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個内地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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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漫着面粉氣味,這也使人想打盹。

    我妻子穿着短皮襖,穿着男人的高統雨靴,一天來兩次,老是說那一套話: “這也叫做夏天!比十月裡還糟!” 我們一塊兒喝茶,燒粥,或者一連幾個鐘頭默默地坐着,等着雨停。

    有一回斯捷潘趕集去了,瑪霞在磨坊裡住了一夜。

    等到我們起床,我們也不知道那是幾點鐘,因為雨雲蓋沒了整個天空,隻有杜别奇尼亞的那些帶着睡意的公雞在啼,草場上有些秧雞在叫,時候還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到了水邊,把昨晚斯捷潘當着我們的面抛下河去的捕魚簍子拖上來。

    那裡面有一條大鲈魚在掙紮,另外還有一隻螃蟹,向上舉起螯,直立起來。

     “把它們放了吧,”瑪霞說,“讓它們也幸福吧。

    ” 由于我們起身很早,後來又沒有事做,這一天就顯得很長,成了我一生中最長的一天。

    将近傍晚,斯捷潘回來了,我就回家,到莊園裡去了。

     “今天你父親坐車來了。

    ”瑪霞對我說。

     “他在哪兒?”我問。

     “他走了。

    我沒有招待他。

    ” 她看見我站住,一句話也不說,看出我為我父親抱歉,就說: “人得始終一貫才對。

    我沒有招待他,吩咐人傳話給他說,從今以後他不必再擔心,不必再來看我們。

    ” 過了一分鐘我走出門外,往城裡走去,想對父親解釋一下。

    路上又爛又滑,天氣很冷。

    婚後,這還是我頭一回突然心境憂郁起來。

    我那腦子被這漫長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這時候忽然閃過一種想法:也許我不該這樣生活吧。

    我疲倦了,我漸漸無精打采,心灰意懶,不願動手腳,動腦筋了。

    我走了一會兒,揮一揮手,轉過身走回去了。

     院子中間站着工程師,他穿一件帶風帽的皮革大衣,大聲說: “家具上哪兒去了?本來這兒有帝國式的好家具,有畫片,有花瓶,可是現在卻空空如也!我買這莊園是連家具一齊買下的,叫鬼逮了她去才好!” 他身旁站着将軍夫人的雇工莫伊謝伊,手裡揉着自己的帽子。

    這是個二十五歲左右的小夥子,身材很瘦,臉上長着碎麻子和一對滿不在乎的小眼睛,這邊臉比那邊臉大,好像他把這邊臉壓扁了似的。

     “老爺,您買下的時候不帶家具,”他遲疑地說,“我記得。

    ” “閉嘴!”工程師大叫一聲,滿臉漲紫,全身發抖,花園裡的回聲響亮地應答他的叫聲。

    

十二

我在花園裡或者院子裡幹活,莫伊謝伊常常站在我身旁,把手背在後面,用他那對小眼睛懶洋洋地、滿不在乎地瞧着我。

    這總惹得我十分不痛快,弄得我隻好丢下工作一走了事。

     我們從斯捷潘那兒聽說這個莫伊謝伊是将軍夫人的情夫。

    我發現人家來找她借錢的時候,總是先找莫伊謝伊,有一回我看見一個鄉下人,全身發黑,大概是煤炭工人,在他面前跪下來。

    有時候他跟别人小聲商量一陣,自己拿出錢來,并沒有去報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機會來了,自己拿出錢來做交易。

     他在我們花園裡窗跟底下開槍打鳥,從我們地窖裡拿走食物,事先也不問一聲就把我們的馬牽走。

    我們生氣,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亞是屬于我們的了,瑪霞臉色發白地說: “難道我們得跟這些混蛋再相處一年半嗎?” 将軍夫人的兒子伊萬·切普拉科夫在我們鐵路上做乘務員。

    一個冬天,他變得瘦多了,弱多了,隻要喝一杯酒就能醉,到了不見太陽的地方就覺着冷。

    他穿着乘務員的制服很不痛快,而且很難為情,不過他認為自己的職務有油水,因為他可以把蠟燭偷起來賣掉。

    我的新地位在他心裡勾起一種可笑的感觸,他又是驚奇又是羨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願他也有同類的機遇才好。

    他用欣賞的眼睛瞧着瑪霞,問我現在進餐時候吃什麼東西,他那難看的瘦臉上就現出憂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頭也動起來,倒好像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聽着,小利錢,”他忙忙亂亂地說,每隔一分鐘就點一回煙。

    他站着的地方總是很髒,因為他吸一支煙要用十根火柴,“你聽着,現在我的生活糟透了。

    主要的是每個小小的軍官都可以吆喝我:‘你這看車的!你!’老兄,我在火車上聽夠了各式各樣的話,你要知道,我現在明白了:生活是一片肮髒!我母親毀了我!在火車上有一位醫師對我說:如果父母放蕩,他們的子女就會成為酒鬼或者罪犯。

    原來是這樣!” 有一回他搖搖晃晃地走進院子裡來。

    他的眼睛茫然地亂看,他的呼吸困難。

    他又笑又哭,嘴裡說着什麼,仿佛發着高燒在說胡話似的。

    在他那些亂糟糟的話裡我隻能聽懂這樣幾句:“我的母親啊!我的母親在哪兒?”他哭着說這幾句話,好像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親走散了似的。

    我就把他領到我們的花園裡去,把他安頓在樹蔭底下,然後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瑪霞輪流守在他的身旁。

    他病了,可是瑪霞帶着憎惡瞧着他那蒼白濕潤的臉,說: “難道這些混蛋在我們的院子裡還要住上一年半嗎?這真可怕!這真可怕呀!” 那些農民惹得我們多麼傷心啊!在最初那段時期,在春天那些月份,在我們那麼巴望幸福的時候,我們卻遭到多麼沉重的失望!我的妻子要辦一個學校。

    我為那學校畫了一個草圖,容納六十個孩子。

    地方自治局執行處也贊同,可是勸她在庫裡洛夫卡村辦學校,那是個大村子,離我們有三俄裡遠。

    順便要說到,庫裡洛夫卡村原有一個學校,在那裡有四個村子的孩子去讀書,我們杜别奇尼亞也包括在内,可是這學校又舊又擠,在那兒的朽爛地闆上走路已經有危險了。

    三月末,按照瑪霞的心意,她奉派擔任了庫裡洛夫卡村學校的監督人,四月初我們三次召集會議,勸告農民說他們的學校又擠又舊,非修建新學校不可。

    地方自治局執行處派人到場,平民學校的學監也來了,他們也都勸告農民。

    每次開完會以後,農民總是圍住我們,要我們請他們喝一大桶白酒。

    我們被人群圍住,覺着很熱。

    我們不久就筋疲力盡,回家去了,心裡很不滿意,而且有點發窘。

    最後農民總算給學校撥出一塊地,然後他們得用自己的馬從城裡把全部建築材料運回來。

    他們剛忙完春播作物,頭一個星期日就從庫裡洛夫卡和杜别奇尼亞趕着大車去運磚回來奠地基。

    天剛亮他們就動身,可是直到夜深才回來;那些農民喝得醉醺醺的,說是他們累得要命。

     仿佛故意搗亂似的,整個五月一直下雨,天冷。

    道路壞了,泥濘不堪。

    從城裡回來的大車照例繞到我們的院子裡來,那是多麼可怕呀!瞧,大門口出現了一匹馬,叉開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車拉進院子裡來以前深深低下頭去。

    車上裝着一根二十俄尺長的圓木,看上去又濕又滑。

    車子旁邊走着一個農民,因為有雨而把衣服裹緊身子,把衣裾掖在腰帶裡,他眼睛并不瞧着腳底下,也不繞過泥塘,卻大踏步走着……随後又出現一輛大車,裝着薄木闆,然後又出現一輛,裝着圓木,再後又是一輛……正房前面那塊空地漸漸擠滿了馬匹、圓木、木闆。

    農民和包着頭、把連衣裙底襟掖起來的農婦氣沖沖地瞧着我們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來,粗野的咒罵聲傳來。

    莫伊謝伊站在一旁,我們覺得他看見我們受到侮辱仿佛高興似的。

     “我們再也不管運了!”農民們喊道,“我們累壞了!讓她自己去運吧!” 瑪霞臉色發白,驚慌失措,以為他們馬上就要沖進房子裡來了,就打發人送出半桶酒去,這以後吵鬧聲才平息,長長的圓木一根連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準備到建築工地去,我妻子激動起來,說: “農民們兇得很。

    隻求他們别對你胡鬧才好。

    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塊兒去。

    ” 我們一塊兒坐着車到庫裡洛夫卡村去,在那兒木工們要我們賞他們一些酒錢。

    木架已經搭好,是奠立基石的時候了,可是瓦工還沒來,結果隻好窩工,木工們抱怨起來。

    後來瓦工總算來了,不料又發現沒有砂土,不知怎的大家忘了這兒要用砂土。

    農民們利用我們束手無策的局面,要三十個戈比運一車砂土,其實從工地到河邊去裝砂土不到四俄裡遠。

    他們一共要運五百多車才夠用。

    誤會啦,謾罵啦,糾纏啦,鬧個沒完,我妻子生氣,瓦工的包工頭季特·彼得羅夫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說: “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隻要給我運來砂土,我就一下子給你派十個人來,兩天裡頭就把活兒做完。

    你瞧着吧!” 可是砂土運齊了,過了兩天,四天,一個星期,在準備奠基的那個地方仍舊張開着一條空蕩蕩的溝。

     “這簡直要叫人發瘋!”我妻子激動地說,“這些老百姓是什麼樣的人啊!什麼樣的人啊!” 正在這種亂糟糟的時候工程師維克托爾·伊萬内奇到我們這兒來了。

    他随身帶來用紙包着的一瓶葡萄酒和涼菜,吃了很久,然後在露台上躺下來睡覺,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們搖着頭說: “可了不得!” 他來了,瑪霞并不高興,她不相信他,同時卻又跟他商量,他飯後睡了一大覺,醒來心緒惡劣,對我們的農活批評一陣,或者後悔買下杜别奇尼亞,因為它給他帶來那麼多的損失,在這種時候可憐的瑪霞臉上總是現出難過的神情。

    她向他抱怨起來,他就打着呵欠說,應當把農民打一頓才對。

     他把我們的婚事和我們的生活叫做喜劇,他說這是任性,胡鬧。

     “她已經出過這類的事,”他對我講到瑪霞,“有一回她自以為是歌劇演員,就離開我走了。

    我找了她兩個月,我最可愛的人,單是電報費我就花了一千盧布。

    ” 他不再像以前那樣稱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像以前那樣用贊許的态度對待我的勞動生活,而隻是說: “您是個怪人!您是個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預言,不過您的下場好不了!” 瑪霞夜間總睡不好,老是坐在我們寝室的窗前想什麼。

    吃晚飯的時候不再有笑聲,她也不再做可愛的鬼臉。

    我心裡難過,天下雨的時候每顆雨點都像小子彈似的打進我的心裡,我恨不得跪在瑪霞面前,替天氣賠罪才好。

    農民們在院子裡鬧,我也覺着自己有罪。

    我往往一連幾個鐘頭坐在一個地方不動,一心想瑪霞是個多麼出色的人,多麼了不起的人。

    我熱烈地愛她,凡是她說的話,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

    她傾向于安靜的書房工作,她喜歡長時間看書,研究點什麼。

    她隻憑書本了解農業管理,然而她的知識卻使我們驚奇,她出的主意全都合用,沒有一個在農業管理中是白費的。

    此外她又多麼高尚,多麼風雅,多麼溫和啊,隻有受過極好的教育的人才會那麼溫和! 對這個具有健康活躍的智慧的女人來說,我們現在生活中的這種雜亂環境以及種種小煩惱和小是非是痛苦的。

    這一點我自己也看出來了,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覺,苦苦思索,喉嚨裡發堵,恨不能哭一場才好。

    我翻來覆去,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

     我坐車進城,給瑪霞運來書籍、報紙、糖果、花卉。

    我跟斯捷潘一塊兒捕魚,一連幾個鐘頭淋着雨在涼水裡走來走去,讓水沒到脖子上,為的是捉到一條山鲶魚,給我們的飯菜添一點花樣。

    我低聲下氣地求農民們别鬧,請他們喝酒,花錢買動他們的心,對他們許下種種的願。

    此外我還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後雨總算停了,土地幹了。

    我清早四點鐘光景起床,走進花園,看見露珠在花朵上閃光,鳥兒和昆蟲叫出一片嘁嘁喳喳的鬧聲,天上一點雲也沒有,花園、草場、河流都那麼美,可是我想起了農民,想起了大車,想起了工程師!我和瑪霞坐一輛輕便的馬車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麥。

    她趕車,我坐在她身後。

    她的肩膀微微聳起來,風戲弄她的頭發。

     “靠右邊走!”她對迎面來的人嚷道。

     “你很像趕車的。

    ”有一天我對她說。

     “很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師的父親,本來就是趕車的。

    你不知道吧?”她回轉身來問我,而且立刻表演趕車的怎樣吆喝,怎樣唱曲子。

     “謝天謝地!”我聽着她的聲音暗想,“謝天謝地!” 我又想起了農民,想起了大車,想起了工程師……

十三

醫師布拉戈沃騎着自行車來了。

    姐姐也開始常常到這兒來。

    我們又談體力勞動,談進步,談在遙遠的未來等待人類的神秘的未知數。

    醫師不喜歡我們的農活,因為它妨礙我們争論,他說耕耘、收割、放牧之類的工作跟自由人是不相稱的,人類逐漸會把所有這些生存鬥争的粗鄙方式交給牲畜和機器去做,他們自己專門緻力于科學研究。

    姐姐老是要求讓她早點回家去,要是人們把她留到夜深,或者留她過夜,她就非常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簡直還是個孩子!”瑪霞用責備的口氣說,“是啊,這甚至可笑。

    ” “不錯,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說,“我承認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沒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我老是覺着好像我做得不對似的。

    ” 到割草季節,我由于沒有做慣而周身酸痛。

    傍晚我跟家裡人一塊兒坐在露台上談天,我往往忽然睡着了,大家就對着我大聲笑起來。

    他們叫醒我,把我安頓在桌子旁邊吃晚飯,可是我睡意矇眬,好像在夢中似的看見那些燈火、人臉、菜碟,聽人們說話,卻什麼也聽不懂。

    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鐮刀來,或者到建築工地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節日我留在家裡,就會發現我妻子和姐姐瞞着我什麼事,甚至仿佛要躲開我。

    妻子待我仍舊溫存,不過她腦子裡有了一種什麼想法,卻不肯告訴我。

    毫無疑問,她對農民的氣忿正在增長,對她來說生活變得越發沉重了,然而她卻不再向我抱怨。

    如今她倒樂意跟醫師談話,卻不大樂意跟我談話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省裡有一個風俗,遇到割草和收糧食的季節,每天傍晚工人們就走到主人院子裡來,主人就請他們喝白酒,連年輕的姑娘也喝一杯。

    我們沒有照這個風俗做。

    割草人和村婦們就在我們院子裡一直站到夜深,等酒喝,然後一邊罵着一邊走出去。

    在這種時候瑪霞就嚴厲地皺起眉頭,一聲不響,或者氣忿地低聲對醫師說: “野人!貝琴涅戈人!” 在鄉村裡就跟學校裡一樣,新來的人總是受到無禮的、甚至敵意的對待。

    我們也受到了這種待遇。

    起初人們把我們看做兩個頭腦簡單的笨人,認為我們買下莊園隻是因為有了錢無處用罷了。

    他們笑我們。

    農民把牲口放進我們的樹林裡,甚至放進我們的花園裡來。

    他們把我們的奶牛和馬趕到他們村子裡去,然後走來要求賠償,說是踏壞了他們的莊稼。

    他們成群結夥地到我們院子裡來,七嘴八舌地聲明說,好像我們在割草的時候侵入了不屬于我們所有的什麼貝謝耶甫卡村或者謝明尼哈村的地界。

    我們還不很清楚我們的地界,因此我們聽信這話,付了罰款,可是事後查明,我們割草的地段沒有弄錯。

    我們樹林裡的小菩提樹被人剝掉了樹皮。

    有一個杜别奇尼亞的富農沒有牌照私自賣白酒,他買通我們的工人,一塊兒用最奸詐的方式欺騙我們,把大車上的新車輪換成舊車輪,把我們耕田用的馬轭弄到手再轉賣給我們,等等。

    然而最可氣的是庫裡洛夫卡建築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兒村婦們每天夜裡偷木闆、磚頭,瓷磚、生鐵,村長帶着證人到她們家裡搜查,村社罰她們每人出兩個盧布,然後這些罰款卻被整個村社拿去喝酒了。

     瑪霞知道了這件事,就憤慨地對醫師或者對我姐姐說: “簡直是畜生!這真可怕!可怕!” 我不止一次地聽見她說,她後悔起意造學校了。

     “您要明白,”醫師勸她說,“您要明白,要是您造這個學校,或者一般的做好事,那您不是為了農民,而是為了文化,為了未來。

    農民越壞,也就越有理由要造學校。

    您要明白這一點才好!” 可是他的聲調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覺得他跟瑪霞同樣憎恨農民。

     瑪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帶我姐姐一塊兒去。

    她倆笑着說,她們去看斯捷潘,他長得多麼漂亮。

    原來斯捷潘隻有跟男人在一起才顯得遲鈍,不愛說話,他跟女人在一塊兒就随随便便,他的話也滔滔不絕了。

    有一回我來到河邊洗澡,無意中聽見他們在談話。

    瑪霞和克麗奧佩特拉兩個人都穿着白色連衣裙,坐在岸邊一棵柳樹的寬大的蔭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邊,把手放在背後,說: “難道農民算是人嗎?他們不是人,而且,對不起,他們是野獸,騙子。

    農民過的是什麼生活呢?光是吃啦,喝啦,隻求夥食便宜點就好,到酒館裡拚命灌酒。

    他們對你說不出一句好話,沒有一點好樣子,不懂什麼叫禮數,就是粗野!他自己在爛泥裡打滾,他妻子在爛泥裡打滾,他孩子在爛泥裡打滾。

    不管到了哪兒他倒頭就睡,菜湯裡有土豆,他幹脆伸出手指頭去撈,喝起克瓦斯來連蟑螂也一齊喝下去,連吹一口氣把它吹掉都不肯!” “要知道這是窮啊!”姐姐插嘴說。

     “哪裡是窮!不錯,他們苦是苦的,可是苦跟苦不同,小姐。

    要是人關在監獄裡,或者比方說瞎了眼睛,瘸了腿,那麼實在,求上帝别讓人落到這步田地才好,可要是他自自由由,有頭腦,有眼睛,有手,有力氣,有上帝,那他還缺什麼呢?這是胡鬧,小姐,這是愚昧無知,不是窮。

    比方說,要是您,好心的上流人,受過教養,有一片好心,打算周濟他,那他就會昧下良心把您的錢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開一家酒店,拿您的錢去搶劫老百姓。

    您剛才說到窮。

    可是難道富裕的農民過活得好一些嗎?對不起,也跟豬差不多。

    又粗又野,扯開嗓門哇哇地叫,蠢頭蠢腦,橫下裡比直下裡寬,一臉的肥肉,臉膛通紅,你恨不能掄起胳膊來給他這個混蛋一記耳光才好。

    比方說,杜别奇尼亞的拉利昂就是個富裕的農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們樹林裡剝樹皮,不在窮農民以下。

    他愛罵人,他的那些孩子也愛罵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裡一滾,睡着了。

    小姐,他們都是些沒出息的東西。

    跟他們一塊兒住在村子裡就跟住在地獄裡一樣。

    我讨厭它,那個村子。

    多虧主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我有吃有穿,在龍騎兵團裡服滿兵役,做過三年村長,現在成了自由的哥薩克,想上哪兒去就可以上哪兒去生活。

    我不願意在村子裡生活,誰也沒有權利硬逼着我在哪兒生活。

    人家說,你有老婆啊。

    他們說,你得跟老婆一塊兒住在小木房裡。

    為什麼非這樣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來的。

    ” “告訴我,斯捷潘,您是因為愛情才結婚的嗎?”瑪霞問。

     “我們鄉村裡有什麼愛情呢?”斯捷潘回答說,笑了笑,“太太,要是您有意知道的話,老實說,我是第二回結婚了。

    我并不是庫裡洛夫卡村的人,而是紮列戈希村的人,後來我是入贅到庫裡洛夫卡來的。

    這是說,爹媽不肯給我們分家,我們一共弟兄五個,我就鞠個躬,照這樣子跑到一個外村來入贅了。

    我頭一個老婆年輕輕的就死了。

    ” “怎麼死的?” “因為她蠢嘛。

    她老是哭,沒來由地哭啊哭的,到後來就憔悴了。

    她一個勁兒地喝一種什麼藥水,好變得漂亮點兒,可是多半傷了内髒。

    我的第二個老婆是庫裡洛夫卡村的人,她有什麼可取的呢?她是個鄉下女人,村裡的娘們兒,别的什麼也不是。

    人家為她來找我提親的時候,我心裡活動了,我想她年紀挺輕,長得白白淨淨,家裡樣樣都清潔。

    她媽就跟鞭身派教徒一樣,喝咖啡,頂要緊的是她們過日子幹幹淨淨。

    所以我們就成了親。

    可是第二天我們坐下來吃飯,我叫丈母娘給我拿一把調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頭擦調羹呐。

    好家夥,我心想,這就叫做幹淨啊。

    我跟她們一塊兒過了一年就走了。

    也許我該娶個城裡人才對,”他沉默一會兒,接着說,“據說,老婆是丈夫的幫手。

    我要幫手幹什麼?我自己就會幫自己,做老婆的該跟我談談天,不過也别老是嘁嘁喳喳,應該有條有理,帶感情地談。

    缺了這種暢快的談天還成個什麼生活呢!” 斯捷潘忽然停住嘴,我立刻聽見他哼起他那無聊而單調的“烏——溜——溜——溜”。

    這是說他看見我了。

     瑪霞常去磨坊,顯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談話裡找到了樂趣。

    斯捷潘那麼真心而有力量地痛罵農民,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兒去了。

    每逢她從磨坊回來,看守花園的呆子農民就對她喊道: “小妞兒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兒巴拉希卡!”他又學狗那樣對她叫道:“汪!汪!” 她就停下來,注意地瞧他,仿佛她在這呆子的吠聲中找到了她思想的解答似的。

    大概他也像斯捷潘的痛罵那樣吸引她。

    家裡等着她的卻無非是一些消息,例如村裡的鵝鑽進我們的菜園,把白菜啄壞了幾棵,或者拉利昂偷了缰繩,她就聳着肩膀冷冷一笑,說: “您對這些人還能指望什麼呢?” 她生氣,心裡滿是怨恨。

    同時我卻跟農民們處熟,越來越跟他們相好了。

    他們大多數是神經質的、愛生氣的、受盡侮辱的人。

    這些人的想象力已經被撲滅,他們愚昧無知,見識貧乏而模糊,老是那一套關于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日子、黑面包的想法。

    這些人狡猾,然而跟鳥那樣隻把頭藏在樹後面。

    他們不會算計。

    他們不肯為二十個盧布而上您這兒來割草,可是您隻要肯出半桶酒,他們就來了,其實二十個盧布可以買四桶酒哩。

    他們也确實肮髒、酗酒、愚蠢、騙人,不過盡管這樣,人卻覺得一般說來農民生活是立足在一個堅固健康的核心上的。

    不管農民趕犁走着的樣子多麼像是一頭笨拙的野獸,也不管農民怎樣用白酒灌醉自己,可是人隻要走近前去細細一看,就會感到農民有一種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東西,而比方說瑪霞和醫師就恰好缺少這種東西,那就是農民相信人世間最重要的東西是真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都隻在于真理,因此人間萬物當中他最喜愛的莫過于公正。

    我對妻子說,她看見了玻璃上的斑點,卻沒有看見玻璃本身。

    她往往用沉默作為回答,或者像斯捷潘那樣哼着:“烏——溜——溜——溜”……每逢這個善良聰明的女人氣得臉色慘白,嗓音發顫地跟醫師講到酗酒和欺騙,我總是弄不懂,而且為她的健忘吃驚。

    她怎能忘記她父親,那位工程師,也喝酒,而且喝很多,他用來買杜别奇尼亞的錢是借助于一連串沒廉恥、昧良心的欺騙得來的呢?她怎麼能忘了這些呢?

十四

我姐姐也過着她自己的獨特的生活,嚴密地瞞過我的耳目。

    她常跟瑪霞交頭接耳地說話。

    每逢我走到她跟前去,她總是畏畏縮縮,她的眼光變得負疚,哀求了。

    顯然她靈魂裡起了什麼變化,她怕它,為它害臊。

    為了避免在花園裡跟我相遇,或者跟我單獨待在一塊兒,她随時跟瑪霞厮守着,弄得我很少有機會跟她談話,隻剩下吃飯的時候了。

     有一天我從建築工地回來,輕輕地走過花園。

    天黑下來了。

    我姐姐沒有看見我,也沒有聽見我的腳步聲,自顧在一棵枝葉茂密的老蘋果樹旁邊走來走去,沒有一點聲音,仿佛是個幽靈。

    她穿一身黑衣服,走得很快,老是順着一條線往返,眼睛瞧着地下。

    樹上掉下一個蘋果來,她給那響聲吓一跳,站住,用手按住鬓角。

    這當兒我就向她面前走去。

     一股溫柔的愛忽然傾注到我的心頭,不知什麼緣故我含着眼淚想起了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童年,我就摟住她的肩膀,吻她。

     “你怎麼了?”我問,“你心裡難過,我早就看出來了。

    告訴我,你怎麼了?” “我害怕……”她說,身子發抖。

     “你到底怎麼了?”我追問道,“看在上帝份上,你老老實實說出來吧!” “我說,我老老實實說出來,我把實在情形都告訴你。

    瞞着你是太沉重、太苦了!米薩伊爾,我在戀愛……”她接着小聲說,“我在戀愛,我在戀愛……我幸福啊,可是不知什麼緣故我又那麼害怕!” 有腳步聲傳來,樹木之間現出醫師布拉戈沃的身影,上面穿着綢襯衫,下面穿着高統靴。

    顯然這兒,在這棵蘋果樹旁邊,正是他們指定的約會地點。

    她一看見他,就激動地往他那邊撲過去,痛苦地喊叫着,仿佛有人要把他從她身邊奪去似的。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 她依偎着他,貪婪地瞧他的臉。

    一直到這時候我才發現近來她多麼消瘦,多麼蒼白。

    這從她那花邊衣領特别容易看出來,這個衣領我早就見過,現在卻顯得比以前任什麼時候都肥大,包不嚴她那又瘦又長的脖子了。

    醫師有點慌張,不過立刻鎮定下來,撫平她的頭發說: “好,得了,得了……為什麼這樣激動呢?你瞧,我來了。

    ” 我們沒有談話,不好意思地互相看看。

    随後我們三個人一塊兒走着,我聽見醫師對我說: “我們的文化生活還沒有開始。

    老人安慰自己說:要是現在什麼也沒有,那麼四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卻有過一些東西,這是老人,至于我們,都還年輕,marasmussenilis還沒有碰到我們的腦子,我們還不能用這類幻想來安慰自己。

    俄羅斯開國是在八六二年,而有文化的俄羅斯依我的理解卻還沒有開始。

    ” 可是我沒有理會這些論調。

    不知怎的有點奇怪,我不能相信姐姐在戀愛,不能相信她挽着一個生人的胳膊走着,溫柔地瞧着他。

    我姐姐是個神經質的、擔驚害怕的、受壓制的、不自由的人,卻愛上一個已經結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的男人!我覺着有點惋惜,可是究竟惋惜什麼,我卻不知道,不知因為什麼緣故,醫師在場使我不愉快,而且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他們這種戀愛會有什麼下場。

    

十五

我和瑪霞坐車到庫裡洛夫卡去參加學校落成典禮。

     “秋天了,秋天了,秋天了,……”瑪霞瞧着兩旁的景色小聲說,“夏天過去了。

    鳥兒沒有了,隻有柳樹還是綠的。

    ” 是的,夏天過去了。

    晴朗溫暖的日子來了,可是早晨很涼,牧人已經穿皮襖,我們花園裡翠菊上的露珠一整天都不幹掉。

    空中老是傳來悲涼的叫聲,分不清這是護窗闆在上鏽的合頁上哀叫呢,還是有仙鶴飛過,總之人的心裡那麼暢快,那麼想望生活! “夏天過去了,……”瑪霞說,“現在我們可以算一筆總賬了。

    我們做了許多工作,思考了許多事,因而我們變得好多了,這增添了我們的名譽和光彩,我們在個人修養上有很大成就,可是我們這些成就對四周的生活有顯著的影響嗎?對任何一個人帶來了益處嗎?沒有。

    愚昧無知、身體上的污穢、酗酒、驚人的高度的兒童死亡率,一切照舊。

    你耕地,下種,我花錢,讀書,可是誰也沒有因此得益。

    顯然,我們隻在為自己工作,我們海闊天空的思索也隻是為自己罷了。

    ” 這類論調常常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才好。

     “我們從頭到尾始終是誠懇的,”我說,“凡是誠懇的人,就是對的。

    ” “誰會來争論呢?我們是對的,可是我們在做我們認為對的事的時候卻做得不對。

    首先就我們方法的外在的一面來說,難道不是錯的嗎?你想對人們有益,然而隻因為你買下莊園,那你從一開頭起就堵塞了你對他們做任何有益的事的一切可能。

    其次,既然你跟農民一樣地做工,穿衣服,吃東西,那你就用自己的威信把他們那種又粗又笨的服裝、可怕的木屋、愚蠢的胡子合法化了……另一方面,姑且假定你工作很久很久,工作一輩子,而且到頭來産生了一些實際效果,可是它們,你這些實際效果,擋得住像普遍的愚昧、饑餓、寒冷、退化之類的自發力量嗎?這隻不過是一滴水投進汪洋大海罷了!這兒需要另一種鬥争方式,強大、勇敢、迅速的鬥争方式!如果你真想變得有益,那就得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極力一下子影響廣大的群衆!這兒需要的首先是轟轟烈烈的、精力充沛的宣傳。

    藝術,比方說音樂,為什麼那樣生動,那樣廣泛流傳,實際上那樣強大呢?這就是因為音樂家或者歌唱家一下子影響成千的人。

    可愛的藝術,可愛的藝術啊!”她接着說,夢幻地瞧着天空,“藝術給人翅膀,把人帶到遠遠的、遠遠的地方去!凡是厭惡污穢和厭倦細小的、一分一厘的利錢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了委屈的、憤憤不平的人,隻有在美的東西裡才找得到安甯和滿足。

    ” 我們到庫裡洛夫卡的時候,天氣晴朗,歡暢。

    有些院子裡在打谷子,空氣中彌漫着黑麥的麥稈香氣。

    籬牆裡面的花楸果一片鮮紅。

    放眼看去,四周的樹木都在變成金黃色或者變成紅色。

    鐘樓上響起鐘聲,人們擡着聖像到學校裡來,同時傳來了歌聲:《熱心的女保護神》。

    空氣多麼清澈,鴿子飛得多麼高啊! 人們在教室裡做禱告。

    然後庫裡洛夫卡的農民把一個聖像獻給瑪霞,杜别奇尼亞的農民把一個大面包和一個鍍金的鹽瓶送給瑪霞。

    瑪霞抽抽搭搭地哭個不停。

     “要是有人說過什麼不該說的話,做過什麼使人不痛快的事,那麼請您原諒才好。

    ”一個老人說,對她和我深深一鞠躬。

     我們坐車回家的時候,瑪霞不住回過頭去看學校。

    由我漆成的綠房頂如今在陽光底下發亮,我們很久都看得見它。

    現在瑪霞投過去的那種眼光,我覺得,是告别的眼光了。

    

十六

傍晚她準備進城去。

     近來她常常坐車進城,在那兒過夜。

    她不在,我就沒法做工,我的胳膊耷拉下來,軟綿綿了。

    我們的大院子就顯得乏味,空虛得讨厭。

    花園裡充滿怒沖沖的鬧聲。

    缺了她,房子、鄉村、馬匹,對我來說,就不再是“我們的”了。

     我總是不出家門,老是坐在她的書桌那兒,挨近那個裝滿農業書籍的書櫃,那些往日受到寵愛的書籍現在已經不需要,它們那麼困窘地瞧着我。

    我一連幾個鐘頭賞玩她的舊手套、她平時用來寫字的鋼筆或者她那把小剪刀,聽着鐘聲敲七下,八下,九下,窗外出現了秋天的夜晚,黑得跟煤煙一樣。

    我什麼事也做不下去,清楚地體會到:如果早先我做過什麼事,如果我耕過地,割過草,砍過柴,那也隻是因為她希望這樣罷了。

    即使她打發我去清理一口深井,而我得站在井裡讓水齊到腰上,我也會爬進井裡去,不管這樣做需要不需要。

    如今她不在旁邊,杜别奇尼亞、這片廢墟、這份雜亂、那些被風吹得砰砰響的護窗闆、那些白天和夜晚不斷光臨的盜賊,在我眼裡就成為一片混沌,做任什麼工作也無益了。

    再者,既然我覺得我腳底下的土地已經不存在,我在這兒,在杜别奇尼亞所扮的角色已經演完,總之既然等待着我的是那些農業書籍所遭到的那種命運,那我何必再在這兒做工,何必為未來操心和費腦筋呢?啊,晚上,在那些孤獨的光陰裡,我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地聽着,好像預料馬上就會有個人來大叫一聲,說是我該走了,在那種時候我是怎樣苦惱啊!我倒不是舍不得杜别奇尼亞,我是惋惜我的愛情,顯然這愛情也已經到了它的秋天。

    愛着别人而又被人愛着是多麼巨大的幸福啊,可是感覺到自己從這個高塔上一頭栽下來,那又是多麼可怕! 第二天傍晚以前瑪霞從城裡回來了。

    她為了一件什麼事不高興,不過她瞞住我,隻是說,為什麼把冬天用的外層窗子都裝上了,這樣真會悶死人呢。

    我就卸下了兩扇窗子。

    我們不覺着餓,可是我們還是坐下來吃晚飯。

     “别忙,你先洗一洗手吧,”妻子說,“你手上有一股油灰的氣味。

    ” 她從城裡帶回來一些新的畫報,吃過晚飯以後我們就一塊兒看畫報。

    畫報的副刊上有時裝畫和衣服式樣。

    瑪霞略略浏覽一遍,就把它放在一邊,為的是以後再單獨仔細觀賞。

    不過有一件連衣裙,配着大袖子和寬大沒皺折的裙子,像一口鐘似的,卻引起她的興趣,她認真地、聚精會神地看了它一分鐘。

     “這個樣子不壞。

    ”她說。

     “是的,這件連衣裙跟你非常配得上,”我說,“非常配得上!” 我滿腔溫情地瞧着那件連衣裙,欣賞那些灰色的花點,隻因為她喜歡它。

    我接着溫柔地說: “多麼美妙漂亮的連衣裙!美麗的、光輝奪目的瑪霞!我親愛的瑪霞呀!” 眼淚滴到插圖上了。

     “光輝奪目的瑪霞……”我喃喃地說,“可愛的、珍貴的瑪霞……” 她去睡覺了,我卻仍舊坐在那兒,看了一個鐘頭的畫報。

     “你不該卸下窗子來,”她在寝室裡說,“恐怕這樣會冷了。

    瞧,多大的風吹進來了!” 我把《雜俎欄》讀了幾段,那裡面講到怎樣制造廉價的墨水,講到全世界最大的鑽石。

    我又翻到她喜歡的那件時新連衣裙的插圖,我就想象她在舞會上搖着扇子,裸露着肩膀,周身華麗,閃閃發光,而且對音樂也好,繪畫也好,文學也好,她無所不知,于是在我眼裡,我所扮的角色顯得多麼渺小短暫啊! 我們的相逢,我們的結合,僅僅是一個插曲而已,像這樣的插曲日後在這天賦優厚、性格活躍的女人的一生中是不會很少的。

    就跟我已經說過的那樣,世界上最好的東西都是供她享用的,她完全不必破費什麼就可以拿到手,就連思想和當代的思想運動也為她效勞,成為一種娛樂,給她的生活添上一些花樣,我呢,隻不過是個馬車夫,把她從這項消遣轉送到那項消遣上去罷了。

    可是現在她不需要我,她要高飛了。

    那就剩下我孤單單一個人了。

     仿佛回答我的思想似的,院子裡傳來絕望的叫聲: “救——命——啊!” 這是女人的尖細聲音。

    好像要模仿它似的,風也在煙囪裡發出尖細的呼嘯聲。

    過了半分鐘,在風聲中又傳來那絕叫聲,不過這一回好像從院子的另一頭傳來: “救——命——啊!” “米薩伊爾,你聽見了嗎?”妻子輕聲問道,“你聽見了嗎?” 她從寝室裡出來,向我這邊走,身上隻穿着襯衣,頭發披散着。

    她瞧着黑暗的窗子,聽着。

     “有人正在勒死什麼人!”她說,“竟有這樣糟糕的事。

    ” 我拿着槍走出去。

    外面很黑,刮着大風,弄得人站都站不住。

    我走到大門口,聽一聽:樹木飒飒地響,風呼嘯着,花園裡那個呆子農民的狗大概在懶洋洋地吠叫。

    大門外漆黑,一點燈光也沒有。

    在去年做辦公室用的那個廂房左近,忽然傳來低抑的喊聲: “救——命——啊!” “是誰?”我叫了一聲。

     有兩個人在打架。

    這一個在推那一個,那一個不肯動,他們倆呼哧呼哧地喘氣。

     “放開我!”那一個說,我聽出這是伊萬·切普拉科夫的聲音,用女人的尖細聲音喊叫的就是他,“放開我,該死的,要不然我就咬你的手!” 我認出另外一個是莫伊謝伊。

    我把他們拆開,同時我忍不住打了莫伊謝伊兩個耳光。

    他倒下去,随後站起來,我就又打了他一下。

     “他要害死我,”他嘟嘟哝哝說,“他偷偷去開他媽的櫃子……為了安全起見,我要把他關在廂房裡……” 切普拉科夫喝醉了,沒有認出我來,不住地粗聲喘氣,仿佛要吸足氣再喊救命似的。

     我丢下他們,回到房裡去。

    妻子躺在床上,她已經穿好衣服。

    我把外面出的事講給她聽,就連我打了莫伊謝伊也沒有瞞她。

     “住在鄉下真是可怕,”她說,“夜晚是多麼長啊,我的天。

    ” “救——命——啊!”過了一會兒又傳來喊叫聲。

     “我去叫他們别吵。

    ”我說。

     “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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