，加以反駁。
于是在文化界展開了關于文言與白話的論戰。
同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申報·自由談》先後刊出了陳子展的《文言——白話——大衆語》和陳望道的《關于大衆語文學的建設》二文
例如上海叫“打”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對話，卻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為說“打”，工人也一樣的能夠懂。
有些人以為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确的話，北方人對于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實。
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并無意義，到寫作時，為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是（一）制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4〕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采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衆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衆語懸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
這一點也須注意的。
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
專此布複，即頌時綏。
迅上。
八月二日。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汪懋祖在南京《時代公論》周刊第一一○号發表《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讀經。
當時吳研因在南京、上海報紙同時發表《駁小學參教文言中學讀孟子》一文，加以反駁。
于是在文化界展開了關于文言與白話的論戰。
同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申報·自由談》先後刊出了陳子展的《文言——白話——大衆語》和陳望道的《關于大衆語文學的建設》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