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與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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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長篇小說《扶桑》獲獎之後
我總想給讀者講一個好聽的故事。
好聽的故事該有精彩的情節，有出其不意的發展，一個意外接一個意外，最主要的是通過所有的沖突，一個個人物活起來了，讀者們與這些人物漸漸相處得難舍難分，因為他們産生了愛、憎、憐、惡。
我又總是瞧不起僅僅講好聽故事的作者。
他們使我想起文學的最初級形态：說唱文學。
我總是希望我所講的好聽的故事不隻是現象；所有現象都能成為讀者探向其本質的窺口。
所有人物的行為都隻是一條了解此人物的秘徑，而條條秘徑都該通向一個個深不可測的人格的秘密。
誰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納了多少未知的素質——秘密的素質，不到特定環境它不會蘇醒，一躍而現于人的行為表層。
正因為人在非常環境中會有層出不窮的意外行為，而所有行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處不可看透的秘密，我們才需要小說。
人的多變、反複無常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總在尋找這個“特定環境”，以給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間。
将他們從特定環境中摘出，我們或許永遠不會有機會發現他們的人格中有那麼豐富的潛藏，那麼深遠、神秘。
如維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Wokf）說的：“走向人内心的路，永遠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長得多。
” 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一群瘦小的東方人，從泊于十九世紀的美國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來，不遠萬裡，隻因為聽說這片陌生國土藏有金子，他們拖着長辮，戴着竹鬥笠，一根扁擔肩起全部家當。
他們中極偶然的會有一兩個女人，拳頭大的腳上套着繡鞋。
這樣的一群人和整個美國社會差異之大，是可以想見的。
這就是我為扶桑、克裡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環境。
這是兩種文化誰吞沒誰、誰消化誰的特定環境。
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進這個環境中絕不可能僅僅是故事本身。
由于差異，由于對差異的意識，我們最早踏上這塊國土的先輩不可能不産生一種奇特的自我知覺：别人沒有辮子，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辮子始終有着敏銳、脆弱的感知。
在美國人以剪辮子作為欺淩、侮辱方式時，他們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體的。
再有，美國警察在逮捕中國人後總以革去辮子來給予精神上的懲罰。
這種象征性的懲罰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徹底回歸于自己的同類。
因此，辮子簡直就成了露于肉體
好聽的故事該有精彩的情節，有出其不意的發展，一個意外接一個意外，最主要的是通過所有的沖突，一個個人物活起來了，讀者們與這些人物漸漸相處得難舍難分，因為他們産生了愛、憎、憐、惡。
我又總是瞧不起僅僅講好聽故事的作者。
他們使我想起文學的最初級形态：說唱文學。
我總是希望我所講的好聽的故事不隻是現象；所有現象都能成為讀者探向其本質的窺口。
所有人物的行為都隻是一條了解此人物的秘徑，而條條秘徑都該通向一個個深不可測的人格的秘密。
誰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納了多少未知的素質——秘密的素質，不到特定環境它不會蘇醒，一躍而現于人的行為表層。
正因為人在非常環境中會有層出不窮的意外行為，而所有行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處不可看透的秘密，我們才需要小說。
人的多變、反複無常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總在尋找這個“特定環境”，以給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間。
将他們從特定環境中摘出，我們或許永遠不會有機會發現他們的人格中有那麼豐富的潛藏，那麼深遠、神秘。
如維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Wokf）說的：“走向人内心的路，永遠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長得多。
” 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一群瘦小的東方人，從泊于十九世紀的美國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來，不遠萬裡，隻因為聽說這片陌生國土藏有金子，他們拖着長辮，戴着竹鬥笠，一根扁擔肩起全部家當。
他們中極偶然的會有一兩個女人，拳頭大的腳上套着繡鞋。
這樣的一群人和整個美國社會差異之大，是可以想見的。
這就是我為扶桑、克裡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環境。
這是兩種文化誰吞沒誰、誰消化誰的特定環境。
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進這個環境中絕不可能僅僅是故事本身。
由于差異，由于對差異的意識，我們最早踏上這塊國土的先輩不可能不産生一種奇特的自我知覺：别人沒有辮子，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辮子始終有着敏銳、脆弱的感知。
在美國人以剪辮子作為欺淩、侮辱方式時，他們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體的。
再有，美國警察在逮捕中國人後總以革去辮子來給予精神上的懲罰。
這種象征性的懲罰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徹底回歸于自己的同類。
因此，辮子簡直就成了露于肉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