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國：金權的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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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資曆要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為悠久，當巴林銀行在倫敦為歐洲大國融資的時候，羅家還在法蘭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
作為基督徒銀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國際銀行家中的少數，但卻是起家最早、影響最為深遠的家族，他們首創的近代跨國銀行網絡模式後來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模仿的對象。
巴林家族發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羅甯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響，其後人多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師，也有做政府公務員的，到約翰·巴林這一代開始經商。
約翰于1717年移居英國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當地富商之女為妻，開始了巴林家族的傳奇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發揚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Baring）。
整個18世紀，由于歐洲加大了對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和遠東的滲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陸市場蓬勃發展，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盛極一時。
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龐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發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時海上運輸行業也已準備就緒，但是服務于整個國際貿易流程的金融業卻發展滞後，于是弗朗西斯果斷地将家族業務由傳統的制造業和貿易領域向金融領域發展。
他在大本營埃克塞特和倫敦兩地分設經營機構，互相扶持，生意範圍遍及貿易、實業和票據業務，開創了新的經營模式。
這一模式在25年之後，才被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範圍内複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業挺進的大膽轉型并非一帆風順，他的決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強烈反對。
由于經營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紛争，巴林家族的幾個兄弟隻好于1777年簽署了分家協議，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業務倫敦分支的所有權。
倫敦當時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領導巴林家族開始登上曆史舞台。
分家之後的弗朗西斯正欲甩開臂膀，在金融領域大幹一番。
然而國際形勢的變化，對于雄心萬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
美國獨立戰争的勝利不但貶損了英帝國的強大軍威，而且幾乎毀了英國經濟，帝國貿易一度銳減，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創，到1790年幾乎已經銷聲匿迹。
弗朗西斯的倫敦支脈也幾難幸免，幸虧其妻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繼承人且頗有經營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過了難關。
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務運營費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鎊，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後感歎道：“如果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沒有我妻的持家有方，這個運營費肯定會達到每年1200英鎊，那我就萬劫不複了。
” 危機過後家族業務步入正軌，利潤從1777年的3400英鎊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鎊，到1788年達到創紀錄的12000英鎊。
公司的資本金在美國獨立戰争之初的1776年僅有19452英鎊，到戰争結束的1783年已經增長到43951英鎊。
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機構遍及英倫三島和歐洲大陸，除了在當時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設有兩家分支機構外，在大本營埃克塞特、倫敦、聖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納、意大利的萊戈恩各有一家，一個聯接全歐的資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網絡已見雛形，未來巴林金融王朝的陰雲此時已遍布歐洲上空。
荷蘭：商業資本主義的頂峰 在倫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經是歐洲金融的中心。
荷蘭以東方貿易起家，憑借強大的造船業實力，與葡萄牙争奪東方貿易的主導權。
從1605年到1665年，荷蘭的造船廠已充分使用機械，造船速度相當快，幾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
當時的荷蘭總共擁有上萬艘船，按噸位計算占當時歐洲海運總量的3/4。
世界各地的貿易貨運大多由荷蘭商船承擔，此時的荷蘭被人們稱為“海上馬車夫”。
荷蘭的海員總數達到了25萬之衆。
相比之下，葡萄牙隻有大約300艘的航運船隊，海員總數僅4000人。
經過60年的商業競争和武裝沖突，荷蘭終于在17世紀後半葉打敗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
在其巅峰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擁有15000個分支機構，貿易額占到全世界總貿易額的一半。
懸挂着荷蘭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遊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蘭成為商業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
荷蘭貿易的爆炸性增長，對金融服務産生了極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國家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
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規範當時十分混亂的金融行業。
當時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業存在着兩大圈子，一個是從安特衛普遷移來的猶太銀行家群體，另一個是基督徒為核心的本土銀行家集團。
猶太銀行家從事的主要是其傳統的看家本領：貨币兌換、票據貼現、吸納存款和發放貸款，這些業務中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各種利率差異極大，管理混亂。
“建立（阿姆斯特丹銀行）這個機構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無忌憚和四處蔓延的貨币兌換以及票據貼現過程中存在的過度投機，從而（為貿易）提供高效率和穩定的兌換貼現服務。
她（阿姆斯特丹銀行）的關鍵點是其公有性質而非私人擁有或管理的機構。
” 阿姆斯特丹銀行在其成立後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進了荷蘭貿易的發展，鞏固了荷蘭作為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創造了荷蘭空前的繁榮和富裕。
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興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霍普家族祖上是蘇格蘭的貿易商人，後來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經營航運、倉儲、保險和信貸業務，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償組織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陸和經營阿姆斯特丹的奴隸貿易。
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會需向其支付60盾費用，後者海上奴隸運輸過程中待遇極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
在整個七年戰争期間（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這種投機生意發了大财。
七年戰争之後，霍普家族進入國際金融領域，為瑞典、俄國、葡萄牙和巴伐利亞安排政府貸款，牽頭組織英荷銀團承銷這些國債，霍普自己從中抽取5％~9％的傭金。
家族同時專注于貸款給西印度的種植園主，獲得蔗糖、咖啡和煙草作為回報，然後在阿姆斯特丹市場上出售。
因霍普家給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貸款，葡萄牙特許霍普經營巴西的鑽石貿易，從而使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鑽石貿易的中心。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戶就是俄國女皇凱瑟琳大帝，同樣因為霍普給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資貸款，凱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國進口蔗糖的獨家代理權，同時代理俄國糧食和木材的歐洲貿易。
通過經營商業和金融業務，霍普家當時幾乎成為全歐首富，其勢力所及，不僅控制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還與其英國主要同盟者組成英荷銀團，以金融力量影響歐美各國的政治與外交事務。
從1779年開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Co）的掌門。
1786年，亞當·斯密将其傳世巨著《國富論》的第4版專門題獻給亨利·霍普： “在這第4版我原本沒做任何形式的改動。
然而現在我發現我有義務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緻謝。
關于阿姆斯特丹銀行這樣一個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題，我能獲得一些獨到而廣博的信息全要歸功于這位先生。
在他幫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銀行的賬戶資料信息不能讓我滿意，甚至令人難以理解。
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歐洲如此顯赫，不論是誰從他那裡得到這樣的信息都會感到無上的榮幸。
我的虛榮使我非常想對亨利·霍普先生緻謝，這樣我就可以榮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訂版之前，作為對拙作最好的廣告。
” 能夠與霍普家族建立商業合作關系，在當時的歐洲銀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權力的通行證。
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運者之一。
結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歐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靜，遵守誠信，逐漸在金融業界赢得了極大的信譽，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侖戰争中長足進步。
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經被任命為皇家彙兌保險協會（TheRoyalExchangeAssurance）的董事，皇家彙兌保險協會又與霍普家族關系密切，正是這個職位給弗朗西斯打開了與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門，成為發展壯大自己的重要契機。
霍普家族此時正試圖在英國發行一筆債券以開拓英國市場，而弗朗西斯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迅速行動，将霍普家族價值15000英鎊的債券發行事宜處理妥當，自此兩家惺惺相惜，結為同盟。
法國銀行家約翰·馬利特（JohnMallet）就此事評論道：“霍普家族所深為震動的，不僅在于巴林展現出的熱忱和執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譽和充沛的資源。
從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
”到1790年時，威廉·霍普對由于工作繁忙而遲遲未能向弗朗西斯寫信表示歉意：“親愛的先生，我們之間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樣親密，事實上這種親密關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樣的态度對待我們的基礎上的。
” 此後每當霍普家族有人造訪倫敦時，總是住在巴林家。
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夥人與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兒結婚，兩個家族的聯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終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寫信給弗朗西斯：“我覺得英國與荷蘭素來交好，同氣連枝，我在英國（巴林家）逗留時，如同在家中一樣。
”不過一年之後，時局的發展就驗證了亨利·霍普這番說辭。
1795年法國革命軍開進荷蘭，霍普家族倉皇出逃，避難倫敦。
在巴林家族的運作之下，英國皇家海軍派出炮艦為其護航。
弗朗西斯之子亞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銀行的辦公室直到法軍軍靴響徹阿姆斯特丹之際，方才撤離返回倫敦。
到1802年亞眠和約簽訂，歐洲戰事暫時告一段落，霍普家族準備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舊業。
1802年家族銀行終于重新開張，而大部分資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
此時亞曆山大已到美國發展，他違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戀棧美國不願再回荷蘭與霍普合作。
後來時局發展證明了亞曆山大确有先見之明。
不久歐洲戰事重開，法軍再次開進荷蘭，霍普家族在荷蘭的财富受到重大損失。
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經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門亞曆山大僅以25萬英鎊就盤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隻是考慮到兩家的緊密關系才沒有徹底吞并霍普家族的産業。
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為巴林的主要貿易夥伴繼續存在。
至此霍普家不再成為一支獨立的金融力量，兩家實質上合二為一。
“紅頂商人”：金權入股政權 巴林在與霍普結盟之後，生意一日千裡，實力壯大之餘，已經開始将目光轉向政界。
在1786年，弗朗西斯給蘭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謝爾本伯爵）寫信：“我主要關注三件事情：一為本家族産業，二為公共事務，三為東印度公司……”此時他的目光已投向東方的英帝國的殖民事業，他已敏銳地發現了其中蘊含的無限商機。
1787年弗朗西斯在給皮特首相的海軍秘書亨利·鄧達斯（HenryDundas）的信中，力陳與荷蘭訂立商業條約的好處：“荷蘭以貿易立國，可幫助我們的産品擴大在印度市場的銷路，這對我國是非常有利的。
除此之外，還可以在政治上給予我國有力支持，因為我們兩國根本理念同出一脈，利益互補。
就我國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國本身的長治久安，其次為貿易利益；而荷蘭的重要利益同樣有兩點，其一為東印度群島之壟斷權，其二為貿易利益。
兩者的根本利益不相沖突且經濟互補性強，應維持戰略合作關系。
”這封信表面上是為國家利益考慮，而其背後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經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壇的是約翰·鄧甯（JohnDunning）。
鄧甯時任蘭開斯特公爵領地的首席大律師，他與伊薩卡·巴雷（IssacBarre）上校是密友，這個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計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結義”，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蘭斯道恩侯爵為靠山，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頭同盟。
鄧甯幫助弗朗西斯進入政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債務陷阱無力償還，從1783年開始，弗朗西斯每年為他償還5000英鎊的巨額債務，時間長達6年之久。
在三巨頭的運作下，英國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為上賓，在塞内加爾奴隸貿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羅陀駐軍、海關改革等問題上全面聽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業利益與英國的國家利益“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時，不斷将自己做大做強。
巴林家族在政壇上的耕耘終于獲得回報。
他們與政府部長們的緊密關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經常光顧巴林家族。
其時正值美國獨立戰争，北美戰事吃緊之際，前方将士補給嚴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擔為前線提供後勤支持的重任，蘭斯道恩侯爵更為其争取到軍糧供應的美差。
巴林以其卓越表現為英國納稅人節省了7萬英鎊，而自己獲得一厘的傭金收入，共獲利11萬英鎊。
1780年，英國政府試圖尋找某一銀行家族為其北美戰事融資，且這一銀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戶和外部投資者的财力承購戰争公債。
這是一筆高風險高回報的生意，弗朗西斯瞅準機會果斷出手攬下了這筆承銷業務，在1780~1784年之間共在北美戰争債券上賺取了19萬英鎊。
數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滿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國政府面前樹立了良好形象。
政府了解并且信任
作為基督徒銀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國際銀行家中的少數，但卻是起家最早、影響最為深遠的家族，他們首創的近代跨國銀行網絡模式後來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模仿的對象。
巴林家族發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羅甯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響，其後人多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師，也有做政府公務員的，到約翰·巴林這一代開始經商。
約翰于1717年移居英國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當地富商之女為妻，開始了巴林家族的傳奇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發揚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Baring）。
整個18世紀，由于歐洲加大了對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和遠東的滲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陸市場蓬勃發展，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盛極一時。
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龐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發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時海上運輸行業也已準備就緒，但是服務于整個國際貿易流程的金融業卻發展滞後，于是弗朗西斯果斷地将家族業務由傳統的制造業和貿易領域向金融領域發展。
他在大本營埃克塞特和倫敦兩地分設經營機構，互相扶持，生意範圍遍及貿易、實業和票據業務，開創了新的經營模式。
這一模式在25年之後，才被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範圍内複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業挺進的大膽轉型并非一帆風順，他的決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強烈反對。
由于經營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紛争，巴林家族的幾個兄弟隻好于1777年簽署了分家協議，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業務倫敦分支的所有權。
倫敦當時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領導巴林家族開始登上曆史舞台。
分家之後的弗朗西斯正欲甩開臂膀，在金融領域大幹一番。
然而國際形勢的變化，對于雄心萬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
美國獨立戰争的勝利不但貶損了英帝國的強大軍威，而且幾乎毀了英國經濟，帝國貿易一度銳減，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創，到1790年幾乎已經銷聲匿迹。
弗朗西斯的倫敦支脈也幾難幸免，幸虧其妻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繼承人且頗有經營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過了難關。
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務運營費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鎊，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後感歎道：“如果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沒有我妻的持家有方，這個運營費肯定會達到每年1200英鎊，那我就萬劫不複了。
” 危機過後家族業務步入正軌，利潤從1777年的3400英鎊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鎊，到1788年達到創紀錄的12000英鎊。
公司的資本金在美國獨立戰争之初的1776年僅有19452英鎊，到戰争結束的1783年已經增長到43951英鎊。
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機構遍及英倫三島和歐洲大陸，除了在當時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設有兩家分支機構外，在大本營埃克塞特、倫敦、聖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納、意大利的萊戈恩各有一家，一個聯接全歐的資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網絡已見雛形，未來巴林金融王朝的陰雲此時已遍布歐洲上空。
荷蘭：商業資本主義的頂峰 在倫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經是歐洲金融的中心。
荷蘭以東方貿易起家，憑借強大的造船業實力，與葡萄牙争奪東方貿易的主導權。
從1605年到1665年，荷蘭的造船廠已充分使用機械，造船速度相當快，幾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
當時的荷蘭總共擁有上萬艘船，按噸位計算占當時歐洲海運總量的3/4。
世界各地的貿易貨運大多由荷蘭商船承擔，此時的荷蘭被人們稱為“海上馬車夫”。
荷蘭的海員總數達到了25萬之衆。
相比之下，葡萄牙隻有大約300艘的航運船隊，海員總數僅4000人。
經過60年的商業競争和武裝沖突，荷蘭終于在17世紀後半葉打敗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
在其巅峰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擁有15000個分支機構，貿易額占到全世界總貿易額的一半。
懸挂着荷蘭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遊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蘭成為商業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
荷蘭貿易的爆炸性增長，對金融服務産生了極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國家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
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規範當時十分混亂的金融行業。
當時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業存在着兩大圈子，一個是從安特衛普遷移來的猶太銀行家群體，另一個是基督徒為核心的本土銀行家集團。
猶太銀行家從事的主要是其傳統的看家本領：貨币兌換、票據貼現、吸納存款和發放貸款，這些業務中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各種利率差異極大，管理混亂。
“建立（阿姆斯特丹銀行）這個機構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無忌憚和四處蔓延的貨币兌換以及票據貼現過程中存在的過度投機，從而（為貿易）提供高效率和穩定的兌換貼現服務。
她（阿姆斯特丹銀行）的關鍵點是其公有性質而非私人擁有或管理的機構。
” 阿姆斯特丹銀行在其成立後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進了荷蘭貿易的發展，鞏固了荷蘭作為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創造了荷蘭空前的繁榮和富裕。
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興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霍普家族祖上是蘇格蘭的貿易商人，後來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經營航運、倉儲、保險和信貸業務，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償組織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陸和經營阿姆斯特丹的奴隸貿易。
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會需向其支付60盾費用，後者海上奴隸運輸過程中待遇極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
在整個七年戰争期間（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這種投機生意發了大财。
七年戰争之後，霍普家族進入國際金融領域，為瑞典、俄國、葡萄牙和巴伐利亞安排政府貸款，牽頭組織英荷銀團承銷這些國債，霍普自己從中抽取5％~9％的傭金。
家族同時專注于貸款給西印度的種植園主，獲得蔗糖、咖啡和煙草作為回報，然後在阿姆斯特丹市場上出售。
因霍普家給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貸款，葡萄牙特許霍普經營巴西的鑽石貿易，從而使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鑽石貿易的中心。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戶就是俄國女皇凱瑟琳大帝，同樣因為霍普給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資貸款，凱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國進口蔗糖的獨家代理權，同時代理俄國糧食和木材的歐洲貿易。
通過經營商業和金融業務，霍普家當時幾乎成為全歐首富，其勢力所及，不僅控制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還與其英國主要同盟者組成英荷銀團，以金融力量影響歐美各國的政治與外交事務。
從1779年開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Co）的掌門。
1786年，亞當·斯密将其傳世巨著《國富論》的第4版專門題獻給亨利·霍普： “在這第4版我原本沒做任何形式的改動。
然而現在我發現我有義務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緻謝。
關于阿姆斯特丹銀行這樣一個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題，我能獲得一些獨到而廣博的信息全要歸功于這位先生。
在他幫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銀行的賬戶資料信息不能讓我滿意，甚至令人難以理解。
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歐洲如此顯赫，不論是誰從他那裡得到這樣的信息都會感到無上的榮幸。
我的虛榮使我非常想對亨利·霍普先生緻謝，這樣我就可以榮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訂版之前，作為對拙作最好的廣告。
” 能夠與霍普家族建立商業合作關系，在當時的歐洲銀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權力的通行證。
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運者之一。
結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歐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靜，遵守誠信，逐漸在金融業界赢得了極大的信譽，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侖戰争中長足進步。
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經被任命為皇家彙兌保險協會（TheRoyalExchangeAssurance）的董事，皇家彙兌保險協會又與霍普家族關系密切，正是這個職位給弗朗西斯打開了與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門，成為發展壯大自己的重要契機。
霍普家族此時正試圖在英國發行一筆債券以開拓英國市場，而弗朗西斯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迅速行動，将霍普家族價值15000英鎊的債券發行事宜處理妥當，自此兩家惺惺相惜，結為同盟。
法國銀行家約翰·馬利特（JohnMallet）就此事評論道：“霍普家族所深為震動的，不僅在于巴林展現出的熱忱和執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譽和充沛的資源。
從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
”到1790年時，威廉·霍普對由于工作繁忙而遲遲未能向弗朗西斯寫信表示歉意：“親愛的先生，我們之間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樣親密，事實上這種親密關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樣的态度對待我們的基礎上的。
” 此後每當霍普家族有人造訪倫敦時，總是住在巴林家。
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夥人與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兒結婚，兩個家族的聯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終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寫信給弗朗西斯：“我覺得英國與荷蘭素來交好，同氣連枝，我在英國（巴林家）逗留時，如同在家中一樣。
”不過一年之後，時局的發展就驗證了亨利·霍普這番說辭。
1795年法國革命軍開進荷蘭，霍普家族倉皇出逃，避難倫敦。
在巴林家族的運作之下，英國皇家海軍派出炮艦為其護航。
弗朗西斯之子亞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銀行的辦公室直到法軍軍靴響徹阿姆斯特丹之際，方才撤離返回倫敦。
到1802年亞眠和約簽訂，歐洲戰事暫時告一段落，霍普家族準備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舊業。
1802年家族銀行終于重新開張，而大部分資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
此時亞曆山大已到美國發展，他違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戀棧美國不願再回荷蘭與霍普合作。
後來時局發展證明了亞曆山大确有先見之明。
不久歐洲戰事重開，法軍再次開進荷蘭，霍普家族在荷蘭的财富受到重大損失。
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經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門亞曆山大僅以25萬英鎊就盤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隻是考慮到兩家的緊密關系才沒有徹底吞并霍普家族的産業。
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為巴林的主要貿易夥伴繼續存在。
至此霍普家不再成為一支獨立的金融力量，兩家實質上合二為一。
“紅頂商人”：金權入股政權 巴林在與霍普結盟之後，生意一日千裡，實力壯大之餘，已經開始将目光轉向政界。
在1786年，弗朗西斯給蘭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謝爾本伯爵）寫信：“我主要關注三件事情：一為本家族産業，二為公共事務，三為東印度公司……”此時他的目光已投向東方的英帝國的殖民事業，他已敏銳地發現了其中蘊含的無限商機。
1787年弗朗西斯在給皮特首相的海軍秘書亨利·鄧達斯（HenryDundas）的信中，力陳與荷蘭訂立商業條約的好處：“荷蘭以貿易立國，可幫助我們的産品擴大在印度市場的銷路，這對我國是非常有利的。
除此之外，還可以在政治上給予我國有力支持，因為我們兩國根本理念同出一脈，利益互補。
就我國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國本身的長治久安，其次為貿易利益；而荷蘭的重要利益同樣有兩點，其一為東印度群島之壟斷權，其二為貿易利益。
兩者的根本利益不相沖突且經濟互補性強，應維持戰略合作關系。
”這封信表面上是為國家利益考慮，而其背後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經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壇的是約翰·鄧甯（JohnDunning）。
鄧甯時任蘭開斯特公爵領地的首席大律師，他與伊薩卡·巴雷（IssacBarre）上校是密友，這個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計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結義”，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蘭斯道恩侯爵為靠山，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頭同盟。
鄧甯幫助弗朗西斯進入政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債務陷阱無力償還，從1783年開始，弗朗西斯每年為他償還5000英鎊的巨額債務，時間長達6年之久。
在三巨頭的運作下，英國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為上賓，在塞内加爾奴隸貿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羅陀駐軍、海關改革等問題上全面聽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業利益與英國的國家利益“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時，不斷将自己做大做強。
巴林家族在政壇上的耕耘終于獲得回報。
他們與政府部長們的緊密關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經常光顧巴林家族。
其時正值美國獨立戰争，北美戰事吃緊之際，前方将士補給嚴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擔為前線提供後勤支持的重任，蘭斯道恩侯爵更為其争取到軍糧供應的美差。
巴林以其卓越表現為英國納稅人節省了7萬英鎊，而自己獲得一厘的傭金收入，共獲利11萬英鎊。
1780年，英國政府試圖尋找某一銀行家族為其北美戰事融資，且這一銀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戶和外部投資者的财力承購戰争公債。
這是一筆高風險高回報的生意，弗朗西斯瞅準機會果斷出手攬下了這筆承銷業務，在1780~1784年之間共在北美戰争債券上賺取了19萬英鎊。
數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滿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國政府面前樹立了良好形象。
政府了解并且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