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個内地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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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去咬斷彼此的喉嚨吧。
”她帶着厭惡的神情說。
她瞧着天花闆，聽着，我坐在她身旁，不敢跟她說話，心裡覺着外面喊“救命”和夜晚那麼長好像都該怪我不好似的。
我們沉默不語，我着急地等着窗外現出曙光。
瑪霞的神态始終像是大夢初醒，如今正在暗自驚奇她這樣一個聰明而受過教育的女人，她這樣一個整齊幹淨的女人，怎麼會跑到這内地的、破爛的荒漠裡來，怎麼會跑到這群渺小無聊的人們當中來，怎麼會完全忘了自己，甚至迷上這群人當中的一個，做了他半年多的妻子。
我覺着，依她看來，不管是我也好，莫伊謝伊也好，切普拉科夫也好，都是一個樣子。
對她來說，無論是我，是我們的婚姻，是我們的農活，是秋天的泥濘，都化成了那醉醺醺的、粗野的“救命”聲。
每逢她歎口氣，或者動一動以便躺得舒服點，我就在她臉上看出這樣的表情：“啊，快點天亮才好！” 天亮以後她就走了。
我為了等她而在杜别奇尼亞多住了三天，然後就把我們的東西收拾起來，放在一個房間裡，鎖上，進城去了。
等到我在工程師家拉門鈴，那已經是黃昏時候，我們大貴族街上的街燈亮起來了。
巴威爾對我說家裡沒人：維克托爾·伊萬内奇到彼得堡去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大概在阿若京家裡排戲。
我至今還記得，後來我多麼興奮地往阿若京家走去，我的心怎樣跳動和縮緊，我走上樓梯，在樓梯口上站很久，不敢走進那座藝術之宮！大廳裡的一個小桌子上，鋼琴上，舞台上點着蠟燭，都是一排三支，第一次公演規定在十三日，第一次排演定在今天，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
這是對迷信的鬥争！所有戲劇藝術愛好者已經聚齊，那些老年的、中年的、年輕的人在舞台上走來走去，拿着台詞本念台詞。
蘿蔔離開大家，獨自站在旁邊，一動也不動，額角靠在牆上，用崇拜的眼光瞧着舞台，靜等排演開始。
一切都跟從前一樣！ 我向女主人那邊走過去，我總得問候一聲才對。
可是忽然大家對我發出噓聲，搖手，要我别踩響地闆。
四下裡一片寂靜。
鋼琴蓋掀開來，有一位太太挨着鋼琴坐下，對樂譜眯起近視的眼睛，我的瑪霞就向鋼琴那兒走過去，衣服豔麗，模樣俊美，然而美得有點特别，有點新奇，完全不像春天到磨坊裡來找我的那個瑪霞。
她唱起來： 為什麼我愛你啊，明亮的夜晚？ 自從我們認識以來，這還是我頭一回聽見她唱歌。
她的嗓音優美，響亮，有力。
她唱歌的時候，我覺得我好像在吃一個又熟又香的甜香瓜。
後來她唱完了，大家對她鼓掌，她很滿意地微笑，??眼，翻看樂譜，整理身上的連衣裙，好比一隻鳥終于沖出鳥籠，在自由中拍着自己的翅膀。
她的頭發梳到耳朵上，臉上現出一種不好看的逞強神情，倒好像她要向我們大家挑戰，或者把我們當馬那樣吆喝一聲：“喂，我的小乖乖！” 這當兒她多半很像她那趕車的爺爺。
“你在這兒嗎？”她問，對我伸出手來，“你聽見我唱歌了嗎？那麼，你覺着我唱得怎麼樣？”她沒有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說，“很湊巧，你在這兒。
今天夜裡我要到彼得堡去，不會去很久。
你讓我去嗎？” 半夜裡我送她上火車站去。
她溫柔地擁抱我，大概是因為感激我沒有提出什麼多餘的問題。
她答應給我寫信來。
我把她的手握了很久，吻了很久，費力地忍住眼淚，沒有對她說任何話。
她走了，我站在那兒瞧着越去越遠的燈火，在想象裡愛撫着她，小聲說： “我親愛的瑪霞，光輝奪目的瑪霞呀……” 這天夜裡我到瑪卡利哈去，在卡爾波芙娜那兒過夜。
到早晨我就跟蘿蔔一塊兒到一個富裕的商人家裡去給他的家具包上面子，這個商人正要把女兒嫁給一個醫師。
“現在我看很多的書，”她說着，把書拿給我看，這是她來找我的時候從市圖書館裡借來的，“謝謝你的妻子和弗拉基米爾，他們喚起了我的自覺。
他們救了我，使我現在感覺到我自己是個人了。
以前夜裡我常常為各種操心的事睡不着覺：‘哎呀，這個星期我們吃掉了那麼多糖啊！哎呀，腌黃瓜可别太鹹呀！’現在我也睡不着覺，可是我的思想已經換了一種。
我難過，因為我這麼愚蠢而膽怯地活了半輩子。
我看不起自己的過去，為它害臊，現在我把父親看做敵人一樣了。
啊，我多麼感激你的妻子！還有弗拉基米爾！他真是個出色的人！他們打開了我的眼睛。
” “你夜裡睡不着覺可不好。
”我說。
“你以為我病了嗎？我一點病也沒有。
弗拉基米爾給我聽過，說我完全健康。
不過關鍵不在于健康，健康不健康并不那麼重要……你告訴我，我說得對嗎？” 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這是很明顯的。
瑪霞走了，弗拉基米爾在彼得堡，城裡除我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夠告訴她說她對了。
她定睛瞧着我的臉，極力要看出我心底裡的想法。
要是我在她面前沉思不語，她就會把這看做是因為她的緣故，就會傷心。
我随時得當心。
每逢她問我她對不對，我總是連忙回答她，說她對，我深深地尊敬她。
“你知道嗎？我在阿若京家裡演劇了，”她接着說，“我想上舞台。
我想生活，一句話，我想喝幹滿滿的這杯酒。
我什麼才能也沒有，我的全部台詞不出十行，不過這還是比一天倒五次茶，注意廚娘别多吃一塊面包高明不知多少倍，高尚不知多少倍。
主要的是讓父親終于看出來我也能反抗。
” 喝過茶，她就在我床上躺下來，閉上眼睛歇一會兒，臉色很蒼白。
“多麼軟弱啊！”她坐起來說，“弗拉基米爾說，城裡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因為不工作而貧血。
弗拉基米爾是個多麼聰明的人！他說得對，對極了。
應當工作！” 過了兩天她就到阿若京家裡去，帶着台詞本排演。
她穿一件黑色連衣裙，脖子上挂一串珊瑚珠，佩着一支遠遠看去像是一塊夾餡小點心似的胸針，耳朵上戴着大耳環，由于嵌着鑽石而發亮。
我看着她，覺得别扭，我暗暗驚奇她這樣不會打扮。
别人也注意到她不恰當地戴着鑽石耳環，裝束得古怪。
我在他們臉上看見了微笑，聽見有人笑着說： “這是那個埃及的克麗奧佩特拉。
” 她極力做出善于交際，随随便便，心境坦然的樣子，因此顯得做作、古怪。
她不再樸素可愛了。
“剛才我對父親聲明說我來排演，”她走到我跟前說，“他嚷着說他要不認我這個女兒，甚至差點打我一頓。
你猜怎麼着，我還沒背熟台詞，”她看一眼台詞本說，“我準定會演得一塌糊塗。
那麼，該怎樣就怎樣吧，”她十分激動地說，“該怎樣就怎樣吧……” 她覺得大家好像都在看她，大家都驚奇她決意邁出這重大的一步，大家都期待她做出點不同尋常的事似的。
誰也沒法讓她相信像我和她這樣沒有趣味的小人物是任何人也不來注意的。
第三幕以前她沒有戲。
她演一個客人，一個内地的饒舌的女人。
她的戲隻有一點點：她得在門外站上一陣，裝出偷聽的樣子，然後說一段簡短的獨白。
這時候離她出場至少還有一個半鐘頭。
别人正在舞台上走來走去，念台詞，喝茶，吵嘴，她卻一步也不離開我，随時嘟嘟哝哝念她的台詞，煩躁地揉她的台詞本。
她想象大家都在看她，等她出場，就用發抖的手理她的頭發，對我說： “我一定會演得一塌糊塗……我的心多麼沉重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心裡那麼害怕，好像馬上就要有人來拉着我去處死刑似的。
” 終于要輪到她上場了。
“克麗奧佩特拉·阿列克謝耶芙娜，該您了！”導演說。
她走到舞台中央，臉上帶着害怕的神情，樣子難看，笨手笨腳，呆站了半分鐘，仿佛吓呆了，一動也不動，隻有她耳朵上的大耳環在擺動。
“頭一回排演可以看台詞本。
”有人說。
我看得清楚她在發抖，她抖得說不出話來，沒法翻台詞本，她根本顧不上她的角色了。
我剛要走到她那兒去，跟她說一句話，忽然她在舞台中央跪下來，嚎啕大哭。
大家活動起來，四下裡一片喧嘩，隻有我一個人站在那兒，身子靠着側面的布景，給眼前發生的事吓呆，不明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我看着别人把她扶起來，攙出去。
我看見阿紐達·布拉戈沃向我走過來，以前我在大廳裡沒有看見她，如今她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
她戴着帽子，罩着面紗，照例做出她到這兒來隻待一會兒，馬上就要走的樣子。
“我跟她說過，叫她不要演戲，”她生氣地說，不連貫地吐出一個個字來，漲紅了臉，“這是——胡鬧！您本來應該攔住她才對！” 阿若京家的母親長得幹癟精瘦，穿着短衣袖的短上衣，胸脯上面沾着煙灰，很快地走過來。
“我的朋友，這真可怕，”她說，絞着手，照例盯緊我的臉，“這真可怕！您姐姐懷孕了……她懷孕了！求求您，把她帶走吧……” 她激動得直喘氣。
她的三個女兒站在一旁，跟她一樣長得幹癟精瘦，驚慌地互相挨緊。
她們忐忑不安，吓呆了，倒好像她們家裡剛剛捉住一個女苦役犯似的。
多麼丢臉，多麼可怕呀！要知道，這個可敬的家庭終生終世在跟迷信做鬥争呢。
顯然，她們認為人類所有的迷信和偏見隻不過是三支蠟燭，每月十三日，不吉利的日子——星期一罷了！ “求求您……求……”阿若京娜太太反複地說，她說到“求”的時候把嘴做成心的樣子，念成“秋”的聲音，“求求您，把她帶回家去吧。
”
我用我大衣的前襟包住姐姐的身子，我們匆匆忙忙走着，專挑沒有路燈的小巷，躲開行人，這就像是在逃跑。
她不再哭了，用幹巴巴的眼睛瞧着我。
我要把她帶到瑪卡利哈去，這段路隻要走二十分鐘光景。
說來奇怪，在這段短短的時間裡，我們竟回想了我們的全部生活，我們談到了一切，考慮了我們的處境，思索…… 我們決定我們再也不能在這個城裡住下去，等我掙到一點錢，我們就搬到别的一個什麼地方去。
有些房子裡的人已經睡着了，有些房子裡的人正在玩紙牌。
我們痛恨這些房子裡的人，怕他們，談到他們那種由偏執而來的殘暴、他們的心靈的粗魯、這些可敬的家庭的渺不足道、這些被我們吓壞的戲劇藝術愛好者。
我禁不住要問：這些愚蠢、殘忍、懶惰、狡猾的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庫裡洛夫卡那些酗酒和迷信的農民高明呢，或者，這些人究竟在哪方面比野獸高明呢，因為隻要有什麼偶然的事件侵犯了野獸那種受本能限制的生活的單調氣氛，也會把那些野獸弄得張皇失措的。
如果現在姐姐隻好回到家裡去住，那她會有些什麼樣的遭際呢？她要跟父親談話，她每天遇見熟人，那她會經曆到什麼樣的精神上的痛苦呢？我暗自揣摩這種情形，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人，想起了所有那些熟人，他們總是把自己親近的人從這個世界上慢慢排擠出去。
我還想起那些受盡虐待、發了瘋的狗，想起那些被小孩拔光了毛、丢進水裡的活麻雀，想起我在這個城裡從小就不斷觀察到的那許許多多愚蠢的、緩慢的痛苦。
我不明白這六萬居民到底為什麼活着，為什麼讀《福音書》，為什麼禱告，為什麼讀書籍和雜志。
既然他們精神上一片黑暗，對自由心存厭惡，就跟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一樣，那麼古往今來人們所寫和所說的一切東西能夠給他們帶來什麼益處呢？木工包工頭一輩子在城裡造房子，可是一直到死都把“遊廊”說成“牛廊”，同樣這六萬居民祖祖輩輩讀真理，聽真理，讀仁愛和自由，聽仁愛和自由，卻一直到死還是從早到晚撒謊，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跟痛恨敵人一樣。
“那麼，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我們走到家後姐姐說，“出了這些事以後，我再也不能回到那邊去了。
天啊，這多麼好呀！我心裡輕松了。
” 她立刻在床上躺下來。
她睫毛上閃着淚光，然而她的神情幸福，她睡得又香又甜，看得出她心裡真也輕松，她休息了。
她好久好久沒有這樣酣睡過了！ 我們從此開始一塊兒生活。
她老是唱歌，說她很痛快。
我總是把我們從圖書館裡借來的書原封不動地送回去，因為她已經讀不下去，她隻願意幻想未來，談論未來。
她給我補内衣，或者幫卡爾波芙娜燒飯的時候，一會兒唱歌，一會兒講她的弗拉基米爾，講他的聰明，他的文雅和善良，講他的不平常的學問。
我雖然不再喜歡她那個醫師，卻也同意她的話。
她想工作，想獨立謀生，她說等到她的健康許可她工作，她馬上就去做教師或者助理醫士，親自擦地闆，洗衣服。
她已經熱烈地愛上自己的孩子，他還沒有出世，可是她已經知道他的眼睛是什麼樣兒，他的手是什麼樣兒，他笑起來是什麼樣兒。
她喜歡談孩子的教育，由于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弗拉基米爾，她關于教育的全部主張就歸結到一點：孩子應該跟他父親一樣可愛。
她的話永遠說不完，她講的一切話都在她心頭勾起真正的快樂。
有時候我也高興起來，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多半她把幻想的熱情感染了我。
我也什麼書都不看，光是幻想。
每到傍晚，盡管我已經很累，可是我仍舊把手插在衣袋裡，從這個房角走到那個房角，講起瑪霞。
“你怎樣想？”我問姐姐，“她什麼時候回來？我覺得她會在聖誕節前回來，不會再遲。
她在那邊有什麼事做呢？” “既然她沒有給你寫信，她分明很快就會回來。
” “這話對。
”我同意，其實我清楚地知道瑪霞已經沒有必要回到我們城裡來了。
我非常想念她，我不再能夠騙我自己，而極力要别人來騙我了。
姐姐等她的醫師，我等瑪霞。
我們倆不住地又說又笑，卻沒注意到我們在妨礙卡爾波芙娜睡覺，她躺在爐台上，不斷地嘟哝說： “茶炊一清早就嗚嗚地叫，嗚嗚地叫！唉，這可不是好兆頭，可憐的人啊，這可不是好兆頭。
” 我們這兒誰也不來，隻有郵遞員來，他把醫師的信帶給姐姐，有時候普羅科菲傍晚也來看我們，他一句話也不說地看了看姐姐，就走了，在廚房裡說： “各行各業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業的章法，誰要是性子傲，不願意明白這一點，誰就要過一過人世的愁苦生活了。
” 他喜歡說這幾個字：“人世的愁苦生活”。
有一天，那已經是聖誕節節期了，我走過市場，他招呼我走進他的肉鋪裡去，他沒有跟我握手，隻是聲明說，他有一件很要緊的事要跟我說。
天冷，他又剛喝過酒，因此他滿臉通紅，他身旁櫃台裡面站着那個一臉兇相的尼科爾卡，手裡拿着一把沾着血迹的刀。
“我想跟您說一說我心裡的話，”普羅科菲開口了，“這種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因為您自己明白，人家不會為這種人世的愁苦生活而誇獎我們或者你們的。
媽媽心腸軟，當然不肯說惹您不高興的話，要您姐姐明白自己的情形，搬到别處去住。
我卻不願意再這樣下去了，因為我不贊成她的行為。
” 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出了肉鋪。
當天我就跟姐姐一塊兒搬到蘿蔔那兒去了。
我們沒有錢雇馬車，我們就走着去，我把我們的東西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姐姐手裡沒拿東西，可是她喘氣，咳嗽，老是問我是不是快要走到了。
“親愛的、好心的米·阿，”她寫道，“善良溫柔的我們的天使（那個老油漆工人就是這樣稱呼您的），請您原諒，我就要跟父親到美國去參觀展覽會了。
過幾天我就要看見海洋，離杜别奇尼亞那麼遙遠，想着都可怕！它遙遠，遼闊，跟天空一樣，我很想上那兒去自由一下，我得意，我發狂，您看，我的信寫得多麼不連貫啊。
親愛的，善良的，給我自由吧，趕快把那根至今還完好地連結着您和我的線扯斷吧。
講到當初我遇見您，認識您，那就像是一道從天上射下來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後來我做您的妻子，那卻錯了，這一點您是明白的，犯錯誤的感覺至今壓在我的心頭，我跪下來求您，我的慷慨的朋友，在我動身去做海上旅行以前，趕快，趕快打個電報給我，說您同意糾正我們的共同錯誤，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這塊石頭，我父親承擔這一切麻煩，答應我說不會用過多的手續來麻煩您。
那麼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飛去了吧？對嗎？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請您原諒我這個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
我揮霍金錢，做了許多蠢事，每一分鐘都在感激上帝，幸好像我這樣的壞女人沒有生孩子。
我在演唱，而且獲得了成功，不過這不是我入迷了，不，這是我的避風港，我的修道室，我現在從中得到了休息。
大衛王有一個戒指，上面刻着幾個字：‘一切都會過去’。
人難過的時候，看看這幾個字就會高興起來，不過人高興的時候看了它們又會難過起來。
我給自己定做了一個這樣的戒指，刻着這幾個埃及字，這個護身符使我免得入迷。
一切都會過去，就連生活也會過去，這就是說：什麼也不需要。
或者隻需要自由感，因為人在自由的時候就什麼也不需要，什麼也不需要，什麼也不需要了。
扯斷那根線吧。
緊緊擁抱您和您的姐姐。
請您原諒而且忘掉您的瑪。
” 姐姐躺在一個房間裡，蘿蔔躺在另一個房間裡，他又生過一場病，現在正在複元。
我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姐姐正巧悄悄地走到油漆工人那兒去，在他身旁坐下，開始念書。
她每天給他念奧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聽她念，眼睛瞧着一個地方，并不發笑，搖着頭，有時候暗自嘟哝說： “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 如果劇本裡描寫到什麼醜惡的、不成體統的事，他就用手指頭戳一下那本書，仿佛幸災樂禍地說： “就是它，虛僞！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虛僞！” 劇本的内容、含義、複雜而藝術的結構，都吸引他。
他贊歎他的本領，卻永遠也不提他的姓名： “他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本事，把這些東西配搭得那麼合适！” 現在姐姐隻輕聲念了一頁，就念不下去了：嗓子裡出不來聲音了。
蘿蔔拿起她的手，努動發幹的嘴唇，用嗄啞的聲音很低很低地說： “正派人的靈魂又白又光滑，跟白垩粉一樣，有罪的人的靈魂卻好比浮石。
正派人的靈魂是清亮的幹油，有罪的人的靈魂是煤焦油。
人應當幹活，應當傷心，應當有病，”他接着說，“凡是不幹活，不傷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
那些腦滿腸肥的要倒黴，那些強橫霸道的要倒黴，那些富足的要倒黴，那些放債的要倒黴！他們看不到天堂。
蚜蟲吃青草，鏽吃鐵……” “而且虛僞吃靈魂。
”姐姐接着說，笑起來。
我把信又看一遍。
這時候廚房裡走進來一個兵，不知是由誰派來的，每個星期來兩次，給我們送來茶葉、法式白面包、松雞，那些東西有香水氣味。
我沒有活兒做，隻好一連好幾天待在家裡，大概那個給我們送面包的人知道我們窮。
我聽見姐姐跟那個兵講話，快活地笑着。
随後她躺下來，吃着面包，對我說： “當初你辭掉工作，做油漆工人的時候，我和安紐達·布拉戈沃從一開頭就知道你做得對，可是我們不敢說出口來。
你說，究竟是什麼力量在妨礙我們把我們所想的據實說出來？就拿安紐達·布拉戈沃來說吧。
她愛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對，她跟姐妹一樣地愛我，知道我做得對，恐怕心裡還羨慕我，可是不知一種什麼力量在妨礙她來找我們，她躲着我們，怕我們。
”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熱情地說： “她多麼愛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這種愛情她隻對我一個人說過，而且是悄悄的，在黑地裡。
她把我帶到花園裡幽暗的林蔭道上，小聲對我說，她把你看得多麼寶貴。
你看，她始終沒有出嫁，就因為她愛你啊。
你為她歉然嗎？” “是的。
” “面包是她送來的。
不錯，這是可笑的，何必瞞着呢？從前我也可笑，愚蠢，現在我已經擺脫這些，已經誰也不怕，願意想什麼就想什麼，願意說什麼就大聲說出來，我變得幸福了。
當初我住在家裡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幸福，現在就是要我做皇後我也不幹了。
” 布拉戈沃醫師來了。
他得了博士學位，如今住在我們城裡，在他父親家裡休假，說是很快就又要到彼得堡去了。
他打算研究抗傷寒的疫苗以及大概是抗霍亂的疫苗，他打算出國深造，然後回來做教授。
他已經辭去軍職，穿着寬松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褲子，打着漂亮的領帶。
姐姐歡歡喜喜地欣賞他的領帶上的佩針、袖扣、大概為了漂亮才插在上衣胸前衣袋裡的紅綢手絹。
有一回我們閑着沒事，我和姐姐就按照記憶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結果斷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
他分明仍舊愛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開玩笑的時候也沒有說過一次他要帶着她到彼得堡或者國外去，我簡直想不出來要是她活下去，她會怎麼樣，她的孩子會怎麼樣。
她光是無休無止地幻想，不認真地考慮未來，她說随他愛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吧，就是丢掉她也沒關系，隻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過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滿足了。
他來看我們的時候，照例很專心給她聽診，要求她當着他的面把藥水連同牛奶一齊喝下去。
這一回也是這樣。
他為她聽診，逼她喝下一杯牛奶，這以後我們的房間裡就彌漫着一股雜酚油的氣味。
“這才是乖孩子！”他說，從她手裡接過杯子來，“你不可以說很多的話，近來你卻像喜鵲那樣嘁嘁喳喳。
請你别說話了。
” 她笑起來。
随後他走進蘿蔔的房間，我正好坐在那兒，他親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哦，你怎麼樣，老頭子？”他彎下腰去湊近那個病人，問道。
“老爺……”蘿蔔輕輕努動嘴唇說，“老爺，我要冒昧奉告……我們都在上帝手下活着，大家都得死……我說一句老實話……老爺，您不會進天國！” “那有什麼辦法呢，”醫師開玩笑地說，“地獄裡也總得有人去啊。
” 忽然我的知覺出了點毛病，我好像在做夢，夢見去年冬天那天夜裡我站在屠宰場的院子裡，普羅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氣味。
我使勁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卻立刻覺着好像在到省長那兒去聽訓似的。
這類情形在這以前或者以後都沒發生過，我把這種像是做夢的古怪回憶解釋做由于我的神經過度疲勞。
我重又到了屠宰場，重又在省長面前聽訓，同時我又模糊地感到實際上并沒有這種事。
等到我醒過來，卻看見我已經不是在家裡，而是在街上，跟醫師一塊兒站在路燈旁邊了。
“真叫人難過啊，真叫人難過啊，”他說，眼淚流下他的臉頰，“她高興，經常發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形沒有希望了，我的好朋友。
您那個蘿蔔恨我，一個勁兒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
他按他的想法是對的，不過我也有我自己的觀點，我一點也不為過去發生過的事後悔。
人應當愛，我們大家都應當愛，不是嗎？缺了愛就沒有生活；誰怕愛，躲開愛，誰就不自由。
” 他漸漸轉到别的話題上去，談到科學，談到自己的論文，那篇論文在彼得堡受到人們的喜愛。
他談得熱烈，再也想不起我的姐姐，想不起他的難過，想不起我了。
生活在吸引他。
我暗想：那一個有美國，有刻着字的戒指，這一個有博士學位，有學者的前程，隻有我和我姐姐還是老樣子。
我跟他告别以後，就走到路燈那兒，把瑪霞的信再看一遍。
我想起，生動地想起今年春天有一天早晨，她怎樣到磨坊裡來看我，躺下來，用皮襖蓋在身上，她想裝得像一個普通的村婦。
另外有一回，也是在一天早晨，我們正從水裡撈捕魚的簍子，河邊的柳樹忽然把一顆顆大水珠灑到我們身上，我們就笑起來…… 大貴族街上我們的家裡已經一片漆黑了。
我爬過圍牆，照從前的辦法，從後門走到廚房裡去取一盞燈。
廚房裡沒有人。
火爐旁邊有一隻茶炊噓噓地冒汽，在等我父親。
“現在，”我想，“誰給父親倒茶呢？”我舉着燈，走進那個小屋，在那兒用舊報紙好歹給自己鋪了床，躺下來。
牆上的椽釘照舊嚴厲地瞧着我，它們的影子閃閃搖搖。
天很冷。
我覺着好像姐姐一定馬上就要走進來，給我送來晚飯，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蘿蔔家裡，于是我覺着奇怪：我怎麼會爬過圍牆，躺在這冰涼的小屋裡。
我的神志亂起來了，我看見了種種荒唐的事。
門鈴響了。
這是我從小就熟悉的鈴聲：先是鐵絲擦着牆沙沙地響一陣，然後廚房裡響起短促悲涼的鈴聲。
這是父親從俱樂部裡回來了。
我站起來，向廚房走去。
廚娘阿克西尼娅看見我，把兩隻手一拍，不知什麼緣故哭起來。
“我的親人！”她小聲說，“親愛的！啊，我的天！” 她由于興奮而不住用兩隻手揉搓她的圍裙。
窗台上立着四個瓶子，裡面盛着白酒，酒裡泡着果子。
我給自己斟了一茶杯，一口氣喝完，因為我渴得很。
阿克西尼娅剛剛擦過桌子和凳子，廚房裡彌漫着一種氣味，那種氣味是幹淨的廚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廚房裡常有的。
這種氣味和蟋蟀的叫聲，從前在童年時候，總是引誘我們這些孩子，到這兒，到廚房裡來，讓我們聽神話，玩“老K”…… “克麗奧佩特拉在哪兒？”阿克西尼娅小聲問，匆匆忙忙，透不過氣來，“你的帽子在哪兒，少爺？聽說你太太到彼得堡去了？” 她遠在我母親生前就來做事，從前給我和克麗奧佩特拉在木盆裡洗過澡，現在依她看來我們仍舊是孩子，必須開導才成。
足足有一刻鐘的工夫，她在我面前攤開她的種種想法，這是一個老仆人在我們沒有見面的這段時期裡，在廚房的甯靜裡，憑她的深謀遠慮想出來，積累起來的。
她說我們可以逼醫師跟克麗奧佩特拉結婚，隻要吓唬他一下就成，又說如果好好寫一份呈文，主教就會解除他的第一次婚姻，還勸我最好瞞住我的妻子悄悄把杜别奇尼亞賣掉，把錢放在銀行裡存起來，寫上我的名字。
她還說如果我和姐姐在父親面前跪下來，苦苦哀求一番，他也許會原諒我們，又說我們應當向聖母做一回祈禱…… “好，去吧，少爺，跟他去談一談吧，”她聽見父親的咳嗽聲以後說，“去吧，去講一講，鞠個躬，您的腦袋不會掉下來的。
” 我就去了。
父親坐在書桌那兒，正在畫一個别墅的草圖，那别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近似消防隊了望台的粗塔，這是一張非常死闆而平庸的草圖。
我走進書房，在正好可以看見那張圖紙的地方站住。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來找父親，可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看見他的瘦臉、他的紅脖子、他那印在牆上的陰影，我就恨不得撲過去，摟住他的脖子，照阿克西尼娅所教的那樣跪在他的面前。
可是我一看見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粗塔的别墅，就止住了自己。
“您晚上好。
”我說。
他看一看我，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張草圖。
“你有什麼事？”過了一會兒，他問。
“我是來告訴您：姐姐病得很重。
她快要死了。
”我悶悶地加了一句。
“是啊，”父親歎道，摘下眼鏡，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你種什麼，”他又說一遍，離開書桌站起來，“就收什麼。
我請你回想一下：兩年前你來見我，就在這個地方我請求過你，要你離開你的迷途，我對你提起義務和榮譽，提起你對祖先所負的責任，我們必須神聖地保持祖先的傳統。
那時候你聽了我的話沒有呢？你忽視我的忠告，固執地繼續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
這還不夠，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失去道德和廉恥。
現在你們兩個人都倒黴了。
是啊，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他一邊說，一邊在書房裡走來走去。
大概他以為我是來請罪的，大概他在等我為我自己和我姐姐讨饒。
我覺得身上發涼，我打抖，好像害了熱病似的，我用嘶啞的聲音費力地說話。
“我也請您回想一下，”我說，“就在這個地方我也請求過您，要您了解我，要您細細想一想，一塊兒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怎樣生活，為了什麼而生活，您在回答的時候卻談祖先，談那位寫詩的祖父。
剛才我對您說您的獨生女已經沒有希望了，您又談祖先，談傳統……您這麼大的年紀，跟死已經不是隔着萬重山，在世上隻能再活五年或者十年了，卻還是這樣的輕率！”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父親厲聲問道，聽我責備他輕率，顯然感到受了委屈。
“我不知道。
我愛您，我非常痛心：我們彼此離得這麼遠。
所以我來了。
我還愛您，可是姐姐已經跟您徹底決裂了。
她不能原諒您，永遠也不會原諒您。
一提起您的名字，就會勾起她對過去，對生活的憎惡。
” “這是誰的錯呢？”父親叫道，“這是你的錯，混蛋！” “好，就算是我的錯吧，”我說，“我承認我在許多方面有錯，然而，為什麼您的生活，您認為我們也必須照這樣過的生活，是這樣的乏味，這樣的平庸呢？為什麼您三十年來所蓋的這些房子裡，沒有一個人能教導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才不會犯過錯呢？全城一個正直的人也沒有！在您這些房子，這些該死的小窩裡，人們把自己的母親和女兒從世界上排擠出去，折磨子女……我那可憐的母親啊！”我絕望地接着說，“可憐的姐姐啊！人必須用白酒，用紙牌，用诽謗來麻醉自己，必須做下流事，假仁假義，或者在幾十年裡不住地畫，畫，才能不發現所有暗藏在那些房子裡的恐怖。
我們這座城已經存在了幾百年，在這幾百年裡它沒有為祖國獻出一個有益的人，一個也沒有！凡是稍稍帶點生氣的、稍稍發出點亮光的東西在萌芽時期就統統被你們扼殺了！這座城隻培養小店主、酒館老闆、辦事員、教士，這是一座不必要的、沒益處的城，即使它忽然陷進地底下去也不會有一個人可惜它。
” “我不要聽你的話，混蛋！”父親說，從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來，“你喝醉了！你醉成這樣居然敢來見你的父親！我最後一次告訴你，而且也把這話轉告你那不顧道德的姐姐：你們休想在我這兒得到任何什麼東西。
我已經把不聽話的孩子從我的心裡抹掉了，如果他們由于不聽話，由于頑固而受苦，我并不憐惜他們。
你可以回到你來的那個地方去！無論上帝怎樣用你們來懲罰我，我也溫順地忍受這種考驗，我像約伯一樣會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
在你沒有改邪歸正以前不準你跨過我的門坎。
我是公正的，所有現在我說的話都是有益于你的，如果你希望自己好，你就該終生終世記住我以前對你說的和現在說的這些話。
” 我揮了揮手，走出去。
我不記得後來那天夜裡和第二天我是怎樣度過的了。
據說我在街上走來走去，沒戴帽子，搖搖晃晃，大聲唱歌，頑皮的男孩成群結夥跟在我的背後，大聲喊叫： “小利錢！小利錢！”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會不留痕迹就過去，對現在的和将來的生活來說我們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義的。
我所經曆的一切并沒有白白地過去。
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動了市民們的心，現在他們不再叫我小利錢，不再嘲笑我，每當我走過市場，也不再往我身上潑水了。
關于我做工人這件事，他們已經看慣，雖然我這個貴族提着油漆桶，安裝玻璃，他們也覺得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他們反而樂意給我活兒幹，我已經被人看做高明的手藝人和繼蘿蔔之後的最好的包工頭了。
蘿蔔雖然病後複元，雖然仍舊不搭腳手架就能夠油漆鐘樓的圓頂，可是已經沒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
現在我就代替他在城裡跑來跑去找活兒幹。
我雇來工人，付清工資，再解雇他們。
我也借高利的債。
現在我做了包工頭，才明白為什麼為了一個小錢的活往往會在全城跑三天以便找到鋪房頂的工人。
大家對我很客氣，對我稱呼“您”了。
在我做工的房子裡，房主人請我喝茶，打發人來問我要不要就在這兒吃飯。
孩子們和姑娘們常常走過來，帶着好奇和憂慮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長的花園裡做工，把那兒的一座涼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來的。
省長出來散步，信步走進涼亭，由于閑着沒事，就跟我攀談起來。
我提醒他說，從前有一天他怎樣請我到他那兒去聽訓。
他呆呆地看了一會兒我的臉，然後把嘴努成字母“O”的樣子，兩手一攤，說： “我記不得了！” 我老了，變得不愛說話，嚴肅起來，甚至嚴厲起來，不大發笑。
據說我變得像蘿蔔了，而且跟他那樣常常說些無益的訓誡，弄得工人們聽着乏味。
我原先的妻子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如今在國外生活。
她父親，那個工程師，在東部省份一個什麼地方修鐵路，在那兒買産業。
布拉戈沃醫師也在國外。
杜别奇尼亞又轉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裡，她從工程師那兒打了八折把它買回來了。
莫伊謝伊已經戴上圓頂禮帽。
他常常坐着輕快的馬車進城辦事，在銀行旁邊停下來。
據說他自己也買下一份被抵押過的田産，經常在銀行裡打聽關于杜别奇尼亞的情形，那份田産他也打算買下來。
可憐的伊萬·切普拉科夫在城裡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
我本來打算要他來做我們的活兒，有一個時期他跟我們一塊兒油漆房頂，安裝玻璃，甚至幹得很有味，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樣偷幹油，要賞錢，酗酒了，可是這工作很快就使他厭倦，他想家，回到杜别奇尼亞去了，後來工人們告訴我說，他曾經挑唆他們挑一天夜裡跟他一塊兒去害死莫伊謝伊，搶劫将軍夫人的财産。
父親老多了，背駝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門附近散步。
我沒有到他那兒去過。
普羅科菲在霍亂流行時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給小店主治病賺錢。
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鋪裡，把醫師惡意批評一番，被官府用樹條抽打了一頓。
他的店員尼科爾卡害霍亂死了。
卡爾波芙娜還活着，仍舊愛她的普羅科菲，怕他。
她每次看見我，總要悲傷地搖頭，歎口氣說： “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總是一天到晚地忙。
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氣，我就抱着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來料着是男孩，可是生下來一個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園去。
到了那兒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看着那個我所珍愛的墳墓，告訴小女孩說那裡面躺着她的媽媽。
有時候我在墓地上碰見安紐達·布拉戈沃。
我們打個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兒，或者談起克麗奧佩特拉，談起她的女兒，談起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是多麼可悲。
後來我們走出墓園，沉默地走着。
她放慢了腳步，這是故意的，為的是跟我并排多走一會兒。
那個小女孩快活，幸福，因為陽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對她伸出手去，我們就站住，逗這個可愛的小女孩玩一陣。
等到進了城，安紐達·布拉戈沃就心神不定，滿臉通紅，跟我告别，一個人繼續走路了。
她穩重而嚴峻……路上的行人看見她，再也想不到剛才她跟我并排走過路，甚至逗過小女孩。
1896年
”她帶着厭惡的神情說。
她瞧着天花闆，聽着，我坐在她身旁，不敢跟她說話，心裡覺着外面喊“救命”和夜晚那麼長好像都該怪我不好似的。
我們沉默不語，我着急地等着窗外現出曙光。
瑪霞的神态始終像是大夢初醒，如今正在暗自驚奇她這樣一個聰明而受過教育的女人，她這樣一個整齊幹淨的女人，怎麼會跑到這内地的、破爛的荒漠裡來，怎麼會跑到這群渺小無聊的人們當中來，怎麼會完全忘了自己，甚至迷上這群人當中的一個，做了他半年多的妻子。
我覺着，依她看來，不管是我也好，莫伊謝伊也好，切普拉科夫也好，都是一個樣子。
對她來說，無論是我，是我們的婚姻，是我們的農活，是秋天的泥濘，都化成了那醉醺醺的、粗野的“救命”聲。
每逢她歎口氣，或者動一動以便躺得舒服點，我就在她臉上看出這樣的表情：“啊，快點天亮才好！” 天亮以後她就走了。
我為了等她而在杜别奇尼亞多住了三天，然後就把我們的東西收拾起來，放在一個房間裡，鎖上，進城去了。
等到我在工程師家拉門鈴，那已經是黃昏時候，我們大貴族街上的街燈亮起來了。
巴威爾對我說家裡沒人：維克托爾·伊萬内奇到彼得堡去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大概在阿若京家裡排戲。
我至今還記得，後來我多麼興奮地往阿若京家走去，我的心怎樣跳動和縮緊，我走上樓梯，在樓梯口上站很久，不敢走進那座藝術之宮！大廳裡的一個小桌子上，鋼琴上，舞台上點着蠟燭，都是一排三支，第一次公演規定在十三日，第一次排演定在今天，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
這是對迷信的鬥争！所有戲劇藝術愛好者已經聚齊，那些老年的、中年的、年輕的人在舞台上走來走去，拿着台詞本念台詞。
蘿蔔離開大家，獨自站在旁邊，一動也不動，額角靠在牆上，用崇拜的眼光瞧着舞台，靜等排演開始。
一切都跟從前一樣！ 我向女主人那邊走過去，我總得問候一聲才對。
可是忽然大家對我發出噓聲，搖手，要我别踩響地闆。
四下裡一片寂靜。
鋼琴蓋掀開來，有一位太太挨着鋼琴坐下，對樂譜眯起近視的眼睛，我的瑪霞就向鋼琴那兒走過去，衣服豔麗，模樣俊美，然而美得有點特别，有點新奇，完全不像春天到磨坊裡來找我的那個瑪霞。
她唱起來： 為什麼我愛你啊，明亮的夜晚？ 自從我們認識以來，這還是我頭一回聽見她唱歌。
她的嗓音優美，響亮，有力。
她唱歌的時候，我覺得我好像在吃一個又熟又香的甜香瓜。
後來她唱完了，大家對她鼓掌，她很滿意地微笑，??眼，翻看樂譜，整理身上的連衣裙，好比一隻鳥終于沖出鳥籠，在自由中拍着自己的翅膀。
她的頭發梳到耳朵上，臉上現出一種不好看的逞強神情，倒好像她要向我們大家挑戰，或者把我們當馬那樣吆喝一聲：“喂，我的小乖乖！” 這當兒她多半很像她那趕車的爺爺。
“你在這兒嗎？”她問，對我伸出手來，“你聽見我唱歌了嗎？那麼，你覺着我唱得怎麼樣？”她沒有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說，“很湊巧，你在這兒。
今天夜裡我要到彼得堡去，不會去很久。
你讓我去嗎？” 半夜裡我送她上火車站去。
她溫柔地擁抱我，大概是因為感激我沒有提出什麼多餘的問題。
她答應給我寫信來。
我把她的手握了很久，吻了很久，費力地忍住眼淚，沒有對她說任何話。
她走了，我站在那兒瞧着越去越遠的燈火，在想象裡愛撫着她，小聲說： “我親愛的瑪霞，光輝奪目的瑪霞呀……” 這天夜裡我到瑪卡利哈去，在卡爾波芙娜那兒過夜。
到早晨我就跟蘿蔔一塊兒到一個富裕的商人家裡去給他的家具包上面子，這個商人正要把女兒嫁給一個醫師。
十七
有一個星期日，吃過午飯以後，姐姐到我這兒來，跟我一塊兒喝茶。“現在我看很多的書，”她說着，把書拿給我看，這是她來找我的時候從市圖書館裡借來的，“謝謝你的妻子和弗拉基米爾，他們喚起了我的自覺。
他們救了我，使我現在感覺到我自己是個人了。
以前夜裡我常常為各種操心的事睡不着覺：‘哎呀，這個星期我們吃掉了那麼多糖啊！哎呀，腌黃瓜可别太鹹呀！’現在我也睡不着覺，可是我的思想已經換了一種。
我難過，因為我這麼愚蠢而膽怯地活了半輩子。
我看不起自己的過去，為它害臊，現在我把父親看做敵人一樣了。
啊，我多麼感激你的妻子！還有弗拉基米爾！他真是個出色的人！他們打開了我的眼睛。
” “你夜裡睡不着覺可不好。
”我說。
“你以為我病了嗎？我一點病也沒有。
弗拉基米爾給我聽過，說我完全健康。
不過關鍵不在于健康，健康不健康并不那麼重要……你告訴我，我說得對嗎？” 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這是很明顯的。
瑪霞走了，弗拉基米爾在彼得堡，城裡除我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夠告訴她說她對了。
她定睛瞧着我的臉，極力要看出我心底裡的想法。
要是我在她面前沉思不語，她就會把這看做是因為她的緣故，就會傷心。
我随時得當心。
每逢她問我她對不對，我總是連忙回答她，說她對，我深深地尊敬她。
“你知道嗎？我在阿若京家裡演劇了，”她接着說，“我想上舞台。
我想生活，一句話，我想喝幹滿滿的這杯酒。
我什麼才能也沒有，我的全部台詞不出十行，不過這還是比一天倒五次茶，注意廚娘别多吃一塊面包高明不知多少倍，高尚不知多少倍。
主要的是讓父親終于看出來我也能反抗。
” 喝過茶，她就在我床上躺下來，閉上眼睛歇一會兒，臉色很蒼白。
“多麼軟弱啊！”她坐起來說，“弗拉基米爾說，城裡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因為不工作而貧血。
弗拉基米爾是個多麼聰明的人！他說得對，對極了。
應當工作！” 過了兩天她就到阿若京家裡去，帶着台詞本排演。
她穿一件黑色連衣裙，脖子上挂一串珊瑚珠，佩着一支遠遠看去像是一塊夾餡小點心似的胸針，耳朵上戴着大耳環，由于嵌着鑽石而發亮。
我看着她，覺得别扭，我暗暗驚奇她這樣不會打扮。
别人也注意到她不恰當地戴着鑽石耳環，裝束得古怪。
我在他們臉上看見了微笑，聽見有人笑着說： “這是那個埃及的克麗奧佩特拉。
” 她極力做出善于交際，随随便便，心境坦然的樣子，因此顯得做作、古怪。
她不再樸素可愛了。
“剛才我對父親聲明說我來排演，”她走到我跟前說，“他嚷着說他要不認我這個女兒，甚至差點打我一頓。
你猜怎麼着，我還沒背熟台詞，”她看一眼台詞本說，“我準定會演得一塌糊塗。
那麼，該怎樣就怎樣吧，”她十分激動地說，“該怎樣就怎樣吧……” 她覺得大家好像都在看她，大家都驚奇她決意邁出這重大的一步，大家都期待她做出點不同尋常的事似的。
誰也沒法讓她相信像我和她這樣沒有趣味的小人物是任何人也不來注意的。
第三幕以前她沒有戲。
她演一個客人，一個内地的饒舌的女人。
她的戲隻有一點點：她得在門外站上一陣，裝出偷聽的樣子，然後說一段簡短的獨白。
這時候離她出場至少還有一個半鐘頭。
别人正在舞台上走來走去，念台詞，喝茶，吵嘴，她卻一步也不離開我，随時嘟嘟哝哝念她的台詞，煩躁地揉她的台詞本。
她想象大家都在看她，等她出場，就用發抖的手理她的頭發，對我說： “我一定會演得一塌糊塗……我的心多麼沉重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心裡那麼害怕，好像馬上就要有人來拉着我去處死刑似的。
” 終于要輪到她上場了。
“克麗奧佩特拉·阿列克謝耶芙娜，該您了！”導演說。
她走到舞台中央，臉上帶着害怕的神情，樣子難看，笨手笨腳，呆站了半分鐘，仿佛吓呆了，一動也不動，隻有她耳朵上的大耳環在擺動。
“頭一回排演可以看台詞本。
”有人說。
我看得清楚她在發抖，她抖得說不出話來，沒法翻台詞本，她根本顧不上她的角色了。
我剛要走到她那兒去，跟她說一句話，忽然她在舞台中央跪下來，嚎啕大哭。
大家活動起來，四下裡一片喧嘩，隻有我一個人站在那兒，身子靠着側面的布景，給眼前發生的事吓呆，不明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我看着别人把她扶起來，攙出去。
我看見阿紐達·布拉戈沃向我走過來，以前我在大廳裡沒有看見她，如今她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
她戴着帽子，罩着面紗，照例做出她到這兒來隻待一會兒，馬上就要走的樣子。
“我跟她說過，叫她不要演戲，”她生氣地說，不連貫地吐出一個個字來，漲紅了臉，“這是——胡鬧！您本來應該攔住她才對！” 阿若京家的母親長得幹癟精瘦，穿着短衣袖的短上衣，胸脯上面沾着煙灰，很快地走過來。
“我的朋友，這真可怕，”她說，絞着手，照例盯緊我的臉，“這真可怕！您姐姐懷孕了……她懷孕了！求求您，把她帶走吧……” 她激動得直喘氣。
她的三個女兒站在一旁，跟她一樣長得幹癟精瘦，驚慌地互相挨緊。
她們忐忑不安，吓呆了，倒好像她們家裡剛剛捉住一個女苦役犯似的。
多麼丢臉，多麼可怕呀！要知道，這個可敬的家庭終生終世在跟迷信做鬥争呢。
顯然，她們認為人類所有的迷信和偏見隻不過是三支蠟燭，每月十三日，不吉利的日子——星期一罷了！ “求求您……求……”阿若京娜太太反複地說，她說到“求”的時候把嘴做成心的樣子，念成“秋”的聲音，“求求您，把她帶回家去吧。
”
十八
過了一會兒，我和姐姐順着樓梯走下去。我用我大衣的前襟包住姐姐的身子，我們匆匆忙忙走着，專挑沒有路燈的小巷，躲開行人，這就像是在逃跑。
她不再哭了，用幹巴巴的眼睛瞧着我。
我要把她帶到瑪卡利哈去，這段路隻要走二十分鐘光景。
說來奇怪，在這段短短的時間裡，我們竟回想了我們的全部生活，我們談到了一切，考慮了我們的處境，思索…… 我們決定我們再也不能在這個城裡住下去，等我掙到一點錢，我們就搬到别的一個什麼地方去。
有些房子裡的人已經睡着了，有些房子裡的人正在玩紙牌。
我們痛恨這些房子裡的人，怕他們，談到他們那種由偏執而來的殘暴、他們的心靈的粗魯、這些可敬的家庭的渺不足道、這些被我們吓壞的戲劇藝術愛好者。
我禁不住要問：這些愚蠢、殘忍、懶惰、狡猾的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庫裡洛夫卡那些酗酒和迷信的農民高明呢，或者，這些人究竟在哪方面比野獸高明呢，因為隻要有什麼偶然的事件侵犯了野獸那種受本能限制的生活的單調氣氛，也會把那些野獸弄得張皇失措的。
如果現在姐姐隻好回到家裡去住，那她會有些什麼樣的遭際呢？她要跟父親談話，她每天遇見熟人，那她會經曆到什麼樣的精神上的痛苦呢？我暗自揣摩這種情形，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人，想起了所有那些熟人，他們總是把自己親近的人從這個世界上慢慢排擠出去。
我還想起那些受盡虐待、發了瘋的狗，想起那些被小孩拔光了毛、丢進水裡的活麻雀，想起我在這個城裡從小就不斷觀察到的那許許多多愚蠢的、緩慢的痛苦。
我不明白這六萬居民到底為什麼活着，為什麼讀《福音書》，為什麼禱告，為什麼讀書籍和雜志。
既然他們精神上一片黑暗，對自由心存厭惡，就跟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一樣，那麼古往今來人們所寫和所說的一切東西能夠給他們帶來什麼益處呢？木工包工頭一輩子在城裡造房子，可是一直到死都把“遊廊”說成“牛廊”，同樣這六萬居民祖祖輩輩讀真理，聽真理，讀仁愛和自由，聽仁愛和自由，卻一直到死還是從早到晚撒謊，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跟痛恨敵人一樣。
“那麼，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我們走到家後姐姐說，“出了這些事以後，我再也不能回到那邊去了。
天啊，這多麼好呀！我心裡輕松了。
” 她立刻在床上躺下來。
她睫毛上閃着淚光，然而她的神情幸福，她睡得又香又甜，看得出她心裡真也輕松，她休息了。
她好久好久沒有這樣酣睡過了！ 我們從此開始一塊兒生活。
她老是唱歌，說她很痛快。
我總是把我們從圖書館裡借來的書原封不動地送回去，因為她已經讀不下去，她隻願意幻想未來，談論未來。
她給我補内衣，或者幫卡爾波芙娜燒飯的時候，一會兒唱歌，一會兒講她的弗拉基米爾，講他的聰明，他的文雅和善良，講他的不平常的學問。
我雖然不再喜歡她那個醫師，卻也同意她的話。
她想工作，想獨立謀生，她說等到她的健康許可她工作，她馬上就去做教師或者助理醫士，親自擦地闆，洗衣服。
她已經熱烈地愛上自己的孩子，他還沒有出世，可是她已經知道他的眼睛是什麼樣兒，他的手是什麼樣兒，他笑起來是什麼樣兒。
她喜歡談孩子的教育，由于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弗拉基米爾，她關于教育的全部主張就歸結到一點：孩子應該跟他父親一樣可愛。
她的話永遠說不完，她講的一切話都在她心頭勾起真正的快樂。
有時候我也高興起來，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多半她把幻想的熱情感染了我。
我也什麼書都不看，光是幻想。
每到傍晚，盡管我已經很累，可是我仍舊把手插在衣袋裡，從這個房角走到那個房角，講起瑪霞。
“你怎樣想？”我問姐姐，“她什麼時候回來？我覺得她會在聖誕節前回來，不會再遲。
她在那邊有什麼事做呢？” “既然她沒有給你寫信，她分明很快就會回來。
” “這話對。
”我同意，其實我清楚地知道瑪霞已經沒有必要回到我們城裡來了。
我非常想念她，我不再能夠騙我自己，而極力要别人來騙我了。
姐姐等她的醫師，我等瑪霞。
我們倆不住地又說又笑，卻沒注意到我們在妨礙卡爾波芙娜睡覺，她躺在爐台上，不斷地嘟哝說： “茶炊一清早就嗚嗚地叫，嗚嗚地叫！唉，這可不是好兆頭，可憐的人啊，這可不是好兆頭。
” 我們這兒誰也不來，隻有郵遞員來，他把醫師的信帶給姐姐，有時候普羅科菲傍晚也來看我們，他一句話也不說地看了看姐姐，就走了，在廚房裡說： “各行各業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業的章法，誰要是性子傲，不願意明白這一點，誰就要過一過人世的愁苦生活了。
” 他喜歡說這幾個字：“人世的愁苦生活”。
有一天，那已經是聖誕節節期了，我走過市場，他招呼我走進他的肉鋪裡去，他沒有跟我握手，隻是聲明說，他有一件很要緊的事要跟我說。
天冷，他又剛喝過酒，因此他滿臉通紅，他身旁櫃台裡面站着那個一臉兇相的尼科爾卡，手裡拿着一把沾着血迹的刀。
“我想跟您說一說我心裡的話，”普羅科菲開口了，“這種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因為您自己明白，人家不會為這種人世的愁苦生活而誇獎我們或者你們的。
媽媽心腸軟，當然不肯說惹您不高興的話，要您姐姐明白自己的情形，搬到别處去住。
我卻不願意再這樣下去了，因為我不贊成她的行為。
” 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出了肉鋪。
當天我就跟姐姐一塊兒搬到蘿蔔那兒去了。
我們沒有錢雇馬車，我們就走着去，我把我們的東西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姐姐手裡沒拿東西，可是她喘氣，咳嗽，老是問我是不是快要走到了。
十九
最後，瑪霞的信來了。“親愛的、好心的米·阿，”她寫道，“善良溫柔的我們的天使（那個老油漆工人就是這樣稱呼您的），請您原諒，我就要跟父親到美國去參觀展覽會了。
過幾天我就要看見海洋，離杜别奇尼亞那麼遙遠，想着都可怕！它遙遠，遼闊，跟天空一樣，我很想上那兒去自由一下，我得意，我發狂，您看，我的信寫得多麼不連貫啊。
親愛的，善良的，給我自由吧，趕快把那根至今還完好地連結着您和我的線扯斷吧。
講到當初我遇見您，認識您，那就像是一道從天上射下來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後來我做您的妻子，那卻錯了，這一點您是明白的，犯錯誤的感覺至今壓在我的心頭，我跪下來求您，我的慷慨的朋友，在我動身去做海上旅行以前，趕快，趕快打個電報給我，說您同意糾正我們的共同錯誤，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這塊石頭，我父親承擔這一切麻煩，答應我說不會用過多的手續來麻煩您。
那麼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飛去了吧？對嗎？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請您原諒我這個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
我揮霍金錢，做了許多蠢事，每一分鐘都在感激上帝，幸好像我這樣的壞女人沒有生孩子。
我在演唱，而且獲得了成功，不過這不是我入迷了，不，這是我的避風港，我的修道室，我現在從中得到了休息。
大衛王有一個戒指，上面刻着幾個字：‘一切都會過去’。
人難過的時候，看看這幾個字就會高興起來，不過人高興的時候看了它們又會難過起來。
我給自己定做了一個這樣的戒指，刻着這幾個埃及字，這個護身符使我免得入迷。
一切都會過去，就連生活也會過去，這就是說：什麼也不需要。
或者隻需要自由感，因為人在自由的時候就什麼也不需要，什麼也不需要，什麼也不需要了。
扯斷那根線吧。
緊緊擁抱您和您的姐姐。
請您原諒而且忘掉您的瑪。
” 姐姐躺在一個房間裡，蘿蔔躺在另一個房間裡，他又生過一場病，現在正在複元。
我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姐姐正巧悄悄地走到油漆工人那兒去，在他身旁坐下，開始念書。
她每天給他念奧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聽她念，眼睛瞧着一個地方，并不發笑，搖着頭，有時候暗自嘟哝說： “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 如果劇本裡描寫到什麼醜惡的、不成體統的事，他就用手指頭戳一下那本書，仿佛幸災樂禍地說： “就是它，虛僞！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虛僞！” 劇本的内容、含義、複雜而藝術的結構，都吸引他。
他贊歎他的本領，卻永遠也不提他的姓名： “他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本事，把這些東西配搭得那麼合适！” 現在姐姐隻輕聲念了一頁，就念不下去了：嗓子裡出不來聲音了。
蘿蔔拿起她的手，努動發幹的嘴唇，用嗄啞的聲音很低很低地說： “正派人的靈魂又白又光滑，跟白垩粉一樣，有罪的人的靈魂卻好比浮石。
正派人的靈魂是清亮的幹油，有罪的人的靈魂是煤焦油。
人應當幹活，應當傷心，應當有病，”他接着說，“凡是不幹活，不傷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
那些腦滿腸肥的要倒黴，那些強橫霸道的要倒黴，那些富足的要倒黴，那些放債的要倒黴！他們看不到天堂。
蚜蟲吃青草，鏽吃鐵……” “而且虛僞吃靈魂。
”姐姐接着說，笑起來。
我把信又看一遍。
這時候廚房裡走進來一個兵，不知是由誰派來的，每個星期來兩次，給我們送來茶葉、法式白面包、松雞，那些東西有香水氣味。
我沒有活兒做，隻好一連好幾天待在家裡，大概那個給我們送面包的人知道我們窮。
我聽見姐姐跟那個兵講話，快活地笑着。
随後她躺下來，吃着面包，對我說： “當初你辭掉工作，做油漆工人的時候，我和安紐達·布拉戈沃從一開頭就知道你做得對，可是我們不敢說出口來。
你說，究竟是什麼力量在妨礙我們把我們所想的據實說出來？就拿安紐達·布拉戈沃來說吧。
她愛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對，她跟姐妹一樣地愛我，知道我做得對，恐怕心裡還羨慕我，可是不知一種什麼力量在妨礙她來找我們，她躲着我們，怕我們。
”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熱情地說： “她多麼愛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這種愛情她隻對我一個人說過，而且是悄悄的，在黑地裡。
她把我帶到花園裡幽暗的林蔭道上，小聲對我說，她把你看得多麼寶貴。
你看，她始終沒有出嫁，就因為她愛你啊。
你為她歉然嗎？” “是的。
” “面包是她送來的。
不錯，這是可笑的，何必瞞着呢？從前我也可笑，愚蠢，現在我已經擺脫這些，已經誰也不怕，願意想什麼就想什麼，願意說什麼就大聲說出來，我變得幸福了。
當初我住在家裡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幸福，現在就是要我做皇後我也不幹了。
” 布拉戈沃醫師來了。
他得了博士學位，如今住在我們城裡，在他父親家裡休假，說是很快就又要到彼得堡去了。
他打算研究抗傷寒的疫苗以及大概是抗霍亂的疫苗，他打算出國深造，然後回來做教授。
他已經辭去軍職，穿着寬松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褲子，打着漂亮的領帶。
姐姐歡歡喜喜地欣賞他的領帶上的佩針、袖扣、大概為了漂亮才插在上衣胸前衣袋裡的紅綢手絹。
有一回我們閑着沒事，我和姐姐就按照記憶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結果斷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
他分明仍舊愛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開玩笑的時候也沒有說過一次他要帶着她到彼得堡或者國外去，我簡直想不出來要是她活下去，她會怎麼樣，她的孩子會怎麼樣。
她光是無休無止地幻想，不認真地考慮未來，她說随他愛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吧，就是丢掉她也沒關系，隻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過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滿足了。
他來看我們的時候，照例很專心給她聽診，要求她當着他的面把藥水連同牛奶一齊喝下去。
這一回也是這樣。
他為她聽診，逼她喝下一杯牛奶，這以後我們的房間裡就彌漫着一股雜酚油的氣味。
“這才是乖孩子！”他說，從她手裡接過杯子來，“你不可以說很多的話，近來你卻像喜鵲那樣嘁嘁喳喳。
請你别說話了。
” 她笑起來。
随後他走進蘿蔔的房間，我正好坐在那兒，他親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哦，你怎麼樣，老頭子？”他彎下腰去湊近那個病人，問道。
“老爺……”蘿蔔輕輕努動嘴唇說，“老爺，我要冒昧奉告……我們都在上帝手下活着，大家都得死……我說一句老實話……老爺，您不會進天國！” “那有什麼辦法呢，”醫師開玩笑地說，“地獄裡也總得有人去啊。
” 忽然我的知覺出了點毛病，我好像在做夢，夢見去年冬天那天夜裡我站在屠宰場的院子裡，普羅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氣味。
我使勁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卻立刻覺着好像在到省長那兒去聽訓似的。
這類情形在這以前或者以後都沒發生過，我把這種像是做夢的古怪回憶解釋做由于我的神經過度疲勞。
我重又到了屠宰場，重又在省長面前聽訓，同時我又模糊地感到實際上并沒有這種事。
等到我醒過來，卻看見我已經不是在家裡，而是在街上，跟醫師一塊兒站在路燈旁邊了。
“真叫人難過啊，真叫人難過啊，”他說，眼淚流下他的臉頰，“她高興，經常發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形沒有希望了，我的好朋友。
您那個蘿蔔恨我，一個勁兒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
他按他的想法是對的，不過我也有我自己的觀點，我一點也不為過去發生過的事後悔。
人應當愛，我們大家都應當愛，不是嗎？缺了愛就沒有生活；誰怕愛，躲開愛，誰就不自由。
” 他漸漸轉到别的話題上去，談到科學，談到自己的論文，那篇論文在彼得堡受到人們的喜愛。
他談得熱烈，再也想不起我的姐姐，想不起他的難過，想不起我了。
生活在吸引他。
我暗想：那一個有美國，有刻着字的戒指，這一個有博士學位，有學者的前程，隻有我和我姐姐還是老樣子。
我跟他告别以後，就走到路燈那兒，把瑪霞的信再看一遍。
我想起，生動地想起今年春天有一天早晨，她怎樣到磨坊裡來看我，躺下來，用皮襖蓋在身上，她想裝得像一個普通的村婦。
另外有一回，也是在一天早晨，我們正從水裡撈捕魚的簍子，河邊的柳樹忽然把一顆顆大水珠灑到我們身上，我們就笑起來…… 大貴族街上我們的家裡已經一片漆黑了。
我爬過圍牆，照從前的辦法，從後門走到廚房裡去取一盞燈。
廚房裡沒有人。
火爐旁邊有一隻茶炊噓噓地冒汽，在等我父親。
“現在，”我想，“誰給父親倒茶呢？”我舉着燈，走進那個小屋，在那兒用舊報紙好歹給自己鋪了床，躺下來。
牆上的椽釘照舊嚴厲地瞧着我，它們的影子閃閃搖搖。
天很冷。
我覺着好像姐姐一定馬上就要走進來，給我送來晚飯，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蘿蔔家裡，于是我覺着奇怪：我怎麼會爬過圍牆，躺在這冰涼的小屋裡。
我的神志亂起來了，我看見了種種荒唐的事。
門鈴響了。
這是我從小就熟悉的鈴聲：先是鐵絲擦着牆沙沙地響一陣，然後廚房裡響起短促悲涼的鈴聲。
這是父親從俱樂部裡回來了。
我站起來，向廚房走去。
廚娘阿克西尼娅看見我，把兩隻手一拍，不知什麼緣故哭起來。
“我的親人！”她小聲說，“親愛的！啊，我的天！” 她由于興奮而不住用兩隻手揉搓她的圍裙。
窗台上立着四個瓶子，裡面盛着白酒，酒裡泡着果子。
我給自己斟了一茶杯，一口氣喝完，因為我渴得很。
阿克西尼娅剛剛擦過桌子和凳子，廚房裡彌漫着一種氣味，那種氣味是幹淨的廚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廚房裡常有的。
這種氣味和蟋蟀的叫聲，從前在童年時候，總是引誘我們這些孩子，到這兒，到廚房裡來，讓我們聽神話，玩“老K”…… “克麗奧佩特拉在哪兒？”阿克西尼娅小聲問，匆匆忙忙，透不過氣來，“你的帽子在哪兒，少爺？聽說你太太到彼得堡去了？” 她遠在我母親生前就來做事，從前給我和克麗奧佩特拉在木盆裡洗過澡，現在依她看來我們仍舊是孩子，必須開導才成。
足足有一刻鐘的工夫，她在我面前攤開她的種種想法，這是一個老仆人在我們沒有見面的這段時期裡，在廚房的甯靜裡，憑她的深謀遠慮想出來，積累起來的。
她說我們可以逼醫師跟克麗奧佩特拉結婚，隻要吓唬他一下就成，又說如果好好寫一份呈文，主教就會解除他的第一次婚姻，還勸我最好瞞住我的妻子悄悄把杜别奇尼亞賣掉，把錢放在銀行裡存起來，寫上我的名字。
她還說如果我和姐姐在父親面前跪下來，苦苦哀求一番，他也許會原諒我們，又說我們應當向聖母做一回祈禱…… “好，去吧，少爺，跟他去談一談吧，”她聽見父親的咳嗽聲以後說，“去吧，去講一講，鞠個躬，您的腦袋不會掉下來的。
” 我就去了。
父親坐在書桌那兒，正在畫一個别墅的草圖，那别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近似消防隊了望台的粗塔，這是一張非常死闆而平庸的草圖。
我走進書房，在正好可以看見那張圖紙的地方站住。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來找父親，可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看見他的瘦臉、他的紅脖子、他那印在牆上的陰影，我就恨不得撲過去，摟住他的脖子，照阿克西尼娅所教的那樣跪在他的面前。
可是我一看見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粗塔的别墅，就止住了自己。
“您晚上好。
”我說。
他看一看我，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張草圖。
“你有什麼事？”過了一會兒，他問。
“我是來告訴您：姐姐病得很重。
她快要死了。
”我悶悶地加了一句。
“是啊，”父親歎道，摘下眼鏡，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你種什麼，”他又說一遍，離開書桌站起來，“就收什麼。
我請你回想一下：兩年前你來見我，就在這個地方我請求過你，要你離開你的迷途，我對你提起義務和榮譽，提起你對祖先所負的責任，我們必須神聖地保持祖先的傳統。
那時候你聽了我的話沒有呢？你忽視我的忠告，固執地繼續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
這還不夠，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失去道德和廉恥。
現在你們兩個人都倒黴了。
是啊，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他一邊說，一邊在書房裡走來走去。
大概他以為我是來請罪的，大概他在等我為我自己和我姐姐讨饒。
我覺得身上發涼，我打抖，好像害了熱病似的，我用嘶啞的聲音費力地說話。
“我也請您回想一下，”我說，“就在這個地方我也請求過您，要您了解我，要您細細想一想，一塊兒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怎樣生活，為了什麼而生活，您在回答的時候卻談祖先，談那位寫詩的祖父。
剛才我對您說您的獨生女已經沒有希望了，您又談祖先，談傳統……您這麼大的年紀，跟死已經不是隔着萬重山，在世上隻能再活五年或者十年了，卻還是這樣的輕率！”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父親厲聲問道，聽我責備他輕率，顯然感到受了委屈。
“我不知道。
我愛您，我非常痛心：我們彼此離得這麼遠。
所以我來了。
我還愛您，可是姐姐已經跟您徹底決裂了。
她不能原諒您，永遠也不會原諒您。
一提起您的名字，就會勾起她對過去，對生活的憎惡。
” “這是誰的錯呢？”父親叫道，“這是你的錯，混蛋！” “好，就算是我的錯吧，”我說，“我承認我在許多方面有錯，然而，為什麼您的生活，您認為我們也必須照這樣過的生活，是這樣的乏味，這樣的平庸呢？為什麼您三十年來所蓋的這些房子裡，沒有一個人能教導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才不會犯過錯呢？全城一個正直的人也沒有！在您這些房子，這些該死的小窩裡，人們把自己的母親和女兒從世界上排擠出去，折磨子女……我那可憐的母親啊！”我絕望地接着說，“可憐的姐姐啊！人必須用白酒，用紙牌，用诽謗來麻醉自己，必須做下流事，假仁假義，或者在幾十年裡不住地畫，畫，才能不發現所有暗藏在那些房子裡的恐怖。
我們這座城已經存在了幾百年，在這幾百年裡它沒有為祖國獻出一個有益的人，一個也沒有！凡是稍稍帶點生氣的、稍稍發出點亮光的東西在萌芽時期就統統被你們扼殺了！這座城隻培養小店主、酒館老闆、辦事員、教士，這是一座不必要的、沒益處的城，即使它忽然陷進地底下去也不會有一個人可惜它。
” “我不要聽你的話，混蛋！”父親說，從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來，“你喝醉了！你醉成這樣居然敢來見你的父親！我最後一次告訴你，而且也把這話轉告你那不顧道德的姐姐：你們休想在我這兒得到任何什麼東西。
我已經把不聽話的孩子從我的心裡抹掉了，如果他們由于不聽話，由于頑固而受苦，我并不憐惜他們。
你可以回到你來的那個地方去！無論上帝怎樣用你們來懲罰我，我也溫順地忍受這種考驗，我像約伯一樣會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
在你沒有改邪歸正以前不準你跨過我的門坎。
我是公正的，所有現在我說的話都是有益于你的，如果你希望自己好，你就該終生終世記住我以前對你說的和現在說的這些話。
” 我揮了揮手，走出去。
我不記得後來那天夜裡和第二天我是怎樣度過的了。
據說我在街上走來走去，沒戴帽子，搖搖晃晃，大聲唱歌，頑皮的男孩成群結夥跟在我的背後，大聲喊叫： “小利錢！小利錢！”
二十
要是我有心給自己定做一個戒指，我就會選這樣一句話來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會過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會不留痕迹就過去，對現在的和将來的生活來說我們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義的。
我所經曆的一切并沒有白白地過去。
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動了市民們的心，現在他們不再叫我小利錢，不再嘲笑我，每當我走過市場，也不再往我身上潑水了。
關于我做工人這件事，他們已經看慣，雖然我這個貴族提着油漆桶，安裝玻璃，他們也覺得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他們反而樂意給我活兒幹，我已經被人看做高明的手藝人和繼蘿蔔之後的最好的包工頭了。
蘿蔔雖然病後複元，雖然仍舊不搭腳手架就能夠油漆鐘樓的圓頂，可是已經沒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
現在我就代替他在城裡跑來跑去找活兒幹。
我雇來工人，付清工資，再解雇他們。
我也借高利的債。
現在我做了包工頭，才明白為什麼為了一個小錢的活往往會在全城跑三天以便找到鋪房頂的工人。
大家對我很客氣，對我稱呼“您”了。
在我做工的房子裡，房主人請我喝茶，打發人來問我要不要就在這兒吃飯。
孩子們和姑娘們常常走過來，帶着好奇和憂慮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長的花園裡做工，把那兒的一座涼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來的。
省長出來散步，信步走進涼亭，由于閑着沒事，就跟我攀談起來。
我提醒他說，從前有一天他怎樣請我到他那兒去聽訓。
他呆呆地看了一會兒我的臉，然後把嘴努成字母“O”的樣子，兩手一攤，說： “我記不得了！” 我老了，變得不愛說話，嚴肅起來，甚至嚴厲起來，不大發笑。
據說我變得像蘿蔔了，而且跟他那樣常常說些無益的訓誡，弄得工人們聽着乏味。
我原先的妻子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如今在國外生活。
她父親，那個工程師，在東部省份一個什麼地方修鐵路，在那兒買産業。
布拉戈沃醫師也在國外。
杜别奇尼亞又轉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裡，她從工程師那兒打了八折把它買回來了。
莫伊謝伊已經戴上圓頂禮帽。
他常常坐着輕快的馬車進城辦事，在銀行旁邊停下來。
據說他自己也買下一份被抵押過的田産，經常在銀行裡打聽關于杜别奇尼亞的情形，那份田産他也打算買下來。
可憐的伊萬·切普拉科夫在城裡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
我本來打算要他來做我們的活兒，有一個時期他跟我們一塊兒油漆房頂，安裝玻璃，甚至幹得很有味，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樣偷幹油，要賞錢，酗酒了，可是這工作很快就使他厭倦，他想家，回到杜别奇尼亞去了，後來工人們告訴我說，他曾經挑唆他們挑一天夜裡跟他一塊兒去害死莫伊謝伊，搶劫将軍夫人的财産。
父親老多了，背駝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門附近散步。
我沒有到他那兒去過。
普羅科菲在霍亂流行時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給小店主治病賺錢。
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鋪裡，把醫師惡意批評一番，被官府用樹條抽打了一頓。
他的店員尼科爾卡害霍亂死了。
卡爾波芙娜還活着，仍舊愛她的普羅科菲，怕他。
她每次看見我，總要悲傷地搖頭，歎口氣說： “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總是一天到晚地忙。
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氣，我就抱着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來料着是男孩，可是生下來一個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園去。
到了那兒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看着那個我所珍愛的墳墓，告訴小女孩說那裡面躺着她的媽媽。
有時候我在墓地上碰見安紐達·布拉戈沃。
我們打個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兒，或者談起克麗奧佩特拉，談起她的女兒，談起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是多麼可悲。
後來我們走出墓園，沉默地走着。
她放慢了腳步，這是故意的，為的是跟我并排多走一會兒。
那個小女孩快活，幸福，因為陽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對她伸出手去，我們就站住，逗這個可愛的小女孩玩一陣。
等到進了城，安紐達·布拉戈沃就心神不定，滿臉通紅，跟我告别，一個人繼續走路了。
她穩重而嚴峻……路上的行人看見她，再也想不到剛才她跟我并排走過路，甚至逗過小女孩。
18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