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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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在穿越上海滬太路、靈石路的道口時突然摔倒在馬路中央，不省人事，滿臉鮮血。
路人立即打110專線電話報警，很快就有救護車把他送到附近的同濟醫院搶救。
老人在脫離危險後被包紮，瘦削的臉上纏着繃帶，繃帶上滲着血迹。
白發淩亂，衣衫不整，言語遲鈍。
醫務人員一時問不清他的身份、住處，便讓他一個人蜷縮在病床上，等待家屬來尋找。
但是，他們估計，這更可能是一個沒有任何人來尋找的年邁流浪漢。
這就是我爸爸。
那天，爸爸、媽媽一起上街，媽媽拐到一家雜貨店買東西，爸爸不願意在店門口等，就獨個兒穿越馬路回家了。
媽媽在店裡，完全不知道路上發生的一切。
她隻知道爸爸已經回家，便放心地一家家商店連着逛，這是她一生中最後悔的一次逛街。
終于，躺在病床上的爸爸發出了輕微的聲音。
護士一聽，是一串号碼，而且聽起來很像是電話号碼。
照着一撥，找到了我的弟弟。
當時，我在北京，我的妻子在另外一座城市。
等到我們回到上海，知道情況後急急趕去探望，爸爸居然能起身，站在那裡迎接我們。
摔了一跤，一番折騰，本來已經是一把骨頭的爸爸顯得更清瘦了。
他穿了一身舊中山裝，頭上戴着一頂帽子，壓住了包傷口的紗布。
我摘下他的帽子看了看，便問起出事那天的種種細節。
爸爸口齒清晰地叙述着，我聽了一會兒便開始走神，總覺得今天的他，是從遠處走來的。
遠處？哪兒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着爸爸，終于明白，問題出在那身舊中山裝。
爸爸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樣一直穿那種休閑式的布夾克，我們看慣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傷後的衰相讓我們擔懮，纔特地換了一身舊制服。
這一換，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時的他，基本就是這個模樣。
而且…… 我從椅子上猛地站起身來，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穿着的舊中山裝，特别是摸那肩。
媽媽在旁解釋道：“他受傷後怕冷，這件舊衣服厚一點。
” 我的手已經摸到了舊中山裝肩上的那塊漆漬。
不錯，深棕色的，像台灣地圖！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輕輕歎一聲：“這衣服，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驚。
“那時他被選為人民陪審員，做了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這塊漆漬……”我想說下去又語塞了。
我不能當着爸爸的面告訴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離室幾次索要這套制服，準備穿着它自殺。
但我還是說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前到隔離室與爸爸告别，爸爸就穿了這套衣服，人也像現在那麼清瘦，這也三十多年了……” 我這一說，爸爸和媽媽像突遭雷擊一般，剎那間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終于回過神來了，低頭看了看這套舊制服，自言自語地問：“是這一套？” 我面對穿了這身舊制服的爸爸，壓抑不住要說一句話，這是幾十年前面對這身制服時該說而沒有說的。
我說：“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對暴力，強硬不屈。
” 爸爸眼中又出現了我們過去見過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來了，他輕聲說了一句：“我這種态度苦了你們，苦了全家。
” “沒有！”我說，“你和叔叔帶了頭，我們也跟着一路強硬下去，反而簡單了。
” 我與爸爸常常見面，但與這套制服的最後一次見面卻隔了整整三十四年。
那次站在這套制服前的我強硬到什麼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卻被胡錫濤先生的那篇回憶文章重新攪起。
現在連我自己也無法想象了，一個立即要以自己的體力勞動養活八口之家的年輕人，怎麼可能會在下鄉前的極度卑微、極度饑餓中，堅持最後一分锺的學術立場，讀完最後幾頁英語經典？ 這真是二十二歲的我？ “你下鄉前一天到隔離室來看我，手裡還拿着一小束白花。
”爸爸說。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對你說，不能給打倒對象獻花。
你說，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獻給叔叔的。
” 這下我想起來了，說：“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
當時覺得路很遠，要換公共汽車，中間在虹橋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縮肩跺腳，就是現在上海市中級法院那裡……” “中級法院搬到那裡去了？”爸爸問，“我做人民陪審員的時候，中級法院在福州路外灘。
” 他這麼一說，我又想起，家裡誰也沒有見過他在法院當陪審員的樣子，隻記得他穿着這套制服做“被審員”。
不是被法院審，“文革”時期沒有正規法院。
他的法院在外灘，那簡直是一個太遠的夢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
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圖像。
兩個血性漢子，兩個餘家長輩，一頭是隔離室，一頭是墓地，我站在中間，寒風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現在，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災難能避免嗎？ 爸爸對此曆來悲觀。
我比他好奇。
為什麼法院恰恰造在隔離室和墓地中間？為什麼正好出現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縮肩跺腳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勵我，到法院起訴诽謗者。
理由是：任他們猖狂，天理難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對起訴。
理由是：讓他們出名，何苦來着。
我一直沒有起訴，理由卻與爸爸有關。
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麼多苦，最後卻原諒了迫害他的造反派頭頭。
這事比我在做院長期間為造反派學生解脫困難多了，因為被爸爸原諒的，是整整威脅了我們全家十年之久的猙獰臉譜。
爸爸原諒造反派頭頭這件事，我曾經在台灣東海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到過。
根據當時發表的記錄，我是這樣說的── ……父親在“文革”十年中受盡苦難，多次都想自殺，真可謂九死一生。
待到“文革”結束，“四人幫”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惡的造反派，有關人員多次詢問父親，“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幾個人，我父親總是說：“大概是幾個年輕人吧，完全記不得了。
不能怪他們，「文革」是上面發動的，他們年幼無知，響應号召罷了。
我如果不被關押，可能也很積極。
” 他的這種态度使我很生氣，幾次盤問，他都不講。
我想起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别，曾去求過一個造反派，便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父親說：“問這個幹什麼？他那次不是讓我們見面了嗎？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記了。
”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甘肅的信。
信中說，他是我的忠實讀者，但每次讀我的書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為他是“文革”中鬥争我父親的造反派頭頭，給我們家帶來過不小的災難。
他說他見過我，還記得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别的可憐樣子。
信後，是他一筆一畫的簽名。
我猶豫再三，終于把他的來信、他的名字告訴父親。
父親根本沒忘，聽我一說，失神地想了一會兒，立即回過神來問：“他怎麼到甘肅去工作了呢？那兒離上海太遠了。
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問好。
” 這時我看看蒼老的父親，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我們民族的災難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報來延續災難。
他一再說忘了，是想讓他的兒子們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甯靜。
于是，我在甯靜中寫下了那麼多文章，在衆多的讀者中擁有了一位甘肅高原的讀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東海大學） 記得我剛剛收到這封甘肅來信時曾反複想過，寫信的這個人，究竟是我們記憶中的哪一個？是那個能言善辯、怪招疊出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還是那個長得極像我們學院工宣隊頭頭的瘦個子青年，或是另一個我當時沒有注意的人？他本來完全可以不寫這樣一封信來，但他寫了，而且一筆一畫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
這是他的勇敢，但對我們全家來說，他的來信，以及爸爸對他的原諒，卻是對災難歲月的另一番承受。
當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現在要重新喚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無異于一場心理苦役，分量與以前的承受一樣重，就像把一副重擔原路挑回。
這是滲透到家門裡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邊的事，其間的隐痛難以描述。
正因為有過這樣的承受，我對于震動海内外華文讀書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沒有起訴。
“石一歌”事件發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魯迅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篇題為《餘秋雨與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
文章在無限上綱的聲調中，不小心也洩漏了一點實情，例如，那個教材編寫組确實是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隻在第一年去過，而且，在我離開很久之後纔有其中個别人開始寫一些跟風文章。
讀遍全文，沒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話、哪個字，出于我的手筆，但居然用了這麼一個标題。
文章還故弄玄虛地說，有關證據刊登在香港的《明報月刊》。
我托香港朋友查證，沒有；再問《明報月刊》編輯部，還是沒有。
顯然，這是欺侮大陸讀者讀不到《明報月刊》。
這個騙局本來很容易通過法律手段來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還是沒有起訴。
已經決定不起訴的事情，對方再鬧，我也不會改變主意。
從北京餘某和上海《文學報》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經整整五年，我知道在這漫長的日子裡，有一批人始終在見縫插針、巨細無遺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間的全部言論和行動，據說把十年間的每一個月都排了個遍，更沒有放過北大胡傳的所謂多少篇文章。
憑良心說，全中國知識界有幾個人經得起這樣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結果如何，他們自己心裡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門徹底敞開，任那麼多極不友好的人士在裡邊東敲西打地盤查了一千多天。
對此，我深感驕傲，又深感遺憾。
驕傲的理由不必細述，而遺憾的理由卻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個作家，如果在一場民族大災難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幾件值得深切忏悔的事，那該引發多少刻骨銘心的精彩文章啊，實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于父親的原因連做那樣的事的機會都沒有，至今隻能時時扼腕。
然而，“石一歌”事件總需要有一個了結。
我的了結方案是這樣一個聲明： “石
路人立即打110專線電話報警，很快就有救護車把他送到附近的同濟醫院搶救。
老人在脫離危險後被包紮，瘦削的臉上纏着繃帶，繃帶上滲着血迹。
白發淩亂，衣衫不整，言語遲鈍。
醫務人員一時問不清他的身份、住處，便讓他一個人蜷縮在病床上，等待家屬來尋找。
但是，他們估計，這更可能是一個沒有任何人來尋找的年邁流浪漢。
這就是我爸爸。
那天，爸爸、媽媽一起上街，媽媽拐到一家雜貨店買東西，爸爸不願意在店門口等，就獨個兒穿越馬路回家了。
媽媽在店裡，完全不知道路上發生的一切。
她隻知道爸爸已經回家，便放心地一家家商店連着逛，這是她一生中最後悔的一次逛街。
終于，躺在病床上的爸爸發出了輕微的聲音。
護士一聽，是一串号碼，而且聽起來很像是電話号碼。
照着一撥，找到了我的弟弟。
當時，我在北京，我的妻子在另外一座城市。
等到我們回到上海，知道情況後急急趕去探望，爸爸居然能起身，站在那裡迎接我們。
摔了一跤，一番折騰，本來已經是一把骨頭的爸爸顯得更清瘦了。
他穿了一身舊中山裝，頭上戴着一頂帽子，壓住了包傷口的紗布。
我摘下他的帽子看了看，便問起出事那天的種種細節。
爸爸口齒清晰地叙述着，我聽了一會兒便開始走神，總覺得今天的他，是從遠處走來的。
遠處？哪兒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着爸爸，終于明白，問題出在那身舊中山裝。
爸爸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樣一直穿那種休閑式的布夾克，我們看慣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傷後的衰相讓我們擔懮，纔特地換了一身舊制服。
這一換，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時的他，基本就是這個模樣。
而且…… 我從椅子上猛地站起身來，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穿着的舊中山裝，特别是摸那肩。
媽媽在旁解釋道：“他受傷後怕冷，這件舊衣服厚一點。
” 我的手已經摸到了舊中山裝肩上的那塊漆漬。
不錯，深棕色的，像台灣地圖！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輕輕歎一聲：“這衣服，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驚。
“那時他被選為人民陪審員，做了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這塊漆漬……”我想說下去又語塞了。
我不能當着爸爸的面告訴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離室幾次索要這套制服，準備穿着它自殺。
但我還是說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前到隔離室與爸爸告别，爸爸就穿了這套衣服，人也像現在那麼清瘦，這也三十多年了……” 我這一說，爸爸和媽媽像突遭雷擊一般，剎那間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終于回過神來了，低頭看了看這套舊制服，自言自語地問：“是這一套？” 我面對穿了這身舊制服的爸爸，壓抑不住要說一句話，這是幾十年前面對這身制服時該說而沒有說的。
我說：“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對暴力，強硬不屈。
” 爸爸眼中又出現了我們過去見過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來了，他輕聲說了一句：“我這種态度苦了你們，苦了全家。
” “沒有！”我說，“你和叔叔帶了頭，我們也跟着一路強硬下去，反而簡單了。
” 我與爸爸常常見面，但與這套制服的最後一次見面卻隔了整整三十四年。
那次站在這套制服前的我強硬到什麼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卻被胡錫濤先生的那篇回憶文章重新攪起。
現在連我自己也無法想象了，一個立即要以自己的體力勞動養活八口之家的年輕人，怎麼可能會在下鄉前的極度卑微、極度饑餓中，堅持最後一分锺的學術立場，讀完最後幾頁英語經典？ 這真是二十二歲的我？ “你下鄉前一天到隔離室來看我，手裡還拿着一小束白花。
”爸爸說。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對你說，不能給打倒對象獻花。
你說，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獻給叔叔的。
” 這下我想起來了，說：“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
當時覺得路很遠，要換公共汽車，中間在虹橋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縮肩跺腳，就是現在上海市中級法院那裡……” “中級法院搬到那裡去了？”爸爸問，“我做人民陪審員的時候，中級法院在福州路外灘。
” 他這麼一說，我又想起，家裡誰也沒有見過他在法院當陪審員的樣子，隻記得他穿着這套制服做“被審員”。
不是被法院審，“文革”時期沒有正規法院。
他的法院在外灘，那簡直是一個太遠的夢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
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圖像。
兩個血性漢子，兩個餘家長輩，一頭是隔離室，一頭是墓地，我站在中間，寒風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現在，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災難能避免嗎？ 爸爸對此曆來悲觀。
我比他好奇。
為什麼法院恰恰造在隔離室和墓地中間？為什麼正好出現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縮肩跺腳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勵我，到法院起訴诽謗者。
理由是：任他們猖狂，天理難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對起訴。
理由是：讓他們出名，何苦來着。
我一直沒有起訴，理由卻與爸爸有關。
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麼多苦，最後卻原諒了迫害他的造反派頭頭。
這事比我在做院長期間為造反派學生解脫困難多了，因為被爸爸原諒的，是整整威脅了我們全家十年之久的猙獰臉譜。
爸爸原諒造反派頭頭這件事，我曾經在台灣東海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到過。
根據當時發表的記錄，我是這樣說的── ……父親在“文革”十年中受盡苦難，多次都想自殺，真可謂九死一生。
待到“文革”結束，“四人幫”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惡的造反派，有關人員多次詢問父親，“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幾個人，我父親總是說：“大概是幾個年輕人吧，完全記不得了。
不能怪他們，「文革」是上面發動的，他們年幼無知，響應号召罷了。
我如果不被關押，可能也很積極。
” 他的這種态度使我很生氣，幾次盤問，他都不講。
我想起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别，曾去求過一個造反派，便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父親說：“問這個幹什麼？他那次不是讓我們見面了嗎？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記了。
”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甘肅的信。
信中說，他是我的忠實讀者，但每次讀我的書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為他是“文革”中鬥争我父親的造反派頭頭，給我們家帶來過不小的災難。
他說他見過我，還記得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别的可憐樣子。
信後，是他一筆一畫的簽名。
我猶豫再三，終于把他的來信、他的名字告訴父親。
父親根本沒忘，聽我一說，失神地想了一會兒，立即回過神來問：“他怎麼到甘肅去工作了呢？那兒離上海太遠了。
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問好。
” 這時我看看蒼老的父親，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我們民族的災難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報來延續災難。
他一再說忘了，是想讓他的兒子們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甯靜。
于是，我在甯靜中寫下了那麼多文章，在衆多的讀者中擁有了一位甘肅高原的讀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東海大學） 記得我剛剛收到這封甘肅來信時曾反複想過，寫信的這個人，究竟是我們記憶中的哪一個？是那個能言善辯、怪招疊出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還是那個長得極像我們學院工宣隊頭頭的瘦個子青年，或是另一個我當時沒有注意的人？他本來完全可以不寫這樣一封信來，但他寫了，而且一筆一畫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
這是他的勇敢，但對我們全家來說，他的來信，以及爸爸對他的原諒，卻是對災難歲月的另一番承受。
當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現在要重新喚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無異于一場心理苦役，分量與以前的承受一樣重，就像把一副重擔原路挑回。
這是滲透到家門裡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邊的事，其間的隐痛難以描述。
正因為有過這樣的承受，我對于震動海内外華文讀書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沒有起訴。
“石一歌”事件發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魯迅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篇題為《餘秋雨與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
文章在無限上綱的聲調中，不小心也洩漏了一點實情，例如，那個教材編寫組确實是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隻在第一年去過，而且，在我離開很久之後纔有其中個别人開始寫一些跟風文章。
讀遍全文，沒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話、哪個字，出于我的手筆，但居然用了這麼一個标題。
文章還故弄玄虛地說，有關證據刊登在香港的《明報月刊》。
我托香港朋友查證，沒有；再問《明報月刊》編輯部，還是沒有。
顯然，這是欺侮大陸讀者讀不到《明報月刊》。
這個騙局本來很容易通過法律手段來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還是沒有起訴。
已經決定不起訴的事情，對方再鬧，我也不會改變主意。
從北京餘某和上海《文學報》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經整整五年，我知道在這漫長的日子裡，有一批人始終在見縫插針、巨細無遺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間的全部言論和行動，據說把十年間的每一個月都排了個遍，更沒有放過北大胡傳的所謂多少篇文章。
憑良心說，全中國知識界有幾個人經得起這樣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結果如何，他們自己心裡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門徹底敞開，任那麼多極不友好的人士在裡邊東敲西打地盤查了一千多天。
對此，我深感驕傲，又深感遺憾。
驕傲的理由不必細述，而遺憾的理由卻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個作家，如果在一場民族大災難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幾件值得深切忏悔的事，那該引發多少刻骨銘心的精彩文章啊，實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于父親的原因連做那樣的事的機會都沒有，至今隻能時時扼腕。
然而，“石一歌”事件總需要有一個了結。
我的了結方案是這樣一個聲明：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