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住何處
關燈
小
中
大
從爸爸的一疊借條，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歡的群落。
一個男人，要把家庭橕持下來極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發出索借之聲，伸出索借之手。
僅僅為了我，爸爸讓我暫時跟着媽媽借住在家鄉，家鄉畢竟無法完整地培養一個孩子， 他又花出極大的精力，讓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兒子的生命支點。
而我，卻以為是自然的生命過程。
甚至，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裡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
他并不為這種知名度感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性，心裡踏實了。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并不怎麼在意。
平日就塞在手提包裡，有時去公園閑坐時拿出來翻翻。
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後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幾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塗了，剛纔怎麼把這本書掏出來了。
”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着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
” 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嘛，你看這署名……” 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着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
以後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疊疊我的書要我簽名。
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着請那些醫生、護士“教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纔對，否則很失禮。
于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沒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他問。
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面就寫着這個書名。
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聲音完全含在嘴裡了，别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随口答道：“賣完了。
但他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叫什麼？” 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隻要看清楚署名确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
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簽名，然後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
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曆，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尴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着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
” 我心裡在自責：真不象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消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志，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
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号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沒記錯吧？” 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 問：請問餘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語文課本。
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數學課本。
它讓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鬥。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小學？”爸爸問。
我當時沒感到爸爸這個問題裡包含着什麼，隻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性情中語，倒是真話。
” 過後不久，我小學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
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隻是編排在原來學号裡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
家鄉那麼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麼？鄉親們隻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
” 這就很難推托了。
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内牆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 “你拟一句吧！”如玉說。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這道矮牆裡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 我說：“是的，全部。
”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隻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啬？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隻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沈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幹将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
态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
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抛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
旁觀者也能大緻判斷事情的真僞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奔馳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
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适，卻不容易憑着創造而長久生存。
上
一個男人，要把家庭橕持下來極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發出索借之聲，伸出索借之手。
僅僅為了我，爸爸讓我暫時跟着媽媽借住在家鄉，家鄉畢竟無法完整地培養一個孩子， 他又花出極大的精力，讓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兒子的生命支點。
而我，卻以為是自然的生命過程。
甚至，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裡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
他并不為這種知名度感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性，心裡踏實了。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并不怎麼在意。
平日就塞在手提包裡，有時去公園閑坐時拿出來翻翻。
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後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幾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塗了，剛纔怎麼把這本書掏出來了。
”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着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
” 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嘛，你看這署名……” 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着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
以後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疊疊我的書要我簽名。
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着請那些醫生、護士“教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纔對，否則很失禮。
于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沒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他問。
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面就寫着這個書名。
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聲音完全含在嘴裡了，别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随口答道：“賣完了。
但他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叫什麼？” 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隻要看清楚署名确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
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簽名，然後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
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曆，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尴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着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
” 我心裡在自責：真不象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消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志，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
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号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沒記錯吧？” 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 問：請問餘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語文課本。
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數學課本。
它讓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鬥。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小學？”爸爸問。
我當時沒感到爸爸這個問題裡包含着什麼，隻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性情中語，倒是真話。
” 過後不久，我小學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
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隻是編排在原來學号裡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
家鄉那麼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麼？鄉親們隻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
” 這就很難推托了。
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内牆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 “你拟一句吧！”如玉說。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這道矮牆裡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 我說：“是的，全部。
”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隻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啬？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隻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沈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幹将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
态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
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抛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
旁觀者也能大緻判斷事情的真僞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奔馳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
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适，卻不容易憑着創造而長久生存。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