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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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是各式各樣病态的人物,這裡有小說家、畫家、音樂家及愛出風頭的貴婦人等,他們大多是不滿現實的文人,妄想改革社會,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與出路,反映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

    在這篇作品裡,作者對那位小說家的諷刺尤為辛辣,此人思想空虛,作風浮誇,他前來預言家的屋子裡集會的目的,無非是見見世面,找尋一些刺激,并通過貴婦人跟她的女兒談情說愛。

    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文人是有一定典型意義的。

    另一篇《火車事故》是他脍炙人口的佳作之一,這裡,作者的諷刺手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小說雖短,卻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一個上流人物的嘴臉。

    這位高貴的紳士剛上火車時,顯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竟違反禁令把小狗帶入卧車車廂,一不如意,就罵别人“兔崽子”,但火車一出事故,他卻高呼救命,還口口聲聲叫“偉大的上帝”、“萬能的上帝”,真是醜态十足! 下面我們要談談托馬斯·曼三個以藝術家為主題的重要中篇小說。

     《托尼奧·克勒格爾》是托馬斯·曼二十八歲時的作品,發表于一九〇三年。

    據說這是作者最喜愛的作品之一,或多或少帶有個人自傳的成分。

    托尼奧的家庭出身和經曆,有許多地方同作家本人的情況相似。

    小說揭示了藝術和社會的關系以及理性與生活的關系,表達了一個正直的藝術家的心聲,指出了一個作家應當選擇的道路。

    作者借托尼奧之口道出了他的藝術觀:“如果說,有什麼能使我從一個知識分子變成一個作家,那正是我這種對人性、對生活、對普通事物的平民式的愛。

    一切溫暖、善良和诙諧都來自這種愛。

    ”這說明了托馬斯·曼的寫作态度是嚴肅的,是面向生活,面向社會,面向人民的。

     同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特裡斯坦》,也是一部描寫藝術與生活之間相互關系的光彩奪目的作品。

    故事以一座療養院為背景,通過德特雷夫·史平奈爾與科勒特揚夫人之間的暧昧關系的描寫,反映了一些上層社會的人的病态生活的一個側面。

    這裡,作者一面借商人科勒特揚之口,揭示了人們崇拜金錢、蔑視藝術的醜惡本質,另一方面則精心刻畫了作家史平奈爾的形象,把上世紀末那種脫離生活、逃避現實的藝術家的本質生動地勾勒出來。

    托馬斯·曼是以冷嘲熱諷的筆調來描寫這些人物的,對這種無病呻吟的唯美主義藝術家顯然持否定态度。

    藝術家應當如何正确對待生活——這就是我們在讀這篇小說後應當仔細思索的問題。

     托馬斯·曼寫了不少中篇小說,其中最負盛名的首推《死于威尼斯》。

    像《托尼奧·克勒格爾》和《特裡斯坦》一樣,它也是一部以藝術家為題材的作品,不過它所反映的社會面更加廣闊,主題思想也更加深刻。

    西方文學界很推崇這篇小說,目為世界文學名著,而托馬斯·曼本人也認為是自己的得意傑作。

    他曾說:“《死于威尼斯》的确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結晶品,這是一種結構,一個形象,從許許多多的晶面上放射出光輝。

    它蘊含着無數隐喻;當作品成型時,連作者本人也不禁為之目眩。

    ”這篇作品是他于一九一一年從意大利歸國後所寫,一九一二年問世。

    故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是一個正直清高的名作家,他數十年來孜孜不倦地獻身于創作,一心想攀登藝術的高峰。

    長年累月辛勤的勞動使他心力交瘁,他很想松一口氣,到國外調劑一下疲憊的身心。

    他選中威尼斯作為目的地,在那兒度過了不少炎熱的夏日。

    他在飯店裡遇見一個非常俊美的波蘭籍男孩,他認為孩子就是美的化身,因而陷在一種反常的情愛裡,不能自拔,甚至為他神魂颠倒。

    不久,威尼斯疫疠橫行,外僑紛紛回國,而阿申巴赫明知有染疾身亡的危險,卻偏偏不肯離開,甯願守在孩子身邊,最後終于死在海灘旁。

    許多評論家都認為阿申巴赫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這樣的人物在當時的知識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雖然他孤芳自賞,遠離人民群衆,但寫作态度十分嚴謹,對當時的社會抱批判态度。

    他對社會上種種庸俗、淺薄的東西都看不入眼,對那個社會的種種陰暗面更感到疾首痛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在托馬斯·曼的心靈上打下了烙印。

    戰後,歐洲普遍出現了經濟蕭條,德國當然也不例外。

    馬克貶值,通貨膨脹,人民生活每況愈下,而青年們在動蕩不安的現實下顯得十分消沉。

    一九二五年的《颠倒錯亂和早年的傷痛》,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寫成的。

    作者除真實地描寫了當時青年一代的思想動态外,還以精湛的藝術技巧向我們展示了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

    書中的曆史教授科内利烏斯,許多評論家都認為是作者本人的化身。

    故事環繞青年們一次家庭舞會層層展開,這裡既有載歌載舞的熱鬧場面,又有發人深思的哲理。

    作者本人很欣賞這篇小說,認為它是自己中篇小說中最佳的作品之一。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引起了托馬斯·曼的關注與憂慮。

    他曾說過:“共産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必須組成統一戰線,使戰争狂人不敢輕舉妄動。

    ”一九三〇年初發表的中篇小說《馬裡奧和魔術師》,就是作者投向法西斯的一把利刃。

    小說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為素材,描寫正直、樸實的侍者馬裡奧與魔術師奇博拉之間一場驚心動魄的鬥争。

    在奇博拉魔鞭的呼嘯聲中,群衆隻能俯首帖耳,一切聽憑他的擺布,馬裡奧最初也中了他的魔法,但不久就清醒過來,認識了對方的猙獰面目,毅然把他一槍打死。

    很明顯,魔術師奇博拉是法西斯分子的象征,而馬裡奧則代表人民。

    小說的結尾清楚地告訴我們:人民開始時很容易受法西斯的蠱惑和愚弄,但一旦清醒過來,就威力無窮,并起而反抗,置它于死地。

    由于這是一篇意味深長的政治小說,出版後不久即被墨索裡尼政府列入禁書名單。

    這個中篇小說不但有鮮明的政治内容,也有較高的藝術性。

    作者對許多場景都作了繪聲繪色的處理,讀來扣人心弦。

    可以說,《馬裡奧和魔術師》使他的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托馬斯·曼深受叔本華、尼采、瓦格納等人的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想的影響,早期創作上難免有一些唯美主義的痕迹和其消極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說:“作為藝術家,看來我是異乎尋常地早熟的……可是就政治而論,我敢斷言我的成熟十分緩慢。

    ”但在人民風起雲湧的革命鬥争中,他的頭腦日趨清醒,逐漸成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三十年代後則更為進步,能用他的文章和演說同法西斯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鬥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對社會主義也有一定認識,曾撰有《反布爾什維主義是我們時代的大蠢事》一文,明确闡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場。

    當然,由于種種原因,他對革命和社會主義尚持保留态度。

    他以真知灼見和敏銳的觀察力看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并通過各種體裁的小說和文章對帝國主義敲響了喪鐘,不愧為二十世紀德國繼往開來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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