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

一

醫院的院子裡有一幢不大的廂房，四周長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

    這幢廂房的屋頂生了鏽，煙囪半歪半斜，門前台階已經朽壞，長滿雜草，牆面的灰泥隻剩下些斑駁的殘迹。

    這幢廂房的正面對着醫院，後牆朝着田野，廂房和田野之間由一道安着釘子的灰色院牆隔開。

    那些尖頭朝上的釘子、那圍牆、那廂房本身，都有一種特别的、陰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隻有我們的醫院和監獄的房屋才會這樣。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紮傷，那您就順着通到廂房的那條羊腸小道走過去，瞧瞧裡面在幹些什麼吧。

    推開頭一道門，我們就走進了前堂。

    在這兒，沿着牆，靠火爐的旁邊，丢着一大堆醫院裡的破爛東西。

    褥墊啦，破舊的長袍啦，褲子啦，細藍條子的襯衫啦，沒有用處的破鞋啦，所有這些破爛堆在一塊兒，揉得很皺，混在一起，正在腐爛，冒出一股悶臭的氣味。

     看守人尼基達是個年老的退伍兵，衣服上的軍章已經褪成棕色。

    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爛東西上，兩排牙齒中間銜着一隻煙鬥。

    他的臉相嚴厲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來，給那張臉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發紅，身材矮小，雖說長得清瘦，筋脈嶙嶙，可是氣派威嚴，拳頭粗大。

    他是那種心眼簡單、說幹就幹、辦事牢靠、腦筋遲鈍的人。

    在人間萬物當中他最喜愛的莫過于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對他們是非打不可的。

    他打他們的臉，打他們的胸，打他們的背，碰到哪兒就打哪兒，相信要是不打人，這地方就要亂了。

     随後您就走進一個寬綽的大房間，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話，整個廂房裡就隻有這麼一個房間。

    這兒的牆壁塗了一層混濁的淡藍色灰粉，天花闆熏得挺黑，就跟不裝煙囪的農舍一樣。

    事情很清楚，這兒到冬天，爐子經常冒煙，房間裡淨是煤氣。

    窗子的裡邊釘着一排鐵格子，很難看。

    地闆顔色灰白，滿是木刺。

    酸白菜、燈心的焦味、臭蟲、阿摩尼亞味，弄得房間裡臭烘烘的，您一進來，這種臭氣就使您覺着仿佛走進了動物園。

     房間裡放着幾張床，床腳釘死在地闆上。

    有些穿着醫院的藍色長袍、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

    這些人都是瘋子。

     這兒一共有五個人。

    隻有一個人出身貴族，其餘的全是小市民。

    頂靠近房門的那個人是個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紅發亮，眼睛沾着淚痕，坐在那兒用手托着頭，瞧着一個地方發呆。

    他一天到晚傷心，搖頭，歎氣，苦笑。

    人家講話，他很少插嘴；人家問他什麼話，他也總是不答話。

    人家給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來吃下去，喝下去。

    從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聲，他那消瘦，他那臉頰上的紅暈看來，他正在開始害肺痨病。

     他旁邊是一個矮小活潑、十分愛動的老頭，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長着跟黑人那樣鬈曲的黑頭發。

    白天，他在病室裡從這個窗口走到那個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樣盤着腿。

    他像灰雀那樣不住地打唿哨，輕聲唱歌，嘿嘿地笑。

    到了晚上他也顯出孩子氣的歡樂和活潑的性格。

    他從床上起來禱告上帝，那就是，拿拳頭捶胸口，用手指頭抓門。

    這是猶太籍傻子莫依謝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毀的時候發了瘋。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當中，隻有他一個人得到允許，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

    他享受這個特權已經很久，這大概因為他是醫院裡的老病人，又是一個安分的、不傷人的傻子，本城的小醜。

    他在街上給小孩和狗包圍着的情景，城裡人早已看慣了。

    他穿着破舊的長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時候光着腳，甚至沒穿長褲，在街上走來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門口站住讨一個小錢。

    有的地方給他一點克瓦斯喝，有的給他一點面包吃，有的給他一個小錢，因此他總是吃得飽飽的，滿載而歸。

    凡是他帶回來的東西，尼基達統統從他身上搜去歸自己享用。

    這個兵幹起這種事來很粗暴，怒氣沖沖，把猶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來，而且要上帝做見證，賭咒說他絕不讓這個猶太人再上街，說他認為這種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麼事都壞。

     莫依謝依卡喜歡幫人的忙。

    他給同伴們端水，他們睡熟了，他就給他們蓋被。

    他應許每個人說：他從街上回來，一定給他們每個人一個小錢，給每個人縫一頂新帽子。

    他還用一把調羹喂他左邊的鄰居吃東西，那人是一個癱子。

    他這樣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人道主義性質的考慮，而是摹仿他右邊的鄰居格羅莫夫的舉動，不知不覺地受了他的影響。

     伊萬·德米特裡奇·格羅莫夫是個大約三十三歲的男子，出身貴族家庭，做過法院的民事執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

    他要麼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麼就在房間裡從這頭走到那頭，仿佛在鍛煉身體。

    他很少坐着。

    他老是懷着一種朦胧的、不明确的擔心，因此總是激動，焦躁，緊張。

    隻要前堂傳來一丁點兒沙沙聲或者院子裡有人叫一聲，他就擡起頭來，豎起耳朵：是不是有人來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這種時候，他臉上就現出極其不安和憎惡的神情。

     我喜歡他這張顴骨很高的寬臉，臉色老是蒼白而愁苦，像鏡子那樣映出一個被掙紮和長期的恐懼苦苦折磨着的靈魂。

    他這種愁眉苦臉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純真的痛苦在他臉上刻下來的細紋，卻顯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熱烈而健康的光芒。

    我也喜歡這個人本身，他殷勤，樂于為人出力，除了對尼基達以外，對一切人都異常體貼。

    不管誰掉了一個扣子或者一把調羹，他總是連忙從床上跳下來，撿起那件東西。

    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們道早安，臨睡也要向他們道晚安。

     除了他經常保持緊張狀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臉以外，他的瘋病還有下面的表現。

    每到傍晚，有時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長袍裹一裹緊，周身發抖，牙齒打戰，很快地從房間這頭走到那頭，在床鋪之間穿來穿去。

    看上去，他仿佛在發高燒。

    從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樣子看來，他分明想說什麼很重要的話，可是大概想到他們不會聽他講，也聽不懂他的話，就煩躁地搖搖頭，仍舊走來走去。

    然而不久，說話的欲望就壓倒一切顧慮，占了上風，他管不住自己，熱烈奔放地講起來。

    他的話又亂又急，像是夢呓，前言不搭後語，常常叫人聽不懂，不過另一方面，不管在話語裡也好，聲調裡也好，都可以使人聽出一種非常優美的東西。

    他一講話，您就會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瘋子，又是正常的人。

    他那些瘋話是很難寫到紙上來的。

    他講到人的卑鄙，講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講到将來終有一天會在地球上出現的燦爛生活，講到時時刻刻使他想起強暴者的麻木殘忍的鐵窗格。

    結果他的話就變成由許多古老的、然而還沒過時的歌合成的一首淩亂而不連貫的雜曲了。

    

二

大約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個姓格羅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裡，這是一個有地位又有家産的人。

    他有兩個兒子，謝爾蓋和伊萬。

    謝爾蓋在大學讀到四年級的時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給忽然降到格羅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災難開了個頭。

    謝爾蓋葬後不出一個星期，老父親因為僞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審，不久以後就害傷寒，在監獄醫院裡去世了。

    房子連同所有的動産都被拍賣，撇下伊萬·德米特裡奇和他母親沒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親生前，伊萬·德米特裡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學裡念書，每月收到六七十個盧布，根本不懂什麼叫做窮，現在他卻得一下子改變他的生活了。

    他為了掙幾個小錢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館，做抄寫工作，盡管這樣卻仍舊要挨餓，因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給母親維持生活了。

    伊萬·德米特裡奇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他灰心喪氣，身體虛弱，就離開大學，回家來了。

    在這兒，在這小城裡，他托人情在縣立學校裡謀到一個教員的位子，可是跟同事們處不好，學生也不喜歡他，不久他就辭職了。

    他母親去世了。

    他有六個月沒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後來作了法院的民事執行吏。

    他一直幹這個差使，後來就因病被辭了。

     他還在年紀輕輕、做大學生的時候，就從來沒有讓人覺得是個健康的人。

    他素來蒼白，消瘦，動不動就着涼。

    他吃得少，睡不酣。

    他隻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頭暈，發歇斯底裡病。

    他一向喜歡跟人們來往，可是由于他那愛生氣的脾氣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麼人都不接近，也沒有交到朋友。

    他總是滿心看不起地批評城裡人，說是他覺着他們那種渾渾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獸性生活又惡劣又讨厭。

    他用男高音講話，響亮，激烈，要麼帶着忿怒和憤慨的口氣，要麼帶着熱中和驚奇的口氣，不過他永遠講得誠懇。

    不管人家跟他談什麼，他老是把話題歸結到一件事上去：在這個城裡生活又無聊又煩悶，一般人沒有高尚的趣味，過着黯淡而毫無意義的生活，用強暴、粗鄙的放蕩、僞善來使這生活添一點變化；壞蛋吃得飽，穿得好，正人君子卻忍饑受寒；這個社會需要創辦學校、立論正直的地方報紙、劇院、公開的演講、知識力量的團結；必須讓這個社會看清楚自己，為自己害怕才成。

    他批評人們的時候，總是塗上濃重的色彩，隻用黑白兩色，任何其他的色調都不用。

    依他看來，人類分成正直的人和壞蛋，中間的人是沒有的。

    提起女人和愛情，他總是講得熱烈而入迷，可是他從沒戀愛過一回。

     在這個城裡，盡管他尖刻地批評人，容易沖動，可是大家都喜愛他，背地裡總是親切地叫他萬尼亞。

    他那天生的體貼、樂于幫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風、道德的純潔、他那又舊又小的禮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們心中勾起一種美好、熱烈、憂郁的感情。

    再說，他受過很好的教育，念過許多書，照城裡人的看法，他無所不知，在這個城裡像是一部備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過很多書。

    他老是坐在俱樂部裡，興奮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雜志和書籍。

    憑他的臉色看得出來他不是在看書，而是在吞吃那些書頁，幾乎來不及嚼爛它們。

    人們必須認為看書是他的一種病态的嗜好，因為不管他碰到什麼，哪怕是去年的報紙或者日曆，也一概貪婪地抓過來，讀下去。

    他在家裡總是躺着看書。

    

三

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個早晨，伊萬·德米特裡奇豎起大衣的領子，蹚着爛泥，穿過後街和小巷，帶着一張執行票到一個小市民家裡去收錢。

    他心緒郁悶，每天早晨他總是這樣的。

    在一條小巷裡，他遇見兩個戴鐐铐的犯人，有四個帶槍的兵押着他們走。

    以前伊萬·德米特裡奇常常遇見犯人，他們每一次都在他心裡引起憐憫和别扭的感情，可是這回的相逢卻在他心上留下一種特别的奇怪印象。

    不知什麼緣故，他忽然覺得他也可能戴上鐐铐，像那樣走過泥地，被人押送到監獄裡去。

    他到那個小市民家裡去過以後，在回到自己家裡去的路上，在郵政局附近碰見一個他認識的警官，那人跟他打招呼，并排順着大街走了幾步，不知什麼緣故，他覺得這很可疑。

    他回到家裡，那一整天都沒法把那兩個犯人和荷槍的兵從腦子裡趕出去，一種沒法理解的不安心理攪得他沒法看書，也沒法集中腦力思索什麼事。

    到傍晚他沒有在自己屋裡點上燈，一晚上也睡不着覺，不住的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鐐铐，送進監牢裡去。

    他知道自己從來沒做過什麼犯法的事，而且能夠擔保将來也絕不會殺人，不會放火，不會偷東西。

    不過，話說回來，偶然在無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嗎？而且受人誣陷，最後，還有審判方面的錯誤，不是也可能發生嗎？難怪老百姓的年代久遠的經驗教導人們：誰也不能保險不讨飯和不坐牢。

    在眼下這種審判程序下，審判方面的錯誤很有可能，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凡是對别人的痛苦有職務上、業務上的關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醫師等，時候一長，由于習慣的力量，就會變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對待他們的當事人；在這方面，他們跟在後院屠宰牛羊卻看不見血的農民沒有什麼不同。

    法官既然對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無情的态度，那麼為了剝奪無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權，判他苦役刑，就隻需要一件東西，那就是時間。

    隻要有時間來完成一些法定手續（法官們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

    事後，你休想在這個離鐵路線有二百俄裡遠的、肮髒的、糟糕的小城裡找到正義和保障！再者，既然社會認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當的必要手段，各種仁慈行為，例如宣告無罪的判決，會引起沸沸揚揚的不滿和報複情緒，那麼，就連想到正義不也可笑嗎？ 到早晨，伊萬·德米特裡奇起床，滿心害怕，額頭冒出冷汗，已經完全相信他随時會被捕了。

    他想，既然昨天的陰郁思想這麼久都不肯離開他，可見其中必是有點道理。

    的确，那些思想絕不會無緣無故鑽進他腦子裡來。

     有一個警察不慌不忙地走過他的窗口，這可不會沒有來由。

    那兒，在房子附近，有兩個人站着不動，也不言語。

    為什麼他們沉默呢？ 從此，伊萬·德米特裡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膽。

    凡是路過窗口或者走進院子裡來的人，他都覺得是間諜和暗探。

    中午，縣警察局長照例坐着一輛雙馬馬車走過大街，這是他從近郊的莊園坐車到警察局去，可是伊萬·德米特裡奇每回都覺得他的車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臉上有一種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報告，說城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犯人。

    門口有人一拉鈴，一敲門，伊萬·德米特裡奇就打一個冷顫，每逢在女房東屋裡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

    他一遇見警察和憲兵就微笑，打唿哨，為了顯得滿不在乎。

    他一連好幾夜擔心被捕而睡不着覺，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樣大聲打鼾，呼氣，好讓女房東以為他睡着了。

    因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煎熬：這就是了不起的罪證！事實和常識使他相信所有這些恐懼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

    要是往大處看，那麼被捕也好、監禁也好，其實并沒有什麼可怕的，隻要良心清白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條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反而變得越發強烈痛苦。

    這倒跟一個隐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隐士想在一片密林裡給自己開辟一小塊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用斧子砍，樹林反而長得越密越盛。

    到頭來，伊萬·德米特裡奇看出這沒有用處，就索性不再考慮，完全聽憑絕望和恐懼來折磨自己了。

     他開始過隐居的生活，躲開人們。

    他早先就讨厭他的職務，現在他簡直幹不下去了。

    他深怕他會被人蒙騙，上了什麼圈套，趁他不防備往他口袋裡塞一點賄賂，然後揭發他，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個錯，類似僞造文書，再不然丢了别人的錢。

    奇怪的是在别的時候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靈活機動，千變萬化過，他每天想出成千種不同的理由來認真擔憂他的自由和名譽。

    可是另一方面，他對外界的興趣，特别是對書的興趣，卻明顯地淡薄，他的記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園附近的一條山溝裡發現了兩個部分腐爛的屍體，一個是老太婆，一個是男孩，都帶着因傷緻死的痕迹。

    城裡人不談别的，專門談這兩個死屍和沒有查明的兇手。

    伊萬·德米特裡奇為了不讓人家認為是他殺了人，就在街上走來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見熟人，臉色就白一陣紅一陣，開始表白說再也沒有比殺害弱小和無力自衛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

    可是這種做假的行為不久就弄得他厭煩了，他略略想了一陣，就決定處在他的地位，他頂好是躲到女房東的地窖裡去。

    他在地窖裡坐了一整天，後來又坐上一夜，和一個白天，實在冷得厲害，挨到天黑就像賊那樣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間裡去了。

    他在房間中央呆站着，一動也不動地聽着，直到天亮。

    大清早，太陽還沒出來，就有幾個修理爐竈的工人來找女房東。

    伊萬·德米特裡奇明明知道這些人是來翻修廚房裡的爐竈的，可是恐懼卻告訴他說，他們是假扮成修理爐竈工人的警察。

    他悄悄溜出住所，沒穿外衣，沒戴帽子，滿腔害怕，沿着大街飛跑。

    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後追來，一個農民在他身後什麼地方呼喊，風在他耳朵裡呼嘯，伊萬·德米特裡奇覺得在他背後，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團，正在追他。

     人家攔住他，把他送回家，打發他的女房東去請醫師。

    安德烈·葉菲梅奇（關于他以後還要提到）吩咐在他額頭上放個冰袋，要他服一點兒稠櫻葉水，憂慮地搖搖頭，走了，臨行對女房東說，他不再來了，因為人不應該打攪發了瘋的人。

    伊萬·德米特裡奇在家裡沒法生活，也得不到醫療，不久就給送到醫院裡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裡。

    他晚上睡不着覺，任性胡鬧，攪擾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葉菲梅奇下命令，轉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過了一年，城裡人已經完全忘掉了伊萬·德米特裡奇，他的書由女房東堆在一個敞棚底下的一輛雪橇上，給小孩子陸續偷走了。

    

四

伊萬·德米特裡奇左邊的鄰居，我已經說過，是猶太人莫依謝依卡。

    他右邊的鄰居是一個農民，胖得臃腫，身材差不多滾圓，臉容癡呆，完全缺乏思想的痕迹。

    這是一個不動的、貪吃的、不愛幹淨的動物，早就喪失思想和感覺的能力。

    他那兒經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氣。

     尼基達給他收拾髒東西的時候，總是狠命打他，使足力氣，一點也不顧惜自己的拳頭。

    可怕的還不是他挨打，這是誰都能習慣的；可怕的倒是這個呆鈍的動物挨了拳頭，卻毫無反應，一聲不響，也不動一動，眼睛裡沒有一點表情，光是稍微搖晃幾下身子，好比一隻沉甸甸的大圓桶。

     第六病室裡第五個，也就是最後一個病人，是一個小市民，從前做過郵政局的檢信員。

    這是一個矮小的、相當瘦的金發男子，臉容善良，可又帶點調皮。

    根據他那對聰明鎮靜的眼睛閃着明亮快活的光芒來判斷，他很有心計，心裡有一樁很重大的、愉快的秘密。

    他在枕頭和褥子底下藏着點東西，從來不拿給别人看，倒不是怕人家搶去或者偷走，而是因為不好意思拿出來。

    有時候他走到窗口，背對着同伴，把一個什麼東西戴在胸口上，低下頭看它。

    要是你在這樣的時候走到他面前去，他就慌裡慌張，趕緊從胸口扯下一個什麼東西來。

    不過要猜破他的秘密，卻也不難。

     “請您跟我道喜吧，”他常對伊萬·德米特裡奇說，“我已經由他們呈請授予帶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等勳章了。

    帶星的二等勳章是隻給外國人的，可是不知什麼緣故他們願意為我破例，”他微笑着說，迷惑的聳聳肩膀，“是啊，老實說，我可真沒料到！” “這類事我一點也不懂。

    ”伊萬·德米特裡奇陰郁地聲明說。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還會得着什麼勳章嗎？”原先的檢信員接着說，調皮地眯細眼睛，“我一定會得着瑞典的‘北極星’。

    為了那樣的勳章，真值得費點心思呢。

    那是一個白十字，有一條黑絲帶。

    那是很漂亮的。

    ” 大概别處任什麼地方的生活都不及這所廂房裡這樣單調。

    早晨，除了癱子和胖農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個大木桶那兒洗臉，用長袍的底襟擦臉。

    這以後他們就用帶把的白鐵杯子喝茶，這茶是尼基達從醫院主樓拿來的。

    每人隻許喝一杯。

    中午他們喝酸白菜湯和麥糊，晚上吃中午剩下來的麥糊。

    空閑的時候，他們就躺着，睡覺，看窗外，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

    天天這樣。

    甚至原先的檢信員也老是談他的那些勳章。

     第六病室裡很難見到新人。

    醫師早已不收瘋人了。

    再者，世界上喜歡訪問瘋人院的人總是很少的。

    每過兩個月，理發師謝苗·拉紮裡奇就到這個廂房裡來一趟。

    至于他怎樣給那些瘋人理發，尼基達怎樣幫他的忙，這個醉醺醺、笑嘻嘻的理發師每次光臨的時候病人怎樣大亂，我就不願意再描寫了。

     除了理發師以外，還從來沒有一個人來看一看這個廂房。

    病人們注定了一天到晚隻看見尼基達一個人。

     不過近來，醫院主樓裡卻在散布一種相當奇怪的流言。

     風傳醫師開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葉菲梅奇·拉京醫師從某一點來看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

    據說他年紀很輕的時候十分信神，準備幹教士的行業。

    一八六三年在中學畢業的時候，他有心進一個宗教學院，可是他父親，一個内外科的醫師，似乎刻薄地挖苦他，幹脆聲明說，要是他去做教士，就不認他做兒子。

    這話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過安德烈·葉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認他對醫學或者一般的專門科學素來不怎麼愛好。

     不管怎樣，總之，他在醫科畢業以後，并沒出家做教士。

    他并不顯得特别信教，他現在跟初作醫師時候一樣，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跟農民一樣。

    他的臉相、胡子、平順的頭發、又壯又笨的體格，都叫人聯想到大道邊上小飯鋪裡那種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氣很兇的老闆。

    他那嚴厲的臉上布滿細小的青筋，他眼睛小，鼻子紅。

    他身材高，肩膀寬，因而手腳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準能制人死命似的。

    可是他的腳步輕，走起路來小心謹慎，蹑手蹑腳。

    要是他在一個窄過道裡碰見了誰，他總是先站住讓路，說一聲“對不起！”而且他那講話聲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尖細柔和的男高音。

    他的脖子上長着一個不大的瘤子，使他沒法穿漿硬的衣領，因此他老是穿軟麻布或者棉布的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