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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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饑餓中的親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為面對一點兒食物必定會你推我讓，誰也不肯下口。
媽媽說，吃過了。
祖母說，胃疼。
當然全是謊話，連八歲的小弟弟也看出來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隻能躲回學院裡，吃飯的時候去食堂。
“文革”時期中國沒有太大的災荒，學院的食堂裡供應還算可以，學生每天花費四五角錢也吃得不錯了。
但是，我的極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這個極限，要裝成與其它同學差不多，這真是難死了。
為什麼要裝？因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學就會立即判斷我爸爸被打倒了，緊接着一定是兩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抄家、聯合批鬥。
學院的造反派在行為方式上更兇狠，一旦上門，我的已經餓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媽媽，受得了嗎？ 想來想去，不如争取主動，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單位走一趟。
同時也讓那裡的造反派看一看，一個被打倒對象的身後還有那麼多人要吃飯。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個子青年。
他表情上的最大特點是笑容燦爛，但轉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轉動，你盯着他看一會兒就會頭暈。
我坐下後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腦後牆上貼着“風雷激”三個字，是領袖手寫體，懷疑是他們這個造反隊的名字。
當時社會上造反隊雖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這“風雷激”就滿街都是。
隻有我們學院有一個學生自己一個人成立一個造反隊，叫“獨立寒秋”，雖也出于領袖詩詞，卻能給人留下一些印象。
可惜這個名字很難與别的詞彙搭配，“獨立寒秋戰鬥隊”？“獨立寒秋造反兵團”？一出現“隊”和“團”，就傷了“獨”的味道，于是他最後改定“獨立寒秋司令部”，雄壯得一派凄涼。
這“風雷激”就不一樣了，一見就仿佛能聽到喊聲喧天。
瘦個子青年見我注意這三個字，似乎感覺到我在詢問他們的組織所屬，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說：“我們是工總司的。
” 那件棉布大衣他隻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蕩，把别在上面的一個紅袖章晃到了我們眼前。
其實這袖章在街上也見得到，上印一排正宋體紅字，文曰：“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中間印三個手寫體大字：“造反隊”，下緣用黑墨水筆潦草地塗着一個号碼。
“工總司”的司令是王洪文，當時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變，誰也想不到他後來能做到中國共産黨的中央副主席，最後又判了無期徒刑。
王洪文後面還有一大串當時在上海幾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陳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龍等等，現在記不全了。
我相信眼前這個瘦個子青年見不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因為當時這個“工總司”在上海管轄的造反隊員已有幾十萬人，有時還号稱幾百萬人，權大勢廣，其中任何一個小司令出來都是保镖重重，他，還遠沒有到可以接近他們的時候。
你看這個屋子就很冷清，與我們談話的，除了他，隻有一個毫無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為能見到那個用“語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卻沒有。
“你們屬于什麼司？”他問。
顯然是想拉近關系以便談話。
這一個“司”字，現在聽起來容易誤會成“司長”、“局長”裡那個字的含義，其實在當時特指造反司令部的歸屬。
上海高等學校系統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轄人數也動辄數萬。
因此在社會上，不管哪個系統，與“司”無關的人少之又少，隻局限于“被打倒對象”及他們的家屬範圍之内。
連我中學裡那些可愛的老師，開始受批鬥，後來很快也都是“紅教司”、“上教司”成員了，一個個挂着袖章有點滑稽。
有一度，菜場賣菜的，路上掃地的，也都挂着這類袖章。
不小心還能遇到一個挂着正宗“工總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這個瘦個子青年那樣，那就得讓開一點，他沒準要用一些動作來證明他與這個正宗袖章相稱的身份。
剛纔那個瘦個子青年一時走神，竟然随口問我“屬于什麼司”，其實他一出口就發現問錯了。
我當時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們是批鬥對象。
” “哈，這就不太對了，對于被打倒對象的子女，沒必要經常批鬥，隻要他們劃清界限就行！”他說着朝我一笑：“你們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的造反派頭頭我們專門去接觸過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實不高！” 他不說怎麼不高，隻用笑着搖頭的動作表明，我們學院造反派頭頭的态度，比他們更苛刻。
但我也立即明白，兩個單位已經聯系上了。
他們去找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沒有任何其它意圖，隻是摸摸我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造反背景，影響他們對我爸爸下手。
瘦個子青年既然說到了“政策水平”，為了順勢表演，後面的話就更見“水平”了。
“說到——”他要言歸正題，說出我爸爸的名字了，這個已經被他們天天在标語上打叉、在批鬥時狂喊的名字。
我估計他會給我爸爸加一個頭銜，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之類，這樣一來就能立即顯示出他的嚴肅性、權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許在一個個頭銜中掂量吧？ “說到—
媽媽說，吃過了。
祖母說，胃疼。
當然全是謊話，連八歲的小弟弟也看出來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隻能躲回學院裡，吃飯的時候去食堂。
“文革”時期中國沒有太大的災荒，學院的食堂裡供應還算可以，學生每天花費四五角錢也吃得不錯了。
但是，我的極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這個極限，要裝成與其它同學差不多，這真是難死了。
為什麼要裝？因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學就會立即判斷我爸爸被打倒了，緊接着一定是兩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抄家、聯合批鬥。
學院的造反派在行為方式上更兇狠，一旦上門，我的已經餓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媽媽，受得了嗎？ 想來想去，不如争取主動，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單位走一趟。
同時也讓那裡的造反派看一看，一個被打倒對象的身後還有那麼多人要吃飯。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個子青年。
他表情上的最大特點是笑容燦爛，但轉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轉動，你盯着他看一會兒就會頭暈。
我坐下後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腦後牆上貼着“風雷激”三個字，是領袖手寫體，懷疑是他們這個造反隊的名字。
當時社會上造反隊雖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這“風雷激”就滿街都是。
隻有我們學院有一個學生自己一個人成立一個造反隊，叫“獨立寒秋”，雖也出于領袖詩詞，卻能給人留下一些印象。
可惜這個名字很難與别的詞彙搭配，“獨立寒秋戰鬥隊”？“獨立寒秋造反兵團”？一出現“隊”和“團”，就傷了“獨”的味道，于是他最後改定“獨立寒秋司令部”，雄壯得一派凄涼。
這“風雷激”就不一樣了，一見就仿佛能聽到喊聲喧天。
瘦個子青年見我注意這三個字，似乎感覺到我在詢問他們的組織所屬，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說：“我們是工總司的。
” 那件棉布大衣他隻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蕩，把别在上面的一個紅袖章晃到了我們眼前。
其實這袖章在街上也見得到，上印一排正宋體紅字，文曰：“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中間印三個手寫體大字：“造反隊”，下緣用黑墨水筆潦草地塗着一個号碼。
“工總司”的司令是王洪文，當時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變，誰也想不到他後來能做到中國共産黨的中央副主席，最後又判了無期徒刑。
王洪文後面還有一大串當時在上海幾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陳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龍等等，現在記不全了。
我相信眼前這個瘦個子青年見不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因為當時這個“工總司”在上海管轄的造反隊員已有幾十萬人，有時還号稱幾百萬人，權大勢廣，其中任何一個小司令出來都是保镖重重，他，還遠沒有到可以接近他們的時候。
你看這個屋子就很冷清，與我們談話的，除了他，隻有一個毫無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為能見到那個用“語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卻沒有。
“你們屬于什麼司？”他問。
顯然是想拉近關系以便談話。
這一個“司”字，現在聽起來容易誤會成“司長”、“局長”裡那個字的含義，其實在當時特指造反司令部的歸屬。
上海高等學校系統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轄人數也動辄數萬。
因此在社會上，不管哪個系統，與“司”無關的人少之又少，隻局限于“被打倒對象”及他們的家屬範圍之内。
連我中學裡那些可愛的老師，開始受批鬥，後來很快也都是“紅教司”、“上教司”成員了，一個個挂着袖章有點滑稽。
有一度，菜場賣菜的，路上掃地的，也都挂着這類袖章。
不小心還能遇到一個挂着正宗“工總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這個瘦個子青年那樣，那就得讓開一點，他沒準要用一些動作來證明他與這個正宗袖章相稱的身份。
剛纔那個瘦個子青年一時走神，竟然随口問我“屬于什麼司”，其實他一出口就發現問錯了。
我當時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們是批鬥對象。
” “哈，這就不太對了，對于被打倒對象的子女，沒必要經常批鬥，隻要他們劃清界限就行！”他說着朝我一笑：“你們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的造反派頭頭我們專門去接觸過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實不高！” 他不說怎麼不高，隻用笑着搖頭的動作表明，我們學院造反派頭頭的态度，比他們更苛刻。
但我也立即明白，兩個單位已經聯系上了。
他們去找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沒有任何其它意圖，隻是摸摸我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造反背景，影響他們對我爸爸下手。
瘦個子青年既然說到了“政策水平”，為了順勢表演，後面的話就更見“水平”了。
“說到——”他要言歸正題，說出我爸爸的名字了，這個已經被他們天天在标語上打叉、在批鬥時狂喊的名字。
我估計他會給我爸爸加一個頭銜，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之類，這樣一來就能立即顯示出他的嚴肅性、權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許在一個個頭銜中掂量吧？ “說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