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個内地人的故事

一

主任對我說：“我留用您，純粹是出于對您可敬的父親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從我這兒滾開了。

    ”我回答他說：“大人，您認為我會滾開，未免過獎了。

    ”這以後我就聽見他說：“把這位先生帶走，他惹得我冒火。

    ” 過了兩天光景，我就給辭退了。

    自從我被人看做成人以來，我照這樣更換了九次工作，這使得我父親，一個城市建築師，十分傷心。

    我在各式各樣的機關裡做過事，可是所有那九種職務卻彼此相像，就跟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樣：我總得坐着寫字，聽愚蠢的或者粗魯的訓斥，等着革職。

     我去見我父親的時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閉着眼睛。

    他的臉又瘦又幹，胡子剃光的地方顔色發青，如同一個天主教年老的管風琴琴師，臉上現出謙卑的、聽天由命的神情。

    他沒有理睬我的問候，也沒有睜開眼睛，隻是說： “要是我那親愛的妻子，你母親，如今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會成為她經常苦惱的源泉。

    她死得這樣早，我看倒是天賜之福了。

    ”他睜開眼睛，接着說，“請你教一教我，你這倒黴的家夥，我拿你怎麼辦呢？” 從前我年紀小的時候，我的親人和朋友都知道該拿我怎麼辦：有的勸我去參軍，有的勸我進藥房，有的勸我進電報局，可是現在我已經滿了二十五歲，兩鬓甚至出現了白頭發，我已經參過軍，做過藥劑師，進過電報局，人間的一切工作我好像都已經幹完，别人就不再勸我，隻是歎氣或者搖頭了。

     “你對你自己是怎樣想的呢？”父親接着說，“一般年輕人到了你這種年紀都有牢靠的社會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沒家沒業，窮叫化子，吊在你父親的脖子上靠他養活！” 照例，他接着講到現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滅亡，因為他們不信宗教，卻相信唯物主義，過分的自高自大，還講到業餘演出應該加以禁止，因為這種東西引誘青年離開宗教，放棄自己的責任。

     “明天我們一塊兒去，你要跟主任賠罪，答應他以後勤懇地工作，”他最後說，“你一天也不應該沒有社會地位。

    ” “請您聽我講一下，”我悶悶不樂地說，我對這種談話根本不存一點好指望，“您所謂的社會地位是用金錢和教育換來的特權。

    沒有金錢和沒受過教育的人靠體力勞動來??口，我看不出我有什麼理由應當成為例外。

    ” “你一講到體力勞動，你那些話就又愚蠢又庸俗！”父親氣惱地說，“你要明白，蠢材，沒腦筋的家夥，你除了粗野的體力以外還有神靈，聖火，它使你遠遠地高出驢子和爬蟲，使你接近神！幾千年來隻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夠得到這種聖火。

    你曾祖父波洛茲涅夫将軍在包羅吉諾一帶鏖戰，你祖父是詩人、演說家、首席貴族，你伯父是教師，最後我，你父親，是建築師！波洛茲涅夫家曆代的人傳下這種聖火來，莫非是要你來撲滅它！” “應當公平才對，”我說，“成千累萬的人都在從事體力勞動。

    ” “讓他們去從事體力勞動好了！此外他們也不會幹别的！體力勞動什麼人都幹得了，就連十足的蠢貨和犯人都會幹，這種勞動正是奴隸和野蠻人的特點，聖火卻隻有少數人才能得到！” 再談下去也無益了。

    父親崇拜自己，對他來說隻有他自己說的話才能使他信服。

    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評論粗重勞動的高傲态度骨子裡倒不是出于聖火之類的考慮，而是因為他暗自擔心，深怕我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紛紛議論。

    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輩早已在大學裡畢業，有了很好的前程，國立銀行辦公室主任的兒子已經做了八品文官，我這個獨生子卻什麼也說不上！再談下去是無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舊坐在那兒，無力地反駁他，希望他終于會了解我。

    其實，整個問題又簡單又清楚，無非是我如何謀生的方法罷了，可是父親沒看出這種簡單，卻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話來跟我講包羅吉諾，講聖火，講伯父，講一度寫過虛假的壞詩、如今已經被人忘記的詩人，粗暴地罵我是沒腦筋的家夥和蠢材。

    我卻多麼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樣，我是愛我父親和我姐姐的。

    我從小就養成習慣，遇事向他們要主意，這個習慣已經根深蒂固，日後恐怕也改不掉了。

    我做得對也好，不對也好，總是怕傷他們的心，我深怕父親激動得漲紅他那細脖子，深怕他中風。

     “對我這種年紀的人來說，”我說道，“老是坐在一個不通氣的房間裡抄寫，好比一架寫字的機器，未免丢臉，難堪。

    這哪兒談得上什麼聖火呢！” “這畢竟是腦力勞動啊，”父親說，“可是算了，别再談下去了。

    不管怎樣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追随你那種可鄙的傾向，那我和我女兒就不再愛你。

    我當着上帝發誓：我要取消你的繼承權！” 我十分誠懇地想要證明我的動機完全純正，我打算一輩子照這原則生活，我就說： “對我來說繼承權問題是不關重要的。

    我預先聲明，我不要一切遺産。

    ” 不知什麼緣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這些話深深侮辱了我父親。

    他漲得滿臉通紅。

     “不準你跟我這樣講話，蠢材！”他用尖細的聲音叫起來，“壞蛋！”他又敏捷又靈便地用習慣的動作照準我的臉頰打了兩巴掌，“你變得無法無天了！” 我小時候，父親一打我，我一定站得筆直，手心對着褲縫，直直地瞧着他的臉。

    如今他打我，我張皇失措。

    仿佛我的童年仍舊在繼續着似的，我挺直身體，極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臉。

    我父親蒼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像皮帶那麼結實，因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後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他的傘，照準我的腦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幾下。

    這時候姐姐推開客廳的門，想看一看為什麼這樣吵鬧，可是她立刻現出害怕和憐憫的神情扭轉身回去了，沒有替我說一句求情的話。

     我那種不預備回辦公室而打算過新的勞動生活的心願已經沒法動搖了。

    剩下來要做的隻有選擇哪種行業，這是不大困難的，因為我覺着我很強壯，刻苦耐勞，最繁重的勞動也擔得下來。

    我的面前擺着一種單調的工人生活，半饑半飽，四下裡一股臭氣，環境粗俗，經常盤算工錢和面包。

    而且誰知道呢？日後我下工回來，走過大貴族街，也許會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腦力勞動生活的工程師多爾日科夫吧，可是現在我想到日後這種種苦處反而覺着高興。

    從前我也想望精神活動，一會兒想象自己做教師，一會兒想象自己做醫師，一會兒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終隻是想望罷了。

    我對智力方面享受的愛好，例如對戲劇和閱讀的愛好，曾經發展到入迷的地步，可是我究竟有沒有腦力勞動的才幹，那我就不知道了。

    在中學念書的時候，我對希臘語厭惡極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級，家人隻好把我從學校裡領出來。

    家裡有很長一段時期請了家庭教師，給我補習功課準備考五年級。

    後來我在各式各樣的機關裡做事，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十分清閑地度過，而人家卻對我說，這就是腦力勞動。

    我在讀書和做事方面的活動并不需要什麼腦力的緊張，也不需要什麼才能或者個人的才幹，更不需要創造的熱情，那是一種機械的活動。

    我把這樣的腦力勞動看得低于體力勞動，我瞧不起它，我認為這種勞動一分鐘也不能成為人們過無憂無慮的閑散生活的借口，因為這種勞動本身不是别的，隻不過是一種騙局，隻不過是閑散的一種形式罷了。

    大概，真正的腦力勞動我還從來沒有見識過吧。

     傍晚來了。

    我們住在大貴族街，這是城裡的一條主要街道。

    由于缺乏像樣的城市公園，我們的beaumonde每逢傍晚總到這條街上來散步。

    這條美麗的街道多多少少代替了公園，因為街道兩旁生長着白楊，發散着一股股清香，特别是在雨後。

    另外從圍牆裡和小花園裡露出一棵棵洋槐樹、高高的紫丁香樹叢、稠李樹、蘋果樹。

    雖然春天是每年必來的，然而這種五月的暮色、這種嬌嫩清新的綠蔭、這種紫丁香的芬芳、這種甲蟲的嗡嗡聲、這種寂靜、這種溫暖，這一切多麼新奇，多麼不平常啊！我站在便門的門口，看那些散步的人。

    我跟其中大多數的人一塊兒長大，從前一塊兒玩過，現在我站在他們旁邊卻隻能使他們發窘，因為我穿得寒酸，又不時髦，人家看到我的很窄的褲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說這好比兩條通心粉挂在海船上。

    此外，我在城裡的名聲很壞，這是因為我沒有社會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館裡打台球，也許還因為我有兩次被人硬拉去見憲兵軍官，而在我這方面其實并沒有犯什麼過錯。

     街對面那所大房子裡，工程師多爾日科夫家裡，有人在彈鋼琴。

    天色黑下來，星星開始在天空眨眼。

    這時候我父親一面跟熟人點頭，一面慢慢走過去，他戴着一頂舊的高禮帽，寬帽檐已經向上卷起來。

    他用胳膊挽着我姐姐。

     “你看！”他對我姐姐說，同時他舉起剛才用來打過我的那把傘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連頂小的也算上，都是一個個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麼渺小啊！” 照他說話的口氣聽來，倒好像他自己這樣渺小，對他來說是非常榮耀和愉快的事似的。

    他是一個多麼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們城裡唯一的建築師，就我的記憶來說，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來城裡就沒有蓋過一所像樣的房子。

    每逢人家來請他設計，他總是先畫出大廳和會客室。

    如同舊日貴族女子中學的學生跳舞必得從爐子旁邊跳起一樣，他的藝術構思也隻能以大廳和會客室做出發點，往前進展。

    他畫好大廳和會客室以後，再畫飯廳、兒童室、書房，各房間都有門通連着，結果那些房間就不免成了過道，每個房間都有兩道以至三道多餘的門。

    大概他的構思總是不清楚，非常雜亂，丢三拉四。

    他每回都似乎覺着還缺點什麼，就想出各種拼湊的辦法，這兒添一間，那兒擠一間。

    我至今還記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過道、彎彎曲曲的小樓梯，那些樓梯通到閣樓上，人要站在閣樓裡就非彎着腰不可，并且那裡的地闆是三層大台階，像是浴室裡的蒸浴床。

    廚房一定在房子底下，蓋着拱頂，鋪着磚地。

    房子的正面顯出死硬冷酷的氣派，線條幹巴巴，卻又怯生生。

    房頂低矮而扁平。

    在那些仿佛加了奶油的粗煙囪上必得扣着用鐵絲編的罩子，罩子上總有一個吱哩吱哩響的黑色風向标。

    這些由我父親設計造成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什麼緣故總是使我隐隐約約聯想到他那頂高禮帽和他那死硬幹癟的後腦勺。

    日積月累，城裡人也就看慣我父親的平庸，于是這平庸生下根，變成我們的風格了。

     父親還把這種風格帶到我姐姐的生活裡來。

    首先他給她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克麗奧佩特拉（如同給我起的名字叫做米薩伊爾一樣）。

    她年紀還小的時候，他就給她講星星啦，古時候的聖賢啦，我們的祖宗啦，使她聽得戰戰兢兢。

    他花很長的時間給她解釋究竟什麼叫做生活，什麼叫做責任。

    現在她已經二十六歲，他卻仍舊講他的老一套，隻許她跟他一個人出門，挽着他的胳膊。

    不知什麼緣故，他想象早晚一定會出現一個規規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願意跟她結婚。

    她呢，崇拜我父親，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了，街上漸漸沒有人了。

    對面房子裡的音樂聲停下來，街門大開，一輛由三匹馬拉着的馬車跑出來，沿着我們的街道跑去，一路上小鈴铛輕柔地響着。

    這是工程師帶着女兒坐車出來兜風。

    我卻到了該睡覺的時候了！ 正房裡有我自己的房間，可是我住在院子裡一個小屋裡，這個小屋跟用磚砌成的堆房共用一個房頂。

    當初造這個小屋大概是為了存放馬具的，牆上釘着大鈎釘，可是現在這個小屋沒用了，父親三十年來在這屋裡存放報紙，不知什麼緣故還把這些報紙每半年裝訂成一冊，不準人動一動。

    我住在這兒，父親和他的客人看見我的機會就比較少。

    我覺着既然我不是住在一個真正的房間裡，又不是每天到正房裡去吃飯，那麼父親所說的我靠他養活的話聽起來就似乎不那麼使人難堪了。

     姐姐在等我。

    她瞞過父親把晚飯給我帶來了：一小塊冰涼的小牛肉和一小塊面包。

    我們家裡常常說這樣的話：“錢要算計着花”，“省了小錢就來大錢”等等，姐姐經不起這些俗套頭的壓力，就千方百計節省開支，因此我們吃得很壞。

    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來。

     “米薩伊爾！”她說，“你在怎樣對待我們啊？” 她沒有用手蒙住臉，她的眼淚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

    她的神情悲傷。

    她一頭倒在枕頭上，讓眼淚盡情地流出來，周身顫抖，發出抽抽搭搭的聲音。

     “你又辭職……”她說，“啊，這是多麼可怕呀！”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姐姐，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我說。

    她一哭，我簡直急壞了。

     仿佛故意搗亂似的，我的小燈裡的煤油已經完全燒光，燈裡冒出黑煙，燈就要滅了。

    牆上的舊鈎釘顯出兇相，它們的陰影跳動不定。

     “可憐可憐我們吧！”姐姐坐起來說，“父親非常憂愁，我心裡難過，簡直要發瘋了。

    你将來怎麼辦呢？”她問道，她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來，“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憑我們去世的母親的名義請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辦不到，克麗奧佩特拉！”我說，覺着再過一會兒我就要屈服了，“我辦不到！” “為什麼呢？”姐姐接着說，“為什麼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處不好，那就另外謀一個差事也行。

    比方說，你何不到鐵路上去工作呢？我剛才跟安紐達·布拉戈沃談過，她斷定鐵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應去替你奔走呢。

    看在基督份上，米薩伊爾，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們又談了一會兒，我就屈服了。

    我說：為那正在修建中的鐵路去工作，我還從來沒有想到過，那我不妨去試一試。

     她帶着眼淚快活地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舊在流淚，因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淚了。

    我就到廚房裡去取煤油。

    

二

在具有慈善性質的業餘演出、音樂會、戲劇亮相的愛好者當中，本城的頭一名應當屬于阿若京一家人。

    她們住在大貴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裡，每一回都撥出房屋來供演出用，一切雜事和開銷她們也攬在自己身上。

    這個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縣有将近三千俄畝土地和一所豪華的莊園，可是她們不喜歡鄉間，無論冬夏都住在城裡。

    這家人隻有一個母親和三個女兒，母親長得又高又瘦，身體很弱，留着短短的頭發，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條英國式的平闆的裙子，至于那三個女兒，人們在談到她們的時候，不提她們的名字，隻是簡單地叫她們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

    這三個女兒都長着難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視，背有點駝，裝束跟母親一樣，說起話來發音不清，很不好聽，盡管這樣卻仍舊一定參加每次演出，經常做點具有慈善性質的事情，例如演劇，朗誦，唱歌等。

    她們都很嚴肅，從不笑一笑，甚至在帶歌唱的輕松喜劇裡也演得沒有一點點快活的樣子，做出一本正經的臉相，倒好像在做會計工作似的。

     我喜歡我們的演出，尤其喜歡那些一再舉行的、有點雜亂的、熱鬧的排演，每次排演過後她們總留我們吃晚飯。

    在選擇劇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

    我管的是後台的事。

    我畫布景，抄台詞，提台詞，化裝。

    我還負責制造各種效果，例如雷鳴、夜莺的啼叫等。

    由于我沒有社會地位，又沒有像樣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邊，站在側面布景的陰影裡，怯生生地一聲不響。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裡或者院子裡畫布景。

    幫我忙的是一個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給自己起的名稱，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承包人。

    他叫安德烈·伊萬諾夫，是個五十歲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長得很瘦，臉色蒼白，胸脯凹進去，兩鬓也凹進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樣子甚至有點可怕。

    他害着一種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說他就要離開人世了，可是他躺一陣又起床了，事後總是驚奇地說：“我又沒死！” 城裡人叫他烈吉卡（蘿蔔），說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

    他也跟我一樣愛好戲劇，隻要聽說我們在籌備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裡來畫布景。

     在我跟姐姐談話的第二天，我從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裡工作。

    排演規定在傍晚七點鐘舉行，在開始排演的前一個鐘頭，所有的業餘戲劇愛好者已經在大廳裡會齊，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經在舞台上走來走去，手裡拿着本子念台詞。

    蘿蔔穿着退色的長大衣，脖子上圍一條圍巾，已經站在那兒，鬓角靠在牆上，瞧着舞台，現出一種虔誠的神情。

    阿若京家的母親時而走到這個客人面前，時而走到那個客人面前，對每個人都說幾句好聽的話。

    她有一種習慣，喜歡盯着人的臉，小聲說話，仿佛在說什麼機密的事似的。

     “畫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來，小聲說，“我剛才跟穆甫凱太太談迷信的時候，看見您走進來。

    我的上帝啊，我這一輩子，一輩子都在跟迷信做鬥争！為了要女仆相信她們的那些恐懼多麼沒道理，我就永遠點三支蠟燭，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開始辦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 工程師多爾日科夫的女兒來了，她是個美麗豐滿的金發姑娘。

    她的裝束，照我們這裡的人的說法，從頭到腳都是巴黎式的。

    她不演劇，可是在排演的時候人們總在舞台上為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時候也一定要等她穿着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頭一排坐下，引得人人驚歎的時候才開演。

    她是從京城來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時候提意見。

    她一面提意見，一面總要露出可愛的、寬容的微笑，看得出她把我們的表演看做孩子的遊戲。

    據說她在彼得堡的音樂學院裡學過唱歌，甚至好像整個冬天都在一個私營的歌劇團裡演唱。

    我很喜歡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時候我的眼睛總是離不開她。

     我已經拿起本子來要開始提台詞，不料我的姐姐來了。

    她沒有脫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來，說： “我求求你，我們一塊兒走吧。

    ” 我就去了。

    在舞台背後的門口站着安紐達·布拉戈沃。

    她也戴着帽子，披着黑面紗。

    她是法庭副審判長的女兒，這位副審判長早就在我們城裡工作，差不多從創辦地方法院的時候起就來了。

    他的女兒長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認為她非參加戲劇亮相不可，每逢她扮演一個菲雅或者天神，她的臉就羞得通紅，可是她不參加演劇，即使到排演場上來也隻待一會兒，也總是為了接洽什麼事，而且不肯走進大廳裡來。

    就是現在也看得出來，她待一會兒就要走的。

     “我父親談到了您，”她淡淡地說，眼睛沒有看我，臉卻紅了，“多爾日科夫答應在鐵路上給您一個職位。

    請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 我鞠躬，并且為她的奔走道謝。

     “您可以把這個還給他們了。

    ”她指着我的本子說。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聲談了大約兩分鐘，眼睛看着我。

    她們在商量什麼。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臉，小聲說，“真的，如果這種事引得您放棄了正業，”她從我手裡把本子拿過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給别人。

    别擔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 我向她告辭，很難為情地走了。

    我走下樓去，看見姐姐和安紐達·布拉戈沃正走出去。

    她們熱烈地談着什麼，大概在談我到鐵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們匆匆忙忙地走着。

    以前姐姐從沒到排演場上來過，現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親知道，她沒得到他的許可就到阿若京家裡來。

     第二天十二點多鐘，我到多爾日科夫家裡去。

    聽差領我走進一個很漂亮的房間，那是工程師的客廳，又是他的工作室。

    這兒一切東西都柔軟，優雅，對我這樣沒有見慣的人來說甚至顯得古怪。

    這兒有貴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銅器、繪畫、鍍金的和絲絨的鏡框，相片分散地挂在牆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臉容聰明妩媚，神态潇灑。

    客廳的門直接通到花園裡，從陽台上，人可以看見紫丁香，還可以看見一個準備開早飯的桌子、許多瓶酒、一束玫瑰花。

    空中有春天的氣息、貴重的雪茄煙的氣息，總之是一派幸福的氣息，一切都似乎極力想說：這兒生活着一個人，他辛苦地工作過，終于得到了人間所能有的幸福。

    寫字台後邊坐着工程師的女兒，她在看報。

     “您來找我父親嗎？”她問，“他正在洗淋浴，馬上就來。

    請您暫時坐一坐。

    ” 我坐下。

     “您好像就住在我們對門吧？”沉默了一會兒，她又問。

     “是的。

    ” “我因為閑得無聊，每天總是從窗子裡往外看。

    請您原諒，”她看着報說下去，“我常看見您和您的姐姐。

    她的神情老是那麼善良，莊重。

    ” 多爾日科夫走進來了。

    他用一塊毛巾擦脖子。

     “爸爸，波洛茲涅夫先生來了。

    ”女兒說。

     “是啊，是啊，布拉戈沃對我說過了，”他很快地轉過身來對我說，沒有伸出手來跟我握手，“不過，您聽我說，我能給您什麼工作呢？我這兒有些什麼樣的職位呢？你們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聲接着說，照他的口氣聽來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總有二十個像您這樣的人來找我，都以為我這兒有個機關！先生，我這兒隻有鐵路線，我這兒隻有繁重的活動，我需要機械工、鉗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話說回來，你們卻隻會坐着寫字，别的都不行！你們都是些作家！” 從他身上，就跟從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樣，冒出一股幸福的氣息，向我迎面吹來。

    他又胖又健壯，臉頰很紅，胸脯寬闊，洗得幹幹淨淨，穿着花布襯衫和肥腿的褲子，像是一個小孩玩的瓷制馬車夫。

    他留着一圈鬈曲的胡子，沒有一根白頭發。

    他長着鷹鈎鼻，眼睛烏黑、明亮、坦率。

     “您會做什麼事？”他接着說，“您什麼也不會做！不錯，我是工程師，我是生活富裕的人，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鐵路以前我幹過很長時間的苦差事，我做過機車司機，在比利時當過兩年普通的加油工人。

    您自己來說說看，最可愛的人，我能給您找個什麼工作呢？” “當然，事情是這樣的……”我受不了他那對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張，支支吾吾地說。

     “至少您總會管個電報機什麼的吧？”他想了一想，問道。

     “是的，我在電報局裡做過事。

    ” “嗯……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請您姑且到杜别奇尼亞去。

    那兒我已經用着一個人了，然而他是個十足的廢物。

    ” “那麼我的職務是在哪方面呢？”我問。

     “到那兒再看吧。

    您暫且上那邊去，我給他們下個命令。

    隻是請您别酗酒，也别提出什麼請求來打擾我。

    要不然我就把您趕走。

    ” 他甚至沒有對我點一下頭就扭轉身走開了。

    我對他和他那看報的女兒鞠了躬，走出來。

    我的心頭十分沉重，臨到姐姐問我工程師怎樣接見我的時候，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為了到杜别奇尼亞去，我一清早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就起床了。

    我們的大貴族街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大家都還在睡覺，我的腳步聲孤零零地、悶悶地響着。

    沾着露水的白楊給空氣填滿柔和的清香。

    我心裡難過，不想出城去。

    我喜愛我這個故鄉，這個城。

    我覺着它那麼美麗，那麼溫暖。

    我喜愛這種蒼翠、這晴朗而安靜的早晨、我們的大鐘的當當聲，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這個城裡的人依我看來卻乏味，生疏，有時甚至可惡。

    我不喜歡他們，也不了解他們。

     我不明白所有這六萬五千人為什麼活着，靠什麼活着。

    我知道基木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過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槍支，奧德薩是一個港埠，可是我們這個城究竟是什麼，它做出些什麼東西，我就不知道了。

    大貴族街和另外兩條比較幹淨的街道上住着的人要麼靠現成的資金生活，要麼靠作官從國庫領來的薪金生活，此外還有八條街道，彼此平行，大約有三俄裡長，街的盡頭伸到高崗背後，住在這八條街上的人又靠什麼生活呢，這對我來說永遠是個捉摸不透的謎。

    至于這些人在怎樣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說不出口！沒有公園，沒有劇院，沒有像樣的樂隊。

    市立圖書館和俱樂部圖書館隻有猶太籍的少年才光臨，因此雜志和新書放在那兒，一連好幾個月沒有人去裁開書頁。

    有錢的和有知識的人睡在又窄又悶的寝室裡，躺在滿是臭蟲的木床上。

    孩子們住在髒得使人惡心的房間裡，還美其名曰“兒童室”。

    至于仆人，哪怕是年紀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廚房的地闆上，蓋着破被子。

    在平常日子，屋子裡有紅甜菜湯的氣味，到了持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鲟魚的氣味。

    他們吃沒有滋味的菜，喝不衛生的水。

    在國會裡，在省長家裡，在主教家裡，在各處屋子裡，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紛紛談論，說我們城裡沒有價錢便宜、清潔衛生的水，說必須向國庫借二十萬盧布來安裝自來水。

    很有錢的富翁在我們城裡總也不下于三十個，有時候，打一場牌就輸掉整整一個莊園，可是也喝不好的水，一輩子熱心地談借款，這種事我也不懂，我覺着他們幹脆從自己口袋裡拿出那二十萬盧布來倒簡單多了。

     在全城當中我沒見過一個正直的人。

    我父親收受賄賂，認為人家是出于尊敬他的思想品質才給他賄賂的。

    中學生們為了升班而到教師家裡去搭夥食，教師乘機收下他們大筆的錢。

    軍事長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時期接受新兵的賄賂，甚至容許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裡跪下去以後無論如何也站不起來，因為她喝醉了。

    在招募新兵時期就連醫師也接受賄賂。

    本城的醫師和獸醫向肉鋪和酒館要錢。

    縣立學校出售那種特準豁免兵役的證書。

    監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長老索取賄賂。

    在市政機關裡，在市民機關裡，在醫務機關裡，在别的一切機關裡，每個有所請求的平民辦完事，剛要走，就會有人對他的背影大喝一聲：“應當表示感激才對！”那個平民就走回來，給他們三十個到四十個戈比。

    凡是不接受賄賂的人，例如司法機關的官員，總是傲慢無禮，跟人握手的時候隻伸出兩個手指頭，為人十分冷酷，見解極其狹隘，很愛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錢的女人，對他們四周的人無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響。

    隻有從姑娘們那兒才吹出一股道德純潔的氣息，她們大都有高尚的抱負，正直純潔的靈魂，可是她們不懂生活，相信給人賄賂是出于對那人的思想品質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後很快就衰老，堕落，不可救藥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裡了。

    

三

我們這個地區正在修建鐵路。

    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城裡走來走去，城裡人叫他們“修鐵路的”，怕他們。

    我常常看見衣衫褴褛的人臉上帶着血迹，頭上沒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後面跟着人，手裡拿着一個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過、現在還濕着的内衣，作為物證。

    “修鐵路的”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們喝酒，吃東西，罵下流話，碰見舉動輕佻的女人過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哨聲。

    我們的小鋪老闆為了給這些餓着肚子、衣衫褴褛的人開一開心，就用白酒把一條狗和一隻貓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個空煤油桶，吹一聲口哨，那隻狗就沿着街道飛跑，鐵桶轟隆轟隆地響起來，吓得那隻狗尖聲亂叫，以為身後追來一個什麼怪物，一口氣遠遠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兒累得精疲力盡。

    我們城裡有幾隻狗經常發抖，尾巴夾在後腿當中，據說這些狗受不了這樣的娛樂，發瘋了。

     火車站建築在離城五俄裡遠的地方，據說工程師為了把鐵路修得挨近城邊而索取五萬盧布的賄賂，市政機關隻同意給四萬，雙方為那一萬鬧翻了。

    現在城裡人後悔了，因為他們得修一條公路通到火車站去，據估算修這條公路破費的錢還要多。

    整個鐵路線上已經鋪好枕木和鋼軌，公務列車來來往往，運輸建築材料和工人。

    由于多爾日科夫正在造橋，全線工程便受到了耽擱，另外有些地方的車站也還沒有修好。

     杜别奇尼亞是我們的第一個車站的名字，離城有十七俄裡遠。

    我是走着去的。

    秋播和春播的麥子沉浸在清晨的陽光裡，一片碧綠。

    這一帶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榮，遠處明晃地現出火車站、古墓、更遠的莊園的輪廓……到野外來是多麼好啊！我多麼希望充滿自由的感覺，哪怕隻有一個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裡發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貧窮，免得去想自己的饑餓！再也沒有一種東西比強烈的饑餓感覺更妨礙我生活的了。

    這種感覺一出現，我的優美思想就跟荞麥粥、牛排、煎魚的念頭古怪地摻混起來。

    例如現在，我一個人站在野外，擡頭看着一隻百靈鳥，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個地方不動似的，不住聲地唱，仿佛發了歇斯底裡一樣，我自己卻在想：“這時候要是能夠吃一塊抹上黃油的面包，那該多好啊！”或者我在路邊坐下，閉着眼睛養一養神，聽着五月裡這種美妙的鬧聲，這時候我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滾燙的土豆的氣味。

    盡管我身材高大，體格強壯，平素我卻隻吃得到很少的東西，因此整個白天我的主要感覺就是饑餓，也許因為這個緣故我才深切地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人隻為吃飯而幹活，一談話就離不開吃食這個題目吧。

     在杜别奇尼亞，工人們正在車站内部抹牆，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樓。

    天氣炎熱，空中有石灰漿的氣味，工人們有氣無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磚上走來走去。

    老扳道員睡在自己的小屋旁邊，陽光直射到他臉上。

    一棵樹木也沒有。

    電報線發出輕微的嗡嗡聲，電報線上這兒那兒停着幾隻鷹。

    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磚上走來走去，不知道該做什麼好，于是想起我問工程師我的職務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話：“到那兒再看吧。

    ”可是在這個荒涼地方有什麼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談一個工頭，談一個名叫費多特·瓦西裡耶夫的人，我聽不懂，漸漸地我覺着煩悶無聊了。

    這是一種生理的感覺：人感覺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腳，自己的高大身體，可又不知道拿它們怎麼辦好，也不知道該把它們擺在哪兒好。

     我至少蹓跶了兩個鐘頭，才發現車站外面，鐵路線右邊，有一排電報線杆子，排到一俄裡半或兩俄裡以外，它的盡頭是一道白色石牆。

    工人說辦公處就在那邊，我終于想到那才是我該去的地方。

     那是個很舊的、早已荒廢的莊園。

    牆上的白石頭有了麻點，牆已經風化，有些地方已經坍下來了。

    院裡有所廂房，它那灰泥脫落的光牆面對田野，房頂生了鏽，有些地方補了一塊塊白鐵，閃閃發亮。

    從大門口往裡看，可以看見一個長滿雜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葉窗，房頂很高，鏽得發紅。

    正房的左右兩邊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廂房，一所廂房的窗子上釘了闆條，另一個小屋的窗子開着，小屋旁邊有一根繩子，上面晾着内衣，附近有幾條小牛走來走去。

    最後一根電報線杆子立在院子裡，那上面的電線通到那個廂房的窗口，廂房的一面光牆面朝田野。

    屋門是開着的，我走進去。

    一個放電報機的桌子旁邊坐着一位先生，一頭烏黑的鬈發，穿一件帆布上衣。

    他皺起眉頭嚴厲地瞧着我，可是馬上笑了，說： “你好，小利錢！” 這人是伊萬·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學同學，他在二年級的時候因為吸煙而被開除了。

    有一年秋天我們一塊兒去捉過金翅雀、黃雀、蠟嘴雀，一清早趁我們父母還睡覺，就拿到集市上去賣。

    我們藏在暗處等着小群的南飛的椋鳥飛過，用小霰彈向它們射過去，然後把受傷的鳥拾起來，有的鳥極痛苦地死去，我至今還記得它們夜裡怎樣在我的籠子裡呻吟，有些鳥複原了，我們就拿去賣掉，而且厚着臉皮對買主賭咒說這些都是雄鳥。

    有一回在集市上，我手裡隻剩下一隻椋鳥沒有脫手，向顧客們兜售了很久，終于賣出去，可是隻賣了一個戈比。

    “好歹也算是得了一點小利錢！”我安慰自己說，把那個戈比藏起來，從此以後街上的男孩們和同學們就給我起了一個外号叫小利錢，就是現在偶爾也還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員開玩笑，叫我這個名字，其實除了我以外誰都不記得這個外号是怎麼來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體不結實，胸脯很窄，伛着背，腿挺長。

    他的領結是用細繩紮的，根本沒穿背心，靴子比我的還糟，靴後跟都歪了。

    他很少眨眼睛，臉上有一種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什麼東西似的。

    他老是忙忙亂亂的。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張地說，“你聽我說！……咦，我剛才說什麼來着？” 我們談起天來。

    我這才知道我現在來到的這個莊園不久以前還是切普拉科夫的産業，去年秋天才轉讓給工程師多爾日科夫。

    工程師認為把錢用來買地産比買證券有利，他已經在我們這一帶地方買下三所上流社會的抵押過的莊園。

    在賣房的時候，切普拉科夫的母親說妥她有權利在一所廂房裡再住兩年，而且要求給她兒子在辦公處找個工作。

     “他還有不買的！”切普拉科夫說到工程師，“光是從包工頭那兒他就拿到多少錢！他跟人人要錢！” 然後他帶我去吃飯，忙忙亂亂地決定我跟他兩人合住在廂房裡，我在他母親那兒搭夥食。

     “她是個吝啬的人，”他說，“不過她也不會問你要很多錢。

    ” 他母親住着的那些小房間裡很擠，所有的房間連前堂和門道在内都堆滿家具，這是在賣掉莊園以後從大房子裡搬到這兒來的。

    這些家具都是用紅木做的老古董。

    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長得很胖、上了年紀的太太，長着中國人那種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織襪子。

    她對我很客氣。

     “媽媽，這人是波洛茲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紹我說，“他将來在這兒工作。

    ” “您是貴族嗎？”她用一種古怪的、不好聽的聲調問，我覺着她喉嚨裡好像有一塊肥油在翻騰似的。

     “是的！”我回答說。

     “請坐。

    ” 這頓飯不好吃，菜隻有一種用苦奶渣做餡的餡餅和奶湯。

    女主人葉連娜·尼基佛羅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眨眼，一會兒眨這隻眼，一會兒眨那隻眼。

    她說話，吃東西，可是她的整個身體裡已經透出一種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屍的氣息。

    生命在她身體裡微弱地發光，同時她心裡微弱地閃着一種感覺：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裡有過許多農奴，她又是将軍夫人，女仆對她非尊稱“夫人”不可。

    每逢這些可憐的生活殘餘在她心頭亮一下，她就對兒子說： “讓，你不該這樣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呼哧呼哧地喘氣，現出女主人打算應酬客人的那種裝模作樣的神情，對我說： “您知道，我們把我們的莊園賣了。

    當然這是叫人惋惜的，我們在這兒住慣了，可是多爾日科夫答應要讓做杜别奇尼亞的站長了。

    所以我們就不必離開這兒，将來住到車站附近去，那跟住在這個莊園裡一模一樣了。

    工程師是個大好人！您不覺着他長得挺漂亮嗎？”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還很闊綽，可是将軍死後，一切都變了。

    葉連娜·尼基佛羅芙娜開始跟鄰居吵架，打起官司來。

    管家和工人應得的錢她總不肯付足。

    她老是擔心遭到别人的敲詐，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亞變得叫人認不得了。

     大房子後面是一個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