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河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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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雖有莊嚴的面容，卻很難抵拒假裝學問的臆想、冒稱嚴謹的偷換、貌似公平的掩飾、形同證據的僞造。
它因人們的輕信而成為輿論，因時間的易逝而難以辯駁，因文痞的無恥而延續謬誤，因學者的怯懦而知錯不糾。
結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會進程中的一些最關鍵的隐秘。
尤其是曆史轉折時期的隐秘，更其複雜。
這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們忘記的時期，因為不管用轉折前還是轉折後的坐标都無法讀解它，而無法讀解就無法記錄。
曆史的轉折處大多并不美麗，就像河道的彎口上常常彙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
美麗的轉折一定是修飾的結果，而修飾往往是曆史的改寫。
我生有幸，經曆了好幾個曆史轉折。
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這兩年。
這兩年，一般被稱為“兩個凡是”時期。
所謂“兩個凡是”，就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先生提出的指導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 “四人幫”已經倒台，并開始清查，但“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使曆史變得暧昧，“文革”到底結束了嗎？ 爸爸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卻有很多朋友來訪。
他對他們，都很冷淡。
這一點，與後來很多小說、戲劇描寫的劫後重逢的喜悅全然不同。
有時，我也依稀聽到幾句他們之間的對話—— “老餘，那次批判會上的發言，是造反派強要我……” “都過去了。
這十年你也不容易……” 隻有祖母還繞在那個問題上轉不出來，那天終于問我爸爸：“你到底什麼時候認識陳毅、陳丕顯的？” 爸爸說：“我連一個區長都不認識。
” 對于這樣一類的常識性陷害，整整十年，那麼多朋友都沉默着。
我終于明白，爸爸為什麼能原諒那幾個造反派頭頭，卻無法原諒那些朋友。
朋友應該知情，知情應該發言，在那麼長的時間内說幾句平實的公道話并沒有太大的風險，而對當事人卻是救命繩索。
此刻災難過去，他們現在正合力聲讨那幾個造反派頭目，爸爸則背過臉，為晚年選擇了孤獨。
那天家裡隻有我和祖母在，聽到敲門聲。
迎進來的是一腔安徽口音，兩位先生來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
他們高度評價了叔叔，又憤怒批判了他們單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夠“化悲痛為力量，加入新長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發現，她眼裡居然湧動着恰似一個年幼女孩被奪走了手中珍寶的無限委屈。
此刻，祖母已經八十四歲。
老人的嘴唇抖動着，問：“他第一、第二次自殺後救活，你們為什麼不通知我？” 沒有回答。
過了好一會兒，來人說：“老太太，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沒有經驗，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們還要搞？”祖母問。
“嗯。
” “什麼時候？” “再過七八年吧，主席說過。
” 聽說七八年後還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齡，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強硬。
” 我知道，對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脈的叔叔，我沒有資格說這句話，卻想借此對這位真正強硬的尊長作一種保證。
我估計她會嘲笑我。
沒想到她輕輕一笑說：“這我早就看出來了。
” “憑什麼？”我驚喜莫名。
“憑你一個人離開上海，在沒吃沒喝的荒山上住那麼久。
有一股狠勁。
” 我笑了：“吃喝還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 就在這個期間，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廈見一位重要人物。
他叫車文儀，原是海軍政治部的文化部長，“四人幫”倒台後，他随海軍最高負責人蘇振華接管上海，擔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職務還是新職務，大家都叫他車部長。
在一場涉及全市的清查運動中執掌指揮大權，他當時在上海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我家當時住在江甯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廈要搭乘19路無軌電車，再走一段。
出家門見隔壁一位同齡人與我客氣地打招呼，這在幾個月前還不可能，因為他是工宣隊員,而我們家是打倒對象。
居民委員會辦的黑闆報裡，上面有一排“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标語是用紅油漆寫的，還在，但底下用粉筆寫的兩個口号“粉碎四人幫，批判鄧小平”，後面那個已被路人用手指頭塗花，隻能勉強辨認。
19路無軌電車開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氣都爆，那麼擠的車，難免誰踩了誰，誰撞了誰，于是就互罵。
罵的結果總是一樣：先由一方惡狠狠地提議到下一站停車時下車打一架，叫“對開”，對方當然高聲同意。
對于這種決鬥，其它乘客都抱着熱烈鼓勵的态度。
如果互罵幾句還沒有達到這個結果，周圍往往一片慫恿；“對開！”“對開！” 兩個人在車站下車後對打時，車子會停一陣，不是等他們打完上車，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讓滿車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飽眼福。
隻有在發現提議“對開”的對手是瘦老頭的時候，這方的态度纔會緩和下來，因為代代相傳，“路邊瘦老不可惹”。
當然不是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極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很值得稱道，那就是不能在車上“對開”。
公開的原因是怕傷及無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開手腳。
因此，如果有兩個年輕人在車上打起來了，全車都瞧不起。
這種風氣全市普及，使車上顯得很安全，不必擔心橫拳飛掌擦面而過。
我當時乘公共汽車最感擔心的，是怕車上有竊賊。
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們偷了哪個人後整個車子開到公安局，每個乘客被搜身。
這會耗費很多時間。
這樣的事情，當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經無法想象，但在那時，卻是家常便飯。
如果車上有一個人突然尖叫一聲：“售票員，我的皮夾子沒了！”接下來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裡邊有多少錢？”售票員問。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開分局！”售票員立即作出了決定。
他所說的分局就是某個區的公安分局。
車上有幾十人，在那貧困的年代，大家都覺得這十元人民币是一筆财産，對車子不停站直開公安局毫無異議。
這車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課的教師，手握大把門票的運動場管理員，急于開刀的醫生，但是，沒有誰想到要阻止這個行動。
如果有一個乘客對此稍露不滿，哪怕是說：“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車的目光都“刷”地對準他，把他看成是試圖逃脫的竊賊嫌疑犯。
于是，每個人都要裝扮出坦蕩從容、滿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
在伸起雙手來的時候，還笑容滿面。
所有的人隻想着表白自己沒有偷，不僅對自己和别人的權利、尊嚴毫無興趣，甚至對于真正的竊賊也沒有氣憤。
如果這事發生在夜間，車上幾個聰明人就會向售票員提議，把車廂的燈關閉一下，讓那位錯拿了别人皮夾子的先生有機會把皮夾子扔在地上。
這種提議很容易通過，等車燈一閉一開之後，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腳下有皮夾子。
這是提議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還是别人扔的，誰也不感興趣。
因此，在這樣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竊賊的意識。
有的隻是自我洗刷。
這樣的事，在19路無軌電車上經常遇到，因為這路車的起點宜昌路和終點提籃橋，都是當時的貧困地區。
幸好今天沒有遇到，否則，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靜安分局、閘北分局還是虹口分局，趕不上車部長約定的時間了。
但是，由于在車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圍觀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對正在開始的清查運動擔懮起來。
不高的個子，花白的頭發，渾身的精力，車部長一見面便稱贊我那篇談魯迅佚文的論文。
我說，原文會更好一點，被人改了。
他說，在那種形勢下還寫學術論文，是一種勇敢。
談話剛開始就被電話一次次打斷，後來他幹脆把我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在他接電話的空隙中交談。
一聽就知道，電話多數是新任上海市委書記蘇振華本人打來的，這天他倆在反複通報着一些正在從北京調入的高層幹部的情況。
從交談中得知，他對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曆了如指掌，并備加贊許。
是誰告訴他的呢？我好奇地詢問，他神秘地說：“我有多頭情報。
” 我首先猜測是海軍方面。
由于老朋友張攻非的關系，我在十年間結識了一些海軍高級官員，就連後來擔任過全國海軍參謀長的安立群将軍，那年月也總是把吉普車停在我們秘密聚會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條陋巷口，與我們一次次讨論着在風聲鶴唳的寒冬間的行為選擇。
而車部長，正是來自海軍。
當然，“情報”也可能來自我所在班級裡的一些高幹子弟，也可能出自車部長他們接管上海幾個月來的調查。
他這天找我，是問我對上海宣傳文化系統清查運動的意見。
我說：“能不能隻搞清查，而不搞運動？”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會兒，終于點了點頭，說：“我大緻懂你的意思，但運動看來是免不了的了。
” 我說：“那就要請您緊緊掌舵，不要放過真兇首惡、重大事件，但必須警惕有人胡亂指控、颠倒輕重。
我已看到大量讓人擔心的迹象。
我們國家有一批永恒的運動積極分子。
” 車部長同意我的意見，動員我擔任寫作組系統文藝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負責向我所在的學院打招呼。
我說我不想擔任任何職務。
他說，這算什麼職務呀，很快就完成了。
今後擔任什麼，我們從長計議。
我怕再推下去他會笑我把小差事當作了大職務，就不再吱聲。
最後握别時他問：“你的名字是筆名嗎？” “不，真名。
我從來不用筆名寫作。
” “誰取的？那麼有詩意？” “不識字的祖母。
” 不久之後車部長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
他的書房滿壁圖書，面
它因人們的輕信而成為輿論，因時間的易逝而難以辯駁，因文痞的無恥而延續謬誤，因學者的怯懦而知錯不糾。
結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會進程中的一些最關鍵的隐秘。
尤其是曆史轉折時期的隐秘，更其複雜。
這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們忘記的時期，因為不管用轉折前還是轉折後的坐标都無法讀解它，而無法讀解就無法記錄。
曆史的轉折處大多并不美麗，就像河道的彎口上常常彙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
美麗的轉折一定是修飾的結果，而修飾往往是曆史的改寫。
我生有幸，經曆了好幾個曆史轉折。
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這兩年。
這兩年，一般被稱為“兩個凡是”時期。
所謂“兩個凡是”，就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先生提出的指導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 “四人幫”已經倒台，并開始清查，但“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使曆史變得暧昧，“文革”到底結束了嗎？ 爸爸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卻有很多朋友來訪。
他對他們，都很冷淡。
這一點，與後來很多小說、戲劇描寫的劫後重逢的喜悅全然不同。
有時，我也依稀聽到幾句他們之間的對話—— “老餘，那次批判會上的發言，是造反派強要我……” “都過去了。
這十年你也不容易……” 隻有祖母還繞在那個問題上轉不出來，那天終于問我爸爸：“你到底什麼時候認識陳毅、陳丕顯的？” 爸爸說：“我連一個區長都不認識。
” 對于這樣一類的常識性陷害，整整十年，那麼多朋友都沉默着。
我終于明白，爸爸為什麼能原諒那幾個造反派頭頭，卻無法原諒那些朋友。
朋友應該知情，知情應該發言，在那麼長的時間内說幾句平實的公道話并沒有太大的風險，而對當事人卻是救命繩索。
此刻災難過去，他們現在正合力聲讨那幾個造反派頭目，爸爸則背過臉，為晚年選擇了孤獨。
那天家裡隻有我和祖母在，聽到敲門聲。
迎進來的是一腔安徽口音，兩位先生來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
他們高度評價了叔叔，又憤怒批判了他們單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夠“化悲痛為力量，加入新長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發現，她眼裡居然湧動着恰似一個年幼女孩被奪走了手中珍寶的無限委屈。
此刻，祖母已經八十四歲。
老人的嘴唇抖動着，問：“他第一、第二次自殺後救活，你們為什麼不通知我？” 沒有回答。
過了好一會兒，來人說：“老太太，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沒有經驗，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們還要搞？”祖母問。
“嗯。
” “什麼時候？” “再過七八年吧，主席說過。
” 聽說七八年後還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齡，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強硬。
” 我知道，對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脈的叔叔，我沒有資格說這句話，卻想借此對這位真正強硬的尊長作一種保證。
我估計她會嘲笑我。
沒想到她輕輕一笑說：“這我早就看出來了。
” “憑什麼？”我驚喜莫名。
“憑你一個人離開上海，在沒吃沒喝的荒山上住那麼久。
有一股狠勁。
” 我笑了：“吃喝還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 就在這個期間，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廈見一位重要人物。
他叫車文儀，原是海軍政治部的文化部長，“四人幫”倒台後，他随海軍最高負責人蘇振華接管上海，擔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職務還是新職務，大家都叫他車部長。
在一場涉及全市的清查運動中執掌指揮大權，他當時在上海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我家當時住在江甯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廈要搭乘19路無軌電車，再走一段。
出家門見隔壁一位同齡人與我客氣地打招呼，這在幾個月前還不可能，因為他是工宣隊員,而我們家是打倒對象。
居民委員會辦的黑闆報裡，上面有一排“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标語是用紅油漆寫的，還在，但底下用粉筆寫的兩個口号“粉碎四人幫，批判鄧小平”，後面那個已被路人用手指頭塗花，隻能勉強辨認。
19路無軌電車開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氣都爆，那麼擠的車，難免誰踩了誰，誰撞了誰，于是就互罵。
罵的結果總是一樣：先由一方惡狠狠地提議到下一站停車時下車打一架，叫“對開”，對方當然高聲同意。
對于這種決鬥，其它乘客都抱着熱烈鼓勵的态度。
如果互罵幾句還沒有達到這個結果，周圍往往一片慫恿；“對開！”“對開！” 兩個人在車站下車後對打時，車子會停一陣，不是等他們打完上車，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讓滿車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飽眼福。
隻有在發現提議“對開”的對手是瘦老頭的時候，這方的态度纔會緩和下來，因為代代相傳，“路邊瘦老不可惹”。
當然不是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極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很值得稱道，那就是不能在車上“對開”。
公開的原因是怕傷及無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開手腳。
因此，如果有兩個年輕人在車上打起來了，全車都瞧不起。
這種風氣全市普及，使車上顯得很安全，不必擔心橫拳飛掌擦面而過。
我當時乘公共汽車最感擔心的，是怕車上有竊賊。
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們偷了哪個人後整個車子開到公安局，每個乘客被搜身。
這會耗費很多時間。
這樣的事情，當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經無法想象，但在那時，卻是家常便飯。
如果車上有一個人突然尖叫一聲：“售票員，我的皮夾子沒了！”接下來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裡邊有多少錢？”售票員問。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開分局！”售票員立即作出了決定。
他所說的分局就是某個區的公安分局。
車上有幾十人，在那貧困的年代，大家都覺得這十元人民币是一筆财産，對車子不停站直開公安局毫無異議。
這車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課的教師，手握大把門票的運動場管理員，急于開刀的醫生，但是，沒有誰想到要阻止這個行動。
如果有一個乘客對此稍露不滿，哪怕是說：“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車的目光都“刷”地對準他，把他看成是試圖逃脫的竊賊嫌疑犯。
于是，每個人都要裝扮出坦蕩從容、滿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
在伸起雙手來的時候，還笑容滿面。
所有的人隻想着表白自己沒有偷，不僅對自己和别人的權利、尊嚴毫無興趣，甚至對于真正的竊賊也沒有氣憤。
如果這事發生在夜間，車上幾個聰明人就會向售票員提議，把車廂的燈關閉一下，讓那位錯拿了别人皮夾子的先生有機會把皮夾子扔在地上。
這種提議很容易通過，等車燈一閉一開之後，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腳下有皮夾子。
這是提議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還是别人扔的，誰也不感興趣。
因此，在這樣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竊賊的意識。
有的隻是自我洗刷。
這樣的事，在19路無軌電車上經常遇到，因為這路車的起點宜昌路和終點提籃橋，都是當時的貧困地區。
幸好今天沒有遇到，否則，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靜安分局、閘北分局還是虹口分局，趕不上車部長約定的時間了。
但是，由于在車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圍觀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對正在開始的清查運動擔懮起來。
不高的個子，花白的頭發，渾身的精力，車部長一見面便稱贊我那篇談魯迅佚文的論文。
我說，原文會更好一點，被人改了。
他說，在那種形勢下還寫學術論文，是一種勇敢。
談話剛開始就被電話一次次打斷，後來他幹脆把我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在他接電話的空隙中交談。
一聽就知道，電話多數是新任上海市委書記蘇振華本人打來的，這天他倆在反複通報着一些正在從北京調入的高層幹部的情況。
從交談中得知，他對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曆了如指掌，并備加贊許。
是誰告訴他的呢？我好奇地詢問，他神秘地說：“我有多頭情報。
” 我首先猜測是海軍方面。
由于老朋友張攻非的關系，我在十年間結識了一些海軍高級官員，就連後來擔任過全國海軍參謀長的安立群将軍，那年月也總是把吉普車停在我們秘密聚會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條陋巷口，與我們一次次讨論着在風聲鶴唳的寒冬間的行為選擇。
而車部長，正是來自海軍。
當然，“情報”也可能來自我所在班級裡的一些高幹子弟，也可能出自車部長他們接管上海幾個月來的調查。
他這天找我，是問我對上海宣傳文化系統清查運動的意見。
我說：“能不能隻搞清查，而不搞運動？”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會兒，終于點了點頭，說：“我大緻懂你的意思，但運動看來是免不了的了。
” 我說：“那就要請您緊緊掌舵，不要放過真兇首惡、重大事件，但必須警惕有人胡亂指控、颠倒輕重。
我已看到大量讓人擔心的迹象。
我們國家有一批永恒的運動積極分子。
” 車部長同意我的意見，動員我擔任寫作組系統文藝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負責向我所在的學院打招呼。
我說我不想擔任任何職務。
他說，這算什麼職務呀，很快就完成了。
今後擔任什麼，我們從長計議。
我怕再推下去他會笑我把小差事當作了大職務，就不再吱聲。
最後握别時他問：“你的名字是筆名嗎？” “不，真名。
我從來不用筆名寫作。
” “誰取的？那麼有詩意？” “不識字的祖母。
” 不久之後車部長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
他的書房滿壁圖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