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家内地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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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大了;其實印刷所已經不是他的産業,他不再關心。
隻是幾十年來對老機器的感情一時不能完全消滅。
他有事上安古蘭末而回到老屋子去的時候,到底是為了他的木機呢,還是為了兒子,我們很難斷定。
他向兒子催讨房租不過是個形式。
賽夏的監工如今在戈安得弟兄手下做活,他知道那老子為什麼這樣大方,說老狐狸有心讓大衛積欠房租,一朝大衛有事,老頭兒可以憑着優先債權人的資格出來幹預。
大衛·賽夏荒廢業務的原因正好說明這年輕人的性格。
他接手老家的印刷所幾天以後,遇到一個中學時代的朋友,正窮得走投無路。
大衛的朋友那時大約二十一歲,名叫呂西安·夏同,父親是共和政府時代因傷退職的軍醫。
夏同老先生為着興趣改做化學家,碰巧在安古蘭末開着一家藥房。
他做了多年的科學研究,發明一種有利可圖的藥品,去世之前正在作必要的準備。
他想治療各種類型的痛風症。
那是有錢的人害的病。
有錢的人要恢複健康總是不惜重價的。
因此藥劑師在想到的許多計劃中獨獨挑出這個問題來解決。
在經驗與科學之間,夏同懂得唯有科學能保證他發财。
他研究痛風症的各種原因,根據某種攝生的辦法使他的藥物能适應不同的體質。
最後他上巴黎去要求科學院鑒定,不料死在巴黎,研究的成果就此埋沒了。
他在世的時候自以為家業有望,對兒子和女兒的教育一點不肯疏忽,把藥房的盈利統統花在家用上,弄得孩子們在他身後一貧如洗,更不幸的是一切教養都是為美麗的遠景準備的,父親一死,這遠景也跟着消滅。
替夏同治病的是有名的台北蘭醫生,眼看他臨終又急又恨,渾身抽筋。
夏同這股雄心主要是為了熱愛妻子。
她是呂龐潑萊家碩果僅存的一個後代,一七九三年時被夏同像奇迹一般從斷頭台上救下來的。
軍醫為了拖延時日,不征求姑娘同意,謊報她懷着身孕。
他想法取得和那姑娘結親的權利,同她結了婚,雖然彼此都窮。
他們正如一般憑愛情結合的父母,生的兩個孩子和母親一樣美麗無比,而美貌和貧窮湊在一處往往是最不幸的遺産。
丈夫的希望,工作,絕望,深深的印在夏同太太心裡,美麗的面貌大大的改了樣;境況逐漸艱苦,她的生活習慣也改變了。
可是她和孩子們的勇氣完全能抵抗他們的厄運。
藥房設在安古蘭末近郊最大的市鎮,烏莫的大街上;可憐的寡婦出盤鋪子的錢隻能收三百法郎利息,還不夠養活她一個人。
她和她的女兒不覺得貧窮可恥,自願做工度日。
母親服侍産婦,有錢人家看她舉止文雅,特别喜歡雇用她;她吃了人家的飯,拿一法郎一天的工錢。
母親唯恐這樣降低身份使兒子難堪。
在外改稱夏洛德太太;要雇用她的人都向盤進夏同藥房的蔔斯丹先生接洽。
呂西安的妹子在專洗上等衣服的普利歐太太店裡做活,一天掙七十五生丁;她管理女工,在工場裡的地位比一般女工略為高一些。
普利歐太太做人規矩,在烏莫鎮上很受尊重,跟夏同家是鄰居。
母女倆微薄的工資,加上三百法郎利息,每年大約有八百法郎,供給三個人的吃住衣著。
他們盡量節省,才勉強維持,而且那些進款幾乎全部花在呂西安身上。
夏同太太和女兒夏娃對呂西安的信心,不亞于穆罕默德的老婆對丈夫的信心,樣樣都肯為呂西安的前途犧牲。
可憐的一家住在烏莫,屋子是花很少的錢向夏同的後任租的,坐落在後院盡頭,配藥間的樓上。
呂西安住着頂樓上的一個破房間。
他在熱愛自然科學的父親鼓勵之下,開始也走這條路,是安古蘭末中學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大衛·賽夏畢業那年,呂西安正好進三年級。
兩個老同學碰巧相遇的時候,呂西安熬苦不住,正想走極端,這是二十歲左右的人常有的念頭。
大衛提議教呂西安學做印刷監工,很慷慨的送他四十法郎一月,把他從絕望中救了出來;其實大衛的鋪子根本不需要監工。
中學時代的交情恢複以後,命運的相似和性格的不同使兩人的關系愈加密切。
他們倆的頭腦不難掙上好幾份家私,聰明才智比得上第一流的人物,事實上卻屈居人下。
命運的不公道成為他們之間有力的聯系。
并且兩人從不同的途徑出發,都熱愛詩歌。
呂西安預定的專業是高級的自然科學,但他熱烈向往文學的聲名;沉思默想的大衛天生宜于作詩人,趣味卻傾向嚴格的科學。
志趣的交錯使他們倆情投意合。
不久呂西安告訴大衛,他的父親在應用科學方面有過哪一些卓越的見解;大衛向呂西安指出,要在文壇上成名緻富應當走哪一些新路。
兩個青年在短時期内的友誼,隻有剛剛脫離少年時代的人才會那麼熱烈。
不多幾日,大衛見到美麗的夏娃,憑着他憂郁深思的性格,一見生情。
祈禱文上說的海枯石爛,永矢勿渝的話,往往被一般無名的大詩人當作格言;他們的輝煌的詩篇是在兩個人的心中産生的,也是隐藏在兩個人的心裡的。
等到大衛發覺呂西安的母親和妹子寄托在詩人身上的希望,知道了她們的盲目的熱誠,更覺得能接近夏娃,參與她的希望,分擔她的犧牲,十分快慰。
因此大衛對呂西安視同手足。
正如極端派的保王黨比王上還要激烈,大衛比母親和妹子更相信呂西安的天分,像母親寵孩子一般的寵他。
兩人因為缺少資金,一籌莫展,常常像所有的年輕人那樣左思右想,要找一條緻富的捷徑,把捷足先登者已經采摘一空的果樹使勁搖撼還是找不到果子。
有一回談話中間,呂西安想起父親提過兩個計劃:一個是采用新的化學藥品,制糖的成本可以減低一半;另外一個計劃是用美洲的一種植物造紙,近乎中國人用的原料,成本非常便宜,可以把紙價減低一半。
大衛知道這問題重要,曾經在第多廠引起辯論,便抓住這個主意當作生财之道;又認為呂西安指出這條路來,變了他永遠報答不盡的恩人。
誰都看得出,兩個朋友的主要思想和精神生活使他們完全不宜于管理一個印刷所。
戈安得弟兄成為主教專區的承印商和出版者,又是本州今後獨一無二的報刊——《夏朗德時報》的業主,每年有一萬五到兩萬法郎的營業;小賽夏的印刷所每月勉強做到三百法郎,除了付監工的薪水,瑪利紅的工資,捐稅,房租,大衛一個月隻到手上一百法郎。
換了勤謹巴結的人,準會添一批新鉛字,買幾架鐵機,用便宜的印刷工價向巴黎的出版界兜攬生意;這位老闆和他的監工卻一心一意在學問上做功夫,看見還有最後幾家客戶的生意就滿足了。
戈安得弟兄終究摸清大衛的性情脾氣,不再毀謗;他們覺得最聰明的辦法是讓那家印刷所苟延殘喘,維持一個不上不下的局面,免得落在一個精明強幹的同行手中;他們自動把零件生意介紹給大衛的鋪子。
可見隻因為競争的人算盤精明,大衛在生意上還能存活,他自己可并不覺得。
戈安得對于他們所謂大衛的“怪脾氣”暗暗欣幸,表面上對待大衛很公道、很正直,其實他們的行事和驿車公司差不多,為了防止競争,自己開出新公司來假裝有人搶生意。
賽夏屋子的外表同内部的寒酸簡陋完全一緻,老熊從來沒修理過什麼。
日曬雨淋,天時不正,過道的門像老樹幹,布滿不規則的裂痕。
蟲蛀的屋頂蓋着法國南方通行的凹瓦;門面造得很壞,磚石并用,雜亂無章,似乎吃不消屋頂的壓力,往下沉了。
蟲蛀的窗槅子裝着高大的護窗闆,因為天氣熱,外面加上厚實的橫闩。
開裂得那麼厲害的屋子,安古蘭末城裡很難找出第二所;要沒有三合土的粘力,早已支持不住。
兩頭亮,中間黑的工場,壁上全是招貼,下半截經過工人們三十年來的摩擦,變了棕色;樓闆上吊着繩索,地下堆着紙張,放着幾架舊機器,壓紙的石闆,一排排的鉛字架;工場盡頭,兩邊兩個小亭子,老闆和監工各據一方:你們想象一下這個景象,就能體會到兩個朋友的生活。
一八二一年五月初,有一天下午兩點光景,四五個工人離開工場去吃飯,大衛和呂西安正站在通後院的玻璃門後。
學徒關上臨街那扇裝着小鈴的門,大衛仿佛受不住紙張,墨缸,印刷機和舊木料的氣味,把呂西安拉往後院。
兩人坐在葡萄棚下,地位正好望得見工場裡是否有人進來。
陽光在葡萄藤中閃爍浮動,籠罩着兩個詩人,有如神像背後的光輪。
那時,兩種個性兩副面貌的對比格外顯著,給大畫家看了準會技癢。
長相像大衛那樣的人注定要作劇烈的鬥争,不管是轟轟烈烈的鬥争還是無聲無息的鬥争。
寬廣的胸部,結實的肩膀,同各部分都很豐滿的身體完全配合。
肥胖的臉上血色很旺,帶些紫色,脖子粗壯,一大堆烏黑的頭發:粗看像波阿羅贊美的那種教區委員;可是你複看一下他厚嘴唇上的皺紋,下巴上的窩兒,方鼻子的模樣,鼻子兩半邊的騷動的表情,尤其那雙眼睛,不難發覺他有一股專一的愛情在不斷燃燒,還有思想家的智慧,憂郁而熱烈的性情;他的頭腦能縱覽全局,又能洞察幽微,分析的能
隻是幾十年來對老機器的感情一時不能完全消滅。
他有事上安古蘭末而回到老屋子去的時候,到底是為了他的木機呢,還是為了兒子,我們很難斷定。
他向兒子催讨房租不過是個形式。
賽夏的監工如今在戈安得弟兄手下做活,他知道那老子為什麼這樣大方,說老狐狸有心讓大衛積欠房租,一朝大衛有事,老頭兒可以憑着優先債權人的資格出來幹預。
大衛·賽夏荒廢業務的原因正好說明這年輕人的性格。
他接手老家的印刷所幾天以後,遇到一個中學時代的朋友,正窮得走投無路。
大衛的朋友那時大約二十一歲,名叫呂西安·夏同,父親是共和政府時代因傷退職的軍醫。
夏同老先生為着興趣改做化學家,碰巧在安古蘭末開着一家藥房。
他做了多年的科學研究,發明一種有利可圖的藥品,去世之前正在作必要的準備。
他想治療各種類型的痛風症。
那是有錢的人害的病。
有錢的人要恢複健康總是不惜重價的。
因此藥劑師在想到的許多計劃中獨獨挑出這個問題來解決。
在經驗與科學之間,夏同懂得唯有科學能保證他發财。
他研究痛風症的各種原因,根據某種攝生的辦法使他的藥物能适應不同的體質。
最後他上巴黎去要求科學院鑒定,不料死在巴黎,研究的成果就此埋沒了。
他在世的時候自以為家業有望,對兒子和女兒的教育一點不肯疏忽,把藥房的盈利統統花在家用上,弄得孩子們在他身後一貧如洗,更不幸的是一切教養都是為美麗的遠景準備的,父親一死,這遠景也跟着消滅。
替夏同治病的是有名的台北蘭醫生,眼看他臨終又急又恨,渾身抽筋。
夏同這股雄心主要是為了熱愛妻子。
她是呂龐潑萊家碩果僅存的一個後代,一七九三年時被夏同像奇迹一般從斷頭台上救下來的。
軍醫為了拖延時日,不征求姑娘同意,謊報她懷着身孕。
他想法取得和那姑娘結親的權利,同她結了婚,雖然彼此都窮。
他們正如一般憑愛情結合的父母,生的兩個孩子和母親一樣美麗無比,而美貌和貧窮湊在一處往往是最不幸的遺産。
丈夫的希望,工作,絕望,深深的印在夏同太太心裡,美麗的面貌大大的改了樣;境況逐漸艱苦,她的生活習慣也改變了。
可是她和孩子們的勇氣完全能抵抗他們的厄運。
藥房設在安古蘭末近郊最大的市鎮,烏莫的大街上;可憐的寡婦出盤鋪子的錢隻能收三百法郎利息,還不夠養活她一個人。
她和她的女兒不覺得貧窮可恥,自願做工度日。
母親服侍産婦,有錢人家看她舉止文雅,特别喜歡雇用她;她吃了人家的飯,拿一法郎一天的工錢。
母親唯恐這樣降低身份使兒子難堪。
在外改稱夏洛德太太;要雇用她的人都向盤進夏同藥房的蔔斯丹先生接洽。
呂西安的妹子在專洗上等衣服的普利歐太太店裡做活,一天掙七十五生丁;她管理女工,在工場裡的地位比一般女工略為高一些。
普利歐太太做人規矩,在烏莫鎮上很受尊重,跟夏同家是鄰居。
母女倆微薄的工資,加上三百法郎利息,每年大約有八百法郎,供給三個人的吃住衣著。
他們盡量節省,才勉強維持,而且那些進款幾乎全部花在呂西安身上。
夏同太太和女兒夏娃對呂西安的信心,不亞于穆罕默德的老婆對丈夫的信心,樣樣都肯為呂西安的前途犧牲。
可憐的一家住在烏莫,屋子是花很少的錢向夏同的後任租的,坐落在後院盡頭,配藥間的樓上。
呂西安住着頂樓上的一個破房間。
他在熱愛自然科學的父親鼓勵之下,開始也走這條路,是安古蘭末中學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大衛·賽夏畢業那年,呂西安正好進三年級。
兩個老同學碰巧相遇的時候,呂西安熬苦不住,正想走極端,這是二十歲左右的人常有的念頭。
大衛提議教呂西安學做印刷監工,很慷慨的送他四十法郎一月,把他從絕望中救了出來;其實大衛的鋪子根本不需要監工。
中學時代的交情恢複以後,命運的相似和性格的不同使兩人的關系愈加密切。
他們倆的頭腦不難掙上好幾份家私,聰明才智比得上第一流的人物,事實上卻屈居人下。
命運的不公道成為他們之間有力的聯系。
并且兩人從不同的途徑出發,都熱愛詩歌。
呂西安預定的專業是高級的自然科學,但他熱烈向往文學的聲名;沉思默想的大衛天生宜于作詩人,趣味卻傾向嚴格的科學。
志趣的交錯使他們倆情投意合。
不久呂西安告訴大衛,他的父親在應用科學方面有過哪一些卓越的見解;大衛向呂西安指出,要在文壇上成名緻富應當走哪一些新路。
兩個青年在短時期内的友誼,隻有剛剛脫離少年時代的人才會那麼熱烈。
不多幾日,大衛見到美麗的夏娃,憑着他憂郁深思的性格,一見生情。
祈禱文上說的海枯石爛,永矢勿渝的話,往往被一般無名的大詩人當作格言;他們的輝煌的詩篇是在兩個人的心中産生的,也是隐藏在兩個人的心裡的。
等到大衛發覺呂西安的母親和妹子寄托在詩人身上的希望,知道了她們的盲目的熱誠,更覺得能接近夏娃,參與她的希望,分擔她的犧牲,十分快慰。
因此大衛對呂西安視同手足。
正如極端派的保王黨比王上還要激烈,大衛比母親和妹子更相信呂西安的天分,像母親寵孩子一般的寵他。
兩人因為缺少資金,一籌莫展,常常像所有的年輕人那樣左思右想,要找一條緻富的捷徑,把捷足先登者已經采摘一空的果樹使勁搖撼還是找不到果子。
有一回談話中間,呂西安想起父親提過兩個計劃:一個是采用新的化學藥品,制糖的成本可以減低一半;另外一個計劃是用美洲的一種植物造紙,近乎中國人用的原料,成本非常便宜,可以把紙價減低一半。
大衛知道這問題重要,曾經在第多廠引起辯論,便抓住這個主意當作生财之道;又認為呂西安指出這條路來,變了他永遠報答不盡的恩人。
誰都看得出,兩個朋友的主要思想和精神生活使他們完全不宜于管理一個印刷所。
戈安得弟兄成為主教專區的承印商和出版者,又是本州今後獨一無二的報刊——《夏朗德時報》的業主,每年有一萬五到兩萬法郎的營業;小賽夏的印刷所每月勉強做到三百法郎,除了付監工的薪水,瑪利紅的工資,捐稅,房租,大衛一個月隻到手上一百法郎。
換了勤謹巴結的人,準會添一批新鉛字,買幾架鐵機,用便宜的印刷工價向巴黎的出版界兜攬生意;這位老闆和他的監工卻一心一意在學問上做功夫,看見還有最後幾家客戶的生意就滿足了。
戈安得弟兄終究摸清大衛的性情脾氣,不再毀謗;他們覺得最聰明的辦法是讓那家印刷所苟延殘喘,維持一個不上不下的局面,免得落在一個精明強幹的同行手中;他們自動把零件生意介紹給大衛的鋪子。
可見隻因為競争的人算盤精明,大衛在生意上還能存活,他自己可并不覺得。
戈安得對于他們所謂大衛的“怪脾氣”暗暗欣幸,表面上對待大衛很公道、很正直,其實他們的行事和驿車公司差不多,為了防止競争,自己開出新公司來假裝有人搶生意。
賽夏屋子的外表同内部的寒酸簡陋完全一緻,老熊從來沒修理過什麼。
日曬雨淋,天時不正,過道的門像老樹幹,布滿不規則的裂痕。
蟲蛀的屋頂蓋着法國南方通行的凹瓦;門面造得很壞,磚石并用,雜亂無章,似乎吃不消屋頂的壓力,往下沉了。
蟲蛀的窗槅子裝着高大的護窗闆,因為天氣熱,外面加上厚實的橫闩。
開裂得那麼厲害的屋子,安古蘭末城裡很難找出第二所;要沒有三合土的粘力,早已支持不住。
兩頭亮,中間黑的工場,壁上全是招貼,下半截經過工人們三十年來的摩擦,變了棕色;樓闆上吊着繩索,地下堆着紙張,放着幾架舊機器,壓紙的石闆,一排排的鉛字架;工場盡頭,兩邊兩個小亭子,老闆和監工各據一方:你們想象一下這個景象,就能體會到兩個朋友的生活。
一八二一年五月初,有一天下午兩點光景,四五個工人離開工場去吃飯,大衛和呂西安正站在通後院的玻璃門後。
學徒關上臨街那扇裝着小鈴的門,大衛仿佛受不住紙張,墨缸,印刷機和舊木料的氣味,把呂西安拉往後院。
兩人坐在葡萄棚下,地位正好望得見工場裡是否有人進來。
陽光在葡萄藤中閃爍浮動,籠罩着兩個詩人,有如神像背後的光輪。
那時,兩種個性兩副面貌的對比格外顯著,給大畫家看了準會技癢。
長相像大衛那樣的人注定要作劇烈的鬥争,不管是轟轟烈烈的鬥争還是無聲無息的鬥争。
寬廣的胸部,結實的肩膀,同各部分都很豐滿的身體完全配合。
肥胖的臉上血色很旺,帶些紫色,脖子粗壯,一大堆烏黑的頭發:粗看像波阿羅贊美的那種教區委員;可是你複看一下他厚嘴唇上的皺紋,下巴上的窩兒,方鼻子的模樣,鼻子兩半邊的騷動的表情,尤其那雙眼睛,不難發覺他有一股專一的愛情在不斷燃燒,還有思想家的智慧,憂郁而熱烈的性情;他的頭腦能縱覽全局,又能洞察幽微,分析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