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編校後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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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倒是小心之過，因為恐怕愛讀創作而買時未暇細看内容的讀者，化了冤錢，價又不便宜，便定下這一種辦法，竟不嫌弄壞了。
但這回的譯作不分，卻因編者的“淺薄”，一向沒有讀過那一種“Ｒｅａｄｉｎｇ”之類，也未見别的譯文，投稿上不寫原作者名，又不稱譯，便以為是做的，簡直當創作看了，“掠美”的壞意思，自以為倒并沒有的。
不過無論如何小心，此後也難保再沒有這樣的或更大的錯誤，那隻好等讀者的指摘，檢切要的在次一本中訂正了。
順便還要說幾句别的話。
諸位投稿者往往因為一時不得回信，給我指示，說編輯者應負怎樣的責任。
那固然是的。
不過所謂奔流社的“執事者”，其實并無和這一種堂皇名号相副的大人物；就隻有兩三個人，來譯，來做，來看，來編，來校，搜材料，尋圖畫，于是信件收送，便隻好托北新書局代辦。
而那邊人手又少，十來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郵局的罷工積壓，所以催促和訓斥的信，好幾封是和稿件同到的。
無可補救。
各種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為忙，未能壹壹答複，這并非自恃被封為“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時光有限，又須謀生，若要周到，便沒有了性命，也編不成《奔流》了。
這些事，倘肯見諒，是頗望見諒的。
因為也曾想過許多回，終于沒有好方法，隻能這樣的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魯迅。
六 編目的時候，開首的四篇詩〔70〕就為難，因為三作而一譯，真不知用怎樣一個動詞好。
幸而看見桌上的墨，邊上印着“曹素功監制”字樣，便用了這“制”字，算是将“創作”和“翻譯”都包括在内，含混過去了。
此外，能分清的，還是分清。
這一本幾乎是三篇譯作的天下，中間夾着三首譯詩，不過是充充配角的。
而所以翻譯的原因，又全是因為插畫，那麼，詩之不關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幅的作者ＡｒｔｈｕｒｓＦａｂｌｅｓ》的圖畫等多種，這幅從《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ｏｆＬｉｆｅ》〔72〕裡選出，原有彩色，我們的可惜沒有了。
詩的作者Ａｌｇｅｒｎ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1837—1909）是維多利亞朝末期的詩人，世稱他最受歐洲大陸的影響，但從我們亞洲人的眼睛看來，就是這一篇，也還是英國氣滿滿的。
《跳蚤》的木刻者Ｒ．Ｄｕｆｙ〔73〕有時寫作Ｄｕｆｕｙ，是法國有名的畫家，也擅長裝飾；而這《禽蟲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
集的開首就有一篇詩贊美他的木刻的線的崇高和強有力；Ｌ．Ｐｉｃｈｏｎ〔74〕在《法國新的書籍圖飾》中也說—— “……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所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ａｕＣｏｒ －ｔｅ′ｇｅｄ’Ｏｒｐｈｅ′ｅ》的大的木刻，是令人極意稱贊的。
是美好的畫因的叢畫，作成各種殊别動物的相沿的表象。
由它的體的分布和線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裝飾的全形。
” 這書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國Ｄｅｐｌａｎｃｈ〔75〕出版；日本有堀口大學〔76〕譯本，名《動物詩集》，第一書房（東京）出版的，封餘的譯文，即從這本轉譯。
拾谷虹兒的畫，近一兩年曾在中國突然造成好幾個時行的書籍裝飾畫家；這一幅〔77〕專用白描，而又簡單，難以含胡，所以也不被模仿，看起來較為新鮮一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魯迅。
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将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爾斯泰，即使将一本《奔流》都印了關于他的文獻的目錄，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況登載記念的文章。
但隻有這樣的材力便隻能做這樣的事，所以雖然不過一本小小的期刊，也還是趁一九二八年還沒有全完的時候，來作一回托爾斯泰誕生後百年的記念。
關于這十九世紀的俄國的巨人，中國前幾年雖然也曾經有人介紹，今年又有人叱罵，然而他于中國的影響，其實也還是等于零。
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戰争與和平》至今無人翻譯；傳記是隻有Ｃｈｒｏｌｅａ〔78〕的書的文言譯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爾斯泰研究》〔79〕。
前幾天因為要查幾個字，自己和幾個朋友走了許多外國書的書店，終竟尋不到一部橫文的他的傳記。
關于他的著作，在中國是如此的。
說到行為，那是更不相幹了。
我們有開書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沒有分田給農夫的地主——因為這也是“淺薄的人道主義”；有軟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沒有寫信直斥皇帝的胡塗蟲〔80〕——因為這是沒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險。
至于“無抵抗”呢，事實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義，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給人打，倘以為會有俄國的許多“靈魂的戰士”（Ｄｏｕｋｈｏｂｏｒ）〔81〕似的，甯死不當兵卒，那實在是一種“杞憂”。
所以這回是意在介紹幾篇外國人——真看過托爾斯泰的作品，明白那曆史底背景的外國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現在，中國和外國，對于托爾斯泰的評價是怎樣的不同。
但自然隻能從幾個譯者所見到的書報中取材，并非說惟這幾篇是現在世間的定論。
首先當然要推Ｇｏｒｋｙ的《回憶雜記》〔82〕，用極簡潔的叙述，将托爾斯泰的真誠底和粉飾的兩面，都活畫出來，仿佛在我們面前站着。
而作者Ｇｏｒｋｙ的面目，亦複躍如。
一面可以見文人之觀察文人，一面可以見勞動出身者和農民思想者的隔膜之處。
達夫先生曾經提出一個小疑問，是第十一節裡有Ｎｅｋａｓｓｏｖ這字，也許是錯的，美國版的英書，往往有錯誤。
我因為常見俄國文學史上有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83〕，便于付印時候改了，一面則尋訪這書的英國印本，來資印證，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國本終于得不到，所以隻得暫時存疑，如果所添的“ｒ”是不對的，那完全是編者的責任。
第一篇通論托爾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見的一切中最簡潔明了的文章，從日本井田孝平〔84〕的譯本《最新露西亞文學研究》重譯；書名的英譯是《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F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但不知全書可有譯本。
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屢被拘囚，終遭放逐，研究文學便是在獄中時的工作。
一九○九年回國，漸和政治離開，專做文筆勞動和文學講義的事了。
這書以Ｍａｒｘｉｓｍ為依據，但側重文藝方面，所以對于托爾斯泰的思想，隻說了“反對這極端底無抵抗主義而起的，是Ｋｏｒｏｌｉｅｎ－ｋｏ〔85〕和Ｇｏｒｋｉ，以及革命底俄國”這幾句話。
從思想方面批評托爾斯泰，可以補前篇之不足的，是Ａ．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講演〔86〕。
作者在現代批評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無須多說了。
這一篇雖講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敵“少數黨”〔87〕戰鬥，但在那裡面，于非有産階級底唯物主義（Ｍａｒｘｉｓｍ）和非有産階級底精神主義（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不同和相礙，以及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點，說得非常分明，這才可以照見托爾斯泰，而且也照見那以托爾斯泰為“卑死的說教者”〔88〕的中國創造社舊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89〕以托爾斯泰比盧梭〔90〕，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演說裡也這樣。
近來看見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的一篇論文《ＫａｒｌＭａｒｘ和Ｌｅｏｏｌｓｔｏｉ》〔91〕的附記裡，卻有雲，“現今開始以托爾斯泰來比盧梭了，然而這樣的比較，不過得到否定底的結論。
盧梭是辯證論者（十八世紀少數的辯證論者之一人），而托爾斯泰則到死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學者（十九世紀的典型底形而上學者的一人）。
敢于将托爾斯泰和盧梭并列者，是沒有讀過那有名的《人類不平等起原論》或讀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
在俄國文獻裡，盧梭的辯證法底特質，在十二年前，已由劄思律支〔92〕弄明白了。
”三位都是馬克斯學者的批評家，我則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觀”〔93〕，且未曾研究過盧梭和托爾斯泰的書，所以無從知道那一說對，但能附載于此，以供讀者的參考罷了。
小泉八雲〔94〕在中國已經很有人知道，無須紹介了。
他的三篇講義，為日本學生而講，所以在我們看去，也覺得很了然。
其中含有一個很夠研究的問題，是句子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學。
倘使為大衆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麼這文學也就決不是大衆的東西了。
托爾斯泰所論及的這一層，确是一種卓識。
但是住在都市裡的小資産階級，實行是極難的，先要“到民間去”〔95〕，用過一番苦功。
否則便會像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家一樣，成仿吾剛大叫到勞動大衆間去安慰指導他們（見本年《創造月刊》）〔96〕，而“詩人王獨清教授”又來減價，隻向“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說話（見《我們》一号）〔97〕。
但過了半年，居然已經悟出，修善寺溫泉浴場〔98〕和半租界洋房中并無“勞動大衆”，這是萬分可“喜”的。
Ｍａｉｓｋｉ〔99〕的講演也是說給外國人聽的，所以從曆史說起，直到托爾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
日本人的辦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馬克斯主義者之所見的托爾斯泰》〔100〕出版，計言論九篇，但大抵是說他的哲學有妨革命，而技術卻可推崇。
一篇的主意也一樣，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蘇維埃藝術局”的綱領書的，所以做法縱使萬殊，歸趣卻是一緻。
獎其技術，貶其思想，是一種從新估價運動，也是廓清運動。
雖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個問題，是照此推論起來，技術的生命，長于内容，“為藝術的藝術”〔101〕，于此得到蘇的消息。
然而這還不過是托爾斯泰誕生一百年後的托爾斯泰論。
在這樣的世界上，他本國竟以記念觀念相反的托爾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優良之點講給外人，其實是十分寂寞的事。
到了将來，自然還會有不同的言論的。
托爾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複雜，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糾紛。
我們不必看别的記錄，隻要看《托爾斯泰自己的事情》〔102〕一篇，便知道他的長子Ｌ．Ｌ．ｏｌｓｔｏｉ便是一個不滿于父親的親母派。
《回憶雜記》第二十七節說托爾斯泰喜歡盤問人家，如“你想我的兒子萊阿，是有才能的麼？”的萊阿，便是他。
末尾所記的ｏ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ｈｅｗｏｕｌｄｓａｙ：“Ａｌｌｍｙ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ｍｕｓｔｂｅ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尤為奇特，且不易解。
托爾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沒有進屋裡去，作者又沒有說這是醫生所傳述，所以令人覺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103〕是沒有什麼大關系的，不過可以知道一點前年的ＩａｓｎａｉａＰｏｌｉａｎａ的情形。
這回的插圖，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國的印本，卷頭的一幅從Ｊ．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編的《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104〕，他和夫人的一幅從《Ｓｐｈｅｒｅ》〔105〕取來的之外，其餘七幅，都是出于德人ＪｕｌｉｕｓＨａｒｔ的《托爾斯泰論》和日本譯的《托爾斯泰全集》裡的。
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圖，倘使挑選起來，該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畫，可惜我隻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遷就了。
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見Ｇｏｒｋｙ看得很以為奇的手；耕作的圖是Ｒｉｅｐｉｎ〔106〕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頗為有名，本期的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和藏原惟人的文章裡，就都提起它，還有一幅坐像，也是Ｒｉｅｐｉｎ之作，也許将來可以補印。
那一張谑畫（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107〕，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約是以為俄國的和平，維持隻靠兵警，而托爾斯泰卻在拆掉這局面罷。
一張原稿，是可以印證他怎樣有閑，怎樣細緻，和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108〕的請女速記者做小說怎樣兩路的：一張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兩回，臨末隻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記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國的，中國已有記事登在《無軌列車》〔109〕上。
日本是由日露藝術協會電賀全蘇維埃對外文化聯絡協會；一面在東京讀賣新聞〔110〕社講堂上開托爾斯泰記念講演會，有Ｍａｉｓｋｉ的演說，有Ｎａｐｒｏｎ女士的Ｅｓｅｎｉｎ〔111〕詩的朗吟。
同時又有一個記念會，大約是意見和前者相反的人們所辦的，僅看見《日露藝術》〔112〕上有對于這會的攻擊，不知其詳。
歐洲的事情，僅有趙景深〔113〕先生寫給我一點消息——“頃閱《倫敦麥考萊》十一月号，有這樣幾句話：‘托爾斯泰研究會安排了各種百年紀念的慶祝。
十月末《黑暗的勢力》和《教育之果》在藝術劇院上演。
ＡｎｎａＳｔａｎ－ｎａｒｄ将《ＡｎｎａＫａｒｅｎｉｎａ》改編劇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時在皇家劇院上演。
同日下午八時Ｐ．Ｅ．Ｎ．會将為慶祝托爾斯泰聚餐，Ｇ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ｙ亦在席雲。
’“又閱《紐約時報》十月七号的《書報評論》，有法國紀念托爾斯泰的消息。
大意說，托爾斯泰遊曆歐洲時，不大到法國去，因為他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所以不大歡喜法國的文學。
他在法國文學中最佩服三個人，就是Ｓｔｅｎｄｈａｌ，Ｂａｌｚａｃ和Ｆｌａｕｂｅｒｔ。
對于他們的後輩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Ｍｉｒｂｅａｕ等，也還稱贊。
法國認識托爾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戰争與和平》的法譯本，一八八五年又有《Ａｎｎａ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和《忏悔》的法譯本。
Ｍ．Ｂｉｅｎｓｔｏｃｋ曾譯過他的全集，可惜沒有完。
自從ＥｕｇèｎｅＭｅｌｃｈｉｏｒｄｅＶｏｇüｅ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國小說論》，法國便普遍的知道托爾斯泰了。
今年各雜志上更大大的著論介紹，其中有Ｍ．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很反對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說他是個夢想的社會主義者。
但大緻說來，對于他還都是很崇敬的，羅曼羅蘭對他依舊很是忠心，與以前做《托爾斯泰傳》時一樣。
” 在中國，有《文學周報》和《文化戰線》〔114〕，都曾為托爾斯泰出了記念号；十二月的《小說月報》上，有關于他的圖畫八幅和譯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魯迅記。
八 這一本校完之後，自己覺得并沒有什麼話非說不可。
單是，忽然想起，在中國的外人，譯經書，子書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認真地将現在的?化生活——無論高低，總還是文化生活——紹介給世界。
有些學者，還要在載籍裡竭力尋出食人風俗的證據來。
這一層，日本比中國幸福得多了，他們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東西宣揚出去，一面又将外國的好的東西，循循善誘地輸運進來。
在英文學方面，小泉八雲便是其一，他的講義〔115〕，是多麼簡要清楚，為學生們設想。
中國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遲，所接觸的，是英文書籍多，學校裡的外國語，又十之八九是英語，然而關于英文學的這樣講義，卻至今沒有出現。
現在登載它幾篇，對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關系的青年，大約是很有意義的。
先前的北京大學裡，教授俄，法文學的伊發爾（Ｉｖａｎｏｖ） 和鐵捷克（ｒｅｔｉａｋｏｖ）〔116〕兩位先生，我覺得卻是善于誘掖的人，我們之有《蘇俄的文藝論戰》和《十二個》〔117〕的直接譯本而且是譯得可靠的，就出于他們的指點之賜。
現在是，不但俄文學系早被“正人君子”們所擊散，連譯書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約是四五年前罷，伊發爾先生向我說過，“你們還在談Ｓｏｌｏｇｕｂ〔118〕之類，以為新鮮，可是這些名字，從我們的耳朵聽起來，好像已經是一百來年以前的名字了。
”我深信這是真的，在變動，進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們的一世紀或者還要多。
然而雖然對于這些舊作家，我們也還是不過“談談”，他的作品的譯本，終于隻有幾篇短篇，那比較長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沒有出版。
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羅古勃，就于去年在列甯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歲。
十月革命時，許多文人都往外國跑；他卻并不走，但也沒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贊美者”，在那樣的時代和環境裡，當然做不出東西來的，做了也無從發表。
這回譯載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許先前有人譯過的——并非說這是他的代表作，不過借此作一點記念。
那所描寫，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團主義的饑餓者，恐怕多數是這樣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魯迅。
九 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後便是第二卷的開頭。
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卻不過是印了十本，并無社會上所珍重的“夏曆”過年一樣，有必須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機。
惟使内容有一點小小的結束，以便讀者購閱的或停或續的意思，卻是有的。
然而現在還有《炸彈和征鳥》〔119〕未曾完結，不過這是在重要的時代，涉及廣大的地域，描寫多種狀況的長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載，也正是必然之勢，況且每期所登也必有兩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讀者是一定很能夠諒解的罷。
其次，最初的計畫，是想，倘若登載将來要印成單行本的譯作，便須全部在這裡發表，免得讀者再去買一本一部份曾經看過的書籍。
但因為譯作者的生活關系，這計畫恐怕辦不到了，縱有匿名的“批評家”以先在期刊上橫橫直直發表而後來集印成書為罪狀，也沒有法子。
确是全部登完了的隻有兩種：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藝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島武郎最精心結撰的短論文，一對于雕刻，二對于詩，三對于畫；附錄一篇，是譯者所作；插畫二十種，則是編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沒有。
《文藝政策》原譯本是這樣完結了，但又見過另外幾篇關于文藝政策的文章，倘再譯了出來，一切大約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
此刻正在想：再來添一個附錄，如何呢？但一時還沒有怎樣的決定。
《文藝政策》另有畫室先生的譯本，去年就出版了。
聽說照例的創造社革命文學諸公又在“批判”，有的說魯迅譯這書是不甘“落伍”，有的說畫室居然捷足先登〔120〕。
其實我譯這書，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譯一部書便免于“落伍”，那麼，先驅倒也是輕松的玩意。
我的翻譯這書不過是使大家看看各種議論，可以和中國的新的批評家的批評和主張相比較。
與翻刻王羲之〔121〕真迹，給人們可以和自稱王派的草書來比一比，免得胡裡胡塗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溫泉去洗澡，實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沒有遲誤的，但竟延誤了一個月。
近時得到幾位愛讀者的來信，責以遲延，勉以努力。
我們也何嘗不想這樣辦；不過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頁，即等于十個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這十個月中，是印刷局的兩次停工和舉國同珍的一回“夏曆”歲首，對于這些大事，幾個《奔流》同人除跳黃浦江之外，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
譬如要辦上海居民所最愛看的“大出喪”，本來算不得烏托邦〔122〕的空想，但若腳色都回家拜歲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來。
所以，據去年一年所積的經驗，是覺得“凡例”上所說的“倘無意外障礙，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實在着重起來了。
孫用先生寄來譯詩〔123〕之後，又寄一篇作者《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小記》來。
可惜那時第九本已經印好，不及添上了，現在補錄在這裡—— “密哈爾·古列維支·萊芒托夫（ＭｉｋｈａｉｌＧｕｒｉｅｖｉ－ ｔｃｈ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
是一個俄國的詩人及小說家，被稱為‘高加索的詩人’的，他曾有兩次被流放于高加索（1837，1840），也在那兒因決鬥而死。
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說《我們的時代的英雄》和詩歌《俄皇伊凡·華西裡維支之
但這回的譯作不分，卻因編者的“淺薄”，一向沒有讀過那一種“Ｒｅａｄｉｎｇ”之類，也未見别的譯文，投稿上不寫原作者名，又不稱譯，便以為是做的，簡直當創作看了，“掠美”的壞意思，自以為倒并沒有的。
不過無論如何小心，此後也難保再沒有這樣的或更大的錯誤，那隻好等讀者的指摘，檢切要的在次一本中訂正了。
順便還要說幾句别的話。
諸位投稿者往往因為一時不得回信，給我指示，說編輯者應負怎樣的責任。
那固然是的。
不過所謂奔流社的“執事者”，其實并無和這一種堂皇名号相副的大人物；就隻有兩三個人，來譯，來做，來看，來編，來校，搜材料，尋圖畫，于是信件收送，便隻好托北新書局代辦。
而那邊人手又少，十來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郵局的罷工積壓，所以催促和訓斥的信，好幾封是和稿件同到的。
無可補救。
各種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為忙，未能壹壹答複，這并非自恃被封為“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時光有限，又須謀生，若要周到，便沒有了性命，也編不成《奔流》了。
這些事，倘肯見諒，是頗望見諒的。
因為也曾想過許多回，終于沒有好方法，隻能這樣的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魯迅。
六 編目的時候，開首的四篇詩〔70〕就為難，因為三作而一譯，真不知用怎樣一個動詞好。
幸而看見桌上的墨，邊上印着“曹素功監制”字樣，便用了這“制”字，算是将“創作”和“翻譯”都包括在内，含混過去了。
此外，能分清的，還是分清。
這一本幾乎是三篇譯作的天下，中間夾着三首譯詩，不過是充充配角的。
而所以翻譯的原因，又全是因為插畫，那麼，詩之不關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幅的作者ＡｒｔｈｕｒｓＦａｂｌｅｓ》的圖畫等多種，這幅從《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ｏｆＬｉｆｅ》〔72〕裡選出，原有彩色，我們的可惜沒有了。
詩的作者Ａｌｇｅｒｎ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1837—1909）是維多利亞朝末期的詩人，世稱他最受歐洲大陸的影響，但從我們亞洲人的眼睛看來，就是這一篇，也還是英國氣滿滿的。
《跳蚤》的木刻者Ｒ．Ｄｕｆｙ〔73〕有時寫作Ｄｕｆｕｙ，是法國有名的畫家，也擅長裝飾；而這《禽蟲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
集的開首就有一篇詩贊美他的木刻的線的崇高和強有力；Ｌ．Ｐｉｃｈｏｎ〔74〕在《法國新的書籍圖飾》中也說—— “……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所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ａｕＣｏｒ －ｔｅ′ｇｅｄ’Ｏｒｐｈｅ′ｅ》的大的木刻，是令人極意稱贊的。
是美好的畫因的叢畫，作成各種殊别動物的相沿的表象。
由它的體的分布和線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裝飾的全形。
” 這書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國Ｄｅｐｌａｎｃｈ〔75〕出版；日本有堀口大學〔76〕譯本，名《動物詩集》，第一書房（東京）出版的，封餘的譯文，即從這本轉譯。
拾谷虹兒的畫，近一兩年曾在中國突然造成好幾個時行的書籍裝飾畫家；這一幅〔77〕專用白描，而又簡單，難以含胡，所以也不被模仿，看起來較為新鮮一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魯迅。
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将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爾斯泰，即使将一本《奔流》都印了關于他的文獻的目錄，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況登載記念的文章。
但隻有這樣的材力便隻能做這樣的事，所以雖然不過一本小小的期刊，也還是趁一九二八年還沒有全完的時候，來作一回托爾斯泰誕生後百年的記念。
關于這十九世紀的俄國的巨人，中國前幾年雖然也曾經有人介紹，今年又有人叱罵，然而他于中國的影響，其實也還是等于零。
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戰争與和平》至今無人翻譯；傳記是隻有Ｃｈｒｏｌｅａ〔78〕的書的文言譯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爾斯泰研究》〔79〕。
前幾天因為要查幾個字，自己和幾個朋友走了許多外國書的書店，終竟尋不到一部橫文的他的傳記。
關于他的著作，在中國是如此的。
說到行為，那是更不相幹了。
我們有開書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沒有分田給農夫的地主——因為這也是“淺薄的人道主義”；有軟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沒有寫信直斥皇帝的胡塗蟲〔80〕——因為這是沒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險。
至于“無抵抗”呢，事實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義，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給人打，倘以為會有俄國的許多“靈魂的戰士”（Ｄｏｕｋｈｏｂｏｒ）〔81〕似的，甯死不當兵卒，那實在是一種“杞憂”。
所以這回是意在介紹幾篇外國人——真看過托爾斯泰的作品，明白那曆史底背景的外國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現在，中國和外國，對于托爾斯泰的評價是怎樣的不同。
但自然隻能從幾個譯者所見到的書報中取材，并非說惟這幾篇是現在世間的定論。
首先當然要推Ｇｏｒｋｙ的《回憶雜記》〔82〕，用極簡潔的叙述，将托爾斯泰的真誠底和粉飾的兩面，都活畫出來，仿佛在我們面前站着。
而作者Ｇｏｒｋｙ的面目，亦複躍如。
一面可以見文人之觀察文人，一面可以見勞動出身者和農民思想者的隔膜之處。
達夫先生曾經提出一個小疑問，是第十一節裡有Ｎｅｋａｓｓｏｖ這字，也許是錯的，美國版的英書，往往有錯誤。
我因為常見俄國文學史上有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83〕，便于付印時候改了，一面則尋訪這書的英國印本，來資印證，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國本終于得不到，所以隻得暫時存疑，如果所添的“ｒ”是不對的，那完全是編者的責任。
第一篇通論托爾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見的一切中最簡潔明了的文章，從日本井田孝平〔84〕的譯本《最新露西亞文學研究》重譯；書名的英譯是《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F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但不知全書可有譯本。
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屢被拘囚，終遭放逐，研究文學便是在獄中時的工作。
一九○九年回國，漸和政治離開，專做文筆勞動和文學講義的事了。
這書以Ｍａｒｘｉｓｍ為依據，但側重文藝方面，所以對于托爾斯泰的思想，隻說了“反對這極端底無抵抗主義而起的，是Ｋｏｒｏｌｉｅｎ－ｋｏ〔85〕和Ｇｏｒｋｉ，以及革命底俄國”這幾句話。
從思想方面批評托爾斯泰，可以補前篇之不足的，是Ａ．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講演〔86〕。
作者在現代批評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無須多說了。
這一篇雖講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敵“少數黨”〔87〕戰鬥，但在那裡面，于非有産階級底唯物主義（Ｍａｒｘｉｓｍ）和非有産階級底精神主義（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不同和相礙，以及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點，說得非常分明，這才可以照見托爾斯泰，而且也照見那以托爾斯泰為“卑死的說教者”〔88〕的中國創造社舊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89〕以托爾斯泰比盧梭〔90〕，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演說裡也這樣。
近來看見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的一篇論文《ＫａｒｌＭａｒｘ和Ｌｅｏｏｌｓｔｏｉ》〔91〕的附記裡，卻有雲，“現今開始以托爾斯泰來比盧梭了，然而這樣的比較，不過得到否定底的結論。
盧梭是辯證論者（十八世紀少數的辯證論者之一人），而托爾斯泰則到死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學者（十九世紀的典型底形而上學者的一人）。
敢于将托爾斯泰和盧梭并列者，是沒有讀過那有名的《人類不平等起原論》或讀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
在俄國文獻裡，盧梭的辯證法底特質，在十二年前，已由劄思律支〔92〕弄明白了。
”三位都是馬克斯學者的批評家，我則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觀”〔93〕，且未曾研究過盧梭和托爾斯泰的書，所以無從知道那一說對，但能附載于此，以供讀者的參考罷了。
小泉八雲〔94〕在中國已經很有人知道，無須紹介了。
他的三篇講義，為日本學生而講，所以在我們看去，也覺得很了然。
其中含有一個很夠研究的問題，是句子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學。
倘使為大衆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麼這文學也就決不是大衆的東西了。
托爾斯泰所論及的這一層，确是一種卓識。
但是住在都市裡的小資産階級，實行是極難的，先要“到民間去”〔95〕，用過一番苦功。
否則便會像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家一樣，成仿吾剛大叫到勞動大衆間去安慰指導他們（見本年《創造月刊》）〔96〕，而“詩人王獨清教授”又來減價，隻向“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說話（見《我們》一号）〔97〕。
但過了半年，居然已經悟出，修善寺溫泉浴場〔98〕和半租界洋房中并無“勞動大衆”，這是萬分可“喜”的。
Ｍａｉｓｋｉ〔99〕的講演也是說給外國人聽的，所以從曆史說起，直到托爾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
日本人的辦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馬克斯主義者之所見的托爾斯泰》〔100〕出版，計言論九篇，但大抵是說他的哲學有妨革命，而技術卻可推崇。
一篇的主意也一樣，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蘇維埃藝術局”的綱領書的，所以做法縱使萬殊，歸趣卻是一緻。
獎其技術，貶其思想，是一種從新估價運動，也是廓清運動。
雖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個問題，是照此推論起來，技術的生命，長于内容，“為藝術的藝術”〔101〕，于此得到蘇的消息。
然而這還不過是托爾斯泰誕生一百年後的托爾斯泰論。
在這樣的世界上，他本國竟以記念觀念相反的托爾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優良之點講給外人，其實是十分寂寞的事。
到了将來，自然還會有不同的言論的。
托爾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複雜，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糾紛。
我們不必看别的記錄，隻要看《托爾斯泰自己的事情》〔102〕一篇，便知道他的長子Ｌ．Ｌ．ｏｌｓｔｏｉ便是一個不滿于父親的親母派。
《回憶雜記》第二十七節說托爾斯泰喜歡盤問人家，如“你想我的兒子萊阿，是有才能的麼？”的萊阿，便是他。
末尾所記的ｏ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ｈｅｗｏｕｌｄｓａｙ：“Ａｌｌｍｙ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ｍｕｓｔｂｅ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尤為奇特，且不易解。
托爾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沒有進屋裡去，作者又沒有說這是醫生所傳述，所以令人覺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103〕是沒有什麼大關系的，不過可以知道一點前年的ＩａｓｎａｉａＰｏｌｉａｎａ的情形。
這回的插圖，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國的印本，卷頭的一幅從Ｊ．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編的《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104〕，他和夫人的一幅從《Ｓｐｈｅｒｅ》〔105〕取來的之外，其餘七幅，都是出于德人ＪｕｌｉｕｓＨａｒｔ的《托爾斯泰論》和日本譯的《托爾斯泰全集》裡的。
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圖，倘使挑選起來，該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畫，可惜我隻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遷就了。
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見Ｇｏｒｋｙ看得很以為奇的手；耕作的圖是Ｒｉｅｐｉｎ〔106〕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頗為有名，本期的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和藏原惟人的文章裡，就都提起它，還有一幅坐像，也是Ｒｉｅｐｉｎ之作，也許将來可以補印。
那一張谑畫（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107〕，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約是以為俄國的和平，維持隻靠兵警，而托爾斯泰卻在拆掉這局面罷。
一張原稿，是可以印證他怎樣有閑，怎樣細緻，和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108〕的請女速記者做小說怎樣兩路的：一張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兩回，臨末隻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記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國的，中國已有記事登在《無軌列車》〔109〕上。
日本是由日露藝術協會電賀全蘇維埃對外文化聯絡協會；一面在東京讀賣新聞〔110〕社講堂上開托爾斯泰記念講演會，有Ｍａｉｓｋｉ的演說，有Ｎａｐｒｏｎ女士的Ｅｓｅｎｉｎ〔111〕詩的朗吟。
同時又有一個記念會，大約是意見和前者相反的人們所辦的，僅看見《日露藝術》〔112〕上有對于這會的攻擊，不知其詳。
歐洲的事情，僅有趙景深〔113〕先生寫給我一點消息——“頃閱《倫敦麥考萊》十一月号，有這樣幾句話：‘托爾斯泰研究會安排了各種百年紀念的慶祝。
十月末《黑暗的勢力》和《教育之果》在藝術劇院上演。
ＡｎｎａＳｔａｎ－ｎａｒｄ将《ＡｎｎａＫａｒｅｎｉｎａ》改編劇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時在皇家劇院上演。
同日下午八時Ｐ．Ｅ．Ｎ．會将為慶祝托爾斯泰聚餐，Ｇ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ｙ亦在席雲。
’“又閱《紐約時報》十月七号的《書報評論》，有法國紀念托爾斯泰的消息。
大意說，托爾斯泰遊曆歐洲時，不大到法國去，因為他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所以不大歡喜法國的文學。
他在法國文學中最佩服三個人，就是Ｓｔｅｎｄｈａｌ，Ｂａｌｚａｃ和Ｆｌａｕｂｅｒｔ。
對于他們的後輩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Ｍｉｒｂｅａｕ等，也還稱贊。
法國認識托爾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戰争與和平》的法譯本，一八八五年又有《Ａｎｎａ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和《忏悔》的法譯本。
Ｍ．Ｂｉｅｎｓｔｏｃｋ曾譯過他的全集，可惜沒有完。
自從ＥｕｇèｎｅＭｅｌｃｈｉｏｒｄｅＶｏｇüｅ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國小說論》，法國便普遍的知道托爾斯泰了。
今年各雜志上更大大的著論介紹，其中有Ｍ．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很反對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說他是個夢想的社會主義者。
但大緻說來，對于他還都是很崇敬的，羅曼羅蘭對他依舊很是忠心，與以前做《托爾斯泰傳》時一樣。
” 在中國，有《文學周報》和《文化戰線》〔114〕，都曾為托爾斯泰出了記念号；十二月的《小說月報》上，有關于他的圖畫八幅和譯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魯迅記。
八 這一本校完之後，自己覺得并沒有什麼話非說不可。
單是，忽然想起，在中國的外人，譯經書，子書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認真地将現在的?化生活——無論高低，總還是文化生活——紹介給世界。
有些學者，還要在載籍裡竭力尋出食人風俗的證據來。
這一層，日本比中國幸福得多了，他們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東西宣揚出去，一面又将外國的好的東西，循循善誘地輸運進來。
在英文學方面，小泉八雲便是其一，他的講義〔115〕，是多麼簡要清楚，為學生們設想。
中國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遲，所接觸的，是英文書籍多，學校裡的外國語，又十之八九是英語，然而關于英文學的這樣講義，卻至今沒有出現。
現在登載它幾篇，對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關系的青年，大約是很有意義的。
先前的北京大學裡，教授俄，法文學的伊發爾（Ｉｖａｎｏｖ） 和鐵捷克（ｒｅｔｉａｋｏｖ）〔116〕兩位先生，我覺得卻是善于誘掖的人，我們之有《蘇俄的文藝論戰》和《十二個》〔117〕的直接譯本而且是譯得可靠的，就出于他們的指點之賜。
現在是，不但俄文學系早被“正人君子”們所擊散，連譯書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約是四五年前罷，伊發爾先生向我說過，“你們還在談Ｓｏｌｏｇｕｂ〔118〕之類，以為新鮮，可是這些名字，從我們的耳朵聽起來，好像已經是一百來年以前的名字了。
”我深信這是真的，在變動，進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們的一世紀或者還要多。
然而雖然對于這些舊作家，我們也還是不過“談談”，他的作品的譯本，終于隻有幾篇短篇，那比較長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沒有出版。
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羅古勃，就于去年在列甯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歲。
十月革命時，許多文人都往外國跑；他卻并不走，但也沒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贊美者”，在那樣的時代和環境裡，當然做不出東西來的，做了也無從發表。
這回譯載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許先前有人譯過的——并非說這是他的代表作，不過借此作一點記念。
那所描寫，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團主義的饑餓者，恐怕多數是這樣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魯迅。
九 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後便是第二卷的開頭。
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卻不過是印了十本，并無社會上所珍重的“夏曆”過年一樣，有必須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機。
惟使内容有一點小小的結束，以便讀者購閱的或停或續的意思，卻是有的。
然而現在還有《炸彈和征鳥》〔119〕未曾完結，不過這是在重要的時代，涉及廣大的地域，描寫多種狀況的長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載，也正是必然之勢，況且每期所登也必有兩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讀者是一定很能夠諒解的罷。
其次，最初的計畫，是想，倘若登載将來要印成單行本的譯作，便須全部在這裡發表，免得讀者再去買一本一部份曾經看過的書籍。
但因為譯作者的生活關系，這計畫恐怕辦不到了，縱有匿名的“批評家”以先在期刊上橫橫直直發表而後來集印成書為罪狀，也沒有法子。
确是全部登完了的隻有兩種：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藝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島武郎最精心結撰的短論文，一對于雕刻，二對于詩，三對于畫；附錄一篇，是譯者所作；插畫二十種，則是編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沒有。
《文藝政策》原譯本是這樣完結了，但又見過另外幾篇關于文藝政策的文章，倘再譯了出來，一切大約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
此刻正在想：再來添一個附錄，如何呢？但一時還沒有怎樣的決定。
《文藝政策》另有畫室先生的譯本，去年就出版了。
聽說照例的創造社革命文學諸公又在“批判”，有的說魯迅譯這書是不甘“落伍”，有的說畫室居然捷足先登〔120〕。
其實我譯這書，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譯一部書便免于“落伍”，那麼，先驅倒也是輕松的玩意。
我的翻譯這書不過是使大家看看各種議論，可以和中國的新的批評家的批評和主張相比較。
與翻刻王羲之〔121〕真迹，給人們可以和自稱王派的草書來比一比，免得胡裡胡塗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溫泉去洗澡，實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沒有遲誤的，但竟延誤了一個月。
近時得到幾位愛讀者的來信，責以遲延，勉以努力。
我們也何嘗不想這樣辦；不過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頁，即等于十個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這十個月中，是印刷局的兩次停工和舉國同珍的一回“夏曆”歲首，對于這些大事，幾個《奔流》同人除跳黃浦江之外，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
譬如要辦上海居民所最愛看的“大出喪”，本來算不得烏托邦〔122〕的空想，但若腳色都回家拜歲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來。
所以，據去年一年所積的經驗，是覺得“凡例”上所說的“倘無意外障礙，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實在着重起來了。
孫用先生寄來譯詩〔123〕之後，又寄一篇作者《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小記》來。
可惜那時第九本已經印好，不及添上了，現在補錄在這裡—— “密哈爾·古列維支·萊芒托夫（ＭｉｋｈａｉｌＧｕｒｉｅｖｉ－ ｔｃｈ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
是一個俄國的詩人及小說家，被稱為‘高加索的詩人’的，他曾有兩次被流放于高加索（1837，1840），也在那兒因決鬥而死。
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說《我們的時代的英雄》和詩歌《俄皇伊凡·華西裡維支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