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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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
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于抗日運動有利益。
我以為這兩個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19〕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種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上。
如果一定要以為“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麼就将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為問題不在争口号，而在實做；盡管喊口号，争正統，固然也可作為“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為生，但盡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
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着惡劣的傾向。
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
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閑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20〕，譯過幾章《死魂靈》〔21〕，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22〕，此外，也并未到過鹹肉莊〔23〕或賭場，并未出席過什麼會議。
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着，以及助長什麼惡劣傾向。
難道因為我生病麼？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隻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系。
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于文學工作上的關系，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
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内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
徐懋庸說我隻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
胡風我先前并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25〕一律洋服，态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内奸，官方派來的。
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26〕口中。
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
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内奸”了。
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
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27〕發表了ＯＶ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ＯＶ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28〕向傅東華抗議删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
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29〕。
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于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麼？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内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麼？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30〕。
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
自然，周起應也許别有他的優點。
也許後來不複如此，仍将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衆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于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志和别的幾種譯書為證。
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31〕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32〕。
黃源也簽了名的。
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為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33〕，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
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谄”，就都是。
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内奸”，終于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并非胡風詐作“内奸”，其實不是，緻使他們成為說謊。
《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并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緻記者變了造謠。
胡風并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
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着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是“谄”，怎麼便是對于我的“效忠緻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産嗎？黃源“奔走于傅鄭〔34〕門下之時，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于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着什麼，來斷定和谄佞于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并未實見的徐懋庸，對于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于極點了。
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吓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
不是隻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裡面都是“二十一條”〔35〕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吓成的戰線，作不得戰。
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36〕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
他也有不平，有
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于抗日運動有利益。
我以為這兩個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19〕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種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上。
如果一定要以為“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麼就将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為問題不在争口号，而在實做；盡管喊口号，争正統，固然也可作為“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為生，但盡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
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着惡劣的傾向。
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
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閑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20〕，譯過幾章《死魂靈》〔21〕，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22〕，此外，也并未到過鹹肉莊〔23〕或賭場，并未出席過什麼會議。
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着，以及助長什麼惡劣傾向。
難道因為我生病麼？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隻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系。
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于文學工作上的關系，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
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内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
徐懋庸說我隻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
胡風我先前并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25〕一律洋服，态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内奸，官方派來的。
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26〕口中。
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
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内奸”了。
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
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27〕發表了ＯＶ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ＯＶ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28〕向傅東華抗議删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
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29〕。
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于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麼？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内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麼？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30〕。
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
自然，周起應也許别有他的優點。
也許後來不複如此，仍将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衆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于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志和别的幾種譯書為證。
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31〕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32〕。
黃源也簽了名的。
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為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33〕，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
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谄”，就都是。
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内奸”，終于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并非胡風詐作“内奸”，其實不是，緻使他們成為說謊。
《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并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緻記者變了造謠。
胡風并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
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着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是“谄”，怎麼便是對于我的“效忠緻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産嗎？黃源“奔走于傅鄭〔34〕門下之時，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于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着什麼，來斷定和谄佞于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并未實見的徐懋庸，對于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于極點了。
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吓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
不是隻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裡面都是“二十一條”〔35〕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吓成的戰線，作不得戰。
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36〕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
他也有不平，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