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貧困人群：單身女性與性别歧視、種族歧視和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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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就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前，30歲的艾達·李從中國移居來美國，她發現在“911”之後，人們的生活變得非常艱難，尤其對移民來說：人們開始恐懼，多疑；她覺得沒有适合她的工作。
艾達考慮回中國去，但是她在美國的那些朋友都勸她留下來，還說要幫她介紹對象，讓她有個依靠。
艾達并不想結婚，但她還是決定堅持下來，并繼續找工作。
家人的一位朋友雇她在布魯克林第十三大街上做縫紉。
一年之後，她又報名上了一家美甲學校。
艾達回憶說，那幾年她“總是在忙，沒有多少時間和朋友出去或聊天，也沒有時間上英語課，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艾達一周工作六天，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休息天還得去上美甲課，如果有衣服沒有做完，晚上還要在縫紉機前加班。
想起自己掙的這一點錢，想到付房租的艱難，她說，“生活很辛苦”。
對于很多女性來說，工作掙錢更多是為了生存，根本談不上什麼成就感、激情或是身份認同。
而對于許多單身女性而言，能夠維持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了。
工作是大多數美國人生活的中心，不是因為他們喜歡這樣，而是因為必須如此。
各種統計數據顯示，現在有大量的女性進入大學、職場和董事會，這些空前而重要的數據，都被巧妙地編進漢娜·羅森（HannaRosin）的《男性的終結》（TheEndofMen）、麗莎·芒迪（LizaMundy）的《更昂貴的性》（TheRicherSex）等著作中——這兩本書稱女性在經濟領域和職業領域都在趕超男性。
統計數據下面那一堆堆星号符揭示，雖然有些女性在教育、工作職業、性和社交等方面比以前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但是更多的人卻在一個充滿不平等和不利條件、充滿歧視和貧困的世界裡，勉強維持生活。
我們很有必要對（不同階層的、富裕的、貧困的、或在兩者之間的）單身女性所取得的進步做一番剖析。
曆史上，女性的自由和機會被放在了一個相當低的标準。
舊模式 幾百年來，那些沒有結婚、經濟上沒有丈夫庇護的女性，最後還是要依賴男性的幫助，比如她們的父親兄弟，或者姐妹的丈夫。
簡·奧斯丁來自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她原本接受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但是她又不想被其束縛，後來就悔婚了。
她一開始住在父母家裡，後來又住到哥哥家裡。
她曾寫過非常著名的一句話：“單身女性極有可能淪為貧窮。
” “女性的工作（和她們的生活一樣）曆來都有這個特點，”曆史學家南希·科特（NancyCott）寫道，“即總是以滿足别人，尤其以滿足男人的需求為目标。
”女性的職業機會雖然增加了，但很多是為由男性主持的家庭服務，如傭人；或是為男性上司工作，如秘書、速記員、售貨員。
教師和護理這兩個曆來由女性主導的職業，倒是不需要向男性上司彙報，但同樣要求女性重複有服從意味的行為：去照顧兒童和服侍病人。
一如她們長久以來被指派的“無償勞動”，那些女性表現優異的職位中，鮮有聽聞是報酬優厚的。
當然，現在的情況跟兩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相比肯定有了改觀（現在的女性可以有自己的銀行賬戶，自己進行抵押貸款，婚内強奸也算違法！）但是男性在經濟上和職業領域的主導地位其實并沒有改變。
在美國，男性依然站在金字塔的頂端。
男性成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大學校長、科學家，以及備受贊譽的作家；他們主導着世界上最先進的領域和技術；他們是消防員、警察，是銀行家、醫生；目前為止，曆屆當選的總統和副總統全都是男性；他們還占據着80%的國會席位。
平均來說，男性賺1美元，女性隻能賺78美分，這一差距在有色人種女性中尤為明顯，十多年來這種狀況基本不曾改變。
性别和種族歧視并沒有結束，反而更多了，而且對于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來說，她們賺到的錢更少了。
根據金伯裡·克倫肖（KimberléCrenshaw）2014年的報告，[1]以個人資産總值減去負債來看财富中位數，黑人單身女性為100美元，拉丁裔單身女性為120美元，相比之下，白人單身女性的财富中位數是41500美元，那麼白人夫婦呢？那更是高得驚人，達到了167500美元。
[2] 2014年，女性在《财富》雜志（Fortune）的最高首席執行官排名中僅占4.8%。
[3]2012年，美國一千家最大公司中，隻有二十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是女性（占4%）。
《福布斯》（Forbes）稱，這一數字為曆史最高，而且其中的11位是在2011年至2012年間上任的。
[4]新聞學教授卡裡爾·裡弗斯（CarylRivers）在2010年寫道，“除了奧普拉·溫弗瑞，美國幾乎所有的億萬富翁都是男性，或男性的遺孀”。
[5] 顯示30歲以下單身無子的城市女性的薪酬，比同年齡段的男性高8%的研究結果[6]自是令人驚訝，但是如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Coontz）指出的那樣，出現城市單身女性獲得成功的現象，有時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絕大多數是白人），傾向于聚集在有大量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低收入男性（通常為非白人）的城市。
就像之前讨論過的，城市裡有能讓受過教育、成功的單身女性過得優雅體面的服務業，包括餐館、外賣、洗衣店以及家居維護等。
有了這些，單身女性就可以過上像是有主婦在家操勞的生活，然而這些工作通常由較為貧困的男女從事，他們多為移民，勞動報酬低得可憐。
庫茨寫道，如果隻比較相同教育背景的男女，那麼，“男性在各個領域都會比女性賺得更多”。
她還提到2010年的一項調查，這項調查顯示，“女性工商管理碩士的起薪比男性平均低4600美元，而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她們的職位和薪水被男性不斷趕超，即使她們一直沒有小孩”。
[7] 大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
但這并不意味着她們能夠和同樣上了大學、進入職場工作的男性齊頭并進。
一些結構性的障礙：從帶薪家事假的缺失和男女工資差距，到人們對女性領導地位所持的，久纏不去的，被全面強化的負面印象，這些因素都在某種程度上導緻女性在收入、晉升機會、社會地位和聲望方面落後于男性。
然而媒體對于教育機會越來越多的報道，以及我們向年輕女性傳遞的她們有潛力獲得成就的信息，卻常常掩蓋了這些不平等現象。
雖說傳達那樣的信息并無不妥，但那畢竟不是全部的情況。
某薪酬調查公司于2012年出示的一個報告顯示，20歲至30歲之間，男女工資增速基本保持一緻，但到30歲之後，女性工資增速變緩，男性則保持不變。
[8]這是因為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這時候開始生育第一個孩子。
但是康奈爾大學研究經濟學及勞動關系的教授弗朗辛·布勞（FrancineBlau）卻對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釋：男性依然更有可能在高薪領域工作，如商業與法律行業，這些行業能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然而女性依然更有可能在低薪領域工作，如護理業和教師職業，這些行業的薪資上限還是很低。
雖然在緊接着第二波女權運動之後的一段時期裡，有些職業的性别隔離[1]發生了變化，如，女性從事電氣工程師的工作，但這種重新分排職業的趨勢又出現了倒退，那些曆來由女性從事的低薪職業，包括教育和社會工作，在1980年以後，實際上有更多的女性加入。
[9] 随着兒童看護、家庭護理等以女性主導的職業的增加，女性被給予更多的工作機會；但是這些工作幾乎沒有保障，而且薪水普遍很低。
女性在家庭護理行業中占據了約90%的比例，這是全美國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工資中位數徘徊在每小時十美元左右。
[10]2014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裡程碑式的帶薪病假法規（paidsick-daylegislation）之後，從事家庭護理業的工作人員——其中絕大部分為（有色人種）女性——被排除在這項福利之外。
這類持續存在的不平等現象，對于未婚女性經濟狀況的穩定有着非常大的影響。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成為社會科學家、政客和新聞工作者們熱烈讨論的中心話題。
以結婚誓言為界的兩個階級 在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長篇專題報道《兩個階級，以“我願意”為界》（“TwoClasses,Dividedby‘IDo’”）中，[11]記者傑森·德帕爾（JasonDeParle）對比了密歇根州兩名白人女性的生活狀況。
兩名女性都是一家日托機構的同事，有子女，薪水接近。
其中傑西卡·施瑞爾（JessicaSchairer）要将一半工資花在房租上，依靠政府發放的食品券生活，她沒有能力給孩子報名參加課餘活動，也不敢在宮頸癌手術之後請假休息。
另一位叫克麗絲·福克納（ChrisFaulkner），她的家庭總收入相對較高，住房條件好，可以休假，可以給孩子報名參加遊泳班和童子軍。
“造成兩人區别的最主要原因，”德帕爾認為，“是一個身高近七英尺（1米7）的男人凱文。
”也就是說，上述那位生活更有保障的女性嫁給了一個善良顧家、有職業的男人。
在德帕爾看來，唯一能夠幫助施瑞爾自己和孩子改善生活的，是丈夫。
但是，還有一種東西可以幫助改善她的境遇，那就是錢。
薪水，以及強制規定帶薪病假的聯邦政府政策。
盡管施瑞爾是這家日托機構的管理人員，但她的報酬隻有每小時12.35美元，與她職位相當的同事還比她略高一些。
在做完宮頸癌手術之後，她沒有聽從醫生的建議休息六周，隻休息了一個星期就回去工作了，她告訴德帕爾的原因是，“我不能六個星期沒有收入”。
提高薪水可以幫助施瑞爾過得更好，保障性的帶薪休假也可以幫助她過得更好。
缺乏應有的收入保障和社會政策——對女性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是男女經濟全方面不平等的征兆。
社會福利專家肖恩·福萊姆斯泰德（ShawnFremstad）對德帕爾的報道作出以下回應：“為什麼給照顧别人孩子、照顧老人和殘疾人，以女性為主的工作人員，支付如此少的工資？為什麼不為護理人員提供帶薪病傷假等基本的雇員福利？”即使是福克納，故事中經濟較寬裕的那名女子，她并沒有比施瑞爾多賺多少，她的生活相對優裕其實也隻是因為她有丈夫，她丈夫是一名程序員，有和她差不多的大學學曆和人口統計學的專業背景，收入大大超過他的妻子。
福萊姆斯泰德因此問：“為什麼程序員能夠比他那當日托機構經理的妻子多賺兩倍不止？”福克納手頭寬裕的原因不光是她結了婚，她的結婚對象還是一位與他背景相似但工資卻更高的人，而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所在的是男性從事的領域，因而薪水也更高。
工資滞漲，收入不平等，失業，以及不提倡女性賺錢養家的社會政策，這些問題被長期以來提倡婚配的社會政治呼求掩蓋了起來。
我們的政治領袖，我們的牧師，總是反複地告訴我們，婚姻會解決一切問題。
也許是因為這個官方認可的、令人愉快的解決辦法——去個教堂什麼的——相比于當下低迷的經濟形勢和日益擴大的經濟分化，是個更輕松的話題。
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的十年裡，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從61000美元下降到了60500美元，[12]甚至來自特權階層的孩子大學畢業時也負債累累。
就業市場極其蕭條。
到2012年，有250萬沒有工作的成年人還和父母居住在一起。
[13] 這是現在數量空前的、想要在經濟上立足的未婚女性所面
艾達考慮回中國去，但是她在美國的那些朋友都勸她留下來，還說要幫她介紹對象，讓她有個依靠。
艾達并不想結婚，但她還是決定堅持下來，并繼續找工作。
家人的一位朋友雇她在布魯克林第十三大街上做縫紉。
一年之後，她又報名上了一家美甲學校。
艾達回憶說，那幾年她“總是在忙，沒有多少時間和朋友出去或聊天，也沒有時間上英語課，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艾達一周工作六天，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休息天還得去上美甲課，如果有衣服沒有做完，晚上還要在縫紉機前加班。
想起自己掙的這一點錢，想到付房租的艱難，她說，“生活很辛苦”。
對于很多女性來說，工作掙錢更多是為了生存，根本談不上什麼成就感、激情或是身份認同。
而對于許多單身女性而言，能夠維持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了。
工作是大多數美國人生活的中心，不是因為他們喜歡這樣，而是因為必須如此。
各種統計數據顯示，現在有大量的女性進入大學、職場和董事會，這些空前而重要的數據，都被巧妙地編進漢娜·羅森（HannaRosin）的《男性的終結》（TheEndofMen）、麗莎·芒迪（LizaMundy）的《更昂貴的性》（TheRicherSex）等著作中——這兩本書稱女性在經濟領域和職業領域都在趕超男性。
統計數據下面那一堆堆星号符揭示，雖然有些女性在教育、工作職業、性和社交等方面比以前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但是更多的人卻在一個充滿不平等和不利條件、充滿歧視和貧困的世界裡，勉強維持生活。
我們很有必要對（不同階層的、富裕的、貧困的、或在兩者之間的）單身女性所取得的進步做一番剖析。
曆史上，女性的自由和機會被放在了一個相當低的标準。
舊模式 幾百年來，那些沒有結婚、經濟上沒有丈夫庇護的女性，最後還是要依賴男性的幫助，比如她們的父親兄弟，或者姐妹的丈夫。
簡·奧斯丁來自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她原本接受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但是她又不想被其束縛，後來就悔婚了。
她一開始住在父母家裡，後來又住到哥哥家裡。
她曾寫過非常著名的一句話：“單身女性極有可能淪為貧窮。
” “女性的工作（和她們的生活一樣）曆來都有這個特點，”曆史學家南希·科特（NancyCott）寫道，“即總是以滿足别人，尤其以滿足男人的需求為目标。
”女性的職業機會雖然增加了，但很多是為由男性主持的家庭服務，如傭人；或是為男性上司工作，如秘書、速記員、售貨員。
教師和護理這兩個曆來由女性主導的職業，倒是不需要向男性上司彙報，但同樣要求女性重複有服從意味的行為：去照顧兒童和服侍病人。
一如她們長久以來被指派的“無償勞動”，那些女性表現優異的職位中，鮮有聽聞是報酬優厚的。
當然，現在的情況跟兩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相比肯定有了改觀（現在的女性可以有自己的銀行賬戶，自己進行抵押貸款，婚内強奸也算違法！）但是男性在經濟上和職業領域的主導地位其實并沒有改變。
在美國，男性依然站在金字塔的頂端。
男性成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大學校長、科學家，以及備受贊譽的作家；他們主導着世界上最先進的領域和技術；他們是消防員、警察，是銀行家、醫生；目前為止，曆屆當選的總統和副總統全都是男性；他們還占據着80%的國會席位。
平均來說，男性賺1美元，女性隻能賺78美分，這一差距在有色人種女性中尤為明顯，十多年來這種狀況基本不曾改變。
性别和種族歧視并沒有結束，反而更多了，而且對于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來說，她們賺到的錢更少了。
根據金伯裡·克倫肖（KimberléCrenshaw）2014年的報告，[1]以個人資産總值減去負債來看财富中位數，黑人單身女性為100美元，拉丁裔單身女性為120美元，相比之下，白人單身女性的财富中位數是41500美元，那麼白人夫婦呢？那更是高得驚人，達到了167500美元。
[2] 2014年，女性在《财富》雜志（Fortune）的最高首席執行官排名中僅占4.8%。
[3]2012年，美國一千家最大公司中，隻有二十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是女性（占4%）。
《福布斯》（Forbes）稱，這一數字為曆史最高，而且其中的11位是在2011年至2012年間上任的。
[4]新聞學教授卡裡爾·裡弗斯（CarylRivers）在2010年寫道，“除了奧普拉·溫弗瑞，美國幾乎所有的億萬富翁都是男性，或男性的遺孀”。
[5] 顯示30歲以下單身無子的城市女性的薪酬，比同年齡段的男性高8%的研究結果[6]自是令人驚訝，但是如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Coontz）指出的那樣，出現城市單身女性獲得成功的現象，有時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絕大多數是白人），傾向于聚集在有大量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低收入男性（通常為非白人）的城市。
就像之前讨論過的，城市裡有能讓受過教育、成功的單身女性過得優雅體面的服務業，包括餐館、外賣、洗衣店以及家居維護等。
有了這些，單身女性就可以過上像是有主婦在家操勞的生活，然而這些工作通常由較為貧困的男女從事，他們多為移民，勞動報酬低得可憐。
庫茨寫道，如果隻比較相同教育背景的男女，那麼，“男性在各個領域都會比女性賺得更多”。
她還提到2010年的一項調查，這項調查顯示，“女性工商管理碩士的起薪比男性平均低4600美元，而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她們的職位和薪水被男性不斷趕超，即使她們一直沒有小孩”。
[7] 大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
但這并不意味着她們能夠和同樣上了大學、進入職場工作的男性齊頭并進。
一些結構性的障礙：從帶薪家事假的缺失和男女工資差距，到人們對女性領導地位所持的，久纏不去的，被全面強化的負面印象，這些因素都在某種程度上導緻女性在收入、晉升機會、社會地位和聲望方面落後于男性。
然而媒體對于教育機會越來越多的報道，以及我們向年輕女性傳遞的她們有潛力獲得成就的信息，卻常常掩蓋了這些不平等現象。
雖說傳達那樣的信息并無不妥，但那畢竟不是全部的情況。
某薪酬調查公司于2012年出示的一個報告顯示，20歲至30歲之間，男女工資增速基本保持一緻，但到30歲之後，女性工資增速變緩，男性則保持不變。
[8]這是因為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這時候開始生育第一個孩子。
但是康奈爾大學研究經濟學及勞動關系的教授弗朗辛·布勞（FrancineBlau）卻對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釋：男性依然更有可能在高薪領域工作，如商業與法律行業，這些行業能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然而女性依然更有可能在低薪領域工作，如護理業和教師職業，這些行業的薪資上限還是很低。
雖然在緊接着第二波女權運動之後的一段時期裡，有些職業的性别隔離[1]發生了變化，如，女性從事電氣工程師的工作，但這種重新分排職業的趨勢又出現了倒退，那些曆來由女性從事的低薪職業，包括教育和社會工作，在1980年以後，實際上有更多的女性加入。
[9] 随着兒童看護、家庭護理等以女性主導的職業的增加，女性被給予更多的工作機會；但是這些工作幾乎沒有保障，而且薪水普遍很低。
女性在家庭護理行業中占據了約90%的比例，這是全美國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工資中位數徘徊在每小時十美元左右。
[10]2014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裡程碑式的帶薪病假法規（paidsick-daylegislation）之後，從事家庭護理業的工作人員——其中絕大部分為（有色人種）女性——被排除在這項福利之外。
這類持續存在的不平等現象，對于未婚女性經濟狀況的穩定有着非常大的影響。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成為社會科學家、政客和新聞工作者們熱烈讨論的中心話題。
以結婚誓言為界的兩個階級 在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長篇專題報道《兩個階級，以“我願意”為界》（“TwoClasses,Dividedby‘IDo’”）中，[11]記者傑森·德帕爾（JasonDeParle）對比了密歇根州兩名白人女性的生活狀況。
兩名女性都是一家日托機構的同事，有子女，薪水接近。
其中傑西卡·施瑞爾（JessicaSchairer）要将一半工資花在房租上，依靠政府發放的食品券生活，她沒有能力給孩子報名參加課餘活動，也不敢在宮頸癌手術之後請假休息。
另一位叫克麗絲·福克納（ChrisFaulkner），她的家庭總收入相對較高，住房條件好，可以休假，可以給孩子報名參加遊泳班和童子軍。
“造成兩人區别的最主要原因，”德帕爾認為，“是一個身高近七英尺（1米7）的男人凱文。
”也就是說，上述那位生活更有保障的女性嫁給了一個善良顧家、有職業的男人。
在德帕爾看來，唯一能夠幫助施瑞爾自己和孩子改善生活的，是丈夫。
但是，還有一種東西可以幫助改善她的境遇，那就是錢。
薪水，以及強制規定帶薪病假的聯邦政府政策。
盡管施瑞爾是這家日托機構的管理人員，但她的報酬隻有每小時12.35美元，與她職位相當的同事還比她略高一些。
在做完宮頸癌手術之後，她沒有聽從醫生的建議休息六周，隻休息了一個星期就回去工作了，她告訴德帕爾的原因是，“我不能六個星期沒有收入”。
提高薪水可以幫助施瑞爾過得更好，保障性的帶薪休假也可以幫助她過得更好。
缺乏應有的收入保障和社會政策——對女性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是男女經濟全方面不平等的征兆。
社會福利專家肖恩·福萊姆斯泰德（ShawnFremstad）對德帕爾的報道作出以下回應：“為什麼給照顧别人孩子、照顧老人和殘疾人，以女性為主的工作人員，支付如此少的工資？為什麼不為護理人員提供帶薪病傷假等基本的雇員福利？”即使是福克納，故事中經濟較寬裕的那名女子，她并沒有比施瑞爾多賺多少，她的生活相對優裕其實也隻是因為她有丈夫，她丈夫是一名程序員，有和她差不多的大學學曆和人口統計學的專業背景，收入大大超過他的妻子。
福萊姆斯泰德因此問：“為什麼程序員能夠比他那當日托機構經理的妻子多賺兩倍不止？”福克納手頭寬裕的原因不光是她結了婚，她的結婚對象還是一位與他背景相似但工資卻更高的人，而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所在的是男性從事的領域，因而薪水也更高。
工資滞漲，收入不平等，失業，以及不提倡女性賺錢養家的社會政策，這些問題被長期以來提倡婚配的社會政治呼求掩蓋了起來。
我們的政治領袖，我們的牧師，總是反複地告訴我們，婚姻會解決一切問題。
也許是因為這個官方認可的、令人愉快的解決辦法——去個教堂什麼的——相比于當下低迷的經濟形勢和日益擴大的經濟分化，是個更輕松的話題。
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的十年裡，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從61000美元下降到了60500美元，[12]甚至來自特權階層的孩子大學畢業時也負債累累。
就業市場極其蕭條。
到2012年，有250萬沒有工作的成年人還和父母居住在一起。
[13] 這是現在數量空前的、想要在經濟上立足的未婚女性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