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河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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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小的草坪，我們坐着喝茶閑聊，他已把我當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會在他的書架前站立一會兒。
那是典型的中國幹部藏書。
比較堂皇的是馬恩全集、列甯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曆年的《人民手冊》，這些加在一起，已經占了書架的絕大部分。
車部長與其它幹部不同，還加了一套《魯迅全集》和《辭海》（未定稿），證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後來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論上海能開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
本來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點。
我相信這事他還會與别人讨論，隻希望我能預先給他講得細一點、全一點。
這種談話今天回想起來還十分享受，卻是任何在正常情況下生活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了。
文化大革命幾乎禁絕了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現在撥亂反正，理應果斷解禁，但像車部長他們那一代人卻很難下這樣的決心，生怕在哪一點上出了問題，因此要一部一部“過堂”。
讓我暗自喜悅的是，每說通一部，便是一部偉大作品與一座偉大城市的重新見面。
盡管這種見面是遲早的事，但總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辦法是擡出馬克思、恩格斯、列甯，隻要他們提到過的歐洲經典名作，都立即開放。
這對車部長這樣的老幹部來說，最具有“通過”的說服力。
于是從莎士比亞、歌德、巴爾紮克、托爾斯泰到貝多芬，都滿城綠燈。
然後，麻煩的事情就來了。
一些戲曲片能不能立即開放？例如越劇《紅樓夢》和黃梅戲《女驸馬》，還有一些新進來的外國片如《音樂之聲》，是内部放映，還是公映？所有這些簡單問題的難度全在于，批判文藝作品中的“帝王将相”、“纔子佳人”、“外國死人”、“封資修”最強烈的，是毛澤東主席。
最先開放的是越劇《紅樓夢》，理由也隻有一條：毛澤東喜歡《紅樓夢》。
記得這部片子的“複映”活動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幾天下來，真可以說人山人海、一票難求。
其它很多傳統作品，要開放也必須獲得解釋。
我發現，對車部長他們，要聽的隻有政治解釋。
有一次我把幾部作品解釋為“在封建主義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聽很高興，覺得找到了一種說服别人（主要是說服比他更大的領導而不是一般觀衆）的“理論技巧”。
後來我還聽他多次在大會上作過這樣的解釋。
說完這些事，他會順便問一下：清查工作怎麼樣？他對此好像已經沒有多大興趣，因為一些重點的清查對象早被市裡隔離，面上的清查在他看來隻要“掃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終于鼓起勇氣說：“車部長，我覺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兩個階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後期的批鄧，至于中間那一塊，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工作，情況很不一樣。
現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鄧，有可能産生是非颠倒。
” “這裡有一個原則問題。
”他的态度突然嚴肅起來，“這兩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們一定要謹慎。
觸及毛主席，怎麼也不行！” 他看我有點沮喪，笑了笑，說：“我知道你既拒絕了造反，又拒絕了批鄧，所以對這兩件事特别敏感，這可以理解。
但這兩個口子一開，牽涉的面就大了。
就說我吧，包括我們這次一起到上海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們，絕大多數都參加了批鄧。
至于造反，也很難說沒參加。
部隊裡的是非是看跟誰，但一開始不管跟誰，都以造反的名義。
” 有一次見面，我發現他情緒奇特，像一個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問我，有沒有聽到上海民間的一個傳言：“車文儀，車文儀，把上海的文藝「車」走了！” 我問：“什麼叫「車」走了？” 他說：“就是說我用大車把上海的文藝拉走了！上海沒文藝了！全是我的錯！”他說得有點激動，然後還輕聲補一句：“真不象話，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說：“電影、戲劇、書籍都開放了，看還看不過來，怎麼能說「車」走了呢？” 他說：“是幾個作家說的，其實是說我沒有給他們發獎、撥款！” “作家？”這讓我有點奇怪。
“還是革命作家，部隊來的，”他說，“資格比我還老。
” 這下我就知道他生氣的原因了。
上海有一批資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們眼裡，車部長至多是一個文藝愛好者。
車部長來上海，按禮節也應主動拜訪這些作家，表示尊敬。
于是這些作家有了一種“心理預設”，認定車部長必定站在他們一邊。
然而問題是，這些作家互相之間十分對立，在“文革”中雖然一起受難，但也有互相揭發的事端，到了“五七幹校”勞動，也曾互相批判過。
他們都有大量證據證明對立面作家在“文革”中喪失了立場、出賣了戰友、傷害了文化，于是紛紛把材料送到車部長處，結果，車部長隻能兩頭滅火，得罪兩頭。
我聽下來，他也有一點個人傾向，但正是這種個人傾向，引起了另一撥人的強烈反彈。
反彈的方式是以資格老的革命者身份來訓斥資格淺的革命者，外帶以一個著名作家的身份來訓斥一個文藝愛好者，車部長怎麼受得了？怎麼不委屈？ “他們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車部長說，“自從清查以來，我這兒收到揭發他們「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麼年紀了，見一個要一個！我昨天還收到一份揭發，說那個作家騙女孩子，光自己标點符号的稿費就夠經常請客吃飯的了。
你聽聽，把寫作當作「搞腐化」的資本了……” 車部長所說的“搞腐化”，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太明白了。
在當時，這三個字就是借指淫亂事件，十分通用。
甚至司法文告、幹部處分決定上也這麼寫，直到很晚纔被諸如“不正當的兩性關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實在民間，分不清詞語的褒貶，連“正當”的關系也算。
我曾看到一個中年人的有趣回憶，當年他與未婚妻談戀愛，一度手腳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隻能在正式登記之後！” 今天車部長所說的“搞腐化”當然是指非正當的。
他的由衷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識到，清查運動實實在在有點走歪了。
即使不算生活作風問題，僅從政治節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間幹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在總體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剝奪閱讀權利和寫作權利的可憐群體啊。
他找我傾訴，證明他個人對我的信任。
因此，我明知他不願意聽，還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了。
我說：“車部長，其實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他們在「文革」中的許多行為，也是被迫無奈。
因此說來說去，還是要算「文革」的這筆總賬。
清查的大方向，應該……” 車部長知道我會說什麼，立即把話插了上來：“今天不談這個了吧。
” 但我還是很不識相地加了一句：“說真的，據我的觀察，清查這樣搞下去，有點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麼？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興了。
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說的這個成語為什麼會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為他後來在幾次報告中都反複提到：“有人說，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請問，誰是瞎子？誰是象？”我甚至感到，這四個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斷友誼的關鍵所在。
他面無表情地站起來，拿起牆角的熱水瓶，給我的茶杯加水，又給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說話。
他從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來，又恢複了部長的尊嚴。
過了好一會兒，他用冷靜的口氣說：“「文革」再有問題，也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直接領導的。
上海的清查不是沒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對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對周總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與「四人幫」牽連的人。
” 按照語言邏輯，我本想說，這裡所說的“反對”、“言行”和“牽連”都太寬泛，缺少限定。
作為政策實施，至少要舉例說明。
但看他的臉色，我沒有說。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點矜持。
我知道責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個月後，我接到通知：暫停文藝組清查召集人的職務一段時間，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說清楚。
一個姓王的材料組成員悄悄告訴我：“車部長說了，你在「文革」十年間表現良好，這封信如果真有什麼問題，說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 但是，要說清楚這封神秘的信，實在不容易。
一開始他們就告訴我了：我的這封信，是寫給一個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說，有“打小報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當時一個老幹部馬天水的秘書，這我聽說過，但我根本不認識他，連名字的這幾個字是不是這樣寫也不清楚，怎麼會給他寫信呢？ 材料組的人見我想了好些天也沒有想起來，終于決定提醒：“那封信，是為了沈立民的事。
”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來了，而且全部想起來了。
這個名字，把我帶到了“文革”中在農場勞動的艱辛歲月。
我前面說過，那年我帶領夥伴們用身體填堵決口，最後被拉上堤岸時全身已經凍僵。
幸好，那天宿舍裡留着一個身體極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見狀，立即把我們一個個按在床上，端着水來挨個兒擦身，擦完身，他又用雙手狠命地搓我們的四肢，搓完這個搓那個，忙來颠去，直到我們一個個睡着。
從農場必到上海後，他眼疾加重，幾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廠工作。
有一天他摸着牆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連忙攙扶住他，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忙。
他說：“你有沒有辦法通過任何一家報社，轉一封我們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給上海分管工業的老幹部馬天水？” 我問信中說什麼事，他說主要是不滿意他們的車間主任。
我說報社信函太多，容易遺失，還不如從郵局直接寄。
我聽說過這位老幹部的一個秘書名字，就寄給他，試試看。
他說好，就把那封集體簽名信摸了出來。
我一摸，覺得信寫得太長了，建議由他簡述幾句信的内容，由我記錄并加上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會在他的書架前站立一會兒。
那是典型的中國幹部藏書。
比較堂皇的是馬恩全集、列甯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曆年的《人民手冊》，這些加在一起，已經占了書架的絕大部分。
車部長與其它幹部不同，還加了一套《魯迅全集》和《辭海》（未定稿），證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後來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論上海能開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
本來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點。
我相信這事他還會與别人讨論，隻希望我能預先給他講得細一點、全一點。
這種談話今天回想起來還十分享受，卻是任何在正常情況下生活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了。
文化大革命幾乎禁絕了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現在撥亂反正，理應果斷解禁，但像車部長他們那一代人卻很難下這樣的決心，生怕在哪一點上出了問題，因此要一部一部“過堂”。
讓我暗自喜悅的是，每說通一部，便是一部偉大作品與一座偉大城市的重新見面。
盡管這種見面是遲早的事，但總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辦法是擡出馬克思、恩格斯、列甯，隻要他們提到過的歐洲經典名作，都立即開放。
這對車部長這樣的老幹部來說，最具有“通過”的說服力。
于是從莎士比亞、歌德、巴爾紮克、托爾斯泰到貝多芬，都滿城綠燈。
然後，麻煩的事情就來了。
一些戲曲片能不能立即開放？例如越劇《
最先開放的是越劇《紅樓夢》，理由也隻有一條：毛澤東喜歡《紅樓夢》。
記得這部片子的“複映”活動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幾天下來，真可以說人山人海、一票難求。
其它很多傳統作品，要開放也必須獲得解釋。
我發現，對車部長他們，要聽的隻有政治解釋。
有一次我把幾部作品解釋為“在封建主義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聽很高興，覺得找到了一種說服别人（主要是說服比他更大的領導而不是一般觀衆）的“理論技巧”。
後來我還聽他多次在大會上作過這樣的解釋。
說完這些事，他會順便問一下：清查工作怎麼樣？他對此好像已經沒有多大興趣，因為一些重點的清查對象早被市裡隔離，面上的清查在他看來隻要“掃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終于鼓起勇氣說：“車部長，我覺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兩個階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後期的批鄧，至于中間那一塊，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工作，情況很不一樣。
現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鄧，有可能産生是非颠倒。
” “這裡有一個原則問題。
”他的态度突然嚴肅起來，“這兩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們一定要謹慎。
觸及毛主席，怎麼也不行！” 他看我有點沮喪，笑了笑，說：“我知道你既拒絕了造反，又拒絕了批鄧，所以對這兩件事特别敏感，這可以理解。
但這兩個口子一開，牽涉的面就大了。
就說我吧，包括我們這次一起到上海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們，絕大多數都參加了批鄧。
至于造反，也很難說沒參加。
部隊裡的是非是看跟誰，但一開始不管跟誰，都以造反的名義。
” 有一次見面，我發現他情緒奇特，像一個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問我，有沒有聽到上海民間的一個傳言：“車文儀，車文儀，把上海的文藝「車」走了！” 我問：“什麼叫「車」走了？” 他說：“就是說我用大車把上海的文藝拉走了！上海沒文藝了！全是我的錯！”他說得有點激動，然後還輕聲補一句：“真不象話，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說：“電影、戲劇、書籍都開放了，看還看不過來，怎麼能說「車」走了呢？” 他說：“是幾個作家說的，其實是說我沒有給他們發獎、撥款！” “作家？”這讓我有點奇怪。
“還是革命作家，部隊來的，”他說，“資格比我還老。
” 這下我就知道他生氣的原因了。
上海有一批資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們眼裡，車部長至多是一個文藝愛好者。
車部長來上海，按禮節也應主動拜訪這些作家，表示尊敬。
于是這些作家有了一種“心理預設”，認定車部長必定站在他們一邊。
然而問題是，這些作家互相之間十分對立，在“文革”中雖然一起受難，但也有互相揭發的事端，到了“五七幹校”勞動，也曾互相批判過。
他們都有大量證據證明對立面作家在“文革”中喪失了立場、出賣了戰友、傷害了文化，于是紛紛把材料送到車部長處，結果，車部長隻能兩頭滅火，得罪兩頭。
我聽下來，他也有一點個人傾向，但正是這種個人傾向，引起了另一撥人的強烈反彈。
反彈的方式是以資格老的革命者身份來訓斥資格淺的革命者，外帶以一個著名作家的身份來訓斥一個文藝愛好者，車部長怎麼受得了？怎麼不委屈？ “他們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車部長說，“自從清查以來，我這兒收到揭發他們「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麼年紀了，見一個要一個！我昨天還收到一份揭發，說那個作家騙女孩子，光自己标點符号的稿費就夠經常請客吃飯的了。
你聽聽，把寫作當作「搞腐化」的資本了……” 車部長所說的“搞腐化”，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太明白了。
在當時，這三個字就是借指淫亂事件，十分通用。
甚至司法文告、幹部處分決定上也這麼寫，直到很晚纔被諸如“不正當的兩性關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實在民間，分不清詞語的褒貶，連“正當”的關系也算。
我曾看到一個中年人的有趣回憶，當年他與未婚妻談戀愛，一度手腳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隻能在正式登記之後！” 今天車部長所說的“搞腐化”當然是指非正當的。
他的由衷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識到，清查運動實實在在有點走歪了。
即使不算生活作風問題，僅從政治節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間幹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在總體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剝奪閱讀權利和寫作權利的可憐群體啊。
他找我傾訴，證明他個人對我的信任。
因此，我明知他不願意聽，還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了。
我說：“車部長，其實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他們在「文革」中的許多行為，也是被迫無奈。
因此說來說去，還是要算「文革」的這筆總賬。
清查的大方向，應該……” 車部長知道我會說什麼，立即把話插了上來：“今天不談這個了吧。
” 但我還是很不識相地加了一句：“說真的，據我的觀察，清查這樣搞下去，有點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麼？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興了。
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說的這個成語為什麼會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為他後來在幾次報告中都反複提到：“有人說，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請問，誰是瞎子？誰是象？”我甚至感到，這四個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斷友誼的關鍵所在。
他面無表情地站起來，拿起牆角的熱水瓶，給我的茶杯加水，又給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說話。
他從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來，又恢複了部長的尊嚴。
過了好一會兒，他用冷靜的口氣說：“「文革」再有問題，也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直接領導的。
上海的清查不是沒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對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對周總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與「四人幫」牽連的人。
” 按照語言邏輯，我本想說，這裡所說的“反對”、“言行”和“牽連”都太寬泛，缺少限定。
作為政策實施，至少要舉例說明。
但看他的臉色，我沒有說。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點矜持。
我知道責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個月後，我接到通知：暫停文藝組清查召集人的職務一段時間，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說清楚。
一個姓王的材料組成員悄悄告訴我：“車部長說了，你在「文革」十年間表現良好，這封信如果真有什麼問題，說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 但是，要說清楚這封神秘的信，實在不容易。
一開始他們就告訴我了：我的這封信，是寫給一個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說，有“打小報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當時一個老幹部馬天水的秘書，這我聽說過，但我根本不認識他，連名字的這幾個字是不是這樣寫也不清楚，怎麼會給他寫信呢？ 材料組的人見我想了好些天也沒有想起來，終于決定提醒：“那封信，是為了沈立民的事。
”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來了，而且全部想起來了。
這個名字，把我帶到了“文革”中在農場勞動的艱辛歲月。
我前面說過，那年我帶領夥伴們用身體填堵決口，最後被拉上堤岸時全身已經凍僵。
幸好，那天宿舍裡留着一個身體極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見狀，立即把我們一個個按在床上，端着水來挨個兒擦身，擦完身，他又用雙手狠命地搓我們的四肢，搓完這個搓那個，忙來颠去，直到我們一個個睡着。
從農場必到上海後，他眼疾加重，幾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廠工作。
有一天他摸着牆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連忙攙扶住他，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忙。
他說：“你有沒有辦法通過任何一家報社，轉一封我們車間工人的集體簽名信，給上海分管工業的老幹部馬天水？” 我問信中說什麼事，他說主要是不滿意他們的車間主任。
我說報社信函太多，容易遺失，還不如從郵局直接寄。
我聽說過這位老幹部的一個秘書名字，就寄給他，試試看。
他說好，就把那封集體簽名信摸了出來。
我一摸，覺得信寫得太長了，建議由他簡述幾句信的内容，由我記錄并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