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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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4年7月21日黃昏，這部長達80萬言的長篇小說《戰争啟示錄》終于最後完成了。
我今年已70高齡，象這樣的長卷，恐怕是最後一部了。
這部書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運，跟我經曆了一次漫長的苦難，它終于要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和廣大讀者見面了。
40年代初，當我還是一個剛出大學校門的青年學子的時候，我便懷着抗日愛國的熱情，在淪陷區的北平，參加了黨的城市地下工作。
那時為了減輕革命根據地的負擔，自己維持生活，同時也為了有一個公開身份便于掩護，我就在敵僞一家刊物謀得一個助理編輯的職務，從此便和編輯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自小受家庭影響，喜愛文學，15歲上初中二年級時，便開始寫小說，并在報刊上發表。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我們的小組被國民黨的特務用“打紅旗”的手段，即冒充進步青年混入我外圍組織，使我們暴露了目标，幸好我們發現得早，我和哥哥楊溢連夜撤回解放區，幸免于被捕。
這以後，根據革命的需要，我當過編輯，軍區司令部的秘書、中學教員、文工團演員。
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隊員。
當時康克清大姐就是我們的小區委員，她常給我講述自己的苦難家史和二萬五千裡長征時的英勇鬥争故事。
後來，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動要求留在基層，當了區裡的教育助理員。
三年的基層生活鍛煉，是我日後成為作家的基礎。
1948年，我到解放區後的第一篇小說《挑對象》，就是我伏在老鄉家的窗台上寫出來的。
全國解放後，我進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聯，并且在這裡組辦了《河北文藝》，由編輯、組長到副部長，培養和結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後很有成就的文學青年。
50年代開始了我文學創作的勤奮與旺盛的時期，連續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些短篇小悅，得到當時主編茅盾先生的鼓勵和沙汀、秦兆陽等文學前輩的幫助。
正當我孜孜不倦向文學高峰攀登之際，隻因寫了一篇小說《爬在旗杆上的人》和兩篇雜文《要有這樣一條法律》、《搖身一變》而被當時那陣極左的反右風暴，墜入了政治深淵。
從此，我由一個響當當的革命者、共産黨員變成了革命政權的“敵人”、“革命對象”。
丈夫和我離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牽連，我的一兒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帶走。
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東離西散。
我變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監督勞動”的處分，每月隻有三十元生活費，還要養活我八十多歲的老父親。
我被輪番下放到工廠、農村、農場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
老實說，這些殘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毀我生存的堅強意志。
我當時就深信，這種失誤終将得到糾正，正像雷陣雨之後必然是晴天一樣。
信心使我增強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開除黨籍的會議後，我面對着拆散家庭後的冷落空屋，認真地思考着我今後要怎樣生活。
我決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剝奪了我的寫作權利，我今生今世還要繼續寫小說。
我下決心割舍我所熱愛的短篇小說的寫作，确定了寫長篇小說的計劃。
在等待上級批示和下放期間，我偷着起早貪黑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寫作。
在節假日，同志們都回家團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農村和農場空寂的屋裡埋頭寫那部小說。
不幸的是，1960年我的寫作被機關中一位女同志偵知，馬上彙報給支部。
他們認為我“不好好認真改造，偷着寫小說，幻想東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處分，降級，送發場“監督勞動”。
“文革”時這部寫了上百萬字的小說差點遭到洗劫。
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鄰居黃文聲同志幫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裡藏匿起來的話。
“文革”後期，我結束了幹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戰備疏散”到農村安家
我今年已70高齡，象這樣的長卷，恐怕是最後一部了。
這部書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運，跟我經曆了一次漫長的苦難，它終于要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和廣大讀者見面了。
40年代初，當我還是一個剛出大學校門的青年學子的時候，我便懷着抗日愛國的熱情，在淪陷區的北平，參加了黨的城市地下工作。
那時為了減輕革命根據地的負擔，自己維持生活，同時也為了有一個公開身份便于掩護，我就在敵僞一家刊物謀得一個助理編輯的職務，從此便和編輯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自小受家庭影響，喜愛文學，15歲上初中二年級時，便開始寫小說，并在報刊上發表。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我們的小組被國民黨的特務用“打紅旗”的手段，即冒充進步青年混入我外圍組織，使我們暴露了目标，幸好我們發現得早，我和哥哥楊溢連夜撤回解放區，幸免于被捕。
這以後，根據革命的需要，我當過編輯，軍區司令部的秘書、中學教員、文工團演員。
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隊員。
當時康克清大姐就是我們的小區委員，她常給我講述自己的苦難家史和二萬五千裡長征時的英勇鬥争故事。
後來，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動要求留在基層，當了區裡的教育助理員。
三年的基層生活鍛煉，是我日後成為作家的基礎。
1948年，我到解放區後的第一篇小說《挑對象》，就是我伏在老鄉家的窗台上寫出來的。
全國解放後，我進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聯，并且在這裡組辦了《河北文藝》，由編輯、組長到副部長，培養和結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後很有成就的文學青年。
50年代開始了我文學創作的勤奮與旺盛的時期，連續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些短篇小悅，得到當時主編茅盾先生的鼓勵和沙汀、秦兆陽等文學前輩的幫助。
正當我孜孜不倦向文學高峰攀登之際，隻因寫了一篇小說《爬在旗杆上的人》和兩篇雜文《要有這樣一條法律》、《搖身一變》而被當時那陣極左的反右風暴，墜入了政治深淵。
從此，我由一個響當當的革命者、共産黨員變成了革命政權的“敵人”、“革命對象”。
丈夫和我離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牽連，我的一兒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帶走。
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東離西散。
我變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監督勞動”的處分，每月隻有三十元生活費，還要養活我八十多歲的老父親。
我被輪番下放到工廠、農村、農場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
老實說，這些殘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毀我生存的堅強意志。
我當時就深信，這種失誤終将得到糾正，正像雷陣雨之後必然是晴天一樣。
信心使我增強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開除黨籍的會議後，我面對着拆散家庭後的冷落空屋，認真地思考着我今後要怎樣生活。
我決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剝奪了我的寫作權利，我今生今世還要繼續寫小說。
我下決心割舍我所熱愛的短篇小說的寫作，确定了寫長篇小說的計劃。
在等待上級批示和下放期間，我偷着起早貪黑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寫作。
在節假日，同志們都回家團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農村和農場空寂的屋裡埋頭寫那部小說。
不幸的是，1960年我的寫作被機關中一位女同志偵知，馬上彙報給支部。
他們認為我“不好好認真改造，偷着寫小說，幻想東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處分，降級，送發場“監督勞動”。
“文革”時這部寫了上百萬字的小說差點遭到洗劫。
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鄰居黃文聲同志幫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裡藏匿起來的話。
“文革”後期，我結束了幹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戰備疏散”到農村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