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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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古怪的夏天，天氣悶熱不堪。

    那個夏天他們把盧森堡夫婦[1]送上電椅，而我不知道自己賴在紐約幹什麼。

    對于死刑我有些愚蠢的想法。

    一想到上電椅我就覺得惡心，可報紙上全是關于他們的報道——在每一個街道的轉角、每一個散發出發了黴的花生味兒的地鐵口，這些大字标題都張大魚泡眼睛瞪着我。

    其實這和我毫無關系，但是我老是禁不住去琢磨，電流沿着人的一根根神經燒下去，将人就那麼活生生燒死，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

     我想那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紐約已經夠糟糕的了。

    才早上九點，頭天夜裡悄悄潛入的隐約帶有鄉間濕氣的清新味兒就已蒸發殆盡，像是一個美夢的尾巴。

    熱烘烘的街道在陽光下浮悠，兩邊對峙的大樓把街道攔成一道花崗岩峽谷，峽谷底部灰蒙蒙的，好似海市蜃樓。

    汽車的頂部烤得哧哧直響，反射着刺眼的陽光。

    幹燥的、煤灰般的塵埃直吹到我的眼睛和喉嚨裡去。

     我老是從電台廣播和辦公室閑話裡聽到關于盧森堡夫婦的消息，以至到後來我簡直沒法不想着他們。

    這就像我第一次看見解剖用的屍體，後來的好幾個星期裡，我老是看見那具屍體的腦袋——應該說是腦袋的殘餘部分——從我早餐吃的雞蛋和熏肉後面冉冉浮起，或者浮現在巴迪·威拉德的臉龐後面，就是他帶我去看這東西的。

    沒多久我就覺得自己走到哪裡都帶着這具屍體的腦袋，用一根線系着，像帶着一隻黑糊糊的、散發酸臭味的沒嘴氣球。

     我知道那個夏天我不大對勁，因為我淨想着盧森堡夫婦，淨想我真蠢，不該買那麼多既不舒服價錢又貴的衣服，現在它們像串起的魚一樣沒精打采地挂在衣櫥裡。

    我還老想，我在大學裡興緻勃勃、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這些小小成就，在麥迪遜大街那些光滑平整的大理石和平闆玻璃的樓面外嘶嘶幾聲便已化為烏有。

     按說那該是我一生中最春風得意的時候。

     按說美國各地數以千計的像我一樣的大學女生都應羨慕我的好運。

    她們夢想的無非是像我這樣，穿着某次午餐時間從布盧明代爾公司[2]買來的七号漆皮鞋子，配上黑色漆皮腰帶和黑色漆皮手袋，腳步輕捷地招搖過市。

    等到我們十二個女孩工作的那家雜志刊出我的照片——我的行頭上身是仿銀絲緞子，繃得緊緊的，下面的裙身是尼龍薄紗做的，蓬蓬松松，好似一團雲霧；我在一個叫什麼“星光屋頂花園”的地方喝着馬提尼酒，周圍簇擁着幾個不知其名的小夥子；這些小夥子個個有着符合美國理想的身闆兒，是專為拍照雇來或租來的——人人都會以為我這回是出盡風頭了。

     瞧瞧，他們會這麼說，這個國家什麼奇迹都會發生。

    一個在某個犄角旮旯的小鎮上生活了十九年的女孩子，窮得連一份雜志都買不起，拿着獎學金上了大學，然後這兒得個獎，那兒又得個獎，最後呢，把紐約玩得滴溜溜轉，跟玩她的私家車似的。

     隻是我什麼都玩不轉，甚至駕馭不了我自己。

    我隻是像一部呆頭呆腦的有軌電車，咣當咣當地從酒店到辦公室到形形色色的晚會，又咣當咣當地從晚會回到酒店然後再到辦公室。

    我琢磨着我應該像其他女孩一樣興高采烈，可我就是沒法做出反應。

    我覺得自己好似龍卷風眼，在一片喧嚣騷亂裹挾之下向前移動，處在中心的我卻麻木不仁、了無知覺。

     我們統共是十二個女孩，住在同一家酒店裡。

     我們都是某次時裝雜志征文比賽的獲獎者，有寫散文的，有寫小說的，有寫詩的，還有寫時尚快訊的。

    作為獎勵，主辦者讓我們在紐約工作一個月，所有費用全包，還有數不完道不盡的額外好處，像芭蕾舞和時裝表演的贈票啦，上大名鼎鼎的豪華美容廳免費做頭發啦，認識我們憧憬的領域裡的成功人士啦，還有專人指導我們怎樣根據各自膚色打扮自己。

     我現在還保留着他們給我的化妝盒，那是專門為有棕色眼睛、棕色頭發的人配備的：一管棕色睫毛膏，配着一把小刷子；一塊圓形的藍色眼影，大小正好讓你用指甲尖在裡面輕輕搽上一下；三支唇膏，從大紅到粉紅，所有這些都裝在一隻小巧玲珑的鍍金盒子裡，盒子的内側還鑲有小鏡子。

    我還留着一隻白色的塑料制太陽眼鏡盒，上面鑲嵌着五彩缤紛的貝殼和金屬圓片，還釘着一隻綠色的塑料海星。

     我知道，我們的禮物堆積如山不過是因為有關商家拿我們做惠而不費的免費廣告。

    當然，我不該吹毛求疵。

    這些陣雨一般從天而降的贈品曾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