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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發現，光說政治，不說文化，還是管不住知識分子。
這個問題，在作家協會那裡似乎已經解決了，因為工人造反派裡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萬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
但在戲劇學院不行，也派來過幾個在工廠裡喜歡唱歌、跳舞的年輕女工，以為有了一點“專業”，隻是她們一見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頗失工人階級的臉面，很快調了回去。
正在無奈之時，上海市工宣隊配發中心的負責人聽說鐵路局有一個姓錢的工人是“革命樣闆戲劇團”某演員的父親，覺得終于找到了一個“工人階級的戲劇老兵”，可以派到戲劇學院來實行專業領域的統治了。
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腳的黑衫男人。
他的兒子原是京劇團的一個武功演員，在“革命樣闆戲”中演了個反面角色。
他本人早年據說也曾在一個流浪戲班子裡學過幾天，沒有出道，後來到鐵路局的一個部門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個低級職員。
河北人，沒什麼文化，全部戲劇知識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戲的名目，但聽他兒子說，現在這些老戲都不讓說了，因此他到了戲劇學院就不知怎麼開口了，隻能時不時擺一個功架，用京腔說幾個短句。
多數時間，都一臉嚴肅地看着周圍的一切。
給人的感覺是，今天他所見到的事情，當晚就會告訴他兒子，他兒子明天就會告訴樣闆戲的音樂總監于會泳，而于會泳後天就會告訴江青。
因此，連工宣隊的其它隊員見到他過來，也會分外恭敬。
這種怪事，隻有了解了“革命樣闆戲”在當時的地位，纔會理解。
“革命樣闆戲”并不是現在年輕人經常可以在電視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幾台戲，至少不僅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它們還算得上是幾台戲，幾台極左、高冗、簡單，卻又加入了一些不錯的藝術技巧的革命劇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發，就不再是這樣。
當時在中國，所有的戲劇史、舞蹈史、音樂史、藝術史都被徹底否定，隻剩下了這麼幾台戲，這幾台戲又被擡到了政治鬥争的第一線，擡到了社會榮譽的最高峰，于是它們不再是戲，而是一個刀戟叢叢的禁苑，一個無理可講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後在電視連續劇中塑造她的藝術前輩嚴鳳英的形象時，曾仔細查證過這位傑出藝術家自殺的原因。
最後發現，嚴鳳英陷入深淵的爆發點是“攻擊革命樣闆戲”。
“攻擊”的罪證隻有一條：她在北京觀看《沙家浜》時，說這個戲的後半部分“太長，有點悶”。
嚴鳳英在中國當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和聲譽，應該遠遠高于《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員吧，但僅僅就是她在觀衆席裡說的這五個字，使她遭到毀滅性的災難。
她在自殺前曾到北京有關領導部門求助，但她已經“攻擊”過“革命樣闆戲”，沒有人能救她。
我在學術界的忘年之交、傑出的中國戲劇史專家徐扶明教授當年看了“革命樣闆戲”之後發表了一句口頭評論：“《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不錯，《海港》不太行”，被人揭發，也被加上了“攻擊革命樣闆戲”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
其實揭發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劇作家，當然知道《海港》在編劇技巧上還沒有入門，更知道他的揭發會造成什麼樣的可怕結果，但他還是揭發了。
我不想讨論這位劇作家的人品，隻想說明在當時，即便是兩個真正的戲劇專家談論了一下某個樣闆戲的編劇技巧，也會面臨大禍。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
郊區某鎮一個茶館裡有一位農民故事員在講述“革命樣闆戲”的故事《智取威虎山》，這本來也應該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曉得他的講述中沒有照搬“革命樣闆戲”的台詞，而是稍稍作了一點比較有趣的發揮，便認定是“歪曲革命樣闆戲”，逐級上報。
最後的判決是張春橋作出的，實在讓人毛骨悚然：槍斃。
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狹小的感知範圍之内，至于全國有多少近似的悲劇，連想也不敢想了。
現在那幾台“革命樣闆戲”又以“現代革命京劇”、“現代革命舞劇”的名義到處演出，甚至演到了台灣，據說還頗為轟動。
許多晚會上也會頻頻出現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還是“文革”期間“革命樣闆戲劇團”中的原班人馬。
這可能體現了我們時代的寬容，但我想，時代也應該寬容巴金老人這樣的說法：直到現在，白天聽到幾句樣闆戲晚上還會做噩夢。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隻要在收音機裡聽到樣闆戲，他一定立即關掉。
如果是在電視裡看到，而同時看電視的還有很多家人，他會站起身來，走到另一個房間，還把房門關上。
因為這些唱段不管多麼好聽，在他的生命曆程中，永遠是恐怖之音。
在這裡我要順便說一說“革命樣闆戲劇團”裡的那些主要演員。
我作為一名戲劇學者，當然很清楚在那場政治災難中即便是得寵的演員也隻是工具，本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擔什麼政治責任。
但是，近幾年看到他們之中一些人一再在電視訪問中把自己說成是受盡委屈的藝
這個問題，在作家協會那裡似乎已經解決了，因為工人造反派裡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萬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
但在戲劇學院不行，也派來過幾個在工廠裡喜歡唱歌、跳舞的年輕女工，以為有了一點“專業”，隻是她們一見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頗失工人階級的臉面，很快調了回去。
正在無奈之時，上海市工宣隊配發中心的負責人聽說鐵路局有一個姓錢的工人是“革命樣闆戲劇團”某演員的父親，覺得終于找到了一個“工人階級的戲劇老兵”，可以派到戲劇學院來實行專業領域的統治了。
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腳的黑衫男人。
他的兒子原是京劇團的一個武功演員，在“革命樣闆戲”中演了個反面角色。
他本人早年據說也曾在一個流浪戲班子裡學過幾天，沒有出道，後來到鐵路局的一個部門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個低級職員。
河北人，沒什麼文化，全部戲劇知識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戲的名目，但聽他兒子說，現在這些老戲都不讓說了，因此他到了戲劇學院就不知怎麼開口了，隻能時不時擺一個功架，用京腔說幾個短句。
多數時間，都一臉嚴肅地看着周圍的一切。
給人的感覺是，今天他所見到的事情，當晚就會告訴他兒子，他兒子明天就會告訴樣闆戲的音樂總監于會泳，而于會泳後天就會告訴江青。
因此，連工宣隊的其它隊員見到他過來，也會分外恭敬。
這種怪事，隻有了解了“革命樣闆戲”在當時的地位，纔會理解。
“革命樣闆戲”并不是現在年輕人經常可以在電視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幾台戲，至少不僅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它們還算得上是幾台戲，幾台極左、高冗、簡單，卻又加入了一些不錯的藝術技巧的革命劇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發，就不再是這樣。
當時在中國，所有的戲劇史、舞蹈史、音樂史、藝術史都被徹底否定，隻剩下了這麼幾台戲，這幾台戲又被擡到了政治鬥争的第一線，擡到了社會榮譽的最高峰，于是它們不再是戲，而是一個刀戟叢叢的禁苑，一個無理可講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後在電視連續劇中塑造她的藝術前輩嚴鳳英的形象時，曾仔細查證過這位傑出藝術家自殺的原因。
最後發現，嚴鳳英陷入深淵的爆發點是“攻擊革命樣闆戲”。
“攻擊”的罪證隻有一條：她在北京觀看《沙家浜》時，說這個戲的後半部分“太長，有點悶”。
嚴鳳英在中國當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和聲譽，應該遠遠高于《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員吧，但僅僅就是她在觀衆席裡說的這五個字，使她遭到毀滅性的災難。
她在自殺前曾到北京有關領導部門求助，但她已經“攻擊”過“革命樣闆戲”，沒有人能救她。
我在學術界的忘年之交、傑出的中國戲劇史專家徐扶明教授當年看了“革命樣闆戲”之後發表了一句口頭評論：“《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不錯，《海港》不太行”，被人揭發，也被加上了“攻擊革命樣闆戲”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
其實揭發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劇作家，當然知道《海港》在編劇技巧上還沒有入門，更知道他的揭發會造成什麼樣的可怕結果，但他還是揭發了。
我不想讨論這位劇作家的人品，隻想說明在當時，即便是兩個真正的戲劇專家談論了一下某個樣闆戲的編劇技巧，也會面臨大禍。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
郊區某鎮一個茶館裡有一位農民故事員在講述“革命樣闆戲”的故事《智取威虎山》，這本來也應該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曉得他的講述中沒有照搬“革命樣闆戲”的台詞，而是稍稍作了一點比較有趣的發揮，便認定是“歪曲革命樣闆戲”，逐級上報。
最後的判決是張春橋作出的，實在讓人毛骨悚然：槍斃。
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狹小的感知範圍之内，至于全國有多少近似的悲劇，連想也不敢想了。
現在那幾台“革命樣闆戲”又以“現代革命京劇”、“現代革命舞劇”的名義到處演出，甚至演到了台灣，據說還頗為轟動。
許多晚會上也會頻頻出現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還是“文革”期間“革命樣闆戲劇團”中的原班人馬。
這可能體現了我們時代的寬容，但我想，時代也應該寬容巴金老人這樣的說法：直到現在，白天聽到幾句樣闆戲晚上還會做噩夢。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隻要在收音機裡聽到樣闆戲，他一定立即關掉。
如果是在電視裡看到，而同時看電視的還有很多家人，他會站起身來，走到另一個房間，還把房門關上。
因為這些唱段不管多麼好聽，在他的生命曆程中，永遠是恐怖之音。
在這裡我要順便說一說“革命樣闆戲劇團”裡的那些主要演員。
我作為一名戲劇學者，當然很清楚在那場政治災難中即便是得寵的演員也隻是工具，本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擔什麼政治責任。
但是，近幾年看到他們之中一些人一再在電視訪問中把自己說成是受盡委屈的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