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黑邊眼鏡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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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戲劇文學系三年級整個班級都與造反派徹底對立，被造反派們稱為“對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動堡壘”，而我則是這個反動堡壘的代表者。
我與班内的同學們決定與外校聯絡，去尋找不贊成造反的夥伴。
經顧澤民、曹畏同學的引見，找到了複旦大學中文系一個叫喬林的同學，他正在中文系組織一個會議反對造反；經李嬰甯、惠小硯同學介紹，見到了交通大學反對造反的一些同學。
但主要還是在校内聯絡同道，讨論對策。
大家謀劃了一陣，設計出一個反敗為勝的方案，沒想到這個方案讓我們失敗得更徹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動員我們學院少數民族班的學員來對抗造反派。
他們都是貧苦出身，到上海來讀大學，覺得是上了天堂，充滿了感恩之情，又都純淨而善良，他們怎麼會同意造反派把這個學校的領導和老師都打倒呢？如果他們站了出來，學院的形勢一定會扭轉。
第一次會議确實開得很好，少數民族班的學員同意我們的觀點。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學做了什麼工作，到第二次會議，情況全然倒逆。
少數民族班的學員明白了隻有文化大革命纔能抵制複辟，隻有造反纔能開辟新世界，他們把怒吼轉向了學院的領導，把拳頭伸向了可憐的老師。
這種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為既無可争辯，也無可阻擋，我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造反派徹底掌權後，原先跟随我們的一些同學也後悔了，重新學習報刊社論、上級講話，重新站隊。
中央号召，大勢所趨，怎麼能要求這些同學有更正确的選擇呢？在當時，更正确的選擇又是什麼呢？掌了權的造反派歡迎同學們轉變立場，但必須把我和少數幾個帶頭對抗的同學放在一邊。
他們當時都習慣把小事想成大事，覺得如果把我這樣的人也團結進去了，那麼，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謂“兩條路線鬥争”就失去了對立面的代表。
這種看法很可笑，卻正好成全了我，讓我産生了一種英雄氣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轉營，堂堂将帥豈能變節，于是幹脆仿效起明末遺民，把一身弱骨強橕成一身傲骨，把一臉茫然裝扮成一臉冷然。
至于心中還在堅持什麼，天曉得，自己也不知道。
當時一直陪着我不離左右的，是同班同學呂兆康。
那時的校園，人頭攢動，忙忙颠颠，我們兩人每天六次從宿舍到食堂，又從食堂到宿舍來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無人，用筷子敲着碗。
穿行在标語叢中，無所見，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無所聽。
幾十年後外系同學說起對我當時的印象，都還記得我手裡必有一個空碗，身後必有一個同學，走過時必有一陣木然而又高傲的敲擊聲。
真正讓我産生傲氣的，倒是後來看到的一些事情。
說起來，我對學院造反派的首領們雖然沒有好感，卻也不強烈厭惡，因為他們在衆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當，後來又遭了難。
盡管他們當時從來不願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卻從旁仔仔細細地看過他們。
他們天天想着階級鬥争和路線鬥争，想着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發表的言論都空洞而狂熱，卻不會針對某個具體的老師、某件具體的事情。
對于他們，我也有兩點瞧不起：一是他們在校園裡時時皺着眉頭裝成思考者的模樣，卻從來沒有獨立地思考過什麼，因為他們的造反是按照上級文件的指示進行的；二是他們要打倒的人在當時早已是弱者，并沒有還手之力，因此打倒的舉動一點兒也不英勇。
相反，在當時的情況下保護可憐的老師和學校領導，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氣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湧在這些造反派首領背後的一大堆渾濁的泡沫。
如果說，幾十年後時過境遷，我還能與當年的造反派首領握手叫聲“老同學”，甚至成為朋友，卻絕不可能對那堆泡沫這樣做。
學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兇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擊”者，他們一開始不敢參加造反，後來看到形勢大變，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選擇，便轉過身來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師。
更讓人惡心的是老師隊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許是以揭發别人來自保，後來便一發而不可收，天天揭發，月月揭發，年年揭發，揭發對象全是同事。
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幹部，三天兩頭從檔案裡抛出幾條沒頭沒尾的材料，變成大字報公開張貼，于是“項目組”林立，“批鬥會”不斷，任何最不可能成為鬥争對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膽，全院終于陷入了一種徹底的混亂。
據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絕大多數高校，情況基本相同。
什麼是“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提請研究者們注意這樣一些場面，而這些場面并不僅僅出自我們學院—— 一位文質彬彬的老者站起來，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說：“我希望你好好回憶一下與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關系。
那年他來這兒，你離他隻有一步之遙，他與你随意說笑，我雖然聽不見，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裡吐不出象牙。
他臨走時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難道能否認，這不是一種責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對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負責人喊一聲“你無恥！”讓全場吓了一跳。
接下去的憤怒話語是：“你居然當着那麼多幹部的面公然說，你年輕時翻過那本書！作為一個幹部，作為一個領導，作為一個女人，你居然說得出口！廣大革命同志，你們知道她說的是什麼書嗎？我實在說不出口，但今天隻能紅着臉說出來了：金——瓶——梅！”說完她似乎要立即暈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經燒幹她的精力，好像
我與班内的同學們決定與外校聯絡，去尋找不贊成造反的夥伴。
經顧澤民、曹畏同學的引見，找到了複旦大學中文系一個叫喬林的同學，他正在中文系組織一個會議反對造反；經李嬰甯、惠小硯同學介紹，見到了交通大學反對造反的一些同學。
但主要還是在校内聯絡同道，讨論對策。
大家謀劃了一陣，設計出一個反敗為勝的方案，沒想到這個方案讓我們失敗得更徹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動員我們學院少數民族班的學員來對抗造反派。
他們都是貧苦出身，到上海來讀大學，覺得是上了天堂，充滿了感恩之情，又都純淨而善良，他們怎麼會同意造反派把這個學校的領導和老師都打倒呢？如果他們站了出來，學院的形勢一定會扭轉。
第一次會議确實開得很好，少數民族班的學員同意我們的觀點。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學做了什麼工作，到第二次會議，情況全然倒逆。
少數民族班的學員明白了隻有文化大革命纔能抵制複辟，隻有造反纔能開辟新世界，他們把怒吼轉向了學院的領導，把拳頭伸向了可憐的老師。
這種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為既無可争辯，也無可阻擋，我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造反派徹底掌權後，原先跟随我們的一些同學也後悔了，重新學習報刊社論、上級講話，重新站隊。
中央号召，大勢所趨，怎麼能要求這些同學有更正确的選擇呢？在當時，更正确的選擇又是什麼呢？掌了權的造反派歡迎同學們轉變立場，但必須把我和少數幾個帶頭對抗的同學放在一邊。
他們當時都習慣把小事想成大事，覺得如果把我這樣的人也團結進去了，那麼，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謂“兩條路線鬥争”就失去了對立面的代表。
這種看法很可笑，卻正好成全了我，讓我産生了一種英雄氣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轉營，堂堂将帥豈能變節，于是幹脆仿效起明末遺民，把一身弱骨強橕成一身傲骨，把一臉茫然裝扮成一臉冷然。
至于心中還在堅持什麼，天曉得，自己也不知道。
當時一直陪着我不離左右的，是同班同學呂兆康。
那時的校園，人頭攢動，忙忙颠颠，我們兩人每天六次從宿舍到食堂，又從食堂到宿舍來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無人，用筷子敲着碗。
穿行在标語叢中，無所見，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無所聽。
幾十年後外系同學說起對我當時的印象，都還記得我手裡必有一個空碗，身後必有一個同學，走過時必有一陣木然而又高傲的敲擊聲。
真正讓我産生傲氣的，倒是後來看到的一些事情。
說起來，我對學院造反派的首領們雖然沒有好感，卻也不強烈厭惡，因為他們在衆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當，後來又遭了難。
盡管他們當時從來不願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卻從旁仔仔細細地看過他們。
他們天天想着階級鬥争和路線鬥争，想着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發表的言論都空洞而狂熱，卻不會針對某個具體的老師、某件具體的事情。
對于他們，我也有兩點瞧不起：一是他們在校園裡時時皺着眉頭裝成思考者的模樣，卻從來沒有獨立地思考過什麼，因為他們的造反是按照上級文件的指示進行的；二是他們要打倒的人在當時早已是弱者，并沒有還手之力，因此打倒的舉動一點兒也不英勇。
相反，在當時的情況下保護可憐的老師和學校領導，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氣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湧在這些造反派首領背後的一大堆渾濁的泡沫。
如果說，幾十年後時過境遷，我還能與當年的造反派首領握手叫聲“老同學”，甚至成為朋友，卻絕不可能對那堆泡沫這樣做。
學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兇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擊”者，他們一開始不敢參加造反，後來看到形勢大變，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選擇，便轉過身來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師。
更讓人惡心的是老師隊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許是以揭發别人來自保，後來便一發而不可收，天天揭發，月月揭發，年年揭發，揭發對象全是同事。
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幹部，三天兩頭從檔案裡抛出幾條沒頭沒尾的材料，變成大字報公開張貼，于是“項目組”林立，“批鬥會”不斷，任何最不可能成為鬥争對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膽，全院終于陷入了一種徹底的混亂。
據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絕大多數高校，情況基本相同。
什麼是“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提請研究者們注意這樣一些場面，而這些場面并不僅僅出自我們學院—— 一位文質彬彬的老者站起來，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說：“我希望你好好回憶一下與反革命分子潘漢年的關系。
那年他來這兒，你離他隻有一步之遙，他與你随意說笑，我雖然聽不見，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裡吐不出象牙。
他臨走時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難道能否認，這不是一種責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對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負責人喊一聲“你無恥！”讓全場吓了一跳。
接下去的憤怒話語是：“你居然當着那麼多幹部的面公然說，你年輕時翻過那本書！作為一個幹部，作為一個領導，作為一個女人，你居然說得出口！廣大革命同志，你們知道她說的是什麼書嗎？我實在說不出口，但今天隻能紅着臉說出來了：金——瓶——梅！”說完她似乎要立即暈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經燒幹她的精力，好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