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斯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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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間。
進駐學院的工宣隊，分批找即将畢業的學生談話。
我們班裡的工宣隊小隊長是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工人，姓尹，聽他自己介紹，文化程度是初級小學，一口常州方言，聽起來很吃力。
我們的畢業談話，由他親自逐個進行，談話地點，在紅樓門前的草地上。
找來談話的學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墊着一方印着工廠廠名的舊毛巾。
幾個老年女工站在一邊，看到一個快談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學生宿舍叫下一個。
已經談了兩天，今天終于輪到我了。
尹師傅開頭一段話，一定是一個通用的開場白。
尹：“你們馬上要下鄉了，先要做一個畢業鑒定。
下鄉不要怕，青菜蘿蔔便宜，一斤要差好幾分，一個月下來好幾角，我算過。
現在最頭痛的是要做畢業鑒定。
畢業鑒定，這種東西你從前聽到過嗎？” 餘：“我知道畢業鑒定。
” 尹：“知道就好。
中隊裡前幾天讨論過了，這鑒定要分四個等級。
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現在又服從工宣隊領導；第二等，也算不錯，但是曾經沾到過一個麻煩問題，譬如，有的是運動初期抵制過造反，現在轉變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現在有點認識了；第三等，沾到的問題不止一個，态度轉變也不明顯；第四等，思想頑固的反動學生。
你猜猜看，你是第幾等？” 餘：“第三等。
” 尹：“嗨，看來上下一緻，你也沒有抵觸情緒，這很好。
鑒定要做兩個月，在這兩個月期間，四個等級的學生有分工，第一等級的參加鑒定組；第二等級的參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級的參加社會大批判；第四等級的繼續審查、關押。
” 餘：“什麼叫社會大批判？” 尹：“校内大批判針對大家都認識的那些領導、教師，指名道姓，一針見血，你們立場沒有轉變，做不了。
社會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說什麼不好你也去說兩句，什麼修正主義、經濟主義、山頭主義，圖個熱鬧，也沒人看。
” 餘：“社會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嗎？” 尹：“那倒不一定。
聽我們隊裡的小王師傅說，報社要批判幾個毛主席不喜歡的外國人，要我們學校也弄幾個人過去幫忙。
我聽說報社的夥食最便宜，八分錢就能買一個葷菜……” 餘：“毛主席不喜歡的外國人？哪些人？是死了的還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聽說是死了很多年的。
”接着他放低聲音嘀咕開了：“毛主席也真會記恨，其實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麼遠，他老人家又那麼忙……” 任他說下去，按當時的标準，真不知會蹦出多少“反動言論”來。
我禮貌地打斷他，請他告訴我怎麼找小王師傅。
胖胖的小王師傅好像有點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廠裡的文書或宣傳幹事。
他說：“工宣隊一進駐文化單位，全線安靜，上海報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題材了，幾家報紙編輯想找一些空閑的專業人員，去寫幾篇評論舊俄理論家别什麼、車什麼、斯什麼的文章。
聽說表演系有個叫徐企平的老師是這方面的專家，你反正也沒事，跟着一起去吧。
” 對這位小王師傅我必須另眼相看，因為他的語言方式比較接近正常邏輯，而且，他居然把那幾個舊俄理論家名字的第一個字，都記住了。
他還在說：“現在誰也不會有心思去碰學術，但你們很快就要下鄉，一輩子的事，今後再也沒有機會碰這些東西了。
” 他的這幾句話，與當時的通行思路南轅北轍，卻讓我非常感動。
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卻又覺得自己是第三等級，身份不妥。
我說，我忙于下鄉準備，又要鑒定，可能抽不出時間。
他說：“沒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 離開他之後我獨自走了很長時間的路，心想對啊，兩個月之後我就會變成一個最地道的農民，直至終身，青年時代短暫的文墨緣分，就此結束了。
我本來想到文彙報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師傅說得那樣，但一到那裡，腳被粘住了。
我的腳被粘在報社六樓的陽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灘。
外灘當然來過，但居高臨下地俯矙還是第一次，那番宏偉靜寂的景象，給了我強烈的震撼。
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離開上海，便找了一個機會讓我站在這裡，與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個别。
最震撼我的是，外灘仿佛根本沒有經曆過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細細看去，會有不少政治運動的印記，但從上面看下去，高樓依舊，石壁依舊，江水依舊，堤岸依舊，連那座建造于世紀初的外白渡橋也沒有絲毫變化，一切都屹然冷然，無知無覺。
早晨，江輪的汽笛聲中，一個個還沒有來得及梳洗的家庭婦女急匆匆地提着一個小竹籃到大餅油條攤去買早餐白天，外灘并不熱鬧，在那裡徘徊俯仰的多數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無論是黃浦江邊還是蘇州河邊，都擠滿了一對對談戀愛的情侶。
這一切實在是沒有多大改變。
附近有這個城市的首腦機構，偶爾會有一些敲鑼打鼓的車輛來“報喜”或“表決心”，吵吵鬧鬧地抹過一筆極左狂熱的倉促印佰。
但是，對于這種吵鬧，沿江的情侶們沒有一個會回過頭來觀看，街邊老屋裡剛剛入睡的居民也許會醒，卻嘟哝一聲翻個身又酣然入夢。
我注意了，『文革”給外灘之夜帶來的惟一變化，是江邊一對對情侶背後會出現一
進駐學院的工宣隊，分批找即将畢業的學生談話。
我們班裡的工宣隊小隊長是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工人，姓尹，聽他自己介紹，文化程度是初級小學，一口常州方言，聽起來很吃力。
我們的畢業談話，由他親自逐個進行，談話地點，在紅樓門前的草地上。
找來談話的學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墊着一方印着工廠廠名的舊毛巾。
幾個老年女工站在一邊，看到一個快談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學生宿舍叫下一個。
已經談了兩天，今天終于輪到我了。
尹師傅開頭一段話，一定是一個通用的開場白。
尹：“你們馬上要下鄉了，先要做一個畢業鑒定。
下鄉不要怕，青菜蘿蔔便宜，一斤要差好幾分，一個月下來好幾角，我算過。
現在最頭痛的是要做畢業鑒定。
畢業鑒定，這種東西你從前聽到過嗎？” 餘：“我知道畢業鑒定。
” 尹：“知道就好。
中隊裡前幾天讨論過了，這鑒定要分四個等級。
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現在又服從工宣隊領導；第二等，也算不錯，但是曾經沾到過一個麻煩問題，譬如，有的是運動初期抵制過造反，現在轉變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現在有點認識了；第三等，沾到的問題不止一個，态度轉變也不明顯；第四等，思想頑固的反動學生。
你猜猜看，你是第幾等？” 餘：“第三等。
” 尹：“嗨，看來上下一緻，你也沒有抵觸情緒，這很好。
鑒定要做兩個月，在這兩個月期間，四個等級的學生有分工，第一等級的參加鑒定組；第二等級的參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級的參加社會大批判；第四等級的繼續審查、關押。
” 餘：“什麼叫社會大批判？” 尹：“校内大批判針對大家都認識的那些領導、教師，指名道姓，一針見血，你們立場沒有轉變，做不了。
社會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說什麼不好你也去說兩句，什麼修正主義、經濟主義、山頭主義，圖個熱鬧，也沒人看。
” 餘：“社會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嗎？” 尹：“那倒不一定。
聽我們隊裡的小王師傅說，報社要批判幾個毛主席不喜歡的外國人，要我們學校也弄幾個人過去幫忙。
我聽說報社的夥食最便宜，八分錢就能買一個葷菜……” 餘：“毛主席不喜歡的外國人？哪些人？是死了的還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聽說是死了很多年的。
”接着他放低聲音嘀咕開了：“毛主席也真會記恨，其實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麼遠，他老人家又那麼忙……” 任他說下去，按當時的标準，真不知會蹦出多少“反動言論”來。
我禮貌地打斷他，請他告訴我怎麼找小王師傅。
胖胖的小王師傅好像有點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廠裡的文書或宣傳幹事。
他說：“工宣隊一進駐文化單位，全線安靜，上海報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題材了，幾家報紙編輯想找一些空閑的專業人員，去寫幾篇評論舊俄理論家别什麼、車什麼、斯什麼的文章。
聽說表演系有個叫徐企平的老師是這方面的專家，你反正也沒事，跟着一起去吧。
” 對這位小王師傅我必須另眼相看，因為他的語言方式比較接近正常邏輯，而且，他居然把那幾個舊俄理論家名字的第一個字，都記住了。
他還在說：“現在誰也不會有心思去碰學術，但你們很快就要下鄉，一輩子的事，今後再也沒有機會碰這些東西了。
” 他的這幾句話，與當時的通行思路南轅北轍，卻讓我非常感動。
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卻又覺得自己是第三等級，身份不妥。
我說，我忙于下鄉準備，又要鑒定，可能抽不出時間。
他說：“沒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 離開他之後我獨自走了很長時間的路，心想對啊，兩個月之後我就會變成一個最地道的農民，直至終身，青年時代短暫的文墨緣分，就此結束了。
我本來想到文彙報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師傅說得那樣，但一到那裡，腳被粘住了。
我的腳被粘在報社六樓的陽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灘。
外灘當然來過，但居高臨下地俯矙還是第一次，那番宏偉靜寂的景象，給了我強烈的震撼。
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離開上海，便找了一個機會讓我站在這裡，與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個别。
最震撼我的是，外灘仿佛根本沒有經曆過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細細看去，會有不少政治運動的印記，但從上面看下去，高樓依舊，石壁依舊，江水依舊，堤岸依舊，連那座建造于世紀初的外白渡橋也沒有絲毫變化，一切都屹然冷然，無知無覺。
早晨，江輪的汽笛聲中，一個個還沒有來得及梳洗的家庭婦女急匆匆地提着一個小竹籃到大餅油條攤去買早餐白天，外灘并不熱鬧，在那裡徘徊俯仰的多數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無論是黃浦江邊還是蘇州河邊，都擠滿了一對對談戀愛的情侶。
這一切實在是沒有多大改變。
附近有這個城市的首腦機構，偶爾會有一些敲鑼打鼓的車輛來“報喜”或“表決心”，吵吵鬧鬧地抹過一筆極左狂熱的倉促印佰。
但是，對于這種吵鬧，沿江的情侶們沒有一個會回過頭來觀看，街邊老屋裡剛剛入睡的居民也許會醒，卻嘟哝一聲翻個身又酣然入夢。
我注意了，『文革”給外灘之夜帶來的惟一變化，是江邊一對對情侶背後會出現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