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個内地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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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園，如今卻變成野地，長滿雜草和灌木，一片荒涼。
我穿過至今還堅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門可以看見裡面的房間，那兒鋪着鑲木地闆，大概這是客廳，房裡有一架舊式鋼琴，牆上挂着大的紅木框的版畫，此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以前花壇裡的花卉至今還留存着的隻有芍藥和罂粟花，它們從青草裡伸出白色的和鮮紅色的花苞。
花園幽徑上長着些小槭樹和小榆樹，雖然被奶牛啃過，卻不住地往上長，互相糾纏在一起。
這個花園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隻是在房子附近才這樣，在這一帶，舊日的林蔭道兩旁，還留存着白楊、松樹、老菩提樹，至于這後面遠一點的地方，園子裡的樹木卻已經清除掉，開辟了一個刈草場，這兒已經不悶熱，也沒有蜘蛛網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來，倒有吹拂着的清風了。
越走得遠也就越空曠，空地上已經長起櫻桃樹、李樹、枝葉茂密的蘋果樹，這些樹用棍子撐住，生着癌腫病，很難看，梨樹長得高極了，簡直叫人不相信這是梨樹。
花園的這一部分已經讓我們城裡的商人租去了。
有一個癡呆的鄉下人住在一個窩棚裡，看守這塊地方，防備盜賊和椋鳥。
花園的樹木越來越稀疏，漸漸變成一片真正的草場，順一個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條長滿綠色蘆葦和柳叢的河邊。
在磨坊的堤壩附近是水深段，水深而魚多，那個鋪着草頂的小磨坊憤憤地送出一片嘈雜聲音，蛤蟆使勁地聒噪。
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鏡子，偶爾出現一圈圈細紋，不住顫抖，原來是河裡的蓮花被快樂的魚驚擾了。
河對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亞村莊。
安靜的、藍色的水引誘着人們，應允着涼爽和休息。
現在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卻都屬于工程師了！ 随後我的新工作開始了。
我收電報，發電報，寫各種表報，把文筆不通的工頭和工長送到我們辦公室裡來的領物單、請求書、報告等一律謄寫幹淨。
不過一天當中大部分時間我仍舊沒有事情做，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等電報，或者叫一個小孩守在廂房裡，我自己到花園去散步，直到孩子跑來告訴我說電報機響了才回去。
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兒吃飯。
肉很少見，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齋，遇到這種日子就用一種粉紅色的碟子盛菜，名叫齋食的碟子。
切普拉科娃經常眨眼，這在她已經成了習慣，有她在座我總是覺着不自在。
這個廂房裡的工作少到不夠一個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麼也不做，光是睡覺或者帶着槍到水邊去打鴨子。
每到傍晚他總到村子裡或者車站上去灌一通酒，臨睡覺老是照一照鏡子，嚷一聲： “你好，伊萬·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臉色就變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聲音像是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時性起，脫掉衣服，光着身體在田野上跑起來。
他吃蒼蠅，而且說味道有點酸。
” 我就去了。
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門廊前面停着一輛城裡的敞篷馬車。
我姐姐來了，安紐達·布拉戈沃也跟她一塊兒來了，另外還有一位穿着軍裝的先生。
等到走近了，我才認出這個軍人就是安紐達的哥哥，他是醫師。
“我們是到您這兒來野餐的，”他說，“還好嗎？” 姐姐和安紐達想問我在這兒生活得怎樣，可是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光是瞧着我。
我也沒有說話。
她們明白我不喜歡這個地方，姐姐眼睛裡出現了淚水，安紐達·布拉戈沃開始臉紅了。
大家往花園裡走去。
醫師走在大家前頭，快活地說： “多好的空氣！聖母啊，多好的空氣！” 從外表看來，他還完全是個大學生。
他說話和走路都像個大學生，他那對灰色眼睛的眼光那麼活潑，樸實，坦率，像一個很好的大學生。
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卻顯得虛弱，顯得單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種不洪亮的男高音，不過十分好聽。
他在某地一個軍團裡服務，現在休假，回來探望親人。
他說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參加醫學博士考試。
他已經成了家，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兒女，他結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現在城裡人說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經不跟妻子住在一塊兒了。
“現在幾點鐘了？”姐姐不安地問道，“我們得早點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來看弟弟，說定了要我六點鐘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嚴！”醫師歎道。
我端來了茶炊。
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鋪了一張地毯，我們就坐在那上面喝茶，醫師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說他體驗到了幸福。
後來切普拉科夫回去取鑰匙，開了玻璃門，我們大家就走進了那所房子。
房子裡陰暗，神秘，有蘑菇的氣味，我們的腳步發出很響的聲音，仿佛地闆底下是個地窖似的。
醫師站在那兒按鋼琴的鍵，鋼琴就用微弱的、顫抖的、嘶啞的、然而仍舊和諧的琴音回答他，他就試了試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來，等到有個琴鍵不出聲了，他就皺起眉頭，急得跺腳。
我姐姐不再張羅回家，在房間裡興奮地走來走去，說： “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啊！” 從她的聲調裡可以聽出驚奇的意味，倒好像她信不過自己也能心緒很好似的。
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她這麼快活。
她甚至變得好看了。
她的相貌本來不美，她的鼻子和嘴有點向前翹起來，顯出一種神情，好像她在吹氣似的。
可是她那對黑眼睛好看，她那張臉白得嬌嫩，臉上總有善良和悲哀的動人神情，因此，她講話的時候就顯得妩媚，甚至美麗。
她和我，我們兩個人，都長得像我們的母親，肩膀寬，身體壯，刻苦耐勞，可是她臉上的蒼白卻像有病的樣子。
她常常咳嗽，我有時候在她眼睛裡看出凡是身患重病，而又因為某種緣故瞞住不說的人所常有的那種神情。
眼前，她的快活卻有點孩子氣，有點天真，倒好像我們小時候，被嚴厲的教育壓制和撲滅的那種歡樂，現在突然在她靈魂裡醒過來，要爆發出來似的。
可是等到黃昏到來，馬車準備好，姐姐就消沉下來，在那輛敞篷馬車上坐下，變得憔悴了，從她的神色看來仿佛這輛馬車是被告席上的凳子似的。
他們都走了，熱鬧收場了……我想起安紐達·布拉戈沃始終沒有跟我交談一句話。
“這真是個怪姑娘！”我想，“這真是個怪姑娘！” 聖彼得節前的齋期到了，從此我們就天天吃素。
我閑着沒事做，職位又不固定，因此那種生理上的煩悶折磨着我，我不滿意自己，無精打采，肚子又餓，一味在這莊園上蹓跶，隻等生出一種适當的心情，那就可以動身離開此地了。
有一天将近黃昏，蘿蔔正坐在我們的廂房裡，忽然多爾日科夫走進來，他給太陽曬得挺黑，渾身撲滿塵土，變成灰色了。
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現在坐機車到杜别奇尼亞，從車站步行到我們這裡來。
他在等馬車，而馬車大概要從城裡來，他就趁這工夫帶着總管在這個莊園上巡查一遍，大聲地發命令，然後在我們這個廂房裡坐了整整一個鐘頭，寫了一些信。
就在這段時間，來了一些電報，是打給他的，他就親自在電報機上回了電報。
我們三個筆直地站在那兒，一聲不響。
“簡直亂七八糟！”他厭惡地瞧着表報說，“過兩個星期我就要把這辦公處移到車站上去了，我真不知道該拿你們怎麼辦才好，先生們。
” “我盡了力了，大人。
”切普拉科夫說。
“當然，當然，我看得出來您在怎樣盡力。
您隻會拿薪水，”工程師瞧着我，接着說，“您老是指望托人情，隻求快一點，便當一點地fairelacarriere。
哼，我才顧不得什麼人情不人情。
以前從來就沒有人為我張羅過，先生。
在人家叫我修鐵路以前，我當過機車司機，在比利時做過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
還有你，潘捷列，你在這兒幹什麼？”他回過身去問蘿蔔，“是跟他們一塊兒灌酒吧？” 不知什麼緣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像我和切普拉科夫這樣的人，背地裡罵我們是酒鬼，畜生，下流胚。
總之，他對小職員很苛，常常罰他們錢，冷冰冰地把他們革職，而且連一句解釋的話也不說。
最後馬車來接他了。
他臨走說定，過兩個星期把我們一古腦兒革職，罵總管是個笨蛋，随後在馬車上大模大樣地坐好，進城去了。
“安德烈·伊萬内奇，”我對蘿蔔說，“收我做個工人吧。
” “哦，那有什麼不行的！” 我們就一塊兒往城裡走去。
等到車站和莊園遠遠地落在我們後面，我就問： “安德烈·伊萬内奇，為什麼您剛才到杜别奇尼亞來？” “第一，我的那些小夥子在鐵路線上做工；第二，我來付将軍夫人的利息。
去年我在她那兒借了五十個盧布，現在我每月付給她一個盧布的利息。
” 這個油漆工人站住，抓住我的紐扣。
“米薩伊爾·阿列克謝伊奇，我的天使。
”他接着說，“我是這樣看事情的：要是一個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點利錢，那他就是一個壞人。
這種人心裡不會有真理。
” 清瘦蒼白、樣子可怕的蘿蔔閉上眼睛，搖着頭，用哲學家的口氣說： “蚜蟲吃青草，鏽吃鐵，虛僞吃靈魂。
主啊，拯救我們這些罪人吧！”
他應下的活兒總是太重，弄得自己擔不下來，臨到結帳就發了愁，不知該怎麼辦好了，因此差不多永遠賠錢。
他塗油漆，裝玻璃，糊牆紙，甚至應下修蓋房頂的活兒。
我還記得他往往應下一樁很小的活兒，卻一連跑上三天去找鋪房頂的工人。
他是個高明的手藝人，有時候他一天能掙十個盧布之多，要不是因為他有一個心願，不管怎樣一定要當頭兒，讓人叫一聲包工頭，那他大概已經積下一大筆錢了。
他自己講定價錢包下活兒來，可是他每天得付給我和另外的一些小夥子工錢，從七十個戈比起到一個盧布為止。
遇到天氣炎熱而幹燥，我們就做各種外部的工作，主要的是油漆房頂。
由于不習慣，我的腳覺着燙，仿佛在燒紅的鐵闆上走路似的，等我穿上氈靴，兩隻腳卻又悶熱。
不過隻是在起初的時候才這樣，後來我也就習慣，一切都順順當當了。
現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勞動看做理所當做而不可避免的人們當中，他們像拉重車的馬那樣勞動，常常體會不到勞動的道德意義，甚至在談話中從來不用“勞動”這兩個字。
跟他們在一起，我也覺得自己成了拉大車的馬，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我所做的工作是理所當做的，不可避免的，這就使我的生活變得輕松，使我擺脫了種種懷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樣樣事情都新奇，我好像重新生到這個世界上來了。
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腳走路，而這是非常痛快的。
我可以站在普通人當中，不會使誰覺着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馬車的馬倒在地上，我就跑過去，幫着把它扶起來，不怕弄髒自己的衣服。
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為别人的累贅！ 油漆房頂，特别是用我們自己的幹油和油漆來做這工作，素來被人認為是很賺錢的活兒，因此就連蘿蔔這樣的好手藝人也不看輕這種枯燥乏味的粗活兒。
他穿着短褲，露出淺紫色的瘦腿，在房頂上走來走去，像是一隻鹳。
他用刷子塗漆的時候，我聽見他沉重地歎口氣，說： “我們這些罪人真是倒黴啊，倒黴啊！” 他在房頂上走路跟在地闆上一樣地自由自在。
盡管他有病，臉色白得跟死人一樣，他卻非常靈活。
他跟年輕人那樣不用搭腳手架就在拱頂上和教堂圓頂上塗油漆，隻要有梯子和繩子就行。
每逢他站在高處，離地面很遠，挺直身子，不知對誰說起話來，他那樣子總是有點可怕，他老是說： “蚜蟲吃青草，鏽吃鐵，虛僞吃靈魂！” 或者他正在想着什麼，就說起話來回答自己的思想： “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門口凳子上的人，那些店員，頑皮孩子和他們的主人就紛紛對我的背影講出種種譏诮和惡意的話來，起初這使我激動，甚至弄得我覺着奇怪。
“小利錢！”從四面八方傳來喊叫聲，“油漆工！赭石！” 對我最不客氣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還是普通人、靠幹重體力勞動??口的那些人。
我在商場裡走過鐵鋪，他們仿佛一不小心似的把水潑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來。
有一個魚販子，是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惡狠狠地瞧着我說： “傻瓜，你沒有什麼可憐的！你父親才可憐！” 我的熟人一遇見我，不知什麼緣故都發窘。
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醜，有的人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樣對待我才好。
要了解他們是困難的。
有一天我在我們的大貴族街附近的一個小巷子裡遇見安紐達·布拉戈沃，我去上工，手裡拿着兩把長刷子，提着一桶油漆。
安紐達認出了我，臉紅了。
“請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沒有跟我握手，光是用發顫的聲音又煩躁又嚴厲地說，她的眼睛裡忽然閃出了淚光，“要是依您看來過這種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請您别再跟我來往了！” 我已經不住在大貴族街，而住在城郊瑪卡利哈我的奶娘卡爾波芙娜家裡了。
她是個善良的、然而心境陰郁的老太婆，老是預感到要出什麼壞事，不管做了什麼夢都害怕，甚至看見蜜蜂或黃蜂飛進房間裡來也覺得是不祥之兆。
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來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她難過地說，搖搖頭，“完了！” 她的養子普羅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裡。
他是一個賣肉的小夥子，長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紀在三十上下，頭發發紅，唇髭挺硬。
他在門道裡遇見我，總是一聲不響，恭恭敬敬地給我讓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張開的五個手指頭一齊舉到帽檐那兒行一個禮。
每天傍晚他吃晚飯，我隔着木闆間壁聽見他嗽喉嚨，歎氣，一杯連一杯地喝酒。
“媽！”他低聲叫着。
“什麼？”卡爾波芙娜非常疼愛她的養子，這時候回答一聲，“什麼事，好兒子？” “媽，我要待您厚道。
在這塵世的痛苦生活中，我要給您養老送終，等您死了，我自己出錢給您辦喪事。
我早就說過這話，這是真話。
” 我每天在太陽東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
我們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隻是不知什麼緣故每天夜裡心跳得厲害。
我沒有跟同伴吵過架。
诟罵、情急的發誓、詛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巴不得你害一場霍亂才好”）是成天價不停的，然而我們之間仍舊處得很和睦。
那些工人疑心我是一個什麼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開玩笑，說是連我的親爹都不認我做兒子了，同時他們又說他們自己很少到教堂裡去，他們有很多人已經有十年沒到教堂裡去忏悔過。
他們為這種疏懶辯白說，油漆工人在人當中所處的地位就跟烏鴉在鳥當中的地位一樣。
夥伴們看重我，對我很尊敬。
我不喝酒，不吸煙，過一種平靜而規矩的生活，這顯然中了他們的意。
隻有兩件事情使他們不痛快，不贊成，那就是我不跟他們合夥偷幹油，也不同他們一塊兒去向顧主讨賞錢。
偷主人的幹油和油漆在油漆工人當中已經成為風氣，不認為是偷了，引人注意的是就連蘿蔔這樣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總要帶走一點白粉和幹油。
至于讨賞錢，就連在瑪卡利哈買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覺着害臊，每逢我看見夥伴們在開始上工或者結束工程的時候成群結隊地去向一個庸庸碌碌的顧主道喜，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銀币，低聲下氣地道謝，我總是又煩惱又害臊。
他們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樣對待顧主，差不多每天我都要想起莎士比亞的普隆涅斯。
“大概天要下雨。
”顧主瞧着天空說。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們同意。
“不過，這不是雨雲。
也許不會下雨。
” “不會下雨，老爺！真的，不會下雨。
” 他們在背後對顧主總是帶着諷刺的态度，比方說他們看見老爺坐在陽台上看報，他們就說： “他在看報，可是大概連吃的都沒有呢。
” 我沒有到父親家裡去過。
我下工回到自己家裡，常發現房間裡有字條，寫得又簡短又焦慮，那是姐姐寫的，她時而在字條上告訴我說，父親在吃飯時候不知怎的特别心事重重，什麼東西也沒吃，時而又說父親差點絆了一交，時而又說他坐在自己房間裡，關上門，很久沒出來。
這一類消息使我激動，弄得我睡不着覺，有時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貴族街去，走過我家門口，瞧着黑窗子，極力推測家裡是不是平安無事。
每到星期日，姐姐常來看我，然而是偷偷地來，裝得不是來看我，而是來看奶娘的樣子。
等到她走進我的房間，她的臉色總是很蒼白，眼睛帶着淚痕，而且立刻哭起來。
“我們的父親受不了這個局面！”她說，“萬一他有個什麼好歹（但願别這樣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輩子了。
這真可怕，米薩伊爾！我用我們母親的名義請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親愛的，”我說，“既然我相信我是在按良心行動，那我怎樣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是按良心行動，可是說不定這種事可以換一個方式做，不緻傷别人的心。
” “唉，聖徒啊！”老太婆在門外歎道，“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災難會來的，我的親人，災難會來的！”
他穿着軍裝，軍裝裡面是一件綢襯衫，腳上穿一雙高統漆皮靴。
“我來找您了！”他開口說，而且照大學生那樣使勁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聽見人家談起您，老是打算來找您，照俗話所說的那樣，掏心窩子談一談。
城裡煩悶得可怕，簡直沒有一個活人，我找不到一個可以談一談話的人。
聖母啊，天好熱！”他接着說，脫掉上衣，隻穿一件綢襯衫，“好朋友，請您允許我跟您談一談！” 我自己也覺着悶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個人一塊兒談一談了。
我見了他從心裡高興。
“首先我要說，”他在我床上坐下說，“我滿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這種生活。
這兒的城裡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您，因為您知道，這兒的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筆下的那些豬。
可是上回野餐的時候我卻一眼就看透了您。
您有高尚的靈魂，是一個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認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榮幸！”他接着熱誠地說。
“要照您這樣猛一下子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經曆複雜的精神過程。
如今為了繼續過這種生活，經常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處，您的頭腦和心靈必定一天到晚緊張地活動着。
現在，作為我們的談話的開端，請您告訴我，您是不是認為倘使您把這種毅力，這種緊張，這種精力用在一種别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為一個偉大的學者或者藝術家上，那麼您的生活就會更加廣闊，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我們暢談起來。
當我們的話題碰到體力勞動的時候，我就表白了這樣的想法：必須使強者不奴役弱者，必須使少數人不成為多數人的寄生蟲或者不成為逐步吸盡多數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這也就是必須使所有的人，強者和弱者，富人和窮人，沒有一個例外，各人為自己，一律參加生存鬥争。
在這方面，除了體力勞動可以作為普遍的、人人理所當盡的責任以外，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别的辦法了。
“那麼依您看來，體力勞動是人人必須承擔的，不能有一個例外？”醫師問。
“是的。
” “可是您不認為倘使大家，包括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也在内，各人為自己，一概參加生存鬥争，把時間用在敲碎石頭和油漆房頂上，那就可能為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嗎？” “在哪方面會造成危機呢？”我問，“進步的關鍵在于見諸行動的愛，在于實踐道德的準則。
如果您不奴役什麼人，也不成為什麼人的累贅，那此外您還需要什麼樣的進步呢？” “可是請您容我說！”布拉戈沃站起來，忽然冒火了，“請您容我說！倘使一個蝸牛躲在自己的殼裡緻力于個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準則，您把這個叫做進步嗎？”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氣了，“如果您不驅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給您趕車，為了保衛您而去跟敵人作戰，那麼在眼前這種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裡這豈不就是進步嗎？依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進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為人類所需要的進步。
” “全人類全世界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如今卻來談一種受到我們的需要或者暫時的觀念所限制的‘可能的’進步，對不起，這簡直奇怪了。
” “如果照您所說的那樣，進步是沒有止境的，那就無異于說，進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說，“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為什麼活着，那又何必活着呢？” “就算是這樣吧！可是這個‘不知道’卻不像您的‘知道’那麼枯燥乏味。
我順着一道名叫進步、文明、文化的樓梯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兒爬，可是，真的，單單為了這道美妙的樓梯就值得活着。
您呢，知道為了什麼活着，為了讓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為了讓畫家和為他研碎顔料的人吃同樣的飯。
可是要知道，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廚房的、灰色的一面。
隻為了這一點而活着，難道不叫人惡心嗎？倘使有些昆蟲奴役另一些昆蟲，那就滾它的，随它們去互相吞吃好了！我們不該去想它們，不管您怎樣把它們從奴役裡救出來，反正它們要死，要爛掉的。
應該想那個偉大的未知數，它在遙遠的未來等着全人類呢。
” 布拉戈沃跟我激烈地争論着，不過同時也看得出來另外有一種思想在使他激動。
“大概您姐姐不會來了，”他看了看表說，“昨天她到我們家裡去，說她要到您這兒來。
您一個勁兒地說奴役，奴役……”他接着說，“可是要知道，這是局部的問題，所有這類問題會由人類逐漸解決，自生自滅的。
” 我們就開始談這個漸進論。
我說，關于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是自己把它解決的，并不等到人類通過逐漸的發展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再來解決。
此外，講到循序漸進，也吉兇不定。
伴随着人道主義思想逐漸發展的過程，還有另一種思想也在逐漸地成長。
農奴制度沒有了，可是資本主義在成長。
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時期也跟在拔都的時代一樣，多數人供少數人吃穿并且保衛他們，而多數人本身卻挨餓，沒有衣服穿，沒有保障。
這樣的社會秩序能夠跟任什麼樣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地相處，那是因為奴役的技術也逐漸細緻起來。
我們不再在我們的馬廄裡打我們的仆人，可是我們給奴役添上一種精緻的形式，至少我們善于在每個個别例子裡為奴役找出借口來。
在我們這兒，思想隻不過是思想罷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紀末尾還可以把我們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機能的需要轉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們一定轉嫁，而且事後當然會為自己辯白說：如果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把寶貴的光陰耗費在這方面，就可能為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了。
可是這時候姐姐來了。
她一看見醫師，就慌慌張張，驚恐不安，立刻說她現在該回家到父親那兒去了。
“克麗奧佩特拉·阿列克謝耶芙娜，”布拉戈沃把兩隻手按在胸口上，懇切地說，“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塊兒消磨半個鐘頭，這于您父親有什麼妨礙呢？” 他為人爽直，善于把自己的歡樂感染别人。
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興起來，就跟那回野餐時候一樣的奇突。
我們走到曠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繼續我們的談話，眺望着那座城，城裡所有朝西的窗子由于夕陽而放出萬道金光。
這以後每一回姐姐到我這兒來，布拉戈沃就也來，從他倆打招呼的樣子看來倒好像他們在我這兒相逢是出于偶然似的。
姐姐聽我和醫師争論，同時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溫柔，好奇，我覺着她的眼前好像漸漸展開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她以前就連在夢裡都沒有見過，現在她極力要弄明白它。
遇到醫師不在座，她總是安靜而憂郁，如果現在她有的時候坐在我床上哭，那卻是出于一種她自己從來不提的原因了。
八月裡蘿蔔吩咐我們準備着到鐵路線上去。
在我們“被趕”出城的大約兩天以前，我父親來看我。
他坐下，眼睛沒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絹擦幹淨他的紅臉，然後從衣袋裡拿出一份我們城裡出版的《通報》，一闆一眼地慢慢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齡人，國立銀行辦公處主任的兒子，奉派擔任省稅務局的科長了。
“現在看一看你自己，”他疊起那份報來說，“叫化子，穿得破破爛爛，下流胚！就連小市民和農民也受教育，為的是成為一個人。
你呢，出身于波洛茲涅夫家族，有顯赫而高貴的祖先，卻極力往泥裡滾！可是我上這兒來不是為了跟你談話；我對你已經死了心，”他站起來，壓低喉嚨接着說，“我來是想弄明白你姐姐上哪兒去了，混蛋。
她吃過午飯後就走出家門，現在已經八點鐘了，她還沒回來。
她近來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說一聲。
她變得不如以前孝順了，在這兒我看到了你的卑鄙惡劣的影響。
她在哪兒？” 他手裡拿着那把我熟悉的傘，這時候我慌了，挺直身體，像個小學生，等着父親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傘上，大約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才沒有打我。
“你要怎樣生活都由你！”他說，“我再也不認你這個兒子了！” “我的老天爺！”奶娘在隔壁房間裡嘟哝着，“可憐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會有不吉利的事發生，我感到了！” 我在鐵路線上工作。
整個八月不斷地下雨，天氣潮濕而寒冷。
田野上的莊稼沒有運走，在用機器收割的大農場上小麥沒有紮成捆，亂堆着，我還記得這些悲慘的麥堆怎樣一天天變得越來越黑，麥粒在發芽。
工作是困難的，我們剛做完什麼活兒，一陣大雨就把它全沖毀了。
人家不準我們在車站的房子裡住着，睡覺，我們就擠住在夏天“修鐵路的”住過的又髒又潮的土窯裡，每天夜裡我總是冷得睡不着覺，而且有些潮蟲在我臉上和胳膊上爬來爬去。
每逢我們在橋旁邊做工，粗魯的“修鐵路的”晚上總到我們這兒來，專門為了打油漆工人，這在他們已經成了一種娛樂。
他們打我們，偷去我們的刷子，為了惹惱我們跟他們打架而破壞我們幹的活兒，例如把綠漆塗在小屋上。
蘿蔔給我們這些災難添上最後一筆，他常常不按時付給我們工錢。
這個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兒先是由一個包工頭承包下來，這個包工頭再轉包給另一個包工頭，那個包工頭給自己扣下兩成利潤以後又把它轉包給蘿蔔。
這種活兒本來就無利可圖，不料天又下雨，時間白白耗費過去，我們不能做工，可是蘿蔔卻得每天給工人開工錢。
挨餓的油漆工人差點把他痛打一頓，罵他是騙子，吸血鬼，出賣基督的猶大，他呢，這個可憐蟲，唉聲歎氣，絕望地向天空舉起兩隻手，屢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兒去借錢。
失業的日子來了，我常常一連三天沒有事做，坐在家裡，要不然就去做各種跟油漆無關的活兒，例如去拉沙土鋪柏油路，每天掙二十個戈比。
布拉戈沃醫師到彼得堡去了。
姐姐沒有來找我。
蘿蔔躺在家裡害病，天天料着自己要死了。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
這也許是因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們這個城的生活的内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所發現，這種新發現總是惹得我灰心喪氣。
我那些同鄉，早先我對他們倒沒什麼意見，或者單從外表看上去顯得十分正派，現在卻露出本相，原來是些下流的、殘忍的人，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
我們這些普通人受他們的欺騙，被他們克扣工錢。
他們逼得我們一連幾個鐘頭在寒冷的前堂裡或者廚房裡等着。
他們侮辱我們，對待我們粗暴極了。
秋天我在我們的俱樂部裡給閱覽室和兩個房間糊壁紙。
我糊好每一方壁紙，他們隻付給我七個戈比，可是他們吩咐我在收據上寫二十個戈比。
我拒絕這樣做，那位戴着金邊眼鏡、儀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樂部的一個主任），就對我說： “要是你這壞蛋再多費話，我就打你一嘴巴。
” 仆役小聲告訴他說我是建築師波洛茲涅夫的兒子，他才有點發窘，臉紅了，可是他立刻又恢複原樣，說： “滾他的！” 小鋪賣給我們工人臭肉、壞了的面粉、泡過的茶葉。
在教堂裡警察總是推搡我們，在醫院裡醫士和助理護士向我們敲詐，要是我們因為窮而沒有給他們賄賂，他們為了報複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給我們吃，在郵局裡就連起碼的小官兒也認為自己有權利把我們看做牲畜一樣，對我們粗野無禮地嚷叫：“等着！你往哪兒鑽？”就連那些看家狗都對我們不客氣，特别兇惡地向我們撲過來。
可是，自從我處在新的地位以後最使我吃驚的一種重大發現，就是社會上根本缺乏公平，這種情形老百姓叫做“他們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詐的事。
在欺詐的人當中有賣給我們幹油的商人，有包工頭，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顧本人。
不消說，這裡根本談不到我們的任何權利，就連我們做工掙來的錢我們每一回都得站在黑門廊旁邊，脫下帽子，哀求很久才拿得到，倒好像讨飯似的。
我在俱樂部閱覽室隔壁的一個房間裡糊壁紙。
傍晚我剛打算下工，工程師多爾日科夫的女兒走進這個房間裡來了，臂彎裡抱着一捆書。
我對她點一點頭。
“啊，您好！”她立刻認出我來，就對我伸過手來說，“跟您見面我很高興。
”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漿糊桶、攤在地闆上的壁紙。
我挺窘，她也覺着不自在了。
“請您原諒我這麼瞧着您，”她說，“人家對我談了許多關于您的話。
特别是布拉戈沃醫師，他簡直迷上您了。
您姐姐我也已經認識，她是個親切可愛的姑娘，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法說得她信服：您做平民并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
剛好相反，您現在成了城裡最有趣味的人了。
” 她又看一眼漿糊桶，看一眼壁紙，接着說： “我本來請求布拉戈沃醫師設法使我跟您比較親密地交個朋友，不過他分明忘了，或者沒有辦到也未可知。
不管怎樣，我們總算相識了，如果您肯不拘禮節到我家裡來玩，那我會十分感激您。
我真想談一談！我是個普通人，”她說，向我伸過手來，“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塊兒不會覺着拘束。
我父親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 她走進閱覽室裡去了，衣服沙沙響，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覺。
在這個缺乏歡樂的秋天，有一個好心人，顯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輕松一點，時而給我送來茶葉和檸檬，時而送來餅幹，時而送來烤松雞。
卡爾波芙娜說這些東西每一回都是由一個兵送來的，可是究竟是誰派他來的，就不知道了。
那個兵總要探問我身體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飯，我有沒有禦寒的衣服。
等到嚴寒來了，那個人仍舊照這樣趁我不在，派一個兵送來一條松軟的毛線織的圍巾，圍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幾乎聞不出的香水氣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誰了。
圍巾上有鈴蘭的香氣，這是安紐達·布拉戈沃所喜愛的香水氣味。
将近冬天，活兒多起來，大家高興多了。
蘿蔔又活了，我們一塊兒在墓園的教堂裡做工，給那兒的聖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
這是一種又幹淨又清靜的活兒，用我們的行話來說，是一種順手的活兒。
一天中間可以做出許多活兒，同時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大家不罵街，不笑，不大聲說話。
這個地點本身就使我們不得不肅靜莊重，而且它讓人生出平靜嚴肅的思想。
我們站着或者坐着，專心做工，一動也不動，跟塑像一樣。
四周是一片墓園裡所應有的、死氣沉沉的寂靜，因此要是有個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長明燈的火苗發出爆聲，這些聲音聽起來就又響又刺耳，我們都回過頭去看一眼。
經過長久的寂靜以後，往往可以聽見像蜜蜂飛過一般的嗡嗡聲：這是教士在門廊裡正在為去世的嬰兒做安魂祈禱，聲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個畫工正在拱頂上畫鴿子和它周圍的星星，輕聲吹起口哨來，忽然醒悟過來，立刻就不出聲了。
再不然蘿蔔歎口氣，回答自己的思想說：“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或者在我們的頭上飄過一陣緩慢悲涼的鐘聲，油漆工人注意到大概有一個富足的死人擡過來了。
…… 白天我在這種寂靜裡，在教堂的幽暗裡度過。
在漫長的傍晚我總是去打台球，或者到劇院樓座去看話劇，穿一身新的花呢的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掙來的錢買下的。
阿若京家已經開始演劇，舉辦音樂會，現在卻隻有蘿蔔一個人在那兒畫布景了。
他給我講他在阿若京家有機會看到的話劇和戲劇亮相的情節，我就帶着嫉妒的心情聽他講。
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要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這個決心。
在聖誕節的一個星期以前，布拉戈沃醫師來了。
我們又争論，到傍晚總是打台球。
他打台球的時候，脫掉上衣，解開襯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麼緣故總是極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樣子。
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鬧起來，而且在“伏爾加”那樣便宜的下等酒館裡一個傍晚居然能夠用掉二十個盧布。
姐姐又常上我這兒來了。
他們倆一見面總是很驚訝，可是憑姐姐的又快活又負疚的臉色看得出來這種相逢并不是出于偶然。
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打台球，醫師對我說： “您聽我說，為什麼您不到多爾日科娃家裡去呢？您不了解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她是個聰明姑娘，迷人，心地單純而厚道。
” 我對他講起春天工程師怎樣對待我。
“這是廢話！”醫師笑着說，“工程師是工程師，她是她。
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興，好歹上她那兒去一趟吧。
比方說，我們明天傍晚就去找她。
您肯去嗎？” 他說動了我的心。
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裡很激動，到多爾日科娃家裡去了。
仆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謀事人身份到這兒來的時候那樣傲慢和可怕，家具也顯得不那麼豪華了。
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樣迎接我，友好地緊緊握住我的手。
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連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種發式等到過了一年在我們城裡流行起來的時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
她的頭發從兩鬓起一直蓋到耳朵上，由于這個緣故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的臉顯得好像寬了一些，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親，她父親的臉就長得寬，绯紅，神态有點像馬車夫。
她長得美麗優雅，可是不年輕了，看上去有三十歲光景，其實她至多不過二十五歲。
“親愛的醫師，我多麼感激他呀！”她給我讓座，說，“要不是他，您就不會到我這兒來。
我悶得要死！父親走了，撇下我一個人，我不知道在這個城裡該怎麼辦好了。
” 然後她問我目前在哪兒做工，掙多少錢，住在哪兒。
“您隻花您做
我穿過至今還堅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門可以看見裡面的房間，那兒鋪着鑲木地闆，大概這是客廳，房裡有一架舊式鋼琴，牆上挂着大的紅木框的版畫，此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以前花壇裡的花卉至今還留存着的隻有芍藥和罂粟花，它們從青草裡伸出白色的和鮮紅色的花苞。
花園幽徑上長着些小槭樹和小榆樹，雖然被奶牛啃過，卻不住地往上長，互相糾纏在一起。
這個花園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隻是在房子附近才這樣，在這一帶，舊日的林蔭道兩旁，還留存着白楊、松樹、老菩提樹，至于這後面遠一點的地方，園子裡的樹木卻已經清除掉，開辟了一個刈草場，這兒已經不悶熱，也沒有蜘蛛網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來，倒有吹拂着的清風了。
越走得遠也就越空曠，空地上已經長起櫻桃樹、李樹、枝葉茂密的蘋果樹，這些樹用棍子撐住，生着癌腫病，很難看，梨樹長得高極了，簡直叫人不相信這是梨樹。
花園的這一部分已經讓我們城裡的商人租去了。
有一個癡呆的鄉下人住在一個窩棚裡，看守這塊地方，防備盜賊和椋鳥。
花園的樹木越來越稀疏，漸漸變成一片真正的草場，順一個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條長滿綠色蘆葦和柳叢的河邊。
在磨坊的堤壩附近是水深段，水深而魚多，那個鋪着草頂的小磨坊憤憤地送出一片嘈雜聲音，蛤蟆使勁地聒噪。
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鏡子，偶爾出現一圈圈細紋，不住顫抖，原來是河裡的蓮花被快樂的魚驚擾了。
河對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亞村莊。
安靜的、藍色的水引誘着人們，應允着涼爽和休息。
現在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卻都屬于工程師了！ 随後我的新工作開始了。
我收電報，發電報，寫各種表報，把文筆不通的工頭和工長送到我們辦公室裡來的領物單、請求書、報告等一律謄寫幹淨。
不過一天當中大部分時間我仍舊沒有事情做，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等電報，或者叫一個小孩守在廂房裡，我自己到花園去散步，直到孩子跑來告訴我說電報機響了才回去。
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兒吃飯。
肉很少見，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齋，遇到這種日子就用一種粉紅色的碟子盛菜，名叫齋食的碟子。
切普拉科娃經常眨眼，這在她已經成了習慣，有她在座我總是覺着不自在。
這個廂房裡的工作少到不夠一個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麼也不做，光是睡覺或者帶着槍到水邊去打鴨子。
每到傍晚他總到村子裡或者車站上去灌一通酒，臨睡覺老是照一照鏡子，嚷一聲： “你好，伊萬·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臉色就變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聲音像是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時性起，脫掉衣服，光着身體在田野上跑起來。
他吃蒼蠅，而且說味道有點酸。
四
有一天吃過飯後，他跑進廂房裡來，喘着氣說： “走，你姐姐來了。” 我就去了。
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門廊前面停着一輛城裡的敞篷馬車。
我姐姐來了，安紐達·布拉戈沃也跟她一塊兒來了，另外還有一位穿着軍裝的先生。
等到走近了，我才認出這個軍人就是安紐達的哥哥，他是醫師。
“我們是到您這兒來野餐的，”他說，“還好嗎？” 姐姐和安紐達想問我在這兒生活得怎樣，可是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光是瞧着我。
我也沒有說話。
她們明白我不喜歡這個地方，姐姐眼睛裡出現了淚水，安紐達·布拉戈沃開始臉紅了。
大家往花園裡走去。
醫師走在大家前頭，快活地說： “多好的空氣！聖母啊，多好的空氣！” 從外表看來，他還完全是個大學生。
他說話和走路都像個大學生，他那對灰色眼睛的眼光那麼活潑，樸實，坦率，像一個很好的大學生。
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卻顯得虛弱，顯得單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種不洪亮的男高音，不過十分好聽。
他在某地一個軍團裡服務，現在休假，回來探望親人。
他說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參加醫學博士考試。
他已經成了家，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兒女，他結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現在城裡人說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經不跟妻子住在一塊兒了。
“現在幾點鐘了？”姐姐不安地問道，“我們得早點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來看弟弟，說定了要我六點鐘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嚴！”醫師歎道。
我端來了茶炊。
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鋪了一張地毯，我們就坐在那上面喝茶，醫師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說他體驗到了幸福。
後來切普拉科夫回去取鑰匙，開了玻璃門，我們大家就走進了那所房子。
房子裡陰暗，神秘，有蘑菇的氣味，我們的腳步發出很響的聲音，仿佛地闆底下是個地窖似的。
醫師站在那兒按鋼琴的鍵，鋼琴就用微弱的、顫抖的、嘶啞的、然而仍舊和諧的琴音回答他，他就試了試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來，等到有個琴鍵不出聲了，他就皺起眉頭，急得跺腳。
我姐姐不再張羅回家，在房間裡興奮地走來走去，說： “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啊！” 從她的聲調裡可以聽出驚奇的意味，倒好像她信不過自己也能心緒很好似的。
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她這麼快活。
她甚至變得好看了。
她的相貌本來不美，她的鼻子和嘴有點向前翹起來，顯出一種神情，好像她在吹氣似的。
可是她那對黑眼睛好看，她那張臉白得嬌嫩，臉上總有善良和悲哀的動人神情，因此，她講話的時候就顯得妩媚，甚至美麗。
她和我，我們兩個人，都長得像我們的母親，肩膀寬，身體壯，刻苦耐勞，可是她臉上的蒼白卻像有病的樣子。
她常常咳嗽，我有時候在她眼睛裡看出凡是身患重病，而又因為某種緣故瞞住不說的人所常有的那種神情。
眼前，她的快活卻有點孩子氣，有點天真，倒好像我們小時候，被嚴厲的教育壓制和撲滅的那種歡樂，現在突然在她靈魂裡醒過來，要爆發出來似的。
可是等到黃昏到來，馬車準備好，姐姐就消沉下來，在那輛敞篷馬車上坐下，變得憔悴了，從她的神色看來仿佛這輛馬車是被告席上的凳子似的。
他們都走了，熱鬧收場了……我想起安紐達·布拉戈沃始終沒有跟我交談一句話。
“這真是個怪姑娘！”我想，“這真是個怪姑娘！” 聖彼得節前的齋期到了，從此我們就天天吃素。
我閑着沒事做，職位又不固定，因此那種生理上的煩悶折磨着我，我不滿意自己，無精打采，肚子又餓，一味在這莊園上蹓跶，隻等生出一種适當的心情，那就可以動身離開此地了。
有一天将近黃昏，蘿蔔正坐在我們的廂房裡，忽然多爾日科夫走進來，他給太陽曬得挺黑，渾身撲滿塵土，變成灰色了。
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現在坐機車到杜别奇尼亞，從車站步行到我們這裡來。
他在等馬車，而馬車大概要從城裡來，他就趁這工夫帶着總管在這個莊園上巡查一遍，大聲地發命令，然後在我們這個廂房裡坐了整整一個鐘頭，寫了一些信。
就在這段時間，來了一些電報，是打給他的，他就親自在電報機上回了電報。
我們三個筆直地站在那兒，一聲不響。
“簡直亂七八糟！”他厭惡地瞧着表報說，“過兩個星期我就要把這辦公處移到車站上去了，我真不知道該拿你們怎麼辦才好，先生們。
” “我盡了力了，大人。
”切普拉科夫說。
“當然，當然，我看得出來您在怎樣盡力。
您隻會拿薪水，”工程師瞧着我，接着說，“您老是指望托人情，隻求快一點，便當一點地fairelacarriere。
哼，我才顧不得什麼人情不人情。
以前從來就沒有人為我張羅過，先生。
在人家叫我修鐵路以前，我當過機車司機，在比利時做過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
還有你，潘捷列，你在這兒幹什麼？”他回過身去問蘿蔔，“是跟他們一塊兒灌酒吧？” 不知什麼緣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像我和切普拉科夫這樣的人，背地裡罵我們是酒鬼，畜生，下流胚。
總之，他對小職員很苛，常常罰他們錢，冷冰冰地把他們革職，而且連一句解釋的話也不說。
最後馬車來接他了。
他臨走說定，過兩個星期把我們一古腦兒革職，罵總管是個笨蛋，随後在馬車上大模大樣地坐好，進城去了。
“安德烈·伊萬内奇，”我對蘿蔔說，“收我做個工人吧。
” “哦，那有什麼不行的！” 我們就一塊兒往城裡走去。
等到車站和莊園遠遠地落在我們後面，我就問： “安德烈·伊萬内奇，為什麼您剛才到杜别奇尼亞來？” “第一，我的那些小夥子在鐵路線上做工；第二，我來付将軍夫人的利息。
去年我在她那兒借了五十個盧布，現在我每月付給她一個盧布的利息。
” 這個油漆工人站住，抓住我的紐扣。
“米薩伊爾·阿列克謝伊奇，我的天使。
”他接着說，“我是這樣看事情的：要是一個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點利錢，那他就是一個壞人。
這種人心裡不會有真理。
” 清瘦蒼白、樣子可怕的蘿蔔閉上眼睛，搖着頭，用哲學家的口氣說： “蚜蟲吃青草，鏽吃鐵，虛僞吃靈魂。
主啊，拯救我們這些罪人吧！”
五
蘿蔔辦事不精明，不善于考慮。他應下的活兒總是太重，弄得自己擔不下來，臨到結帳就發了愁，不知該怎麼辦好了，因此差不多永遠賠錢。
他塗油漆，裝玻璃，糊牆紙，甚至應下修蓋房頂的活兒。
我還記得他往往應下一樁很小的活兒，卻一連跑上三天去找鋪房頂的工人。
他是個高明的手藝人，有時候他一天能掙十個盧布之多，要不是因為他有一個心願，不管怎樣一定要當頭兒，讓人叫一聲包工頭，那他大概已經積下一大筆錢了。
他自己講定價錢包下活兒來，可是他每天得付給我和另外的一些小夥子工錢，從七十個戈比起到一個盧布為止。
遇到天氣炎熱而幹燥，我們就做各種外部的工作，主要的是油漆房頂。
由于不習慣，我的腳覺着燙，仿佛在燒紅的鐵闆上走路似的，等我穿上氈靴，兩隻腳卻又悶熱。
不過隻是在起初的時候才這樣，後來我也就習慣，一切都順順當當了。
現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勞動看做理所當做而不可避免的人們當中，他們像拉重車的馬那樣勞動，常常體會不到勞動的道德意義，甚至在談話中從來不用“勞動”這兩個字。
跟他們在一起，我也覺得自己成了拉大車的馬，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我所做的工作是理所當做的，不可避免的，這就使我的生活變得輕松，使我擺脫了種種懷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樣樣事情都新奇，我好像重新生到這個世界上來了。
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腳走路，而這是非常痛快的。
我可以站在普通人當中，不會使誰覺着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馬車的馬倒在地上，我就跑過去，幫着把它扶起來，不怕弄髒自己的衣服。
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為别人的累贅！ 油漆房頂，特别是用我們自己的幹油和油漆來做這工作，素來被人認為是很賺錢的活兒，因此就連蘿蔔這樣的好手藝人也不看輕這種枯燥乏味的粗活兒。
他穿着短褲，露出淺紫色的瘦腿，在房頂上走來走去，像是一隻鹳。
他用刷子塗漆的時候，我聽見他沉重地歎口氣，說： “我們這些罪人真是倒黴啊，倒黴啊！” 他在房頂上走路跟在地闆上一樣地自由自在。
盡管他有病，臉色白得跟死人一樣，他卻非常靈活。
他跟年輕人那樣不用搭腳手架就在拱頂上和教堂圓頂上塗油漆，隻要有梯子和繩子就行。
每逢他站在高處，離地面很遠，挺直身子，不知對誰說起話來，他那樣子總是有點可怕，他老是說： “蚜蟲吃青草，鏽吃鐵，虛僞吃靈魂！” 或者他正在想着什麼，就說起話來回答自己的思想： “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門口凳子上的人，那些店員，頑皮孩子和他們的主人就紛紛對我的背影講出種種譏诮和惡意的話來，起初這使我激動，甚至弄得我覺着奇怪。
“小利錢！”從四面八方傳來喊叫聲，“油漆工！赭石！” 對我最不客氣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還是普通人、靠幹重體力勞動??口的那些人。
我在商場裡走過鐵鋪，他們仿佛一不小心似的把水潑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來。
有一個魚販子，是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惡狠狠地瞧着我說： “傻瓜，你沒有什麼可憐的！你父親才可憐！” 我的熟人一遇見我，不知什麼緣故都發窘。
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醜，有的人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樣對待我才好。
要了解他們是困難的。
有一天我在我們的大貴族街附近的一個小巷子裡遇見安紐達·布拉戈沃，我去上工，手裡拿着兩把長刷子，提着一桶油漆。
安紐達認出了我，臉紅了。
“請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沒有跟我握手，光是用發顫的聲音又煩躁又嚴厲地說，她的眼睛裡忽然閃出了淚光，“要是依您看來過這種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請您别再跟我來往了！” 我已經不住在大貴族街，而住在城郊瑪卡利哈我的奶娘卡爾波芙娜家裡了。
她是個善良的、然而心境陰郁的老太婆，老是預感到要出什麼壞事，不管做了什麼夢都害怕，甚至看見蜜蜂或黃蜂飛進房間裡來也覺得是不祥之兆。
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來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她難過地說，搖搖頭，“完了！” 她的養子普羅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裡。
他是一個賣肉的小夥子，長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紀在三十上下，頭發發紅，唇髭挺硬。
他在門道裡遇見我，總是一聲不響，恭恭敬敬地給我讓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張開的五個手指頭一齊舉到帽檐那兒行一個禮。
每天傍晚他吃晚飯，我隔着木闆間壁聽見他嗽喉嚨，歎氣，一杯連一杯地喝酒。
“媽！”他低聲叫着。
“什麼？”卡爾波芙娜非常疼愛她的養子，這時候回答一聲，“什麼事，好兒子？” “媽，我要待您厚道。
在這塵世的痛苦生活中，我要給您養老送終，等您死了，我自己出錢給您辦喪事。
我早就說過這話，這是真話。
” 我每天在太陽東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
我們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隻是不知什麼緣故每天夜裡心跳得厲害。
我沒有跟同伴吵過架。
诟罵、情急的發誓、詛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巴不得你害一場霍亂才好”）是成天價不停的，然而我們之間仍舊處得很和睦。
那些工人疑心我是一個什麼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開玩笑，說是連我的親爹都不認我做兒子了，同時他們又說他們自己很少到教堂裡去，他們有很多人已經有十年沒到教堂裡去忏悔過。
他們為這種疏懶辯白說，油漆工人在人當中所處的地位就跟烏鴉在鳥當中的地位一樣。
夥伴們看重我，對我很尊敬。
我不喝酒，不吸煙，過一種平靜而規矩的生活，這顯然中了他們的意。
隻有兩件事情使他們不痛快，不贊成，那就是我不跟他們合夥偷幹油，也不同他們一塊兒去向顧主讨賞錢。
偷主人的幹油和油漆在油漆工人當中已經成為風氣，不認為是偷了，引人注意的是就連蘿蔔這樣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總要帶走一點白粉和幹油。
至于讨賞錢，就連在瑪卡利哈買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覺着害臊，每逢我看見夥伴們在開始上工或者結束工程的時候成群結隊地去向一個庸庸碌碌的顧主道喜，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銀币，低聲下氣地道謝，我總是又煩惱又害臊。
他們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樣對待顧主，差不多每天我都要想起莎士比亞的普隆涅斯。
“大概天要下雨。
”顧主瞧着天空說。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們同意。
“不過，這不是雨雲。
也許不會下雨。
” “不會下雨，老爺！真的，不會下雨。
” 他們在背後對顧主總是帶着諷刺的态度，比方說他們看見老爺坐在陽台上看報，他們就說： “他在看報，可是大概連吃的都沒有呢。
” 我沒有到父親家裡去過。
我下工回到自己家裡，常發現房間裡有字條，寫得又簡短又焦慮，那是姐姐寫的，她時而在字條上告訴我說，父親在吃飯時候不知怎的特别心事重重，什麼東西也沒吃，時而又說父親差點絆了一交，時而又說他坐在自己房間裡，關上門，很久沒出來。
這一類消息使我激動，弄得我睡不着覺，有時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貴族街去，走過我家門口，瞧着黑窗子，極力推測家裡是不是平安無事。
每到星期日，姐姐常來看我，然而是偷偷地來，裝得不是來看我，而是來看奶娘的樣子。
等到她走進我的房間，她的臉色總是很蒼白，眼睛帶着淚痕，而且立刻哭起來。
“我們的父親受不了這個局面！”她說，“萬一他有個什麼好歹（但願别這樣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輩子了。
這真可怕，米薩伊爾！我用我們母親的名義請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親愛的，”我說，“既然我相信我是在按良心行動，那我怎樣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是按良心行動，可是說不定這種事可以換一個方式做，不緻傷别人的心。
” “唉，聖徒啊！”老太婆在門外歎道，“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災難會來的，我的親人，災難會來的！”
六
有一個星期日，出人意外，醫師布拉戈沃來找我。他穿着軍裝，軍裝裡面是一件綢襯衫，腳上穿一雙高統漆皮靴。
“我來找您了！”他開口說，而且照大學生那樣使勁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聽見人家談起您，老是打算來找您，照俗話所說的那樣，掏心窩子談一談。
城裡煩悶得可怕，簡直沒有一個活人，我找不到一個可以談一談話的人。
聖母啊，天好熱！”他接着說，脫掉上衣，隻穿一件綢襯衫，“好朋友，請您允許我跟您談一談！” 我自己也覺着悶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個人一塊兒談一談了。
我見了他從心裡高興。
“首先我要說，”他在我床上坐下說，“我滿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這種生活。
這兒的城裡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您，因為您知道，這兒的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筆下的那些豬。
可是上回野餐的時候我卻一眼就看透了您。
您有高尚的靈魂，是一個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認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榮幸！”他接着熱誠地說。
“要照您這樣猛一下子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經曆複雜的精神過程。
如今為了繼續過這種生活，經常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處，您的頭腦和心靈必定一天到晚緊張地活動着。
現在，作為我們的談話的開端，請您告訴我，您是不是認為倘使您把這種毅力，這種緊張，這種精力用在一種别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為一個偉大的學者或者藝術家上，那麼您的生活就會更加廣闊，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我們暢談起來。
當我們的話題碰到體力勞動的時候，我就表白了這樣的想法：必須使強者不奴役弱者，必須使少數人不成為多數人的寄生蟲或者不成為逐步吸盡多數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這也就是必須使所有的人，強者和弱者，富人和窮人，沒有一個例外，各人為自己，一律參加生存鬥争。
在這方面，除了體力勞動可以作為普遍的、人人理所當盡的責任以外，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别的辦法了。
“那麼依您看來，體力勞動是人人必須承擔的，不能有一個例外？”醫師問。
“是的。
” “可是您不認為倘使大家，包括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也在内，各人為自己，一概參加生存鬥争，把時間用在敲碎石頭和油漆房頂上，那就可能為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嗎？” “在哪方面會造成危機呢？”我問，“進步的關鍵在于見諸行動的愛，在于實踐道德的準則。
如果您不奴役什麼人，也不成為什麼人的累贅，那此外您還需要什麼樣的進步呢？” “可是請您容我說！”布拉戈沃站起來，忽然冒火了，“請您容我說！倘使一個蝸牛躲在自己的殼裡緻力于個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準則，您把這個叫做進步嗎？”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氣了，“如果您不驅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給您趕車，為了保衛您而去跟敵人作戰，那麼在眼前這種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裡這豈不就是進步嗎？依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進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為人類所需要的進步。
” “全人類全世界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如今卻來談一種受到我們的需要或者暫時的觀念所限制的‘可能的’進步，對不起，這簡直奇怪了。
” “如果照您所說的那樣，進步是沒有止境的，那就無異于說，進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說，“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為什麼活着，那又何必活着呢？” “就算是這樣吧！可是這個‘不知道’卻不像您的‘知道’那麼枯燥乏味。
我順着一道名叫進步、文明、文化的樓梯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兒爬，可是，真的，單單為了這道美妙的樓梯就值得活着。
您呢，知道為了什麼活着，為了讓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為了讓畫家和為他研碎顔料的人吃同樣的飯。
可是要知道，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廚房的、灰色的一面。
隻為了這一點而活着，難道不叫人惡心嗎？倘使有些昆蟲奴役另一些昆蟲，那就滾它的，随它們去互相吞吃好了！我們不該去想它們，不管您怎樣把它們從奴役裡救出來，反正它們要死，要爛掉的。
應該想那個偉大的未知數，它在遙遠的未來等着全人類呢。
” 布拉戈沃跟我激烈地争論着，不過同時也看得出來另外有一種思想在使他激動。
“大概您姐姐不會來了，”他看了看表說，“昨天她到我們家裡去，說她要到您這兒來。
您一個勁兒地說奴役，奴役……”他接着說，“可是要知道，這是局部的問題，所有這類問題會由人類逐漸解決，自生自滅的。
” 我們就開始談這個漸進論。
我說，關于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是自己把它解決的，并不等到人類通過逐漸的發展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再來解決。
此外，講到循序漸進，也吉兇不定。
伴随着人道主義思想逐漸發展的過程，還有另一種思想也在逐漸地成長。
農奴制度沒有了，可是資本主義在成長。
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時期也跟在拔都的時代一樣，多數人供少數人吃穿并且保衛他們，而多數人本身卻挨餓，沒有衣服穿，沒有保障。
這樣的社會秩序能夠跟任什麼樣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地相處，那是因為奴役的技術也逐漸細緻起來。
我們不再在我們的馬廄裡打我們的仆人，可是我們給奴役添上一種精緻的形式，至少我們善于在每個個别例子裡為奴役找出借口來。
在我們這兒，思想隻不過是思想罷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紀末尾還可以把我們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機能的需要轉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們一定轉嫁，而且事後當然會為自己辯白說：如果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把寶貴的光陰耗費在這方面，就可能為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了。
可是這時候姐姐來了。
她一看見醫師，就慌慌張張，驚恐不安，立刻說她現在該回家到父親那兒去了。
“克麗奧佩特拉·阿列克謝耶芙娜，”布拉戈沃把兩隻手按在胸口上，懇切地說，“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塊兒消磨半個鐘頭，這于您父親有什麼妨礙呢？” 他為人爽直，善于把自己的歡樂感染别人。
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興起來，就跟那回野餐時候一樣的奇突。
我們走到曠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繼續我們的談話，眺望着那座城，城裡所有朝西的窗子由于夕陽而放出萬道金光。
這以後每一回姐姐到我這兒來，布拉戈沃就也來，從他倆打招呼的樣子看來倒好像他們在我這兒相逢是出于偶然似的。
姐姐聽我和醫師争論，同時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溫柔，好奇，我覺着她的眼前好像漸漸展開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她以前就連在夢裡都沒有見過，現在她極力要弄明白它。
遇到醫師不在座，她總是安靜而憂郁，如果現在她有的時候坐在我床上哭，那卻是出于一種她自己從來不提的原因了。
八月裡蘿蔔吩咐我們準備着到鐵路線上去。
在我們“被趕”出城的大約兩天以前，我父親來看我。
他坐下，眼睛沒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絹擦幹淨他的紅臉，然後從衣袋裡拿出一份我們城裡出版的《通報》，一闆一眼地慢慢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齡人，國立銀行辦公處主任的兒子，奉派擔任省稅務局的科長了。
“現在看一看你自己，”他疊起那份報來說，“叫化子，穿得破破爛爛，下流胚！就連小市民和農民也受教育，為的是成為一個人。
你呢，出身于波洛茲涅夫家族，有顯赫而高貴的祖先，卻極力往泥裡滾！可是我上這兒來不是為了跟你談話；我對你已經死了心，”他站起來，壓低喉嚨接着說，“我來是想弄明白你姐姐上哪兒去了，混蛋。
她吃過午飯後就走出家門，現在已經八點鐘了，她還沒回來。
她近來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說一聲。
她變得不如以前孝順了，在這兒我看到了你的卑鄙惡劣的影響。
她在哪兒？” 他手裡拿着那把我熟悉的傘，這時候我慌了，挺直身體，像個小學生，等着父親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傘上，大約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才沒有打我。
“你要怎樣生活都由你！”他說，“我再也不認你這個兒子了！” “我的老天爺！”奶娘在隔壁房間裡嘟哝着，“可憐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會有不吉利的事發生，我感到了！” 我在鐵路線上工作。
整個八月不斷地下雨，天氣潮濕而寒冷。
田野上的莊稼沒有運走，在用機器收割的大農場上小麥沒有紮成捆，亂堆着，我還記得這些悲慘的麥堆怎樣一天天變得越來越黑，麥粒在發芽。
工作是困難的，我們剛做完什麼活兒，一陣大雨就把它全沖毀了。
人家不準我們在車站的房子裡住着，睡覺，我們就擠住在夏天“修鐵路的”住過的又髒又潮的土窯裡，每天夜裡我總是冷得睡不着覺，而且有些潮蟲在我臉上和胳膊上爬來爬去。
每逢我們在橋旁邊做工，粗魯的“修鐵路的”晚上總到我們這兒來，專門為了打油漆工人，這在他們已經成了一種娛樂。
他們打我們，偷去我們的刷子，為了惹惱我們跟他們打架而破壞我們幹的活兒，例如把綠漆塗在小屋上。
蘿蔔給我們這些災難添上最後一筆，他常常不按時付給我們工錢。
這個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兒先是由一個包工頭承包下來，這個包工頭再轉包給另一個包工頭，那個包工頭給自己扣下兩成利潤以後又把它轉包給蘿蔔。
這種活兒本來就無利可圖，不料天又下雨，時間白白耗費過去，我們不能做工，可是蘿蔔卻得每天給工人開工錢。
挨餓的油漆工人差點把他痛打一頓，罵他是騙子，吸血鬼，出賣基督的猶大，他呢，這個可憐蟲，唉聲歎氣，絕望地向天空舉起兩隻手，屢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兒去借錢。
七
多雨的、泥濘的、陰暗的秋天到了。失業的日子來了，我常常一連三天沒有事做，坐在家裡，要不然就去做各種跟油漆無關的活兒，例如去拉沙土鋪柏油路，每天掙二十個戈比。
布拉戈沃醫師到彼得堡去了。
姐姐沒有來找我。
蘿蔔躺在家裡害病，天天料着自己要死了。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
這也許是因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們這個城的生活的内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所發現，這種新發現總是惹得我灰心喪氣。
我那些同鄉，早先我對他們倒沒什麼意見，或者單從外表看上去顯得十分正派，現在卻露出本相，原來是些下流的、殘忍的人，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
我們這些普通人受他們的欺騙，被他們克扣工錢。
他們逼得我們一連幾個鐘頭在寒冷的前堂裡或者廚房裡等着。
他們侮辱我們，對待我們粗暴極了。
秋天我在我們的俱樂部裡給閱覽室和兩個房間糊壁紙。
我糊好每一方壁紙，他們隻付給我七個戈比，可是他們吩咐我在收據上寫二十個戈比。
我拒絕這樣做，那位戴着金邊眼鏡、儀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樂部的一個主任），就對我說： “要是你這壞蛋再多費話，我就打你一嘴巴。
” 仆役小聲告訴他說我是建築師波洛茲涅夫的兒子，他才有點發窘，臉紅了，可是他立刻又恢複原樣，說： “滾他的！” 小鋪賣給我們工人臭肉、壞了的面粉、泡過的茶葉。
在教堂裡警察總是推搡我們，在醫院裡醫士和助理護士向我們敲詐，要是我們因為窮而沒有給他們賄賂，他們為了報複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給我們吃，在郵局裡就連起碼的小官兒也認為自己有權利把我們看做牲畜一樣，對我們粗野無禮地嚷叫：“等着！你往哪兒鑽？”就連那些看家狗都對我們不客氣，特别兇惡地向我們撲過來。
可是，自從我處在新的地位以後最使我吃驚的一種重大發現，就是社會上根本缺乏公平，這種情形老百姓叫做“他們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詐的事。
在欺詐的人當中有賣給我們幹油的商人，有包工頭，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顧本人。
不消說，這裡根本談不到我們的任何權利，就連我們做工掙來的錢我們每一回都得站在黑門廊旁邊，脫下帽子，哀求很久才拿得到，倒好像讨飯似的。
我在俱樂部閱覽室隔壁的一個房間裡糊壁紙。
傍晚我剛打算下工，工程師多爾日科夫的女兒走進這個房間裡來了，臂彎裡抱着一捆書。
我對她點一點頭。
“啊，您好！”她立刻認出我來，就對我伸過手來說，“跟您見面我很高興。
”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漿糊桶、攤在地闆上的壁紙。
我挺窘，她也覺着不自在了。
“請您原諒我這麼瞧着您，”她說，“人家對我談了許多關于您的話。
特别是布拉戈沃醫師，他簡直迷上您了。
您姐姐我也已經認識，她是個親切可愛的姑娘，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法說得她信服：您做平民并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
剛好相反，您現在成了城裡最有趣味的人了。
” 她又看一眼漿糊桶，看一眼壁紙，接着說： “我本來請求布拉戈沃醫師設法使我跟您比較親密地交個朋友，不過他分明忘了，或者沒有辦到也未可知。
不管怎樣，我們總算相識了，如果您肯不拘禮節到我家裡來玩，那我會十分感激您。
我真想談一談！我是個普通人，”她說，向我伸過手來，“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塊兒不會覺着拘束。
我父親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 她走進閱覽室裡去了，衣服沙沙響，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覺。
在這個缺乏歡樂的秋天，有一個好心人，顯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輕松一點，時而給我送來茶葉和檸檬，時而送來餅幹，時而送來烤松雞。
卡爾波芙娜說這些東西每一回都是由一個兵送來的，可是究竟是誰派他來的，就不知道了。
那個兵總要探問我身體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飯，我有沒有禦寒的衣服。
等到嚴寒來了，那個人仍舊照這樣趁我不在，派一個兵送來一條松軟的毛線織的圍巾，圍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幾乎聞不出的香水氣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誰了。
圍巾上有鈴蘭的香氣，這是安紐達·布拉戈沃所喜愛的香水氣味。
将近冬天，活兒多起來，大家高興多了。
蘿蔔又活了，我們一塊兒在墓園的教堂裡做工，給那兒的聖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
這是一種又幹淨又清靜的活兒，用我們的行話來說，是一種順手的活兒。
一天中間可以做出許多活兒，同時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大家不罵街，不笑，不大聲說話。
這個地點本身就使我們不得不肅靜莊重，而且它讓人生出平靜嚴肅的思想。
我們站着或者坐着，專心做工，一動也不動，跟塑像一樣。
四周是一片墓園裡所應有的、死氣沉沉的寂靜，因此要是有個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長明燈的火苗發出爆聲，這些聲音聽起來就又響又刺耳，我們都回過頭去看一眼。
經過長久的寂靜以後，往往可以聽見像蜜蜂飛過一般的嗡嗡聲：這是教士在門廊裡正在為去世的嬰兒做安魂祈禱，聲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個畫工正在拱頂上畫鴿子和它周圍的星星，輕聲吹起口哨來，忽然醒悟過來，立刻就不出聲了。
再不然蘿蔔歎口氣，回答自己的思想說：“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或者在我們的頭上飄過一陣緩慢悲涼的鐘聲，油漆工人注意到大概有一個富足的死人擡過來了。
…… 白天我在這種寂靜裡，在教堂的幽暗裡度過。
在漫長的傍晚我總是去打台球，或者到劇院樓座去看話劇，穿一身新的花呢的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掙來的錢買下的。
阿若京家已經開始演劇，舉辦音樂會，現在卻隻有蘿蔔一個人在那兒畫布景了。
他給我講他在阿若京家有機會看到的話劇和戲劇亮相的情節，我就帶着嫉妒的心情聽他講。
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要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這個決心。
在聖誕節的一個星期以前，布拉戈沃醫師來了。
我們又争論，到傍晚總是打台球。
他打台球的時候，脫掉上衣，解開襯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麼緣故總是極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樣子。
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鬧起來，而且在“伏爾加”那樣便宜的下等酒館裡一個傍晚居然能夠用掉二十個盧布。
姐姐又常上我這兒來了。
他們倆一見面總是很驚訝，可是憑姐姐的又快活又負疚的臉色看得出來這種相逢并不是出于偶然。
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打台球，醫師對我說： “您聽我說，為什麼您不到多爾日科娃家裡去呢？您不了解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她是個聰明姑娘，迷人，心地單純而厚道。
” 我對他講起春天工程師怎樣對待我。
“這是廢話！”醫師笑着說，“工程師是工程師，她是她。
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興，好歹上她那兒去一趟吧。
比方說，我們明天傍晚就去找她。
您肯去嗎？” 他說動了我的心。
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裡很激動，到多爾日科娃家裡去了。
仆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謀事人身份到這兒來的時候那樣傲慢和可怕，家具也顯得不那麼豪華了。
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樣迎接我，友好地緊緊握住我的手。
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連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種發式等到過了一年在我們城裡流行起來的時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
她的頭發從兩鬓起一直蓋到耳朵上，由于這個緣故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的臉顯得好像寬了一些，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親，她父親的臉就長得寬，绯紅，神态有點像馬車夫。
她長得美麗優雅，可是不年輕了，看上去有三十歲光景，其實她至多不過二十五歲。
“親愛的醫師，我多麼感激他呀！”她給我讓座，說，“要不是他，您就不會到我這兒來。
我悶得要死！父親走了，撇下我一個人，我不知道在這個城裡該怎麼辦好了。
” 然後她問我目前在哪兒做工，掙多少錢，住在哪兒。
“您隻花您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