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閉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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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場回到上海，沒見到爸爸。
聽媽媽說，他還是關關放放，沒有定準。
第二天就去了學院。
當年在《送瘟神》的樂曲中走得那麼決絕，一再發誓此生不再跨進這個院子一步。
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亂世，任何個人誓言都難以兌現。
我在學院後門口遲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進去。
每個辦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個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認識。
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陌生人在辦公室裡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證明他們早已是這兒的主人。
天氣挺熱，但每一個窗戶都關閉着。
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運動材料。
怕風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談話聲音傳到窗外？都有可能。
總之，辦公樓在并非寒冷的季節把窗戶都關閉起來了，政治氣氛也就緊張了。
當時的運動，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
但鬧了這麼多年已經很難尋找新的清查對象，因此把我們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來，像一個“破爛倉庫”那麼擱着，什麼事情牽連到誰了，便随時抽出來隔離審查。
但是，這個“破爛倉庫”平日應該擱到哪裡去呢？工宣隊的一個小頭目向我們宣布：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這麼說，後代讀者一定無法理解這件事在當時的驚人規模。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一直擔心着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會侵略中國，而且他也知道，對于中國這麼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戰争。
核戰争的主戰場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須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萬人的防空洞系統，其工程之大，難于想象。
沒有那麼多工兵，沒有那麼多工程技術人員，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和建築材料，怎麼辦？ 用曆來習慣的群衆運動：男女老少都動手，鑿開街道，掀起地闆，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連通。
洞壁所需的磚，也由大家分頭燒制。
整整幾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樓不亮底，全是在幹這個事。
說是男女老少都動手，其實還有一塊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級領導和運動主力，都可以不參加。
因此，在各所高校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體瘦弱的教師們渾身泥水地在壕溝下不停挖掘，年輕力壯的工宣隊員卻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煙在上面“觀察”。
我們挖掘的地點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什麼地段。
一棟棟花園洋房安靜地排列在梧桐樹陰裡，每家花園都很大，推開花園鐵門，便是清寂的巨鹿路。
巨鹿路不行駛公共汽車和電車，隻有極少的小汽車進出，幾乎沒有行人。
偶爾走進去，都要認真收拾心境。
走完花園洋房群，向東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裡弄錦華裡，也全是富貴宅第，我高中時候的同學張敏智就住在那裡。
穿過一條富民路，巨鹿路依然華屋相連，直到現在已經被工人造反派占領的作家協會。
我們眼前的兩棟花園洋房，已經沒有主人。
其中一棟的門廊牆根堆着幾本書，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個英國旅行家寫的非洲遊記。
我很想知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現在到哪裡去了。
隻見花園東側輔樓上有一個關閉的窗戶，窗戶定時打開，總會伸出一個中年人的頭。
頭發紛亂，穿着睡衣，一直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們，很長時間都是如此，好像是個精神病患者。
白嘴鋤已經撬碎洋房前的花崗石路面，我手上的鐵鍬也開始揮動。
但剛揮了幾下，身邊的唐乃祥、顧澤民同學停住了，很内行地對我說，我們這麼挖下去，會把洋房兩道受力牆的牆根掏空，房子就沒救了。
我前後看了看說，其實可以稍稍改動一下防空洞的走向。
于是我們三人就回複到在農場開墾時的習慣，認真謀劃起來。
突然，我腳後跟被誰踢了一腳，耳邊傳來惡狠狠的聲音：『隻會偷懶，還不快幹！” 我轉身一看，隻見一個穿着黑布中山裝的男人，五十多歲，踢完我之後正準備踢唐乃祥。
“為什麼踢人？”我放下鐵鍬，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麼着？”他睜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驚人的是，他跨出半個馬步，擺出了一副準備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勢，好像不是尋常之輩。
這讓我猶豫了，倒不是怕他打。
自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很少看到五十多歲的老頭那麼嚣張。
造反派都很年輕，年長一點的至多獲得一個“反戈一擊”的權利，大多小心謹慎。
工宣隊裡有年紀大一點的工人，但他們隻會說上海方言，即便勉強來幾句普通話，也說不出這一口京腔。
當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
他究竟是誰？ 正在這時，那位給我們布置了任務的工宣隊員不知從哪裡蹿了過來。
一把将他拉走了，邊走邊大聲地向我們嚷嚷：“你們鬧什麼？這是我們工宣隊的錢師傅！” 綁來知道，這個錢師傅的出現，還有重大背景。
原來，随着工人進駐大學和文化單位的時間越來越長，他們想在專業問題上對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欲望也越來越迫切。
聽媽媽說，他還是關關放放，沒有定準。
第二天就去了學院。
當年在《送瘟神》的樂曲中走得那麼決絕，一再發誓此生不再跨進這個院子一步。
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亂世，任何個人誓言都難以兌現。
我在學院後門口遲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進去。
每個辦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個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認識。
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陌生人在辦公室裡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證明他們早已是這兒的主人。
天氣挺熱，但每一個窗戶都關閉着。
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運動材料。
怕風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談話聲音傳到窗外？都有可能。
總之，辦公樓在并非寒冷的季節把窗戶都關閉起來了，政治氣氛也就緊張了。
當時的運動，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
但鬧了這麼多年已經很難尋找新的清查對象，因此把我們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來，像一個“破爛倉庫”那麼擱着，什麼事情牽連到誰了，便随時抽出來隔離審查。
但是，這個“破爛倉庫”平日應該擱到哪裡去呢？工宣隊的一個小頭目向我們宣布：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這麼說，後代讀者一定無法理解這件事在當時的驚人規模。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一直擔心着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會侵略中國，而且他也知道，對于中國這麼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戰争。
核戰争的主戰場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須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萬人的防空洞系統，其工程之大，難于想象。
沒有那麼多工兵，沒有那麼多工程技術人員，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和建築材料，怎麼辦？ 用曆來習慣的群衆運動：男女老少都動手，鑿開街道，掀起地闆，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連通。
洞壁所需的磚，也由大家分頭燒制。
整整幾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樓不亮底，全是在幹這個事。
說是男女老少都動手，其實還有一塊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級領導和運動主力，都可以不參加。
因此，在各所高校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體瘦弱的教師們渾身泥水地在壕溝下不停挖掘，年輕力壯的工宣隊員卻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煙在上面“觀察”。
我們挖掘的地點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什麼地段。
一棟棟花園洋房安靜地排列在梧桐樹陰裡，每家花園都很大，推開花園鐵門，便是清寂的巨鹿路。
巨鹿路不行駛公共汽車和電車，隻有極少的小汽車進出，幾乎沒有行人。
偶爾走進去，都要認真收拾心境。
走完花園洋房群，向東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裡弄錦華裡，也全是富貴宅第，我高中時候的同學張敏智就住在那裡。
穿過一條富民路，巨鹿路依然華屋相連，直到現在已經被工人造反派占領的作家協會。
我們眼前的兩棟花園洋房，已經沒有主人。
其中一棟的門廊牆根堆着幾本書，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個英國旅行家寫的非洲遊記。
我很想知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現在到哪裡去了。
隻見花園東側輔樓上有一個關閉的窗戶，窗戶定時打開，總會伸出一個中年人的頭。
頭發紛亂，穿着睡衣，一直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們，很長時間都是如此，好像是個精神病患者。
白嘴鋤已經撬碎洋房前的花崗石路面，我手上的鐵鍬也開始揮動。
但剛揮了幾下，身邊的唐乃祥、顧澤民同學停住了，很内行地對我說，我們這麼挖下去，會把洋房兩道受力牆的牆根掏空，房子就沒救了。
我前後看了看說，其實可以稍稍改動一下防空洞的走向。
于是我們三人就回複到在農場開墾時的習慣，認真謀劃起來。
突然，我腳後跟被誰踢了一腳，耳邊傳來惡狠狠的聲音：『隻會偷懶，還不快幹！” 我轉身一看，隻見一個穿着黑布中山裝的男人，五十多歲，踢完我之後正準備踢唐乃祥。
“為什麼踢人？”我放下鐵鍬，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麼着？”他睜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驚人的是，他跨出半個馬步，擺出了一副準備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勢，好像不是尋常之輩。
這讓我猶豫了，倒不是怕他打。
自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很少看到五十多歲的老頭那麼嚣張。
造反派都很年輕，年長一點的至多獲得一個“反戈一擊”的權利，大多小心謹慎。
工宣隊裡有年紀大一點的工人，但他們隻會說上海方言，即便勉強來幾句普通話，也說不出這一口京腔。
當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
他究竟是誰？ 正在這時，那位給我們布置了任務的工宣隊員不知從哪裡蹿了過來。
一把将他拉走了，邊走邊大聲地向我們嚷嚷：“你們鬧什麼？這是我們工宣隊的錢師傅！” 綁來知道，這個錢師傅的出現，還有重大背景。
原來，随着工人進駐大學和文化單位的時間越來越長，他們想在專業問題上對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欲望也越來越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