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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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您也别在意。

    我回到家來,那麼快活。

    看見每一個人,我那麼高興,我還沒有能夠習慣。

    這麼多的回憶!我覺得我們說不定會一口氣談到天明呢。

    ” 現在他挨近了看着她的臉、她那放光的眼睛。

    在這兒,在黑暗裡,她比在房間裡顯得年輕,就連她舊有那種孩子氣的神情好像也回到她臉上來了。

    實在,她也的确帶着天真的好奇神氣瞧他,仿佛要湊近一點,仔細看一看而且了解一下這個原先那麼熱烈那麼溫柔地愛她、卻又那麼不幸的男子似的。

    為了那種熱愛,她的眼睛在向他道謝。

    于是他想起以前那些事情,想起最小的細節:他怎樣在墓園裡走來走去,後來快到早晨怎樣筋疲力盡地回到家。

    他忽然感到悲涼,為往事惆怅了。

    他的心裡開始點起一團火。

     “您還記得那天傍晚我怎樣送您上俱樂部去嗎?”他說,“那時候下着雨,天挺黑……” 他心頭的熱火不斷地燒起來,他要訴說,要抱怨生活…… “唉!”他歎道,“剛才您問我過得怎麼樣。

    我們在這兒過的是什麼生活喲?哼,簡直算不得生活。

    我們老了,發胖了,洩氣了。

    白晝和夜晚,一天天地過去,生活悄悄地溜掉,沒一點光彩,沒一點印象,沒一點思想……白天,賺錢,傍晚呢,去俱樂部。

    那夥人全是牌迷,酒鬼,嗓音嘶啞的家夥,我簡直受不了。

    這生活有什麼好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生活的崇高目标啊。

    往常您總是那麼喜歡談您的醫院。

    那時候我卻是個怪女孩子,自以為是偉大的鋼琴家。

    其實,現在凡是年輕的小姐都彈鋼琴,我也跟别人一樣地彈,我沒有什麼與衆不同的地方,我那種彈鋼琴的本事就如同我母親寫小說的本事一樣。

    當然,我那時候不了解您,不過後來在莫斯科,我卻常常想到您。

    我隻想念您一個人。

    做一個地方自治局醫師,幫助受苦的人,為民衆服務,那是多麼幸福。

    多麼幸福啊!”葉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熱烈地反複說着,“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時候,您在我心目中顯得那麼完美,那麼崇高……” 斯達爾采夫想起每天晚上從衣袋裡拿出鈔票來,津津有味地清點,他心裡那團火就熄滅了。

     他站起來,要走回正房去。

    她挽住他的胳膊。

     “您是我生平所認識的人當中最好的人,”她接着說,“我們該常常見面,談談心,對不對?答應我。

    我不是什麼鋼琴家,我已經不誇大我自己。

    我不會再在您面前彈琴,或者談音樂了。

    ” 他們回到正房,斯達爾采夫就着傍晚的燈光瞧見她的臉,瞧見她那對凝神細看的、悲哀的、感激的眼睛看着他,他覺得不安起來,又暗自想道:“幸虧那時候我沒娶她。

    ” 他告辭。

     “按照羅馬法,您可沒有任何理由不吃晚飯就走,”伊萬·彼得羅維奇一面送他出門,一面說,“您這态度完全是垂直線。

    喂,現在,表演一下吧!”他在前廳對巴瓦說。

     巴瓦不再是小孩子,而是留了上髭的青年了。

    他拉開架式,揚起胳膊,用悲慘慘的聲調說: “苦命的女人,死吧!” 這一切都惹得斯達爾采夫不痛快。

    他坐上馬車,瞧着從前為他所珍愛寶貴的烏黑的房子和花園,一下子想到了那一切情景,薇拉·約瑟福芙娜的小說、科契克的熱鬧的琴聲、伊萬·彼得羅維奇的俏皮話、巴瓦的悲劇姿勢,他心想:這些全城頂有才能的人尚且這樣淺薄無聊,那麼這座城還會有什麼道理呢? 三天以後,巴瓦送來一封葉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寫的信。

    她寫道: 您不來看我們。

    為什麼?我擔心您别是對我們變了心吧。

    我擔心,我一想到這個就害怕。

    您要叫我安心才好,來吧,告訴我說并沒出什麼變化。

     我得跟您談一談。

     ——您的葉·圖。

     他看完信,想一想,對巴瓦說: “夥計,你回去告訴她們,說今天我不能去,我很忙。

    就說過三天我再去。

    ” 可是三天過去了,一個星期過去了,他始終沒有去。

    有一回他坐着車子湊巧路過圖爾金家,想起來他該進去坐一坐才對,可是想了一想……還是沒有進去。

     從此,他再也沒到圖爾金家裡去過。

    

又過了好幾年。

    斯達爾采夫長得越發肥胖,滿身脂肪,呼吸困難,喘不過氣來,走路腦袋往後仰了。

    每逢他肥肥胖胖、滿面紅光地坐上鈴聲叮當、由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出門,同時那個也是肥肥胖胖、滿面紅光的潘捷列伊蒙挺直長滿了肉的後腦殼,坐上車夫座位,兩條胳膊向前平伸,仿佛是木頭做的一樣,而且向過路的行人嚷着:“靠右,右邊走!”那真是一幅動人的圖畫,别人會覺得這坐車的不是人,卻是一個異教的神。

    在城裡,他的生意忙得很,連歇氣的工夫也沒有。

    他已經有一個田莊、兩所城裡的房子,正看中第三所合算的房子。

    每逢他在互相信用公司裡聽說有一所房子正在出賣,他就不客氣地走進那所房子,走遍各個房間,也不管那些沒穿好衣服的婦女和孩子驚愕張皇地瞧着他,用手杖戳遍各處的房門,說: “這是書房?這是寝室?那麼這是什麼房間?” 他一面走着說着,一面喘籲籲,擦掉額頭上的汗珠。

     他有許多事要辦,可是仍舊不放棄地方自治局的職務。

    他貪錢,恨不得這兒那兒都跑到才好。

    在嘉裡日也好,在城裡也好,人家已經簡單地稱呼他“約内奇”:“這個約内奇要上哪兒去?”或者,“要不要請約内奇來會診?” 大概因為他的喉嚨那兒疊着好幾層肥油吧,他的聲調變了,他的語聲又細又尖。

    他的性情也變了,他變得又兇又暴。

    他給病人看病,總是發脾氣。

    他急躁地用手杖敲地闆,用他那種不入耳的聲音嚷道: “請您光是回答我問的話!别說廢話!” 他單身一個人。

    他過着枯燥無味的生活,他對什麼事也不發生興趣。

     他在嘉裡日前後所住的那些年間,隻有對科契克的愛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後一回的快活事。

    到傍晚,他總上俱樂部去玩“文特”,然後獨自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吃晚飯。

    伊萬,服務員當中年紀頂大也頂有規矩的一個,伺候他,給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

    俱樂部裡每一個人,主任也好,廚師也好,服務員也好,都知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就想盡方法極力迎合他,要不然,說不定他就會忽然大發脾氣,拿起手杖來敲地闆。

     他吃晚飯的時候,偶爾回轉身去,在别人的談話當中插嘴: “你們在說什麼?啊?說誰?” 遇到鄰桌有人提到圖爾金家,他就問: “你們說的是哪個圖爾金家?你們是說有個女兒會彈鋼琴的那一家嗎?” 關于他,可以述說的,都在這兒了。

     圖爾金家呢?伊萬·彼得羅維奇沒有變老,一丁點兒都沒變,仍舊愛說俏皮話,講掌故。

    薇拉·約瑟福芙娜也仍舊興緻勃勃地朗誦她的小說給客人聽,念得動人而樸實。

    科契克呢,天天彈鋼琴,一連彈四個鐘頭。

    她明顯地見老了,常生病,年年秋天跟母親一塊兒上克裡米亞去。

    伊萬·彼得羅維奇送她們上車站,車一開,他就擦眼淚,嚷道: “再會啰!” 他揮動他的手絹。

     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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