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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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曾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七年發表過，第一卷在一九五四年問世。
作者以回憶錄的方式描寫了克魯爾招搖撞騙的一生，文筆犀利、幽默，語多諷刺。
從題材上看，這部小說與托馬斯·曼的早期作品也有一定聯系，即涉及資本主義社會中藝術與藝術家的問題。
小說的某些章節寫得十分精彩，思想性與藝術性均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除各類小說外，托馬斯·曼還寫了許多散文，其中有自傳性文章和政論，而很大一部分則是文學評論。
在文學評論中，較著名的有《論席勒》、《歌德與托爾斯泰》、《藝術家與社會》以及《從我們的經驗看尼采哲學》等。
他對萊辛、史托姆、契诃夫、馮塔納、弗洛伊德、塞萬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席勒等人都很有研究，在一九四五年瑞典出版的《高貴的精神》一書中，他對這些作家都有精辟的論述。
俄國作家中除托爾斯泰外，契诃夫也是他最為傾心的作家之一。
他認為“契诃夫唱的是深深地打動他的人民的社會悲歌”。
《時代的作品》則收集了有關他的自傳性文章、日記以及重要的政論共八十八篇，是研究這位文學大師的重要文獻。
席勒是托馬斯·曼最喜愛的作家之一，早于一九〇五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沉重的時刻》中，他就懷着無比崇敬的心情刻畫這位大詩人在創作過程中嘔心瀝血、備嘗艱辛的形象。
在長篇小說《魔山》、中篇小說《托尼奧·克勒格爾》和《颠倒錯亂和早年的傷痛》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贊揚席勒和他的名劇《唐·卡洛斯》。
為了紀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作家于一九五五年夏逝世前不久分别在兩個德國宣讀他所撰寫的《試論席勒》一文。
他說：“人類要求道德與秩序，正義與和平，而不是互相辱罵，野蠻欺詐和殘忍仇恨。
”在《試論席勒》的結尾部分，托馬斯·曼号召德國人民“要相愛，和平，珍惜自己的品德”，反對現代軍國主義者。
托馬斯·曼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還在醞釀新的文藝作品。
但他未能實現自己的計劃，就以八十歲的高齡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與世長辭。
托馬斯·曼在十九歲時發表的中篇小說《堕落》是使他嶄露頭角的處女作，第一次發表在一八九四年十月的《社會》雜志上。
小說的布局和寫法上可以看出十九世紀法國作家的痕迹，文筆簡潔、流暢，結構嚴謹，故事性強。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大學生和一個女演員，兩人熱戀了一陣後，女演員因經不起金錢的誘惑而堕落，大學生失戀之餘，憤世嫉俗，痛苦不堪。
作者告訴人們，在金錢萬能的社會中，藝術家要潔身自好是難以做到的，而女藝人則更加處處受壓抑，遭欺淩，在金錢的淫威下屈服。
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根本談不上什麼“婦女解放”。
托馬斯·曼對女演員韋爾特納的堕落既有譴責的意味，也有同情的成分。
由于托馬斯·曼受叔本華、尼采及某些作家的影響，他的早期作品明顯地流露出悲觀的色彩，從一八九六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幻滅》和一八九七年發表的《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在《幻滅》裡，作者以不大的篇幅刻畫了一個窮愁潦倒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屢遭不幸，郁郁不得志，因此灰心喪氣，對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這篇故事一方面固然說明了作者的思想傾向，另一方面也較為典型地反映出小人物苦悶彷徨的心情。
《死》中描寫的那個病人，情緒則更加陰暗，整篇小說籠罩着一片慘霧愁雲，使人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即将來臨。
一八九七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矮個兒弗裡特曼先生》，是托馬斯·曼早期作品中的力作之一。
作者在《三十年故事集》的序文中，也稱它是“我早期作品中的有典型意義的成就”。
在作者筆下，矮個兒弗裡特曼不但是個生理上有缺陷的畸形人，而且思想上也是“畸形”的。
他誤以為美麗動人的林林根夫人鐘情于他，于是利用在溪邊散步的機會向她求愛，不料這位冷若冰霜的貴婦人輕蔑地把他推倒在地，揚長而去，矮個兒經不起這一沖擊，萬念俱灰，就讓自己沉入水中，與世永别。
顯然，作者對病弱而命運坎坷的主人公是寄予同情的，而對林林根太太之流的上層人物則持鄙夷态度。
從這裡，我們也可隐約窺見托馬斯·曼人道主義思想的萌芽。
托馬斯·曼在許多早期作品中，着力表現“局外人”的處境以及他們的孤獨感。
他筆下的一些所謂“局外人”，有的像上面提到的弗裡特曼那樣，是發育不健全的畸形人，有的則是酗酒成性或貧苦失意的小人物。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爾》中的主人公和《去墓地的路》中的羅布哥德·匹普桑姆就是這樣的人。
在前一篇中，生性怪僻、落落寡合的敏德尼克爾由于生活困頓，在灰心絕望之餘竟親手殺死他所寵愛的一條小狗；而後一篇中，匹普桑姆因為一件小事與别人争執，最後落得瘋瘋癫癫的下場。
這兩篇小說雖然字數不多，但作者向人們展示了社會的一幅陰暗畫面，讀後心情異常沉重，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小說。
一九〇三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饑餓的人們》，同樣描寫了擯棄于生活之外的那種“局外人”：這是一個生活富裕、孤芳自賞而渴求真理的知識分子，整篇小說通過他的内心獨白，展示了他複雜而矛盾的精神世界。
在小說的結尾部分，他遇上了一個饑餓的窮人，這個窮人在寒風中縮成一團，用紅炎炎的眼睛瞅着他，這時他忽然認識到他們彼此是“同病相憐的兄弟”，對方的饑餓是在肉體方面，而自己的饑餓則在精神方面。
最後，主人公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們得不到安甯的受苦難的人啊；……需要另一種愛，另一種。
”顯然，這也正是托馬斯·曼本人的觀點。
托馬斯·曼生長在上流社會，對其中形形色色的醜惡現象耳聞目睹，十分熟悉。
他對這些現象切齒痛恨，因而在作品中不遺餘力地用諷喻的筆調加以譴責。
在短篇小說《路易絲姑娘》中，作者在描寫雅各布律師、律師妻子安瑪洛亞和安瑪洛亞的情夫洛伊特納以及三者的愛情糾葛時，用的都是揶揄的語調，在他犀利的筆鋒下，這三個人各自的醜态（雅各布的怯弱、颟顸；安瑪洛亞的淫蕩、任性；洛伊特納的輕浮、自負）都顯得活龍活現。
寥寥三四千字的《神童》也是一部絕妙的諷刺作品。
彈鋼琴的“神童”彼彼盡管還是一個孩子，卻懂得惺惺作态，嘩衆取寵；聽到他的演奏後，商人想的隻是生意經，認為這場演出“淨餘足足有一千個馬克”，把藝術看作是一樁有利可圖的事業；在一個妙齡女郎的心目中，他演奏的主題不外乎是愛情，希望他像小弟弟那樣吻她；一個鋼琴女教師聽了後，心中則不無妒忌，認為神童的演奏缺乏創造性，應當“拿戒尺來對付他”。
在《在預言家的屋子裡
作者以回憶錄的方式描寫了克魯爾招搖撞騙的一生，文筆犀利、幽默，語多諷刺。
從題材上看，這部小說與托馬斯·曼的早期作品也有一定聯系，即涉及資本主義社會中藝術與藝術家的問題。
小說的某些章節寫得十分精彩，思想性與藝術性均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除各類小說外，托馬斯·曼還寫了許多散文，其中有自傳性文章和政論，而很大一部分則是文學評論。
在文學評論中，較著名的有《論席勒》、《歌德與托爾斯泰》、《藝術家與社會》以及《從我們的經驗看尼采哲學》等。
他對萊辛、史托姆、契诃夫、馮塔納、弗洛伊德、塞萬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席勒等人都很有研究，在一九四五年瑞典出版的《高貴的精神》一書中，他對這些作家都有精辟的論述。
俄國作家中除托爾斯泰外，契诃夫也是他最為傾心的作家之一。
他認為“契诃夫唱的是深深地打動他的人民的社會悲歌”。
《時代的作品》則收集了有關他的自傳性文章、日記以及重要的政論共八十八篇，是研究這位文學大師的重要文獻。
席勒是托馬斯·曼最喜愛的作家之一，早于一九〇五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沉重的時刻》中，他就懷着無比崇敬的心情刻畫這位大詩人在創作過程中嘔心瀝血、備嘗艱辛的形象。
在長篇小說《魔山》、中篇小說《托尼奧·克勒格爾》和《颠倒錯亂和早年的傷痛》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贊揚席勒和他的名劇《唐·卡洛斯》。
為了紀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作家于一九五五年夏逝世前不久分别在兩個德國宣讀他所撰寫的《試論席勒》一文。
他說：“人類要求道德與秩序，正義與和平，而不是互相辱罵，野蠻欺詐和殘忍仇恨。
”在《試論席勒》的結尾部分，托馬斯·曼号召德國人民“要相愛，和平，珍惜自己的品德”，反對現代軍國主義者。
托馬斯·曼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還在醞釀新的文藝作品。
但他未能實現自己的計劃，就以八十歲的高齡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與世長辭。
二
托馬斯·曼最大的成就，無疑是《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舉世矚目的長篇小說，但他的中、短篇小說，特别是早期的中篇小說寫得非常出色，在德國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托馬斯·曼在十九歲時發表的中篇小說《堕落》是使他嶄露頭角的處女作，第一次發表在一八九四年十月的《社會》雜志上。
小說的布局和寫法上可以看出十九世紀法國作家的痕迹，文筆簡潔、流暢，結構嚴謹，故事性強。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大學生和一個女演員，兩人熱戀了一陣後，女演員因經不起金錢的誘惑而堕落，大學生失戀之餘，憤世嫉俗，痛苦不堪。
作者告訴人們，在金錢萬能的社會中，藝術家要潔身自好是難以做到的，而女藝人則更加處處受壓抑，遭欺淩，在金錢的淫威下屈服。
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根本談不上什麼“婦女解放”。
托馬斯·曼對女演員韋爾特納的堕落既有譴責的意味，也有同情的成分。
由于托馬斯·曼受叔本華、尼采及某些作家的影響，他的早期作品明顯地流露出悲觀的色彩，從一八九六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幻滅》和一八九七年發表的《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在《幻滅》裡，作者以不大的篇幅刻畫了一個窮愁潦倒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屢遭不幸，郁郁不得志，因此灰心喪氣，對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這篇故事一方面固然說明了作者的思想傾向，另一方面也較為典型地反映出小人物苦悶彷徨的心情。
《死》中描寫的那個病人，情緒則更加陰暗，整篇小說籠罩着一片慘霧愁雲，使人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即将來臨。
一八九七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矮個兒弗裡特曼先生》，是托馬斯·曼早期作品中的力作之一。
作者在《三十年故事集》的序文中，也稱它是“我早期作品中的有典型意義的成就”。
在作者筆下，矮個兒弗裡特曼不但是個生理上有缺陷的畸形人，而且思想上也是“畸形”的。
他誤以為美麗動人的林林根夫人鐘情于他，于是利用在溪邊散步的機會向她求愛，不料這位冷若冰霜的貴婦人輕蔑地把他推倒在地，揚長而去，矮個兒經不起這一沖擊，萬念俱灰，就讓自己沉入水中，與世永别。
顯然，作者對病弱而命運坎坷的主人公是寄予同情的，而對林林根太太之流的上層人物則持鄙夷态度。
從這裡，我們也可隐約窺見托馬斯·曼人道主義思想的萌芽。
托馬斯·曼在許多早期作品中，着力表現“局外人”的處境以及他們的孤獨感。
他筆下的一些所謂“局外人”，有的像上面提到的弗裡特曼那樣，是發育不健全的畸形人，有的則是酗酒成性或貧苦失意的小人物。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爾》中的主人公和《去墓地的路》中的羅布哥德·匹普桑姆就是這樣的人。
在前一篇中，生性怪僻、落落寡合的敏德尼克爾由于生活困頓，在灰心絕望之餘竟親手殺死他所寵愛的一條小狗；而後一篇中，匹普桑姆因為一件小事與别人争執，最後落得瘋瘋癫癫的下場。
這兩篇小說雖然字數不多，但作者向人們展示了社會的一幅陰暗畫面，讀後心情異常沉重，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小說。
一九〇三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饑餓的人們》，同樣描寫了擯棄于生活之外的那種“局外人”：這是一個生活富裕、孤芳自賞而渴求真理的知識分子，整篇小說通過他的内心獨白，展示了他複雜而矛盾的精神世界。
在小說的結尾部分，他遇上了一個饑餓的窮人，這個窮人在寒風中縮成一團，用紅炎炎的眼睛瞅着他，這時他忽然認識到他們彼此是“同病相憐的兄弟”，對方的饑餓是在肉體方面，而自己的饑餓則在精神方面。
最後，主人公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們得不到安甯的受苦難的人啊；……需要另一種愛，另一種。
”顯然，這也正是托馬斯·曼本人的觀點。
托馬斯·曼生長在上流社會，對其中形形色色的醜惡現象耳聞目睹，十分熟悉。
他對這些現象切齒痛恨，因而在作品中不遺餘力地用諷喻的筆調加以譴責。
在短篇小說《路易絲姑娘》中，作者在描寫雅各布律師、律師妻子安瑪洛亞和安瑪洛亞的情夫洛伊特納以及三者的愛情糾葛時，用的都是揶揄的語調，在他犀利的筆鋒下，這三個人各自的醜态（雅各布的怯弱、颟顸；安瑪洛亞的淫蕩、任性；洛伊特納的輕浮、自負）都顯得活龍活現。
寥寥三四千字的《神童》也是一部絕妙的諷刺作品。
彈鋼琴的“神童”彼彼盡管還是一個孩子，卻懂得惺惺作态，嘩衆取寵；聽到他的演奏後，商人想的隻是生意經，認為這場演出“淨餘足足有一千個馬克”，把藝術看作是一樁有利可圖的事業；在一個妙齡女郎的心目中，他演奏的主題不外乎是愛情，希望他像小弟弟那樣吻她；一個鋼琴女教師聽了後，心中則不無妒忌，認為神童的演奏缺乏創造性，應當“拿戒尺來對付他”。
在《在預言家的屋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