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意思的故事——摘自一個老人的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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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自然和自己。
這種信心也許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隻相信這個，而不相信别的，那卻怪不得我。
我沒法克制我心中的這種信念啊。
不過問題不在于此。
我隻要求人們體恤我這種弱點，要求人們領會把一個關心骨髓的發展曆史勝過關心宇宙的終極目的的人硬從講台上拉下來，硬叫他跟他的學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裡，釘上蓋子一樣。
由于失眠，也由于極力壓制我那漸漸增長的衰弱，我起了一種古怪的變化。
我上課講到半當中，眼淚會忽然使我的喉嚨哽住，我的眼睛就癢起來，我生出一種熱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兩隻手，大聲地訴一訴苦才好。
我想提高喉嚨喊叫道：我，一個著名的人，卻被命運判處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個人上這兒來占據這個講堂。
我要大聲喊叫說我中了毒。
以前我從來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殘餘歲月。
現在仍舊像蚊子似的不斷螫我的腦筋。
在這種時候，我的情形顯得那麼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聽講人都害怕，從座位上跳起來，心驚膽戰，拼命喊叫，紛紛跑出門口去才好。
挨過這樣的時光是不容易呀。
我看刊物和論文，或者準備下一次的課，有時候寫點什麼東西。
我的工作時常中斷，因為我不得不接見客人。
鈴聲響了。
這是我的一個同事來找我談正事。
他戴着帽子，拿着手杖走進來見我，把那兩樣東西向我送過來說：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請坐，collega！隻談幾句話就走！” 先是我倆都極力向對方表明我倆非常有禮貌，彼此見面十分高興。
我請他在一把安樂椅上坐下，他也讓我坐下。
我們一面讓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鈕扣，好像我們在互相試探，深怕燙了手指頭似的。
我們兩人笑着，其實我們并沒說什麼可笑的話。
我們坐好，低下頭，彼此湊近，壓低喉嚨講起來。
盡管我們彼此有心真誠相待，可是我們仍舊不能不用種種中國人那類客套來裝飾我們的談話，例如“閣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經榮幸地奉告”，要是我們當中有誰說了句把笑話，即使說得并不可笑，我們也還是不能不笑一陣。
等到談完正事，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來，對我的工作搖一搖帽子，開始告辭。
我們就又互相摸索一陣，笑一陣。
我把同事送到前廳，在那兒幫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推謝這種崇高的光榮。
後來，等到葉戈爾開了門，同事就對我說我要着涼了，我呢，卻裝出甚至情願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樣子。
等到最後我回到自己的書房裡，我的臉上仍舊挂着笑容，這大概是惰性關系吧。
沒過多久，鈴又響了。
有人走進前廳裡來，脫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
葉戈爾來通報說有一個大學生來了。
我吩咐一聲：請。
過了一會兒，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走進來。
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緊張的關系：考試時候，他對我的問題回答得很不像話，我就給他打了個一分。
每年我都有七個這樣的學生。
照大學生的切口說來，那就是我“掐住了”或者“刷下了”他們。
凡是因為學力不夠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學生通常倒總是咬着牙忍下去，不來找我羅嗦。
凡是找我羅嗦、到我家來的學生，都是些血氣方剛、性格開闊的人，考試一“刷下來”，連胃口也倒了，害得他們沒法準時去聽戲。
對第一種人我總是寬宏大量，可是對第二種人我就“掐住”整整一年。
“請坐，”我對客人說，“您有什麼話要說嗎？” “對不起，教授，我來打攪您……”他開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臉，“我本不敢來麻煩您，要不是因為……您的課我已經考過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沒及格。
我求您行行好，讓我及格吧，因為……” 凡是懶漢為自己辯護而提出來的理由總是一樣的。
别的功課他們都考得挺好，隻有我的課卻考壞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們素來很看重我的課，溫得很熟，由于一種沒法理解的誤會，他們才考壞的。
“對不起，我的朋友，”我對客人說，“我不能給您及格的分數。
您回去好好溫習功課，再來找我。
到那時候我們再看吧。
” 沉默。
我有意叫那個學生稍稍受點罪，因為他愛啤酒和歌劇勝過愛科學。
我就歎口氣說： “依我看來，您現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脫離醫學系。
要是您憑自己的能力怎麼也不能考及格，那您顯然沒有做醫師的心，也沒有做醫師的才分。
” 那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的臉拉長了。
“對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說，“可是這種話，依我想來，至少也得說是奇怪。
學了五年醫學，一下子……不學了！” “嗯，不錯！與其一輩子做自己不熱愛的工作，還不如白白損失五年的好。
” 可是我馬上又覺着可憐他，就連忙說： “不過這也随您。
那麼，把功課溫一溫再來吧。
” “什麼時候來呢？”懶漢用悶悶的聲音問。
“随您好了。
明天也行。
” 在他那對善良的眼睛裡，我看出了這樣的意思： “我來是可以來，可是你這畜生還是會把我掐住的！” “當然，”我說，“哪怕您再來考十五回，您也不見得就會增長多少學問，可是這樣做可以鍛煉您的性格。
您一定會因此感激的。
” 随後是沉默。
我站起來，等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兒，瞧着窗口，揪他的小胡子，想心事。
這就惹人厭煩了。
那血氣方剛的青年講話聲調清脆好聽，眼睛靈活，帶着譏诮的眼神，臉容和氣，不過有點浮腫，因為常喝啤酒，而且在長沙發上躺得過久的緣故。
看樣子他本來可以對我講許多有趣的關于歌劇的事，關于他獵豔的事，關于他所喜歡的同學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談這種事的時候。
要不然我倒也願意聽一聽呢。
“教授！我憑人格向您擔保，要是您讓我及格，那我……” 話一講到“憑人格”，我就搖了搖手，在桌子旁邊坐下來。
學生又沉吟一下，垂頭喪氣地說： “既是這樣，那就再見……請您原諒。
” “再見，我的朋友。
祝您健康。
” 他猶疑不定地走進門廳，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
他什麼也沒想出來，隻想出了一句針對我說的“老魔鬼”，然後他走進一家便宜的飯館，喝啤酒，吃飯，以後就回家上床睡覺去了。
願你的骨灰得到安甯，正直的勞動者！ 鈴聲第三回響了。
一個年輕的醫師走進來，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邊眼鏡，當然打着白領結。
他說了自己的姓名。
我請他坐下，問他有什麼貴幹。
那獻身于科學的年輕人有點激動地開口了，告訴我說：他的學位考試已經及格，現在隻剩下寫論文了。
他想在我的指導下寫作，要是我肯給他一個論文的題目，那他會十分感激的。
“很願意為您效勞，同事，”我說，“不過，首先，關于論文是什麼東西，我倆得有一個共同的理解才行。
所謂‘論文’，一般公認，是指由獨立的創造所産生出來的著作。
不是這樣嗎？一個作品，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題目，在别人的指導下寫出來，那就要叫做另一樣東西了……” 這個考學位的沒說話。
我冒火了，從我坐着的地方跳起來。
“我不懂，為什麼你們都跑來找我？”我生氣地叫道，“難道我開着商店還是怎麼的？我又不賣題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請求你們：全都躲開我！原諒我說話唐突，可是老實說，這種事我膩味透了！” 考學位的青年一聲不響，隻是他的顴骨四周現出淡淡的紅暈。
他的臉容表現了對我的聲望和學識的深深尊崇，可是從他眼睛裡我卻看出他藐視我的聲調、我的可憐的身材、我的心浮氣躁的手勢。
我一發脾氣，他就覺得我像是一個怪人了。
“我又沒開店！”我生氣地說，“真是怪事！為什麼您不願意獨立自主？為什麼您對自由這麼厭惡？” 我說了許許多多，可是他始終一聲不響。
臨了我漸漸氣平了，當然也就讓步了。
考學位的青年就從我這兒得到一個不值一文錢的題目，預備在我的督促下寫一篇對誰都沒用處的論文，将來帶着尊嚴的氣派去進行枯燥的答辯，得到一個于他一無用處的學位。
鈴聲可能連連不斷地響下去，可是我在這兒隻限于寫完四次鈴聲就算了。
鈴聲第四次響起來，我聽見熟悉的腳步聲、衣服的沙沙聲、親愛的說話聲…… 十八年前，我有一個同事，是眼科醫生，去世了，留下一個七歲的女兒卡嘉和大約六萬盧布。
他在遺囑裡指定我做監護人。
卡嘉在我們家裡一直住到十歲，然後送到一個寄宿女校去，隻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們家裡來。
我沒有工夫過問她的教育，隻在有空的時候偶爾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時候的情形我所能說的很少。
我所記得的而且喜歡回想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裡來的時候，和聽憑醫生看病的時候她那可愛的小臉上老是閃着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
她常常躲在一旁什麼地方坐着，包紮着臉，總是注意地瞧着什麼。
不管她瞧着我寫字或者翻書，也不管她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廚娘在廚房裡削土豆皮，或者瞧着狗兒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現着同樣的思想，那就是：“這個世界上進行着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
”她好奇心重，很喜歡跟我談天。
有時候她挨着桌子坐下，面對着我，瞧我的動作，提出問題。
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麼書，我在大學裡做什麼事，我怕不怕死屍，我怎樣花我的薪水。
“大學裡的學生打架嗎？”她問。
“打架，親愛的。
” “您罰他們跪嗎？” “罰的。
” 她想到大學生打架，我罰他們跪下，覺着滑稽，就笑了。
她是個溫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
我常常看見她手裡的東西給人奪去，看見她無緣無故地受罰，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滿足，這時候，她臉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種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
我不知道該怎樣衛護她才好。
不過我一瞧見她難過，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懷裡來，用老奶媽的疼愛口氣說：“我可憐的小孤兒！” 我還記得她喜歡穿好衣服，喜歡在衣服上灑香水。
在這方面，她跟我一樣。
我也喜歡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怎樣被一種狂熱完全抓住，後來那種狂熱怎樣發展下去。
我說的是她對戲劇的熱烈愛好。
假期她從學校回來，住在我們家裡，談起别的事情總不及談到戲劇和演員那麼愉快和熱烈。
她老是談戲劇，我們都聽得膩味了。
我妻子和孩子都不理她。
隻有我沒有勇氣不理她。
每逢她起意找人談一談她的癡迷，總是走進我的書房來，用懇求的聲調說：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讓我跟您談談戲劇吧！” 我指一指鐘，說： “給你半個鐘頭的時間。
說吧。
” 後來她帶回來好幾十張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員的照片，再後有好幾回參加業餘演出，最後她在學校裡畢業了，向我聲明說她天生來就應該做演員。
我從來也不同情卡嘉對戲劇的愛好。
依我想來，要是劇本很好，那就用不着再麻煩演員演出來，使它産生正确的印象，隻把劇本看一遍也就夠了。
要是劇本不行，那就不論怎樣演也演不好。
我年輕時候常去戲院，現在我家裡的人一年也總要訂兩次包廂，帶我去“散散心”。
當然，這還不足以使我有權利評斷戲劇，不過我還是想說幾句。
依我看來，現在的戲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
不管在戲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裡也好，就跟過去一樣，我無論怎樣也找不到一杯幹淨的水。
雖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點也不應該留難的事，可是就跟過去一樣，招待員替我存好皮大衣，總要硬敲我二十個戈比的竹杠。
休息時間就跟過去一樣，毫無必要地奏一陣樂，給戲劇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沒人需要的新東西。
就跟過去一樣，男人們一到休息時間就走出去，到飲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飲料。
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什麼進步，那麼想在大地方找出進步來就會白費氣力。
有的時候，演員從頭到腳籠罩在舞台習氣和成見中，極力不把一句簡單而平凡的獨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簡單地說出來，總要莫名其妙地帶點嘻哩呼噜的聲音，還要全身發顫。
有的時候，演員千方百計極力要我信服恰茨基雖然老是跟傻瓜談話，而且愛上一個傻女人，其實卻是個很聰明的人，極力要我信服《聰明誤》不是一個沉悶的戲。
在這種時候舞台就會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飽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頓足的表演時候早已使我膩味的那種刻闆演技。
每次我走出戲院總要比走進去的時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輕于相信的觀衆也許會聽信一種論調：舞台即使在現在這種形式下也仍舊是學校。
然而，凡是熟知什麼叫做真正的學校的人，就絕不會上這種當。
五十年後或者一百年後情形會怎麼樣，我不知道，不過照眼前這種情形看來，戲院卻隻能算做娛樂場所。
可是要經常享受這種娛樂卻又嫌太貴。
它奪去這個國家成千上萬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這些人如果不去幹演戲的行業，也許會成為好醫師、好農藝家、好女教師、好軍官。
它又奪去觀衆的傍晚時光，而這正是從事腦力勞動和跟朋友閑談的大好時光。
至于金錢的浪費以及觀衆看了舞台上處理得很不正确的兇殺、私通、僞證以後道德上所蒙受的損害，那就更不用說了。
卡嘉的看法卻完全不同。
她硬對我說，舞台即使在現在這種形式中也比講堂，比書本，比世界上任什麼東西都高尚。
戲劇是把一切藝術結合成一體的一種力量，演員是傳教士。
沒有一種藝術，也沒有一種科學，能夠像舞台那樣在人的靈魂上産生那麼強烈和那麼确實的影響，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員比最優秀的科學家或者藝術家在國内享受更大的名望就不是沒有理由的了。
而且沒有一種為公衆服務的活動能夠像戲劇那樣提供那麼多的快樂和滿足。
于是在一個晴朗的日子，卡嘉參加一個劇團，走了，大概是到烏發去了，随身帶去很多的錢、無數愉快的希望、對事業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來的第一批信是驚人的。
我看着那些信，簡直奇怪幾頁小小的信紙怎麼容得下那麼多青春的朝氣、心地的純潔、神聖的清白，以及又細緻又切實的判斷，這種判斷即使是出于優秀的男性智力也會引人贊歎。
伏爾加河啦，大自然啦，她遊曆過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敗啦等等，她不是在寫，而是在唱。
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臉上看到的信任，同時信上有許多文法方面的錯誤，而且差不多根本沒加标點符号。
半年還沒過完，我就接到一封饒有詩意的、熱情洋溢的信，劈頭是這樣一句：“我在戀愛。
”信裡附着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青年男子，剃光胡須，戴一頂寬邊帽，肩膀上搭着一條方格毛毯。
這以後的信還是跟先前一樣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點符号，文法錯誤不見了，字裡行間發出濃烈的男性氣息。
卡嘉開始在信上談起如果在伏爾加流域找個地方開辦一個大戲院，規定合股經營，吸引富商大賈和輪船主人到這個事業裡來，那是多麼好。
錢會有很多，觀衆也會有很多。
演員依照合作的條件來演戲……也許這個辦法真的挺好吧，可是我覺着這一類花樣是隻有男人的腦筋才想得出來的。
不管怎樣，在一年半或者兩年當中，一切都好像順順當當：卡嘉在戀愛，相信她的事業，幸福。
可是這以後，我漸漸發覺她的信上有明顯的洩氣迹象了。
開頭是卡嘉對我抱怨她的同事，這是第一個最不吉利的征象。
要是年輕的科學工作者或者文學工作者剛開始工作就惡狠狠地抱怨科學家和文學家，那就表明他已經厭倦，不宜于做那種工作了。
卡嘉寫信告訴我說：她的同事不參加排演，也永遠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他們每個人在鬧劇的表演中，在舞台動作上，對觀衆表現了極不恭敬的态度。
為了增加票房收入（這是大家唯一的話題），正劇中的女演員竟不顧身份唱小調，悲劇演員唱雜曲來讪笑戴綠帽子的丈夫和不貞節而懷了胎的妻子等等。
總之，這些現象怎麼會至今還沒使内地的戲院倒閉，那些戲院怎麼會靠着這麼腐敗的細小血管維持下來，這倒是應該奇怪的了。
我寫給卡嘉一封很長的回信，我得承認那是一封很沉悶的信。
除了别的話以外，我對她說：“我過去不止一次跟願意同我結交的、人品極其高尚的老演員們談過話，從他們的話裡我才明白他們的活動并不盡是由他們個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導着，多半倒是由社會的風氣和喜好控制着的。
就連最好的演員，一生當中也不得不時而演悲劇，時而演歌劇，時而演巴黎鬧劇，時而演神話劇，不過他們好像始終仍舊認為他們走的是正路，對社會有益。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種壞現象的根源不該在演員們身上去找，而該更深地到藝術本身中，到整個社會對它的态度中去找。
”我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氣了。
她回信給我說：“您跟我在兩個不同的歌劇裡演戲。
我在信上跟您談起的不是那些願意跟您結交的、人品極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幫談不上一丁點高尚的壞蛋。
他們是一夥野人，隻因為别處沒人願意給他們工作才到舞台上來鬼混的，他們管自己叫做藝術家也隻是因為他們老臉皮罷了。
有才能的人一個也沒有，可是庸才啦，醉漢啦，陰謀家啦，造謠家啦，倒有許多。
我沒法告訴您我是多麼痛心：我所熱愛的藝術卻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裡。
我痛心的是最優秀的人對這種壞現象隻是站在遠處冷眼旁觀，卻不願意走近一點，非但不出頭想辦法，反而寫些沉悶的老生常談和對誰都沒用處的教訓……”此外還有些别的話，都是那麼一種口氣。
又過了不久，我接到這樣一封信：“我被人殘忍地欺騙了。
我活不下去了。
我那些錢随您的意思處置好了。
我愛您，把您看做我的父親和我唯一的朋友。
别了。
” 原來她的他也該歸在那“一夥野人”裡面。
後來，我憑某些迹象推測她有過自殺的企圖。
大概卡嘉服毒自盡過。
大概後來她生了一場大病，因為我後來接到的信已經是從雅爾達寄來的，多半是醫生把她送到那兒去了。
她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上請求我趕快彙一千盧布到雅爾達去，結尾是這樣的話：“請原諒這封信滿紙辛酸。
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
”她在克裡米亞盤桓将近一年以後，回家來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
在這四年當中，我得承認，在我跟她的關系上，我扮了一種簡直不值得羨慕的古怪角色。
先是她寫信向我說明她要去做女演員，後來寫信給我講到她的戀愛，她每過一個時期總要起一回揮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請求，時而彙去一千盧布，時而彙去兩千。
後來她寫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殺，再後又說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對她的遭際的滿腔關切隻表現在我想得很多，寫去沉悶的長信，其實那樣的信還是根本不寫的好。
可是話說回來，我還是以父親的身份待她，愛她如同愛自己的女兒一樣呢！ 現在，卡嘉住的地方離我這兒不出半俄裡遠。
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個房間，把它布置得相當舒服，顯出了她固有的美感。
要是誰有心描寫她的布置，那麼這個畫面最突出的情調就是懶散。
為了懶惰的身體布置了軟躺椅和軟凳子，為了懶惰的腳鋪好了地毯，為了懶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不透明的顔色，為了懶惰的靈魂，牆上挂着無數便宜的扇子和無聊的畫片，講到那種畫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卻不是畫題，而是畫法。
房間裡擺着許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滿一點也沒用處、一點也沒價值的擺設，不成形狀的小氈毯代替了帷幔……這一切，再加上害怕鮮明的彩色，害怕勻稱和空曠，不但證明了精神的懶惰，也證明了對自然的美感的歪曲。
卡嘉一連好幾天躺在躺椅上看書，主要是看長篇和中篇小說。
她一天中間隻在下午出門一回，來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離我不遠的一個長沙發上，沉默着，戴着披巾，仿佛怕冷似的。
要麼因為我喜歡她，要麼因為我從她還是小女孩子的時候起就習慣了她的常來常往，總之，她坐在我這兒，并不妨礙我集中我的注意力。
我偶爾信口問她一句話，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會兒，就扭轉身去對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醫學雜志或者報紙。
在這樣的時候，我發現她的臉上已經沒有舊日那種信任表情了。
現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渙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地等火車開來的旅客的表情一樣。
她的裝束跟從前一樣美麗而樸素，可是粗心大意。
她往往一連好幾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搖椅上，看得出來她的衣服和頭發因此揉得很亂。
她也沒有從前那份好奇心了。
她不再問我什麼問題，仿佛已經閱曆過生活裡的一切，不再等着聽什麼新鮮事了。
将近下午四點鐘，前廳和客廳裡開始有走動的聲音。
這是麗莎從音樂學院回來，帶來幾個女朋友。
可以聽見她們彈鋼琴，試嗓音，哈哈笑。
葉戈爾正在飯廳裡擺飯桌，弄得盤盞玎珰的響。
“再見，”卡嘉說，“今天我不去看您家裡的人了。
請她們原諒我。
我沒工夫了。
請您來看我。
” 我送她到門口，她用嚴格的眼光從頭到腳打量我，煩惱地說： “您越來越瘦了！為什麼您不找個醫生看看？我要去請謝爾蓋伊·費奧多羅維奇來。
讓他給您看看病吧。
” “用不着，卡嘉。
” “我不懂，您家裡的人眼睛長到哪兒去了！不用說，這班人倒真不錯！”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這時候就一定有兩三個别頭發的針從她那淩亂的頭發上掉下來，落在地闆上。
她懶得理一下她的頭發，而且也沒工夫了。
她把披下來的發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進飯廳，我的妻子就問我說： “剛才卡嘉在你那兒嗎？為什麼她不來看我們？這簡直是怪事……” “媽！”麗莎用責備的口氣對她說，“她既不願意來，就随她去吧。
反正我們也不會跪下來求她。
” “不管你怎麼說，這也未免眼中無人。
在書房裡坐了三個鐘頭，卻沒想起我們。
不過呢，那也隻好由她。
” 瓦麗雅和麗莎都恨卡嘉。
這種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須是女人才能懂得這種仇恨。
我敢憑我的頭顱保證，在我差不多每天在課堂裡遇見的一百五十個青年男子當中，在我每個星期要碰見的百把個上了年紀的男子當中，幾乎找不出一個人能夠了解她們為什麼憎恨而且厭惡卡嘉的過去，那就是說憎恨而且厭惡她沒有結婚就懷了孕，有過私生子。
同時，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我認識的女人和姑娘有誰不是有意無意地存着這樣的反感。
這倒不是因為女人比男人貞節，純潔。
要知道美德和純潔，如果不跟反感絕緣，那就跟惡德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了。
我把這現象簡單地解釋做女人的落後。
現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傷的憐恤和
這種信心也許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隻相信這個，而不相信别的，那卻怪不得我。
我沒法克制我心中的這種信念啊。
不過問題不在于此。
我隻要求人們體恤我這種弱點，要求人們領會把一個關心骨髓的發展曆史勝過關心宇宙的終極目的的人硬從講台上拉下來，硬叫他跟他的學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裡，釘上蓋子一樣。
由于失眠，也由于極力壓制我那漸漸增長的衰弱，我起了一種古怪的變化。
我上課講到半當中，眼淚會忽然使我的喉嚨哽住，我的眼睛就癢起來，我生出一種熱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兩隻手，大聲地訴一訴苦才好。
我想提高喉嚨喊叫道：我，一個著名的人，卻被命運判處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個人上這兒來占據這個講堂。
我要大聲喊叫說我中了毒。
以前我從來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殘餘歲月。
現在仍舊像蚊子似的不斷螫我的腦筋。
在這種時候，我的情形顯得那麼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聽講人都害怕，從座位上跳起來，心驚膽戰，拼命喊叫，紛紛跑出門口去才好。
挨過這樣的時光是不容易呀。
二
講完課以後，我坐在家裡工作。我看刊物和論文，或者準備下一次的課，有時候寫點什麼東西。
我的工作時常中斷，因為我不得不接見客人。
鈴聲響了。
這是我的一個同事來找我談正事。
他戴着帽子，拿着手杖走進來見我，把那兩樣東西向我送過來說：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請坐，collega！隻談幾句話就走！” 先是我倆都極力向對方表明我倆非常有禮貌，彼此見面十分高興。
我請他在一把安樂椅上坐下，他也讓我坐下。
我們一面讓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鈕扣，好像我們在互相試探，深怕燙了手指頭似的。
我們兩人笑着，其實我們并沒說什麼可笑的話。
我們坐好，低下頭，彼此湊近，壓低喉嚨講起來。
盡管我們彼此有心真誠相待，可是我們仍舊不能不用種種中國人那類客套來裝飾我們的談話，例如“閣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經榮幸地奉告”，要是我們當中有誰說了句把笑話，即使說得并不可笑，我們也還是不能不笑一陣。
等到談完正事，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來，對我的工作搖一搖帽子，開始告辭。
我們就又互相摸索一陣，笑一陣。
我把同事送到前廳，在那兒幫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推謝這種崇高的光榮。
後來，等到葉戈爾開了門，同事就對我說我要着涼了，我呢，卻裝出甚至情願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樣子。
等到最後我回到自己的書房裡，我的臉上仍舊挂着笑容，這大概是惰性關系吧。
沒過多久，鈴又響了。
有人走進前廳裡來，脫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
葉戈爾來通報說有一個大學生來了。
我吩咐一聲：請。
過了一會兒，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走進來。
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緊張的關系：考試時候，他對我的問題回答得很不像話，我就給他打了個一分。
每年我都有七個這樣的學生。
照大學生的切口說來，那就是我“掐住了”或者“刷下了”他們。
凡是因為學力不夠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學生通常倒總是咬着牙忍下去，不來找我羅嗦。
凡是找我羅嗦、到我家來的學生，都是些血氣方剛、性格開闊的人，考試一“刷下來”，連胃口也倒了，害得他們沒法準時去聽戲。
對第一種人我總是寬宏大量，可是對第二種人我就“掐住”整整一年。
“請坐，”我對客人說，“您有什麼話要說嗎？” “對不起，教授，我來打攪您……”他開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臉，“我本不敢來麻煩您，要不是因為……您的課我已經考過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沒及格。
我求您行行好，讓我及格吧，因為……” 凡是懶漢為自己辯護而提出來的理由總是一樣的。
别的功課他們都考得挺好，隻有我的課卻考壞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們素來很看重我的課，溫得很熟，由于一種沒法理解的誤會，他們才考壞的。
“對不起，我的朋友，”我對客人說，“我不能給您及格的分數。
您回去好好溫習功課，再來找我。
到那時候我們再看吧。
” 沉默。
我有意叫那個學生稍稍受點罪，因為他愛啤酒和歌劇勝過愛科學。
我就歎口氣說： “依我看來，您現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脫離醫學系。
要是您憑自己的能力怎麼也不能考及格，那您顯然沒有做醫師的心，也沒有做醫師的才分。
” 那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的臉拉長了。
“對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說，“可是這種話，依我想來，至少也得說是奇怪。
學了五年醫學，一下子……不學了！” “嗯，不錯！與其一輩子做自己不熱愛的工作，還不如白白損失五年的好。
” 可是我馬上又覺着可憐他，就連忙說： “不過這也随您。
那麼，把功課溫一溫再來吧。
” “什麼時候來呢？”懶漢用悶悶的聲音問。
“随您好了。
明天也行。
” 在他那對善良的眼睛裡，我看出了這樣的意思： “我來是可以來，可是你這畜生還是會把我掐住的！” “當然，”我說，“哪怕您再來考十五回，您也不見得就會增長多少學問，可是這樣做可以鍛煉您的性格。
您一定會因此感激的。
” 随後是沉默。
我站起來，等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兒，瞧着窗口，揪他的小胡子，想心事。
這就惹人厭煩了。
那血氣方剛的青年講話聲調清脆好聽，眼睛靈活，帶着譏诮的眼神，臉容和氣，不過有點浮腫，因為常喝啤酒，而且在長沙發上躺得過久的緣故。
看樣子他本來可以對我講許多有趣的關于歌劇的事，關于他獵豔的事，關于他所喜歡的同學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談這種事的時候。
要不然我倒也願意聽一聽呢。
“教授！我憑人格向您擔保，要是您讓我及格，那我……” 話一講到“憑人格”，我就搖了搖手，在桌子旁邊坐下來。
學生又沉吟一下，垂頭喪氣地說： “既是這樣，那就再見……請您原諒。
” “再見，我的朋友。
祝您健康。
” 他猶疑不定地走進門廳，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
他什麼也沒想出來，隻想出了一句針對我說的“老魔鬼”，然後他走進一家便宜的飯館，喝啤酒，吃飯，以後就回家上床睡覺去了。
願你的骨灰得到安甯，正直的勞動者！ 鈴聲第三回響了。
一個年輕的醫師走進來，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邊眼鏡，當然打着白領結。
他說了自己的姓名。
我請他坐下，問他有什麼貴幹。
那獻身于科學的年輕人有點激動地開口了，告訴我說：他的學位考試已經及格，現在隻剩下寫論文了。
他想在我的指導下寫作，要是我肯給他一個論文的題目，那他會十分感激的。
“很願意為您效勞，同事，”我說，“不過，首先，關于論文是什麼東西，我倆得有一個共同的理解才行。
所謂‘論文’，一般公認，是指由獨立的創造所産生出來的著作。
不是這樣嗎？一個作品，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題目，在别人的指導下寫出來，那就要叫做另一樣東西了……” 這個考學位的沒說話。
我冒火了，從我坐着的地方跳起來。
“我不懂，為什麼你們都跑來找我？”我生氣地叫道，“難道我開着商店還是怎麼的？我又不賣題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請求你們：全都躲開我！原諒我說話唐突，可是老實說，這種事我膩味透了！” 考學位的青年一聲不響，隻是他的顴骨四周現出淡淡的紅暈。
他的臉容表現了對我的聲望和學識的深深尊崇，可是從他眼睛裡我卻看出他藐視我的聲調、我的可憐的身材、我的心浮氣躁的手勢。
我一發脾氣，他就覺得我像是一個怪人了。
“我又沒開店！”我生氣地說，“真是怪事！為什麼您不願意獨立自主？為什麼您對自由這麼厭惡？” 我說了許許多多，可是他始終一聲不響。
臨了我漸漸氣平了，當然也就讓步了。
考學位的青年就從我這兒得到一個不值一文錢的題目，預備在我的督促下寫一篇對誰都沒用處的論文，将來帶着尊嚴的氣派去進行枯燥的答辯，得到一個于他一無用處的學位。
鈴聲可能連連不斷地響下去，可是我在這兒隻限于寫完四次鈴聲就算了。
鈴聲第四次響起來，我聽見熟悉的腳步聲、衣服的沙沙聲、親愛的說話聲…… 十八年前，我有一個同事，是眼科醫生，去世了，留下一個七歲的女兒卡嘉和大約六萬盧布。
他在遺囑裡指定我做監護人。
卡嘉在我們家裡一直住到十歲，然後送到一個寄宿女校去，隻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們家裡來。
我沒有工夫過問她的教育，隻在有空的時候偶爾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時候的情形我所能說的很少。
我所記得的而且喜歡回想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裡來的時候，和聽憑醫生看病的時候她那可愛的小臉上老是閃着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
她常常躲在一旁什麼地方坐着，包紮着臉，總是注意地瞧着什麼。
不管她瞧着我寫字或者翻書，也不管她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廚娘在廚房裡削土豆皮，或者瞧着狗兒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現着同樣的思想，那就是：“這個世界上進行着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
”她好奇心重，很喜歡跟我談天。
有時候她挨着桌子坐下，面對着我，瞧我的動作，提出問題。
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麼書，我在大學裡做什麼事，我怕不怕死屍，我怎樣花我的薪水。
“大學裡的學生打架嗎？”她問。
“打架，親愛的。
” “您罰他們跪嗎？” “罰的。
” 她想到大學生打架，我罰他們跪下，覺着滑稽，就笑了。
她是個溫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
我常常看見她手裡的東西給人奪去，看見她無緣無故地受罰，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滿足，這時候，她臉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種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
我不知道該怎樣衛護她才好。
不過我一瞧見她難過，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懷裡來，用老奶媽的疼愛口氣說：“我可憐的小孤兒！” 我還記得她喜歡穿好衣服，喜歡在衣服上灑香水。
在這方面，她跟我一樣。
我也喜歡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怎樣被一種狂熱完全抓住，後來那種狂熱怎樣發展下去。
我說的是她對戲劇的熱烈愛好。
假期她從學校回來，住在我們家裡，談起别的事情總不及談到戲劇和演員那麼愉快和熱烈。
她老是談戲劇，我們都聽得膩味了。
我妻子和孩子都不理她。
隻有我沒有勇氣不理她。
每逢她起意找人談一談她的癡迷，總是走進我的書房來，用懇求的聲調說：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讓我跟您談談戲劇吧！” 我指一指鐘，說： “給你半個鐘頭的時間。
說吧。
” 後來她帶回來好幾十張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員的照片，再後有好幾回參加業餘演出，最後她在學校裡畢業了，向我聲明說她天生來就應該做演員。
我從來也不同情卡嘉對戲劇的愛好。
依我想來，要是劇本很好，那就用不着再麻煩演員演出來，使它産生正确的印象，隻把劇本看一遍也就夠了。
要是劇本不行，那就不論怎樣演也演不好。
我年輕時候常去戲院，現在我家裡的人一年也總要訂兩次包廂，帶我去“散散心”。
當然，這還不足以使我有權利評斷戲劇，不過我還是想說幾句。
依我看來，現在的戲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
不管在戲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裡也好，就跟過去一樣，我無論怎樣也找不到一杯幹淨的水。
雖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點也不應該留難的事，可是就跟過去一樣，招待員替我存好皮大衣，總要硬敲我二十個戈比的竹杠。
休息時間就跟過去一樣，毫無必要地奏一陣樂，給戲劇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沒人需要的新東西。
就跟過去一樣，男人們一到休息時間就走出去，到飲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飲料。
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什麼進步，那麼想在大地方找出進步來就會白費氣力。
有的時候，演員從頭到腳籠罩在舞台習氣和成見中，極力不把一句簡單而平凡的獨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簡單地說出來，總要莫名其妙地帶點嘻哩呼噜的聲音，還要全身發顫。
有的時候，演員千方百計極力要我信服恰茨基雖然老是跟傻瓜談話，而且愛上一個傻女人，其實卻是個很聰明的人，極力要我信服《聰明誤》不是一個沉悶的戲。
在這種時候舞台就會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飽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頓足的表演時候早已使我膩味的那種刻闆演技。
每次我走出戲院總要比走進去的時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輕于相信的觀衆也許會聽信一種論調：舞台即使在現在這種形式下也仍舊是學校。
然而，凡是熟知什麼叫做真正的學校的人，就絕不會上這種當。
五十年後或者一百年後情形會怎麼樣，我不知道，不過照眼前這種情形看來，戲院卻隻能算做娛樂場所。
可是要經常享受這種娛樂卻又嫌太貴。
它奪去這個國家成千上萬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這些人如果不去幹演戲的行業，也許會成為好醫師、好農藝家、好女教師、好軍官。
它又奪去觀衆的傍晚時光，而這正是從事腦力勞動和跟朋友閑談的大好時光。
至于金錢的浪費以及觀衆看了舞台上處理得很不正确的兇殺、私通、僞證以後道德上所蒙受的損害，那就更不用說了。
卡嘉的看法卻完全不同。
她硬對我說，舞台即使在現在這種形式中也比講堂，比書本，比世界上任什麼東西都高尚。
戲劇是把一切藝術結合成一體的一種力量，演員是傳教士。
沒有一種藝術，也沒有一種科學，能夠像舞台那樣在人的靈魂上産生那麼強烈和那麼确實的影響，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員比最優秀的科學家或者藝術家在國内享受更大的名望就不是沒有理由的了。
而且沒有一種為公衆服務的活動能夠像戲劇那樣提供那麼多的快樂和滿足。
于是在一個晴朗的日子，卡嘉參加一個劇團，走了，大概是到烏發去了，随身帶去很多的錢、無數愉快的希望、對事業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來的第一批信是驚人的。
我看着那些信，簡直奇怪幾頁小小的信紙怎麼容得下那麼多青春的朝氣、心地的純潔、神聖的清白，以及又細緻又切實的判斷，這種判斷即使是出于優秀的男性智力也會引人贊歎。
伏爾加河啦，大自然啦，她遊曆過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敗啦等等，她不是在寫，而是在唱。
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臉上看到的信任，同時信上有許多文法方面的錯誤，而且差不多根本沒加标點符号。
半年還沒過完，我就接到一封饒有詩意的、熱情洋溢的信，劈頭是這樣一句：“我在戀愛。
”信裡附着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青年男子，剃光胡須，戴一頂寬邊帽，肩膀上搭着一條方格毛毯。
這以後的信還是跟先前一樣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點符号，文法錯誤不見了，字裡行間發出濃烈的男性氣息。
卡嘉開始在信上談起如果在伏爾加流域找個地方開辦一個大戲院，規定合股經營，吸引富商大賈和輪船主人到這個事業裡來，那是多麼好。
錢會有很多，觀衆也會有很多。
演員依照合作的條件來演戲……也許這個辦法真的挺好吧，可是我覺着這一類花樣是隻有男人的腦筋才想得出來的。
不管怎樣，在一年半或者兩年當中，一切都好像順順當當：卡嘉在戀愛，相信她的事業，幸福。
可是這以後，我漸漸發覺她的信上有明顯的洩氣迹象了。
開頭是卡嘉對我抱怨她的同事，這是第一個最不吉利的征象。
要是年輕的科學工作者或者文學工作者剛開始工作就惡狠狠地抱怨科學家和文學家，那就表明他已經厭倦，不宜于做那種工作了。
卡嘉寫信告訴我說：她的同事不參加排演，也永遠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他們每個人在鬧劇的表演中，在舞台動作上，對觀衆表現了極不恭敬的态度。
為了增加票房收入（這是大家唯一的話題），正劇中的女演員竟不顧身份唱小調，悲劇演員唱雜曲來讪笑戴綠帽子的丈夫和不貞節而懷了胎的妻子等等。
總之，這些現象怎麼會至今還沒使内地的戲院倒閉，那些戲院怎麼會靠着這麼腐敗的細小血管維持下來，這倒是應該奇怪的了。
我寫給卡嘉一封很長的回信，我得承認那是一封很沉悶的信。
除了别的話以外，我對她說：“我過去不止一次跟願意同我結交的、人品極其高尚的老演員們談過話，從他們的話裡我才明白他們的活動并不盡是由他們個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導着，多半倒是由社會的風氣和喜好控制着的。
就連最好的演員，一生當中也不得不時而演悲劇，時而演歌劇，時而演巴黎鬧劇，時而演神話劇，不過他們好像始終仍舊認為他們走的是正路，對社會有益。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種壞現象的根源不該在演員們身上去找，而該更深地到藝術本身中，到整個社會對它的态度中去找。
”我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氣了。
她回信給我說：“您跟我在兩個不同的歌劇裡演戲。
我在信上跟您談起的不是那些願意跟您結交的、人品極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幫談不上一丁點高尚的壞蛋。
他們是一夥野人，隻因為别處沒人願意給他們工作才到舞台上來鬼混的，他們管自己叫做藝術家也隻是因為他們老臉皮罷了。
有才能的人一個也沒有，可是庸才啦，醉漢啦，陰謀家啦，造謠家啦，倒有許多。
我沒法告訴您我是多麼痛心：我所熱愛的藝術卻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裡。
我痛心的是最優秀的人對這種壞現象隻是站在遠處冷眼旁觀，卻不願意走近一點，非但不出頭想辦法，反而寫些沉悶的老生常談和對誰都沒用處的教訓……”此外還有些别的話，都是那麼一種口氣。
又過了不久，我接到這樣一封信：“我被人殘忍地欺騙了。
我活不下去了。
我那些錢随您的意思處置好了。
我愛您，把您看做我的父親和我唯一的朋友。
别了。
” 原來她的他也該歸在那“一夥野人”裡面。
後來，我憑某些迹象推測她有過自殺的企圖。
大概卡嘉服毒自盡過。
大概後來她生了一場大病，因為我後來接到的信已經是從雅爾達寄來的，多半是醫生把她送到那兒去了。
她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上請求我趕快彙一千盧布到雅爾達去，結尾是這樣的話：“請原諒這封信滿紙辛酸。
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
”她在克裡米亞盤桓将近一年以後，回家來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
在這四年當中，我得承認，在我跟她的關系上，我扮了一種簡直不值得羨慕的古怪角色。
先是她寫信向我說明她要去做女演員，後來寫信給我講到她的戀愛，她每過一個時期總要起一回揮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請求，時而彙去一千盧布，時而彙去兩千。
後來她寫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殺，再後又說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對她的遭際的滿腔關切隻表現在我想得很多，寫去沉悶的長信，其實那樣的信還是根本不寫的好。
可是話說回來，我還是以父親的身份待她，愛她如同愛自己的女兒一樣呢！ 現在，卡嘉住的地方離我這兒不出半俄裡遠。
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個房間，把它布置得相當舒服，顯出了她固有的美感。
要是誰有心描寫她的布置，那麼這個畫面最突出的情調就是懶散。
為了懶惰的身體布置了軟躺椅和軟凳子，為了懶惰的腳鋪好了地毯，為了懶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不透明的顔色，為了懶惰的靈魂，牆上挂着無數便宜的扇子和無聊的畫片，講到那種畫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卻不是畫題，而是畫法。
房間裡擺着許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滿一點也沒用處、一點也沒價值的擺設，不成形狀的小氈毯代替了帷幔……這一切，再加上害怕鮮明的彩色，害怕勻稱和空曠，不但證明了精神的懶惰，也證明了對自然的美感的歪曲。
卡嘉一連好幾天躺在躺椅上看書，主要是看長篇和中篇小說。
她一天中間隻在下午出門一回，來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離我不遠的一個長沙發上，沉默着，戴着披巾，仿佛怕冷似的。
要麼因為我喜歡她，要麼因為我從她還是小女孩子的時候起就習慣了她的常來常往，總之，她坐在我這兒，并不妨礙我集中我的注意力。
我偶爾信口問她一句話，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會兒，就扭轉身去對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醫學雜志或者報紙。
在這樣的時候，我發現她的臉上已經沒有舊日那種信任表情了。
現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渙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地等火車開來的旅客的表情一樣。
她的裝束跟從前一樣美麗而樸素，可是粗心大意。
她往往一連好幾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搖椅上，看得出來她的衣服和頭發因此揉得很亂。
她也沒有從前那份好奇心了。
她不再問我什麼問題，仿佛已經閱曆過生活裡的一切，不再等着聽什麼新鮮事了。
将近下午四點鐘，前廳和客廳裡開始有走動的聲音。
這是麗莎從音樂學院回來，帶來幾個女朋友。
可以聽見她們彈鋼琴，試嗓音，哈哈笑。
葉戈爾正在飯廳裡擺飯桌，弄得盤盞玎珰的響。
“再見，”卡嘉說，“今天我不去看您家裡的人了。
請她們原諒我。
我沒工夫了。
請您來看我。
” 我送她到門口，她用嚴格的眼光從頭到腳打量我，煩惱地說： “您越來越瘦了！為什麼您不找個醫生看看？我要去請謝爾蓋伊·費奧多羅維奇來。
讓他給您看看病吧。
” “用不着，卡嘉。
” “我不懂，您家裡的人眼睛長到哪兒去了！不用說，這班人倒真不錯！”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這時候就一定有兩三個别頭發的針從她那淩亂的頭發上掉下來，落在地闆上。
她懶得理一下她的頭發，而且也沒工夫了。
她把披下來的發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進飯廳，我的妻子就問我說： “剛才卡嘉在你那兒嗎？為什麼她不來看我們？這簡直是怪事……” “媽！”麗莎用責備的口氣對她說，“她既不願意來，就随她去吧。
反正我們也不會跪下來求她。
” “不管你怎麼說，這也未免眼中無人。
在書房裡坐了三個鐘頭，卻沒想起我們。
不過呢，那也隻好由她。
” 瓦麗雅和麗莎都恨卡嘉。
這種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須是女人才能懂得這種仇恨。
我敢憑我的頭顱保證，在我差不多每天在課堂裡遇見的一百五十個青年男子當中，在我每個星期要碰見的百把個上了年紀的男子當中，幾乎找不出一個人能夠了解她們為什麼憎恨而且厭惡卡嘉的過去，那就是說憎恨而且厭惡她沒有結婚就懷了孕，有過私生子。
同時，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我認識的女人和姑娘有誰不是有意無意地存着這樣的反感。
這倒不是因為女人比男人貞節，純潔。
要知道美德和純潔，如果不跟反感絕緣，那就跟惡德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了。
我把這現象簡單地解釋做女人的落後。
現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傷的憐恤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