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獻一枚花環
關燈
小
中
大
——憶梅新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我應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邀請，到吉隆坡擔任“花蹤文學獎”的評審。
飛機上坐了十多個小時，又在台北機場轉機，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個行程已二十四五個小時之久。
然後便直接進入決審會場：評說、投票、争論、表決。
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點，滿頭仍轟鳴着飛機的嗡嗡聲，晝與夜在我主觀感覺中，是翻了好幾個筋鬥的。
總算坐在了飯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時以來第一頓真正的晚餐。
喝了幾口透心芳香的鮮椰子汁，始終懸在空中的饑餓感和倦意才開始在我身心着陸。
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報》的主編箫依劍，還是緊緊地上着發條，周到細微地照應着每一個人。
這時，鄰座的張錯忽然提到梅新。
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進了醫院，我一直做着到了台北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張錯卻告訴我：“梅新已過世了。
”我盯了他半晌，他隻得把這消息又說了一遍。
這一遍是添了确切時間、地點的。
我念叨着“怎麼可能”之類的話，心裡卻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樣生命力飽滿的人，會在某一天倉促長辭。
八月份，我的母親也是這樣匆匆走的。
這樣的生命如燈炬，要麼就通明的亮，要麼就徹底熄去。
我就那麼坐在餐桌邊，偶爾以筷子送一兩口食物到嘴裡，卻嚼不出葷素。
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書信結識的。
那時我發表了《栗色頭發》、《我不是精靈》等短篇小說，他總是每每來信鼓勵，雖是短語三五行，熱情與真誠卻飽含其中。
那是我剛到美國最艱難的子，每天上學、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撲面的飛雪裡橫跨十個街口，從打工的餐館奔到學校，時而感覺做烈士的豪壯。
而烈士都是有虔誠信仰的，我卻正處于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時期：婚姻的、愛情的，一切。
無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隻有純粹的孤苦。
每回隻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時，心裡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涼。
梅新先生每回都親筆寫信給我，通知我哪篇小說被采
飛機上坐了十多個小時，又在台北機場轉機，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個行程已二十四五個小時之久。
然後便直接進入決審會場：評說、投票、争論、表決。
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點，滿頭仍轟鳴着飛機的嗡嗡聲，晝與夜在我主觀感覺中，是翻了好幾個筋鬥的。
總算坐在了飯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時以來第一頓真正的晚餐。
喝了幾口透心芳香的鮮椰子汁，始終懸在空中的饑餓感和倦意才開始在我身心着陸。
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報》的主編箫依劍，還是緊緊地上着發條，周到細微地照應着每一個人。
這時，鄰座的張錯忽然提到梅新。
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進了醫院，我一直做着到了台北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張錯卻告訴我：“梅新已過世了。
”我盯了他半晌，他隻得把這消息又說了一遍。
這一遍是添了确切時間、地點的。
我念叨着“怎麼可能”之類的話，心裡卻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樣生命力飽滿的人，會在某一天倉促長辭。
八月份，我的母親也是這樣匆匆走的。
這樣的生命如燈炬，要麼就通明的亮，要麼就徹底熄去。
我就那麼坐在餐桌邊，偶爾以筷子送一兩口食物到嘴裡，卻嚼不出葷素。
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書信結識的。
那時我發表了《栗色頭發》、《我不是精靈》等短篇小說，他總是每每來信鼓勵，雖是短語三五行，熱情與真誠卻飽含其中。
那是我剛到美國最艱難的子，每天上學、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撲面的飛雪裡橫跨十個街口，從打工的餐館奔到學校，時而感覺做烈士的豪壯。
而烈士都是有虔誠信仰的，我卻正處于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時期：婚姻的、愛情的，一切。
無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隻有純粹的孤苦。
每回隻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時，心裡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涼。
梅新先生每回都親筆寫信給我，通知我哪篇小說被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