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黑邊眼鏡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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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發，街頭的一切都變了樣。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學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經常因下班晚而遲到，但今天他卻比我先回家。
他曆來嚴肅，今天卻很和氣。
吃飯時大家都不說話，因為已有一種預感，爸爸要宣布一點比較重要的事情。
然而一頓飯下來，他什麼也沒有說。
放下筷子，他終于開口。
他問祖母：“媽，還記得阿堅嗎？” 祖母一聽就笑了：“怎麼會忘了他，天下活寶！” 爸爸掃了我一眼，然後對祖母說：“他揭發了我。
” “揭發什麼？”祖母問。
“說解放的第三天，有一個人在江甯路邊上掏出一個本子寫了一句話給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沒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 “解放纔三天，沒有公安局啊。
”祖母說。
“那也應該扭送解放軍。
”爸爸解釋。
“真是反共字句？為什麼寫在小本子上給路人看？”祖母覺得難以置信。
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權轉移的時刻，傳播那樣的字句，膽大的可以寫在标語上張貼，膽小的可以寫在書信裡秘傳，不管膽大膽小都算合理；隻有鬼鬼祟祟地寫在小本子上塞給不認識的人看，最說不通。
“其實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貫道」的一句說詞，那人是「一貫道」的一個傳道者，我記得。
”爸爸說。
“你怎麼知道「一貫道」的說詞？” “媽你忘了，我們住在塘沽路時，隔壁不是有一個「一貫道」的道場嗎？我和小哥去玩過，聽來的。
” “那你照實說呀！”祖母說。
“「一貫道」也算反動道會門，說不清楚了。
”爸爸非常沮喪。
祖母回到本題，問：“照阿堅的說法，他也看到那個人寫反共字句了，那他為什麼不扭送？” 爸爸說：“他揭發了我，就成了革命群衆，自己當然沒事了。
而且，我是黨員。
” “什麼？你是黨員？你什麼時候參加國民黨的？我怎麼不知道？” 祖母顯然是大大吃驚了。
她不知道自己不問政治的兒子，還有一個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國民黨員，是共産黨員。
”爸爸解釋道，“這次運動，專整共産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你沒當什麼權呀。
”祖母說。
“所以他們隻說我是混進黨内的。
”爸爸說。
“那你是什麼時候混進去的？”祖母問。
“全家搬到上海以後。
那時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們「發展」進去了。
”爸爸說。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時候？”祖母問。
爸爸想了想，說：“差不多那時候。
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為入黨，是為了做人民陪審員，坐在法院裡象樣一點。
” 對那套制服大家都還有點印象。
爸爸穿上的頭一天，經過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門口，就被頭頂修屋工程隊的油漆澆着了。
油漆為深棕色，澆在深藍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顯眼。
當時沒有專業洗衣店，爸爸聽從别人的建議用酒精擦過一遍，油漆沒擦掉，反把邊上的深藍色擦得泛白了。
因此，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灣島形狀的棕色漆漬。
“阿堅為什麼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這個問題。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
運動來了，靠搶先揭發圖個安全。
”爸爸永遠從最善良的角度來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為批判對象，他真正的噩運就開始了。
他，連同着他的老母妻兒，将長時間地成為苦風凄雨中的一個箭垛，任人發射。
當事情越來越大的時候，有次祖母問他：“把你批判成這樣，是哪個上級的意思？” 爸爸說：“我太小，沒有哪個上級會注意我，再說現在他們也自身難保。
” 祖母問：“那是誰的意思？” 爸爸說：“好像是朋友們的意思。
” 爸爸漸漸感覺到，他不應該再與七十多歲的祖母讨論這些問題了，甚至，連素來不關心政治的我媽媽，也不必硬拖在裡邊。
想來想去，能讨論的是他的大兒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戲劇學院來找我，要我當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與我談。
當時要在學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國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樣，它早已亂成一團。
我在總務科外面的走道上聽到後面有熟悉的聲音叫“哥哥”，回頭一看是表妹，有點吃驚。
不知她已經問了多少人。
亂局是由北京的學生打開的。
先是兩個高幹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站在我們學院的水泥球場上發表演說，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勢，口氣極大，好像昨天剛剛列席完政治局會議似的，鬧得我們學院的學生目瞪口呆，發覺自己居然如此閉塞和無知。
第二撥演說者來自北京大學，當時北京大學已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個叫做聶元梓的北大教師到上海文化廣場作報告，跟來了一批學生，分頭橫掃上海高校。
他們在我們學院演講的口氣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學生平穩得多，但越是平穩越見氣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隻需他們一步步花時間打理了。
這兩個報告刺激了我們學院一些同學，開始造反。
以舞台美術系為主，占據了學院的一棟灰色樓房，命名為“革命摟”，貼大字報要推翻學院的現任領導，批鬥一切“有問題”的老師，不惜采取“革命行動”。
這時所謂的“革命行動”，主要是指抄家、打人、關押。
這本來都是上級文件規定不允許的，但各校之間的摹仿和傳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學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經常因下班晚而遲到，但今天他卻比我先回家。
他曆來嚴肅，今天卻很和氣。
吃飯時大家都不說話，因為已有一種預感，爸爸要宣布一點比較重要的事情。
然而一頓飯下來，他什麼也沒有說。
放下筷子，他終于開口。
他問祖母：“媽，還記得阿堅嗎？” 祖母一聽就笑了：“怎麼會忘了他，天下活寶！” 爸爸掃了我一眼，然後對祖母說：“他揭發了我。
” “揭發什麼？”祖母問。
“說解放的第三天，有一個人在江甯路邊上掏出一個本子寫了一句話給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沒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 “解放纔三天，沒有公安局啊。
”祖母說。
“那也應該扭送解放軍。
”爸爸解釋。
“真是反共字句？為什麼寫在小本子上給路人看？”祖母覺得難以置信。
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權轉移的時刻，傳播那樣的字句，膽大的可以寫在标語上張貼，膽小的可以寫在書信裡秘傳，不管膽大膽小都算合理；隻有鬼鬼祟祟地寫在小本子上塞給不認識的人看，最說不通。
“其實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貫道」的一句說詞，那人是「一貫道」的一個傳道者，我記得。
”爸爸說。
“你怎麼知道「一貫道」的說詞？” “媽你忘了，我們住在塘沽路時，隔壁不是有一個「一貫道」的道場嗎？我和小哥去玩過，聽來的。
” “那你照實說呀！”祖母說。
“「一貫道」也算反動道會門，說不清楚了。
”爸爸非常沮喪。
祖母回到本題，問：“照阿堅的說法，他也看到那個人寫反共字句了，那他為什麼不扭送？” 爸爸說：“他揭發了我，就成了革命群衆，自己當然沒事了。
而且，我是黨員。
” “什麼？你是黨員？你什麼時候參加國民黨的？我怎麼不知道？” 祖母顯然是大大吃驚了。
她不知道自己不問政治的兒子，還有一個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國民黨員，是共産黨員。
”爸爸解釋道，“這次運動，專整共産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你沒當什麼權呀。
”祖母說。
“所以他們隻說我是混進黨内的。
”爸爸說。
“那你是什麼時候混進去的？”祖母問。
“全家搬到上海以後。
那時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們「發展」進去了。
”爸爸說。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時候？”祖母問。
爸爸想了想，說：“差不多那時候。
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為入黨，是為了做人民陪審員，坐在法院裡象樣一點。
” 對那套制服大家都還有點印象。
爸爸穿上的頭一天，經過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門口，就被頭頂修屋工程隊的油漆澆着了。
油漆為深棕色，澆在深藍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顯眼。
當時沒有專業洗衣店，爸爸聽從别人的建議用酒精擦過一遍，油漆沒擦掉，反把邊上的深藍色擦得泛白了。
因此，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灣島形狀的棕色漆漬。
“阿堅為什麼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這個問題。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
運動來了，靠搶先揭發圖個安全。
”爸爸永遠從最善良的角度來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為批判對象，他真正的噩運就開始了。
他，連同着他的老母妻兒，将長時間地成為苦風凄雨中的一個箭垛，任人發射。
當事情越來越大的時候，有次祖母問他：“把你批判成這樣，是哪個上級的意思？” 爸爸說：“我太小，沒有哪個上級會注意我，再說現在他們也自身難保。
” 祖母問：“那是誰的意思？” 爸爸說：“好像是朋友們的意思。
” 爸爸漸漸感覺到，他不應該再與七十多歲的祖母讨論這些問題了，甚至，連素來不關心政治的我媽媽，也不必硬拖在裡邊。
想來想去，能讨論的是他的大兒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戲劇學院來找我，要我當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與我談。
當時要在學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國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樣，它早已亂成一團。
我在總務科外面的走道上聽到後面有熟悉的聲音叫“哥哥”，回頭一看是表妹，有點吃驚。
不知她已經問了多少人。
亂局是由北京的學生打開的。
先是兩個高幹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站在我們學院的水泥球場上發表演說，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勢，口氣極大，好像昨天剛剛列席完政治局會議似的，鬧得我們學院的學生目瞪口呆，發覺自己居然如此閉塞和無知。
第二撥演說者來自北京大學，當時北京大學已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個叫做聶元梓的北大教師到上海文化廣場作報告，跟來了一批學生，分頭橫掃上海高校。
他們在我們學院演講的口氣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學生平穩得多，但越是平穩越見氣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隻需他們一步步花時間打理了。
這兩個報告刺激了我們學院一些同學，開始造反。
以舞台美術系為主，占據了學院的一棟灰色樓房，命名為“革命摟”，貼大字報要推翻學院的現任領導，批鬥一切“有問題”的老師，不惜采取“革命行動”。
這時所謂的“革命行動”，主要是指抄家、打人、關押。
這本來都是上級文件規定不允許的，但各校之間的摹仿和傳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