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電視連續劇《海那邊》之後

那是我最彷徨的時候——留美國還是回中國，再婚還是堅持單打；繼續當作家還是棄暗投明揀個實際的事做做；美國是個号稱機遇最多，機遇又對人人平等的國家，投什麼機為好；若接着當作家，寫什麼，用什麼語言寫，要不要投人所好地寫，投何人所好等。

    在那麼個情形下，我回到芝加哥，帶着在半個美國流浪的閱曆以及被流浪惡化的渺茫感，開始參加安琪和陳沖發起的《海那邊》的創作。

     芝加哥是我個人曆史上的重要城市。

    我的許多個“第一”，都是在那裡經曆的。

    第一次被人從身後掐脖子，随之被溫柔禮貌的強盜搶走了錢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館打工；第一次跑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第一次和美國女同學同租房子，結果住出了階級友愛和民族仇恨；第一次作為一個碩士生坐在一群美國人中，學習文學創作；第一次用英文在電腦上寫作……對了，還有第一次叫喊英文夢話，把自己叫醒了。

    在災難和恐懼中滋長出來的愛是極有力量的，這就是芝加哥比美國任何一座城市——包括我居住最長時間的舊金山都顯得親愛。

     也是在芝加哥，我接觸了美國的一個特殊階級，它主要是由貧困的藝術家組成的。

    他們有極強的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非常叛逆，我是跟着他們走進舊貨店買衣服的。

    一對畫家夫婦告訴我，他們結婚十幾年，從來都是在舊貨店為對方買禮物，自然為省錢，但更重要的是因為舊貨往往獨一無二，不帶有大批量生産的新貨的集體性和重複性。

    因此，他們的裝飾總帶一定的戲劇性，似乎是出自哪本小說，或哪幅油畫的人物。

     也是跟着我的這些朋友，我對塗鴉藝術、搖滾樂變得寬容了。

    以緻到後來，當我每參加小說或詩歌朗誦時，看見鋪天蓋地的塗鴉，那麼猙獰險惡，我感到的隻是一種親切的符号——我的小說不可能體現的一種情感和人格的表達符号。

     還記得有次我說起我的失眠，他們說：“你試過大麻嗎？”他們說到此時完全是一副坦誠和無辜的表情，這表情使你絕對不在它和犯罪之間作任何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