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玉集》後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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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三年中，居然陸續得到這許多蘇聯藝術家的木刻，真是連自己也沒有豫先想到的。
一九三一年頃，正想校印《鐵流》，偶然在《版畫》（Ｇｒａｐｈｉｋａ）這一種雜志上，看見載着畢斯凱來夫刻有這書中故事的圖畫，便寫信托靖華兄去搜尋。
費了許多周折，會着畢斯凱來夫，終于将木刻寄來了，因為怕途中會有失落，還分寄了同樣的兩份。
靖華兄的來信說，這木刻版畫的定價頗不小，然而無須付，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于中國紙，隻要寄些給他就好。
我看那印着《鐵流》圖的紙，果然是中國紙，然而是一種上海的所謂“抄更紙”，乃是集紙質較好的碎紙，第二次做成的紙張，在中國，除了做帳簿和開發票，帳單之外，幾乎再沒有更高的用處。
我于是買了許多中國的各種宣紙和日本的“西之内”和“鳥之子”，分寄給靖華，托他轉緻，倘有餘剩，便另送别的木刻家。
這一舉竟得了意外的收獲，兩卷木刻又寄來了，畢斯凱來夫十三幅，克拉甫兼珂〔2〕一幅，法複爾斯基六幅，保夫理諾夫一幅，岡察羅夫〔3〕十六幅；還有一卷被郵局所遺失，無從訪查，不知道其中是那幾個作家的作品。
這五個，那時是都住在墨斯科的。
可惜我太性急，一面在搜畫，一面就印書，待到《鐵流》圖寄到時，書卻早已出版了，我隻好打算另印單張，介紹給中國，以答作者的厚意。
到年底，這才付給印刷所，制了版，收回原圖，囑他開印。
不料戰事〔4〕就開始了，我在樓上遠遠地眼看着這印刷所和我的鋅版都燒成了灰燼。
後來我自己是逃出戰線了，書籍和木刻畫卻都留在交叉火線下，但我也僅有極少的閑情來想到他們。
又一意外的事是待到重回舊寓，檢點圖書時，竟絲毫也未遭損失；不過我也心神未定，一時不再想到複制了。
去年秋間，我才又記得了《鐵流》圖，請文學社制版附在《文學》〔5〕第一期中，這圖總算到底和中國的讀者見了面。
同時，我又寄了一包宣紙去，三個月之後，換來的是法複爾斯基五幅，畢珂夫〔6〕十一幅，莫察羅夫二幅，希仁斯基和波查日斯基各五幅，亞曆克舍夫四十一幅，密德羅辛三幅，數目比上一次更多了。
莫察羅夫以下的五個，都是住在列甯格勒的木刻家。
但這些作品在我的手頭，又仿佛是一副重擔。
我常常想： 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至有一百餘幅之多，在中國恐怕隻有我一個了，而但秘之箧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
一九三一年頃，正想校印《鐵流》，偶然在《版畫》（Ｇｒａｐｈｉｋａ）這一種雜志上，看見載着畢斯凱來夫刻有這書中故事的圖畫，便寫信托靖華兄去搜尋。
費了許多周折，會着畢斯凱來夫，終于将木刻寄來了，因為怕途中會有失落，還分寄了同樣的兩份。
靖華兄的來信說，這木刻版畫的定價頗不小，然而無須付，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于中國紙，隻要寄些給他就好。
我看那印着《鐵流》圖的紙，果然是中國紙，然而是一種上海的所謂“抄更紙”，乃是集紙質較好的碎紙，第二次做成的紙張，在中國，除了做帳簿和開發票，帳單之外，幾乎再沒有更高的用處。
我于是買了許多中國的各種宣紙和日本的“西之内”和“鳥之子”，分寄給靖華，托他轉緻，倘有餘剩，便另送别的木刻家。
這一舉竟得了意外的收獲，兩卷木刻又寄來了，畢斯凱來夫十三幅，克拉甫兼珂〔2〕一幅，法複爾斯基六幅，保夫理諾夫一幅，岡察羅夫〔3〕十六幅；還有一卷被郵局所遺失，無從訪查，不知道其中是那幾個作家的作品。
這五個，那時是都住在墨斯科的。
可惜我太性急，一面在搜畫，一面就印書，待到《鐵流》圖寄到時，書卻早已出版了，我隻好打算另印單張，介紹給中國，以答作者的厚意。
到年底，這才付給印刷所，制了版，收回原圖，囑他開印。
不料戰事〔4〕就開始了，我在樓上遠遠地眼看着這印刷所和我的鋅版都燒成了灰燼。
後來我自己是逃出戰線了，書籍和木刻畫卻都留在交叉火線下，但我也僅有極少的閑情來想到他們。
又一意外的事是待到重回舊寓，檢點圖書時，竟絲毫也未遭損失；不過我也心神未定，一時不再想到複制了。
去年秋間，我才又記得了《鐵流》圖，請文學社制版附在《文學》〔5〕第一期中，這圖總算到底和中國的讀者見了面。
同時，我又寄了一包宣紙去，三個月之後，換來的是法複爾斯基五幅，畢珂夫〔6〕十一幅，莫察羅夫二幅，希仁斯基和波查日斯基各五幅，亞曆克舍夫四十一幅，密德羅辛三幅，數目比上一次更多了。
莫察羅夫以下的五個，都是住在列甯格勒的木刻家。
但這些作品在我的手頭，又仿佛是一副重擔。
我常常想： 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至有一百餘幅之多，在中國恐怕隻有我一個了，而但秘之箧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