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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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戶。
一輛“東風”小三馬，拉着那點可憐的家當，三筐煤球和那部經過僞裝的小說原稿，一同來到農村。
我在獨流鹹河邊一住就是八年——一個整個抗日戰争的曆程。
1976年10月的一聲春雷，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倒台，也結束了我21年的勞改生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治上得到改正，恢複名譽、職務、黨籍，重新恢複了我的寫作權利，我重新拿起筆，日夜奮戰，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來奪回無謂犧牲的時光。
這時我光明正大地打開那部塵封的原稿，進行修改創作。
1983年整理出版了一部67萬字的長篇小說《功與罪》（上、下卷），它描寫的時代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一二九”學生運動到1936年的學生大軍南下宣傳團的故事。
我這次寫的《戰争啟示錄》，是《功與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統一的，但有它的獨立性。
也就是說，不看《功與罪》也完全可以讀這部長卷小說。
它所寫的時代是從1936年的綏遠紅格爾圖的抗擊戰開始，經曆了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
也可以說，這部小說寫的全部内容就是八年抗日戰争的曆史進程。
2． 如前所述，由于我有幾年抗日戰争時期的城市地下工作經曆——它不是一般的經曆，而是一段奇特的生活經曆。
為了生活，我去投考“華北食糧公社”，又因為我是清朝朝禮部尚書、協辦内閣大學士、《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曉岚）的六世女孫，不想我這個“書香門第”的出身，一下子被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蔭泰看中，這個華北頭号的大漢奸當時兼任着“華北食糧公社”的理事長，他不但錄取了我，而且還聘請我為他的家庭教師，教授他德國老婆所生的三個女兒（一共六個女兒）中文和古典詩詞，有時還兼做一些文字工作。
這一特殊的職務，很快就得到我的地下領導人和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的批準，于是這兒就成為我的一個保險的隐身處——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交通站，接待根據地來往的同志、往根據地輸送知識青年、大學教師、搜集敵僞各種情報、散發傳單以及發展工作對象等等的工作，又由于我有三年解放區戰場的戰鬥生活，從司令部到平津戰役的前線戰勤工作，更重更的是在這些驚險的戰鬥生活中，我結識了不少英勇無畏的戰友，勤懇工作的同志，他（她）們有的已壯烈犧牲，有的或已生病死去，但他（她）們的業績和光輝的形象卻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
他（她）們的音容笑貌，平凡而偉大的道德品質，便成了我筆下活起來的人物形象。
我對他（她）們無限懷戀，當我把他（她）們的故事寫進我的小說時，自然也摻進和追憶了我無悔的戰鬥的青春。
例如我書中所寫的女主角方紅薇，就是有其生活的原型的。
我遇到她時，是在1960年自然災荒後，我被加重處分送往農場執行“監督改造”的時候。
我和她編在一個組裡。
她比我大幾歲，是個進城老幹部。
我剛見她時，她不和任何人接觸并總是躲着人。
在學習小組會上一言不發。
她被批判為“改造态度最壞的典型”。
不久，我和她在挑擔糞，一個陽畦面對面地拔草，我倆很快就熟悉起來。
不久我就了解了她全部奇特的曆史和豐富驚險的戰鬥經曆。
她雖然和我是同時代人，但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
她是遵化縣大山裡一位貧農的女兒，這裡是屬于美國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會的傳教勢力範圍，許多衣食無着窮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會承租土地的“教民”，這種人家被稱做“飯碗教徒”。
她的家庭就是一戶“飯碗教徒”。
在她八歲那年，她在河邊給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來遵化收租的美國傳教士偷走，把她帶到北平傳教士的家中，成了傳教士的一名養女。
這位傳教士
一輛“東風”小三馬，拉着那點可憐的家當，三筐煤球和那部經過僞裝的小說原稿，一同來到農村。
我在獨流鹹河邊一住就是八年——一個整個抗日戰争的曆程。
1976年10月的一聲春雷，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倒台，也結束了我21年的勞改生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治上得到改正，恢複名譽、職務、黨籍，重新恢複了我的寫作權利，我重新拿起筆，日夜奮戰，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來奪回無謂犧牲的時光。
這時我光明正大地打開那部塵封的原稿，進行修改創作。
1983年整理出版了一部67萬字的長篇小說《功與罪》（上、下卷），它描寫的時代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一二九”學生運動到1936年的學生大軍南下宣傳團的故事。
我這次寫的《戰争啟示錄》，是《功與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統一的，但有它的獨立性。
也就是說，不看《功與罪》也完全可以讀這部長卷小說。
它所寫的時代是從1936年的綏遠紅格爾圖的抗擊戰開始，經曆了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
也可以說，這部小說寫的全部内容就是八年抗日戰争的曆史進程。
2． 如前所述，由于我有幾年抗日戰争時期的城市地下工作經曆——它不是一般的經曆，而是一段奇特的生活經曆。
為了生活，我去投考“華北食糧公社”，又因為我是清朝朝禮部尚書、協辦内閣大學士、《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曉岚）的六世女孫，不想我這個“書香門第”的出身，一下子被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蔭泰看中，這個華北頭号的大漢奸當時兼任着“華北食糧公社”的理事長，他不但錄取了我，而且還聘請我為他的家庭教師，教授他德國老婆所生的三個女兒（一共六個女兒）中文和古典詩詞，有時還兼做一些文字工作。
這一特殊的職務，很快就得到我的地下領導人和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的批準，于是這兒就成為我的一個保險的隐身處——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交通站，接待根據地來往的同志、往根據地輸送知識青年、大學教師、搜集敵僞各種情報、散發傳單以及發展工作對象等等的工作，又由于我有三年解放區戰場的戰鬥生活，從司令部到平津戰役的前線戰勤工作，更重更的是在這些驚險的戰鬥生活中，我結識了不少英勇無畏的戰友，勤懇工作的同志，他（她）們有的已壯烈犧牲，有的或已生病死去，但他（她）們的業績和光輝的形象卻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
他（她）們的音容笑貌，平凡而偉大的道德品質，便成了我筆下活起來的人物形象。
我對他（她）們無限懷戀，當我把他（她）們的故事寫進我的小說時，自然也摻進和追憶了我無悔的戰鬥的青春。
例如我書中所寫的女主角方紅薇，就是有其生活的原型的。
我遇到她時，是在1960年自然災荒後，我被加重處分送往農場執行“監督改造”的時候。
我和她編在一個組裡。
她比我大幾歲，是個進城老幹部。
我剛見她時，她不和任何人接觸并總是躲着人。
在學習小組會上一言不發。
她被批判為“改造态度最壞的典型”。
不久，我和她在挑擔糞，一個陽畦面對面地拔草，我倆很快就熟悉起來。
不久我就了解了她全部奇特的曆史和豐富驚險的戰鬥經曆。
她雖然和我是同時代人，但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
她是遵化縣大山裡一位貧農的女兒，這裡是屬于美國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會的傳教勢力範圍，許多衣食無着窮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會承租土地的“教民”，這種人家被稱做“飯碗教徒”。
她的家庭就是一戶“飯碗教徒”。
在她八歲那年，她在河邊給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來遵化收租的美國傳教士偷走，把她帶到北平傳教士的家中，成了傳教士的一名養女。
這位傳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