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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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式的人，卻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氣。
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
不看别的，單看那章程，對于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着“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
在理論上，如《文學界》〔6〕創刊号上所發表的關于“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講的話，并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與條件〔7〕。
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
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 〔8〕 ·都·無·妨。
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9〕，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
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确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号去統一作家，也先豫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後日批評别人之用〔10〕。
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
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号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
“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Ｑ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
這種文學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11〕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
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12〕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标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标幟”的意見。
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将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确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裡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
至于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卻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的關系。
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于這口号的态度上。
他們既說這是“标新立異”〔13〕，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
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
隻要“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的口号不是“漢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為什麼這是“标新立異”？你們從那裡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14〕還要狹小的氣魄。
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讨·論，“·标·新·立·異”·也·并·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并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号，也并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
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争大衆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15〕裡是并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
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号之關系。
——我先得說，前者這口号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16〕，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
這口号，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标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17〕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
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着，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可惜的就隻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讨。
但問題不在這口号由誰提出，隻在它有沒有錯誤。
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争·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裡·去·的·不·正·确·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它是正當的，正确的。
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随便說句“标新立異”就完事。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号，是胡說！“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号，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标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号”，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号，如聶绀弩〔18〕等所緻的錯誤，那麼這口号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幹的。
這裡的“大衆”，即照一向的“群衆”，“民衆”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衆”這意思呢。
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号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号，頗通俗，已經有很多
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
不看别的，單看那章程，對于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着“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
在理論上，如《文學界》〔6〕創刊号上所發表的關于“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講的話，并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與條件〔7〕。
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
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 〔8〕 ·都·無·妨。
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9〕，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
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确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号去統一作家，也先豫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後日批評别人之用〔10〕。
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
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号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
“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Ｑ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
這種文學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11〕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
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12〕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系間的标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标幟”的意見。
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将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确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裡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
至于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卻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的關系。
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于這口号的态度上。
他們既說這是“标新立異”〔13〕，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
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
隻要“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的口号不是“漢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為什麼這是“标新立異”？你們從那裡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14〕還要狹小的氣魄。
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讨·論，“·标·新·立·異”·也·并·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并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号，也并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
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争大衆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15〕裡是并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
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号之關系。
——我先得說，前者這口号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16〕，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
這口号，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标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17〕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
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着，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可惜的就隻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讨。
但問題不在這口号由誰提出，隻在它有沒有錯誤。
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争·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裡·去·的·不·正·确·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它是正當的，正确的。
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随便說句“标新立異”就完事。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号，是胡說！“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号，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标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号”，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号，如聶绀弩〔18〕等所緻的錯誤，那麼這口号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幹的。
這裡的“大衆”，即照一向的“群衆”，“民衆”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衆”這意思呢。
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号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号，頗通俗，已經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