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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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個下午，我渾身疲憊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門口地上，摸出鑰匙剛要開門，腦後傳來隔壁蘇北老太響亮的聲音：“回來啦？剛剛有兩個傳呼電話，叫你的！” 我謝過她，進門，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來了，真累。
管它什麼傳呼電話，先讓我憩一會兒。
看到床下有幾個西瓜，我知道，這是爸爸踩着腳踏車馱來的。
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鑰匙，這是他的一大樂趣。
爸爸那麼大的年歲，把西瓜馱到這裡已不容易，還要一個個從樓下搬上來，真不知多麼勞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沒有看望老人了。
輕輕的敲門聲。
一聽就知道是對門的甯波老太。
她從蘇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來了，但必定要等到蘇北老太進屋關門後纔出來，因為她是蘇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見面。
我開門，甯波老太塞過來兩張紙條，說：“傳呼電話的單子我替你收下了，一連兩張。
”她的聲音很輕，與蘇北老太完全相反，明顯的弱勢。
我連忙還給她替我代付的傳呼費，邊道謝，邊看那兩張單子，上面都寫着同一句話：“下午立即來系辦公室，有重要事情。
” “下午？”這就是說現在必須走。
應該先打一個傳呼電話過去問問什麼事，但到傳呼電話站一看，有七八個人排隊，都是等着打電話的。
我搖搖頭，趕緊去擠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與往常一樣擠，車站上專門有兩個身強力壯的退休工人，負責把最後幾個乘客推塞進車門。
推塞的時候要用最大的力氣把吊挂在車門口的那幾個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壓進車門，像在壓制一方最密實的大肉餅。
我聽到車門已在我背後“砰”的一聲關上，于是前面剛纔還在往前擠的諸多肉體一下子彈了回來，全部壓到了我身上。
胸口快要窒息，我艱難地扭過頭，從前面一個胖子的背脊窩裡騰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戲，為了洗去籠罩我心頭的學術羞恥感。
照理，那個時候我不應該産生學術羞恥感。
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強力推薦，我在從未做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已破格晉升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國家文化部系統内最年輕的所謂“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
明明四十歲了還被一再排列為“最年輕”，而且全國報紙也紛紛這麼報道，可見大家自動把在災難中耗費的歲月删除了。
這很有諷刺意義，但更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當我的那些學術著作給我帶來種種榮譽的時候，它們的重大缺漏也已經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為《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的作者，怎麼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劇方式傩戲、傩舞還在現今中國很多邊遠貧困地區保留着呢？傩人已老，餘留不多，我隻能風餐露宿地加緊尋訪。
尋訪過程中我發現，這正是當代西方格爾道夫斯基、彼得?布魯克、理查德?謝克納、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開拓的“戲劇人類學”、“人類表演學”的天地，而我對這個理論天地還相當陌生。
我還自以為補足了世界和中國的戲劇史論，怎料這些史論轉眼就顯得那麼傳統和狹窄！我還能被人稱之為“最年輕”的什麼什麼嗎，居然年輕得那麼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貴池山區的劉村觀看農民的驅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參加演出的農民要吃“腰台”，相當于平常所說的消夜。
但與消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個儀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當作了“腰”。
“腰台”是幾鍋肥肉，一筐饅頭，兩壇烈酒，演出者們卸下面具，吃将起來。
我也擠在中間吃了幾口，發覺演出者們剛剛卸下的面具已被其它青年農民戴上，在田埂間飄然遠去。
周圍的人告訴我，吃過“腰台”後，有一段時間是人人參演，整個村莊、田埂都是舞台。
我一聽興起，也抓起一個面具追随而去，與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驅煞，在村内挨戶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誰。
當第一聲雞鳴響起，我纔想到必須去趕早班江輪。
江輪碼頭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這晨光未露的荒野間遇到什麼，便手握一枚尖石，準備随時自衛。
走到半道上還真遇到了一個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見時，我哼曲，他咳嗽，都為壯膽，等擦肩而過，纔一起回頭，對視一笑。
到了碼頭，人山人海，買票上船後并無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闆邊找到了幾個籮筐外面的一個空角，把腳伸在船舷外面能夠勉強“危坐”。
已經幾夜沒有好好睡覺，但此時看着江水頭腦還是非常清醒。
我覺得，除了傩戲的材料需要補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個學術研究方式也應該有所改變了。
那徹夜的傩儀，那樸拙的鑼鼓，包括身後這擁擠的人潮，為什麼離書齋著述那麼遙遠？書齋著述可以修補文化，但文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永遠地旁征博引嗎？書本的真實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鑽在書本裡，那麼，又該将這苦難而神聖的大地置于何處？ 我想，我的書齋著述已經太多太多，應該從事實地考察了，或者，應該從事社會實務了。
我想，在中華文化比較象樣的時代，總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從政；而在中華文化比較沈寂的時代，文化人中一批成為政客或文痞，一批則躲進書房，獨善其身。
我知道，離開書房，風險很大，但總應該有不怕風險的勇敢者。
我要以老一代學者難于想象的行動，來開拓新時代應該有的文化風尚。
——這麼想着，心裡産生了一種喜悅。
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輪上下決心獨自攀登學術殿堂的，八年後，同樣在江輪上，我又下了獨自出走的決心。
這條江，長江，對我太重要。
以後有關人生的大問題，都要放到長江上來思考。
這次想好了，回來，先好好睡一覺，然後把傩戲的那篇研究論文寫出來，算是一個了結。
接下來，我就要從書房出走了。
怎麼出走，還不知道。
一切計劃都會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須擠車去學院了。
去學院，很多事情很瑣碎，例如有好一陣子，往往是我們系的一位老教師為了在他的朋友面前顯示他能領導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師，要我們去陪坐的。
他私底下對我們很客氣，但一有老朋友在場，總要闆起臉來對 我們說： “小餘，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嗎？” 他關照過，在這種場跋，不管他問什麼，我們都要答應。
盡管他永遠不會整理任何做學問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現得虔誠又惶恐，“隻不過第一百零八章後面有幾條拉丁文注釋我不認識，要請您老師過目……”随口講了一百零八章，當然是因為想到了《水浒》。
說拉丁文，沒有理由。
他慈祥地點點頭：“青年教師一頭的學術研究任務，你幫我管一管。
你們的表現，我會及時向系領導彙報。
” 說完，他會用含笑的眼神看着他的朋友們。
當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
近一年來事情有點變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經讀完我的那四部學術著作，他沒有讀過；而我，也不大适合再開“拉丁文注釋”的玩笑。
換了三趟公共汽車，終于氣喘籲籲地推開了系辦公室的門。
沒什麼人，隻有一位姓栾的女秘書在。
小栾說：“要你到上海音樂學院招待所，去見一位文化部來的領導。
” “什麼時候？”我問。
“立即。
”小栾說。
“與誰一起去？系裡誰帶隊？”我想一定是開座談會。
“系裡隻有你去。
”她說。
“那麼其它系裡還去誰？去哪裡集合？”我又問。
她說不清楚，要問學院辦公室。
撥電話問完，她告訴我，全院也隻去我一個人，要自己找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的招待所。
按照小栾告訴我的房間号碼敲門，見到了一位文質彬彬、氣度高雅的長者。
他叫方千，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長。
當時高校的招待所實在太儉樸了。
這間房子裡有一張塑料皮包的沙發，彈簧都露在外面了，不能坐。
方千司長有點胖，坐在一張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變換着姿勢，這使談話變得很随意。
他要我談談對學院領導班子的看法。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級領導機構總要經常向群衆征求意見，隻是沒想到這次是司長親自征求，而且一對一談話。
我想，在這種場跋不要信口開河地傷着了誰，而且我也确實不太了解情況。
便說，自己一向忙于教育和學術，連系領導也見得很少，對院領導隻有一般印象。
例如，已故的蘇堃院長很好，現任的何添發書記很好，有一位院長當了不久就被你們文化部突然撤職，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方千司長把椅子向前頓了頓，立即毫無忌諱地向我說了原因。
這種領導層的事，對我這個群衆也這麼坦率，我有點驚訝。
為了回報他的信任，
把行李放在門口地上，摸出鑰匙剛要開門，腦後傳來隔壁蘇北老太響亮的聲音：“回來啦？剛剛有兩個傳呼電話，叫你的！” 我謝過她，進門，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來了，真累。
管它什麼傳呼電話，先讓我憩一會兒。
看到床下有幾個西瓜，我知道，這是爸爸踩着腳踏車馱來的。
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鑰匙，這是他的一大樂趣。
爸爸那麼大的年歲，把西瓜馱到這裡已不容易，還要一個個從樓下搬上來，真不知多麼勞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沒有看望老人了。
輕輕的敲門聲。
一聽就知道是對門的甯波老太。
她從蘇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來了，但必定要等到蘇北老太進屋關門後纔出來，因為她是蘇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見面。
我開門，甯波老太塞過來兩張紙條，說：“傳呼電話的單子我替你收下了，一連兩張。
”她的聲音很輕，與蘇北老太完全相反，明顯的弱勢。
我連忙還給她替我代付的傳呼費，邊道謝，邊看那兩張單子，上面都寫着同一句話：“下午立即來系辦公室，有重要事情。
” “下午？”這就是說現在必須走。
應該先打一個傳呼電話過去問問什麼事，但到傳呼電話站一看，有七八個人排隊，都是等着打電話的。
我搖搖頭，趕緊去擠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與往常一樣擠，車站上專門有兩個身強力壯的退休工人，負責把最後幾個乘客推塞進車門。
推塞的時候要用最大的力氣把吊挂在車門口的那幾個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壓進車門，像在壓制一方最密實的大肉餅。
我聽到車門已在我背後“砰”的一聲關上，于是前面剛纔還在往前擠的諸多肉體一下子彈了回來，全部壓到了我身上。
胸口快要窒息，我艱難地扭過頭，從前面一個胖子的背脊窩裡騰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戲，為了洗去籠罩我心頭的學術羞恥感。
照理，那個時候我不應該産生學術羞恥感。
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強力推薦，我在從未做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已破格晉升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國家文化部系統内最年輕的所謂“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
明明四十歲了還被一再排列為“最年輕”，而且全國報紙也紛紛這麼報道，可見大家自動把在災難中耗費的歲月删除了。
這很有諷刺意義，但更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當我的那些學術著作給我帶來種種榮譽的時候，它們的重大缺漏也已經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為《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的作者，怎麼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劇方式傩戲、傩舞還在現今中國很多邊遠貧困地區保留着呢？傩人已老，餘留不多，我隻能風餐露宿地加緊尋訪。
尋訪過程中我發現，這正是當代西方格爾道夫斯基、彼得?布魯克、理查德?謝克納、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開拓的“戲劇人類學”、“人類表演學”的天地，而我對這個理論天地還相當陌生。
我還自以為補足了世界和中國的戲劇史論，怎料這些史論轉眼就顯得那麼傳統和狹窄！我還能被人稱之為“最年輕”的什麼什麼嗎，居然年輕得那麼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貴池山區的劉村觀看農民的驅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參加演出的農民要吃“腰台”，相當于平常所說的消夜。
但與消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個儀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當作了“腰”。
“腰台”是幾鍋肥肉，一筐饅頭，兩壇烈酒，演出者們卸下面具，吃将起來。
我也擠在中間吃了幾口，發覺演出者們剛剛卸下的面具已被其它青年農民戴上，在田埂間飄然遠去。
周圍的人告訴我，吃過“腰台”後，有一段時間是人人參演，整個村莊、田埂都是舞台。
我一聽興起，也抓起一個面具追随而去，與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驅煞，在村内挨戶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誰。
當第一聲雞鳴響起，我纔想到必須去趕早班江輪。
江輪碼頭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這晨光未露的荒野間遇到什麼，便手握一枚尖石，準備随時自衛。
走到半道上還真遇到了一個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見時，我哼曲，他咳嗽，都為壯膽，等擦肩而過，纔一起回頭，對視一笑。
到了碼頭，人山人海，買票上船後并無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闆邊找到了幾個籮筐外面的一個空角，把腳伸在船舷外面能夠勉強“危坐”。
已經幾夜沒有好好睡覺，但此時看着江水頭腦還是非常清醒。
我覺得，除了傩戲的材料需要補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個學術研究方式也應該有所改變了。
那徹夜的傩儀，那樸拙的鑼鼓，包括身後這擁擠的人潮，為什麼離書齋著述那麼遙遠？書齋著述可以修補文化，但文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永遠地旁征博引嗎？書本的真實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鑽在書本裡，那麼，又該将這苦難而神聖的大地置于何處？ 我想，我的書齋著述已經太多太多，應該從事實地考察了，或者，應該從事社會實務了。
我想，在中華文化比較象樣的時代，總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從政；而在中華文化比較沈寂的時代，文化人中一批成為政客或文痞，一批則躲進書房，獨善其身。
我知道，離開書房，風險很大，但總應該有不怕風險的勇敢者。
我要以老一代學者難于想象的行動，來開拓新時代應該有的文化風尚。
——這麼想着，心裡産生了一種喜悅。
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輪上下決心獨自攀登學術殿堂的，八年後，同樣在江輪上，我又下了獨自出走的決心。
這條江，長江，對我太重要。
以後有關人生的大問題，都要放到長江上來思考。
這次想好了，回來，先好好睡一覺，然後把傩戲的那篇研究論文寫出來，算是一個了結。
接下來，我就要從書房出走了。
怎麼出走，還不知道。
一切計劃都會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須擠車去學院了。
去學院，很多事情很瑣碎，例如有好一陣子，往往是我們系的一位老教師為了在他的朋友面前顯示他能領導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師，要我們去陪坐的。
他私底下對我們很客氣，但一有老朋友在場，總要闆起臉來對 我們說： “小餘，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嗎？” 他關照過，在這種場跋，不管他問什麼，我們都要答應。
盡管他永遠不會整理任何做學問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現得虔誠又惶恐，“隻不過第一百零八章後面有幾條拉丁文注釋我不認識，要請您老師過目……”随口講了一百零八章，當然是因為想到了《水浒》。
說拉丁文，沒有理由。
他慈祥地點點頭：“青年教師一頭的學術研究任務，你幫我管一管。
你們的表現，我會及時向系領導彙報。
” 說完，他會用含笑的眼神看着他的朋友們。
當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
近一年來事情有點變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經讀完我的那四部學術著作，他沒有讀過；而我，也不大适合再開“拉丁文注釋”的玩笑。
換了三趟公共汽車，終于氣喘籲籲地推開了系辦公室的門。
沒什麼人，隻有一位姓栾的女秘書在。
小栾說：“要你到上海音樂學院招待所，去見一位文化部來的領導。
” “什麼時候？”我問。
“立即。
”小栾說。
“與誰一起去？系裡誰帶隊？”我想一定是開座談會。
“系裡隻有你去。
”她說。
“那麼其它系裡還去誰？去哪裡集合？”我又問。
她說不清楚，要問學院辦公室。
撥電話問完，她告訴我，全院也隻去我一個人，要自己找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的招待所。
按照小栾告訴我的房間号碼敲門，見到了一位文質彬彬、氣度高雅的長者。
他叫方千，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長。
當時高校的招待所實在太儉樸了。
這間房子裡有一張塑料皮包的沙發，彈簧都露在外面了，不能坐。
方千司長有點胖，坐在一張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變換着姿勢，這使談話變得很随意。
他要我談談對學院領導班子的看法。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級領導機構總要經常向群衆征求意見，隻是沒想到這次是司長親自征求，而且一對一談話。
我想，在這種場跋不要信口開河地傷着了誰，而且我也确實不太了解情況。
便說，自己一向忙于教育和學術，連系領導也見得很少，對院領導隻有一般印象。
例如，已故的蘇堃院長很好，現任的何添發書記很好，有一位院長當了不久就被你們文化部突然撤職，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方千司長把椅子向前頓了頓，立即毫無忌諱地向我說了原因。
這種領導層的事，對我這個群衆也這麼坦率，我有點驚訝。
為了回報他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