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與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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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癢的一束赤裸裸的神經!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正常。

    任何事物在他們心理上激起的反應,不可能不被誇大、變形。

    人的那些原本會永遠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驚動,從而給人們一些超常的、難以理喻的行為。

    對自身、對世界失常的認識,該是文學的緣起。

     已不再是好聽的故事了。

    不僅僅是了。

    人物内在的戲劇性遠大于外在了,因為那高倍數的敏感。

    移民,這個特定環境把這種奇特的敏感誘發出來。

     這一脈相承的敏感,也蠕動在我們身上——我們排行第五代移民。

     為什麼老是說移民文學是邊緣文學呢?文學是人學,這是句Cliche。

    任何能讓文學家了解人學的環境、事件、生命形态都應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邊緣。

    文學從不歧視它生存的地方,文學也從不選擇它生根繁盛的土壤。

    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産生正宗文學的地方。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應該生發正宗的、主流的中國文學。

     有許多作家都是在離開鄉土後,在漂泊過程中變得更加優秀的。

    康拉德(JosephConrad)、那布可夫(VladimirNabokov)、昆德拉(MilanKundera)、伊莎貝拉·阿言德(IsabelAuendene)……他們有的寫移民後的生活,即便是寫曾經在祖國的生活,也由于添了那層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廣度,添了一層與世界、其他民族和語言共通的襟懷。

    他們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羅斯、布拉格的格局,把俄羅斯、布拉格蔓延成了美國人的、中國人的、全人類的俄羅斯、布拉格。

    這是移民生活給他們視角和思考的決定性的拓展與深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學叫做邊緣文學。

    要想有力地駁斥,我似乎得拿出比《扶桑》、《海那邊》、《少女小漁》、《女房東》更有力量的作品來。

    北京的一位電影導演黃建中對我說:“《扶桑》是我生活經驗和美學經驗之外的東西。

    我從沒想到人可以從那樣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賞。

    所以我覺得它那麼好看,覺得耳目一新。

    ”正是因為一百五十年的華人移民史太獨特、太色彩濃烈了,它才給我足夠的層面和角度,來旁證、反證“人”這門學問,“人”這個自古至今最大的懸疑。

    人在哪裡,哪裡就是文化和文學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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