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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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色時，他會扮演得十分出色。
這個講求實效的柏林官員跟那個誇誇其談的瘋子希特勒比起來，是一個更為可怕的人物。
這種人物經常出沒在二十世紀，促成了兩次戰争。
他是一個有理性、有識見、生氣勃勃、甚至和藹可親的家夥。
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是西方的一個文明人。
然而轉瞬之間，他可以下令對一個身體衰弱的老人幹出可怕的暴行來，自己還安詳地拍手旁觀；再一轉眼，他的态度又可以重新變得彬彬有禮，象歐洲人那樣，一點兒也不感到這麼做是反複無常，甚至對于那個無法理解人性這一表現的受害者的狼狽相，還要報以譏諷的冷笑。
象希特勒一樣，他也是個奧地利人。
象他一樣，在這個可怕的世紀裡，他也是典型的德國人。
這個不容易懂的真理我總算弄明白了。
然而無論如何，我到死都不願意譴責整個民族。
在這件事上，我們猶太人已經受夠了。
我會想起那個曆史學家卡爾。
弗裡施，他從海德爾堡到耶魯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一個極富于幽默感的溫和、開明、淵博的人。
我會想起二十年代裡柏林藝術和思潮蓬蓬勃勃的驚人發展。
我還會想起赫格謝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時候在他們家住了六個月，他們是第一流的好人——這點我可以發誓——在一個反猶主義在政治上甚嚣塵上的時候，他們都一點兒沒反猶的色彩。
這樣的德國人還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數。
一定就是他們創造了德國的美，以及德國的藝術、哲學和科學：這些才是所謂“德國文化”，是遠在它成為一個被詛咒的、恐怖的名詞之前，就被創造出來的。
我不理解德國人。
阿提拉、阿拉力克、成吉思汗、塔馬蘭在狂熱的開疆拓土中消滅了所有反抗他們的人。
在世界大戰期間，穆斯林土耳其人屠殺了基督徒亞美尼亞人，可是亞美尼亞人當時投靠了敵人沙皇俄羅斯，而且這是在小亞細亞發生的。
德國人是基督教歐洲的一部分。
猶太人曾經熱情地信奉和豐富了德國的文化、藝術和科學。
在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猶太人對德皇的盲目忠誠是有案可查的。
不，這樣的事是空前的。
我們陷進了一個神秘的、巨大的曆史進程裡，一個新紀元行将誕生時的難熬痛苦之中。
正如同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時那樣，我們注定得呆在這場大變動的中心，首當其沖地遭受磨難。
我一生中在學術上持有的不可知論的人道主義觀點實在非常好。
我寫的有關基督教的書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的。
但是總的說來，我還是在奔波中度過了一生。
現在，我才轉過身站定了。
我是一個猶太人。
有句市井俚語說得好：“那個人所需要的，就是對他屁股上猛踢一腳。
”這句話好象說中了我一生的經曆。
班瑞爾。
傑斯特羅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幾乎就隻有這一點：他從一個集中營逃脫之後，就在那兒搞地下工作。
他通過一個把布拉格和特萊西恩施塔特連接起來的共産黨聯絡網，捎了口信給我。
為了證明确實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來短語，這句短語到了非猶太人的口中幾乎無法辨别出（捷克憲兵隊就是主要的聯絡員）。
然而，我還是猜出了它的意思：azak，emats，就是：“要堅強，要有勇氣。
” 我這個堂弟，這個有鋼鐵般意志、善于随機應變的人，居然還活着，就在附近，并且還知道我被囚禁在這兒，這真是令人吃驚的。
但是德國人在歐洲造成了一場大動亂，在這片混亂中，一切都不足為奇。
我已經有五十年沒見到班瑞爾了，不過娜塔麗對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他不大可能幫得了我們什麼忙。
我的健康狀況已經經不起一次逃跑的嘗試，即使有這種機會的話。
娜塔麗身邊帶着孩子，也不能去冒這種風險“。
那麼，還有什麼好說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這裡的所有猶太人的希望一樣：就是美國人和英國人很快就會在法國登陸，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将在東西兩方的夾擊下徹底崩潰，這樣我們就能夠及時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爾在布拉格還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
四年以前，娜塔麗在華沙即将陷落時最後一次瞧見他；從那以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過的該是一種多麼象奧德賽式的生活啊！我能夠幸存下來一定是一個奇迹；他離我們這麼近，這又是另一個奇迹。
這樣的事情給了我希望，事實上，使我“堅強”，使我“有了勇氣”。
這個講求實效的柏林官員跟那個誇誇其談的瘋子希特勒比起來，是一個更為可怕的人物。
這種人物經常出沒在二十世紀，促成了兩次戰争。
他是一個有理性、有識見、生氣勃勃、甚至和藹可親的家夥。
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是西方的一個文明人。
然而轉瞬之間，他可以下令對一個身體衰弱的老人幹出可怕的暴行來，自己還安詳地拍手旁觀；再一轉眼，他的态度又可以重新變得彬彬有禮，象歐洲人那樣，一點兒也不感到這麼做是反複無常，甚至對于那個無法理解人性這一表現的受害者的狼狽相，還要報以譏諷的冷笑。
象希特勒一樣，他也是個奧地利人。
象他一樣，在這個可怕的世紀裡，他也是典型的德國人。
這個不容易懂的真理我總算弄明白了。
然而無論如何，我到死都不願意譴責整個民族。
在這件事上，我們猶太人已經受夠了。
我會想起那個曆史學家卡爾。
弗裡施，他從海德爾堡到耶魯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一個極富于幽默感的溫和、開明、淵博的人。
我會想起二十年代裡柏林藝術和思潮蓬蓬勃勃的驚人發展。
我還會想起赫格謝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時候在他們家住了六個月，他們是第一流的好人——這點我可以發誓——在一個反猶主義在政治上甚嚣塵上的時候，他們都一點兒沒反猶的色彩。
這樣的德國人還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數。
一定就是他們創造了德國的美，以及德國的藝術、哲學和科學：這些才是所謂“德國文化”，是遠在它成為一個被詛咒的、恐怖的名詞之前，就被創造出來的。
我不理解德國人。
阿提拉、阿拉力克、成吉思汗、塔馬蘭在狂熱的開疆拓土中消滅了所有反抗他們的人。
在世界大戰期間，穆斯林土耳其人屠殺了基督徒亞美尼亞人，可是亞美尼亞人當時投靠了敵人沙皇俄羅斯，而且這是在小亞細亞發生的。
德國人是基督教歐洲的一部分。
猶太人曾經熱情地信奉和豐富了德國的文化、藝術和科學。
在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猶太人對德皇的盲目忠誠是有案可查的。
不，這樣的事是空前的。
我們陷進了一個神秘的、巨大的曆史進程裡，一個新紀元行将誕生時的難熬痛苦之中。
正如同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時那樣，我們注定得呆在這場大變動的中心，首當其沖地遭受磨難。
我一生中在學術上持有的不可知論的人道主義觀點實在非常好。
我寫的有關基督教的書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的。
但是總的說來，我還是在奔波中度過了一生。
現在，我才轉過身站定了。
我是一個猶太人。
有句市井俚語說得好：“那個人所需要的，就是對他屁股上猛踢一腳。
”這句話好象說中了我一生的經曆。
班瑞爾。
傑斯特羅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幾乎就隻有這一點：他從一個集中營逃脫之後，就在那兒搞地下工作。
他通過一個把布拉格和特萊西恩施塔特連接起來的共産黨聯絡網，捎了口信給我。
為了證明确實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來短語，這句短語到了非猶太人的口中幾乎無法辨别出（捷克憲兵隊就是主要的聯絡員）。
然而，我還是猜出了它的意思：azak，emats，就是：“要堅強，要有勇氣。
” 我這個堂弟，這個有鋼鐵般意志、善于随機應變的人，居然還活着，就在附近，并且還知道我被囚禁在這兒，這真是令人吃驚的。
但是德國人在歐洲造成了一場大動亂，在這片混亂中，一切都不足為奇。
我已經有五十年沒見到班瑞爾了，不過娜塔麗對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他不大可能幫得了我們什麼忙。
我的健康狀況已經經不起一次逃跑的嘗試，即使有這種機會的話。
娜塔麗身邊帶着孩子，也不能去冒這種風險“。
那麼，還有什麼好說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這裡的所有猶太人的希望一樣：就是美國人和英國人很快就會在法國登陸，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将在東西兩方的夾擊下徹底崩潰，這樣我們就能夠及時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爾在布拉格還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
四年以前，娜塔麗在華沙即将陷落時最後一次瞧見他；從那以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過的該是一種多麼象奧德賽式的生活啊！我能夠幸存下來一定是一個奇迹；他離我們這麼近，這又是另一個奇迹。
這樣的事情給了我希望，事實上，使我“堅強”，使我“有了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