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斯萬夫人周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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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萬夫人隻是在所謂“官界”中獲得成功。
高雅女士不與她來往，但這并不是因為她那裡有共和派名流。
在我年幼時，凡屬于保守社會的一切均成為社交風尚，因此，一個有名望的沙龍是決不接待共和分子的。
對這種沙龍的人來說，永遠不可能接待“機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可怕的“激進分子”了，而這種不可能性将像油燈和公共馬車一樣永世長存。
然而，社會好似一個萬花筒，它有時轉動，将曾被認為一成不變的因素連續進行新的排列，從而構成新的圖景。
在我初領聖體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猶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場合從而使正統派的女士們吃驚。
萬花筒中的新布局産生于哲學家稱作的标準所發生的變化。
後來，在我開始拜訪斯萬夫人家以後不久，德雷福斯事件産生了一個新标準，于是萬花筒再一次将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塊翻倒過來。
凡屬猶太人的一切都落到萬花筒的底部，連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無名的民族主義者。
當時，在巴黎最負盛名的沙龍是一位極端天主教徒——奧地利親王的沙龍。
如果發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對德戰争，那麼，萬花筒會朝相反的方向轉動，猶太人會表現愛國熱忱而使衆人吃驚，他們會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樣一來，就再沒有人願意去拜訪奧地利親王，甚至沒有人承認去拜訪過。
雖然如此，每當社會暫時處于靜止狀态時，生活于其中的人總是認為不可能再發生任何變化，正如他們看到電話問世，便認為不可能再出現飛機，與此同時，新聞界的哲學家們對前一時期進行抨擊，他們不但批評前一時期中人們的樂趣，斥之為腐朽已極，甚至還抨擊藝術家和哲學家的作品，斥之為毫無價值，仿佛它們與附庸風雅、輕浮淺薄的各種表現形式密不可分。
唯一不變的似乎是每次人們都說“法國發生了一點變化”。
我初去斯萬夫人家時，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發，某些猶太顯貴還很有權勢，而其中最大的是魯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萬的姨母。
她本人并沒有外甥那樣高雅的社會交往，外甥也并不喜歡她，從未認真與她聯絡感情，雖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繼承人。
然而，在斯萬的親戚當中，隻有這位姨母意識到斯萬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這方面與我們一樣（長期地）一無所知。
在家族中，當一個成員跻身于上流社會時——他以為這是獨一無二的現象，但在十年以後，他會看到在和他同時成長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這個現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畫出一圈黑暗區域terraincognita，居住其中的人對它了如指掌，而未得其門而入者雖然從它旁邊走過，卻不覺察它的存在，還以為是一片黑暗，一片虛無。
既然沒有任何通訊社将斯萬的社會交往通知他的親戚，因此，他們在飯桌上（當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談到斯萬時，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講述他們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爾表親”，而且把他看做心懷嫉妒的窮親戚，借用巴爾紮克小說的标題，風趣地稱他為“傻表親”。
魯弗斯·以色列夫人與衆人不同，她很明白與斯萬慷慨交往的是些什麼人，而且十分眼紅。
她丈夫的家族與羅特希爾德家族一樣有錢，而且好幾代以來便為奧爾良王公們經營事務。
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纏萬貫，當然很有影響，并且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勸阻她認識的人接待奧黛特，隻有一個人偷偷地違背了她，那就是德·馬桑特伯爵夫人。
那天奧黛特去拜訪德·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幾乎同時到來。
德·馬桑特夫人如坐針氈。
這種人什麼都做得出來，所以她竟然背信棄義地不和奧黛特說一句話，奧黛特自然不再将入侵向前推進了，何況這個階層決非她希望被接納的階層。
聖日耳曼區對奧黛特絲毫不感興趣，仍舊将她看做與有産者完全不同的、毫無修養的輕佻女人（有産者精通家譜中的每個細節，而且，既然現實生活并未向他們提供貴族親友，他們便如饑似渴地閱讀回憶錄）。
另一方面，斯萬似乎繼續是情人，在他看來，這位往日情婦的一切特點似乎仍然可愛或者無傷大雅，因為我常常聽見他妻子說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話，而他卻無意糾正（也許是因為對她尚有柔情，也許是對此掉以輕心，或者懶于幫她提高修養）。
這也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單純。
在貢布雷，我們曾長期被他的單純所蒙蔽，而且就在現在，雖然他繼續結交體面人物（至少為他自己着想），卻不願他們在他妻子的沙龍的談話中占有重要地位，何況對他來說，他們的重要性确實大為減少，因為他生活的重心已經轉移。
總之，奧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無知。
當人們先提到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後提到她表親德·蓋爾芒特公主時，她竟然說：“噫，這些人是王公，那麼說他們晉升了。
”如果有誰在談到夏爾特爾公爵時用“親王”一詞，她馬上糾正說：“是公爵，他是夏爾特爾公爵，不是親王。
”關于巴黎伯爵的兒子德·奧爾良公爵，她說：“真古怪，兒子的爵位比父親高。
”作為英國迷，她又接着說：“這些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塗。
”有人問她蓋爾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說：“埃納省。
” 斯萬在奧黛特面前是盲目的，他既看不見她教養中的缺陷，也看不見她智力上的平庸。
不僅如此，每當奧黛特講述什麼愚蠢的故事時，斯萬總是殷勤地、快活地、甚至贊賞地（其中可能摻雜着殘存的欲念）聆聽，而如果斯萬本人說出一句高雅的、甚至深刻的話時，奧黛特往往興趣索然、心不在焉、極不耐煩，有時甚至厲聲反駁。
人們因而得出結論說，精華受制于平庸在不少家庭中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反過來，也有許多傑出女性竟被對她們的睿智橫加指責的蠢人所蠱惑，并且被極度慷慨的愛情所左右而對蠢人的俗不可耐的玩笑贊歎不已。
說到當時妨礙奧黛特進入日耳曼區的理由，應該指出社交界的萬花筒的最近一次轉動是由一系列醜聞引起的。
人們原來放心大膽地與某些女人交往，而她們竟被揭露是妓女，是英國間諜。
在一段時間内，人們首先（至少認為如此）要求他人的是牢靠和穩定……奧黛特代表的正是人們剛剛與之決裂又立刻拾起的東西（因為人們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他們在新制度下尋找舊制度的繼續），當然它必須換一種形式，以掩人耳目，制造與危機前的社交界有所不同的假象。
但奧黛特與那個社交界的替罪羊太相似了。
其實，上流社會的人是高度近視眼。
他們與原來認識的猶太女士斷絕來往，正考慮如何填補空白，卻看見一位仿佛被一夜風暴刮來的新女人，她也是猶太人，但由于新穎，便不像在她以前的女人那樣使人們聯想起他們認為應該憎惡的東西。
她不要求人們崇敬他們的上帝。
人們便接納了她。
誠然，在我初訪奧黛特家時，反猶太主義問題尚未提出，但是奧黛特與當時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東西十分相似。
至于斯
高雅女士不與她來往，但這并不是因為她那裡有共和派名流。
在我年幼時，凡屬于保守社會的一切均成為社交風尚，因此，一個有名望的沙龍是決不接待共和分子的。
對這種沙龍的人來說，永遠不可能接待“機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可怕的“激進分子”了，而這種不可能性将像油燈和公共馬車一樣永世長存。
然而，社會好似一個萬花筒，它有時轉動，将曾被認為一成不變的因素連續進行新的排列，從而構成新的圖景。
在我初領聖體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猶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場合從而使正統派的女士們吃驚。
萬花筒中的新布局産生于哲學家稱作的标準所發生的變化。
後來，在我開始拜訪斯萬夫人家以後不久，德雷福斯事件産生了一個新标準，于是萬花筒再一次将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塊翻倒過來。
凡屬猶太人的一切都落到萬花筒的底部，連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無名的民族主義者。
當時，在巴黎最負盛名的沙龍是一位極端天主教徒——奧地利親王的沙龍。
如果發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對德戰争，那麼，萬花筒會朝相反的方向轉動，猶太人會表現愛國熱忱而使衆人吃驚，他們會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樣一來，就再沒有人願意去拜訪奧地利親王，甚至沒有人承認去拜訪過。
雖然如此，每當社會暫時處于靜止狀态時，生活于其中的人總是認為不可能再發生任何變化，正如他們看到電話問世，便認為不可能再出現飛機，與此同時，新聞界的哲學家們對前一時期進行抨擊，他們不但批評前一時期中人們的樂趣，斥之為腐朽已極，甚至還抨擊藝術家和哲學家的作品，斥之為毫無價值，仿佛它們與附庸風雅、輕浮淺薄的各種表現形式密不可分。
唯一不變的似乎是每次人們都說“法國發生了一點變化”。
我初去斯萬夫人家時，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發，某些猶太顯貴還很有權勢，而其中最大的是魯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萬的姨母。
她本人并沒有外甥那樣高雅的社會交往，外甥也并不喜歡她，從未認真與她聯絡感情，雖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繼承人。
然而，在斯萬的親戚當中，隻有這位姨母意識到斯萬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這方面與我們一樣（長期地）一無所知。
在家族中，當一個成員跻身于上流社會時——他以為這是獨一無二的現象，但在十年以後，他會看到在和他同時成長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這個現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畫出一圈黑暗區域terraincognita，居住其中的人對它了如指掌，而未得其門而入者雖然從它旁邊走過，卻不覺察它的存在，還以為是一片黑暗，一片虛無。
既然沒有任何通訊社将斯萬的社會交往通知他的親戚，因此，他們在飯桌上（當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談到斯萬時，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講述他們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爾表親”，而且把他看做心懷嫉妒的窮親戚，借用巴爾紮克小說的标題，風趣地稱他為“傻表親”。
魯弗斯·以色列夫人與衆人不同，她很明白與斯萬慷慨交往的是些什麼人，而且十分眼紅。
她丈夫的家族與羅特希爾德家族一樣有錢，而且好幾代以來便為奧爾良王公們經營事務。
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纏萬貫，當然很有影響，并且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勸阻她認識的人接待奧黛特，隻有一個人偷偷地違背了她，那就是德·馬桑特伯爵夫人。
那天奧黛特去拜訪德·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幾乎同時到來。
德·馬桑特夫人如坐針氈。
這種人什麼都做得出來，所以她竟然背信棄義地不和奧黛特說一句話，奧黛特自然不再将入侵向前推進了，何況這個階層決非她希望被接納的階層。
聖日耳曼區對奧黛特絲毫不感興趣，仍舊将她看做與有産者完全不同的、毫無修養的輕佻女人（有産者精通家譜中的每個細節，而且，既然現實生活并未向他們提供貴族親友，他們便如饑似渴地閱讀回憶錄）。
另一方面，斯萬似乎繼續是情人，在他看來，這位往日情婦的一切特點似乎仍然可愛或者無傷大雅，因為我常常聽見他妻子說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話，而他卻無意糾正（也許是因為對她尚有柔情，也許是對此掉以輕心，或者懶于幫她提高修養）。
這也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單純。
在貢布雷，我們曾長期被他的單純所蒙蔽，而且就在現在，雖然他繼續結交體面人物（至少為他自己着想），卻不願他們在他妻子的沙龍的談話中占有重要地位，何況對他來說，他們的重要性确實大為減少，因為他生活的重心已經轉移。
總之，奧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無知。
當人們先提到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後提到她表親德·蓋爾芒特公主時，她竟然說：“噫，這些人是王公，那麼說他們晉升了。
”如果有誰在談到夏爾特爾公爵時用“親王”一詞，她馬上糾正說：“是公爵，他是夏爾特爾公爵，不是親王。
”關于巴黎伯爵的兒子德·奧爾良公爵，她說：“真古怪，兒子的爵位比父親高。
”作為英國迷，她又接着說：“這些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塗。
”有人問她蓋爾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說：“埃納省。
” 斯萬在奧黛特面前是盲目的，他既看不見她教養中的缺陷，也看不見她智力上的平庸。
不僅如此，每當奧黛特講述什麼愚蠢的故事時，斯萬總是殷勤地、快活地、甚至贊賞地（其中可能摻雜着殘存的欲念）聆聽，而如果斯萬本人說出一句高雅的、甚至深刻的話時，奧黛特往往興趣索然、心不在焉、極不耐煩，有時甚至厲聲反駁。
人們因而得出結論說，精華受制于平庸在不少家庭中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反過來，也有許多傑出女性竟被對她們的睿智橫加指責的蠢人所蠱惑，并且被極度慷慨的愛情所左右而對蠢人的俗不可耐的玩笑贊歎不已。
說到當時妨礙奧黛特進入日耳曼區的理由，應該指出社交界的萬花筒的最近一次轉動是由一系列醜聞引起的。
人們原來放心大膽地與某些女人交往，而她們竟被揭露是妓女，是英國間諜。
在一段時間内，人們首先（至少認為如此）要求他人的是牢靠和穩定……奧黛特代表的正是人們剛剛與之決裂又立刻拾起的東西（因為人們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他們在新制度下尋找舊制度的繼續），當然它必須換一種形式，以掩人耳目，制造與危機前的社交界有所不同的假象。
但奧黛特與那個社交界的替罪羊太相似了。
其實，上流社會的人是高度近視眼。
他們與原來認識的猶太女士斷絕來往，正考慮如何填補空白，卻看見一位仿佛被一夜風暴刮來的新女人，她也是猶太人，但由于新穎，便不像在她以前的女人那樣使人們聯想起他們認為應該憎惡的東西。
她不要求人們崇敬他們的上帝。
人們便接納了她。
誠然，在我初訪奧黛特家時，反猶太主義問題尚未提出，但是奧黛特與當時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東西十分相似。
至于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