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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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能動性，哪怕有損于心愛之人的利益，從而與我們從心愛之人身上繼承下來的特殊性格互為抵消。
一旦心愛的人不在人世，我們便會為與以前判若兩人而顧慮重重，欣賞的将隻是過去的她，隻是業已成為曆史，但卻與其他事物交織在一起的自身，隻是從今之後将保持完整的自我的自身。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絕非人們通常所指的那種極為含糊、虛假的意義），可以說死亡并非無益，人死後還仍然會給我們施加影響。
死者起的作用甚至超過生者，其原因在于真正的現實唯有通過理智才能顯示出來，是理智活動的客體，因此，我們對不得不通過思維再創造的一切，對每日生活向我們掩蓋的一切，并不真正了解……總之，在對故人深切的悼念之中，我們對故人所熱愛的一切無不視為崇拜的偶像。
我母親不僅舍不得我外祖母的手提包，這小包已變得比藍寶石、比鑽石還珍貴，舍不得我外祖母的袖套，舍不得所有那些使她倆外表顯得格外相似的衣着服飾，而且我外祖母一直愛不釋手的德·塞維尼夫人的幾部作品，我母親也怎麼都舍不得拿去交換，哪怕與名作家的手稿交換。
過去，她常取笑外祖母，說外祖母哪次給她寫信都少不了要錄上德·塞維尼夫人或德·博澤讓夫人的一句話。
而在母親抵達巴爾貝克之前給我寫的三封信中，每一封都針對我引用了德·塞維尼夫人的話，仿佛這書信不是她寫給我，而是我外祖母寫給她的。
她執意要下堤壩去親眼看看我外祖母信中每次都向她提起的那片海灘。
我看着她手執她母親的晴雨兩用傘，全身披黑，邁着虔誠、怯生生的步履，從窗邊向前走去，踏着在她之前親人雙腳踏過的細沙，那神态仿佛是在尋覓一位死去的親人，那親人也許會被海浪沖回岸邊。
為了避免她孤零零一人用餐，我不得不陪她一起下樓。
法院首席院長和首席律師的遺孀一起介紹給了母親。
母親對與我外祖母有關的一切都是那麼飽含深情，以至于聽了首席院長對她說的一席話，心情無比激動，并感激不盡，将永遠銘刻心懷，而對首席律師的遺孀沒有任何表示，未說一句悼念去世的外祖母的話，母親又感到忿恨，痛心。
一位言語激動，另一位沉默不語，盡管我母親認為這兩者相去甚遠，但隻不過是表達死者令我們産生的冷漠之情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過，我覺得，母親往往從我無意中滲進幾分痛楚的話語中獲得些許溫暖。
正如保證我外祖母永遠活在我們心間的所有一切東西，我的痛苦隻會給媽媽帶來幸福（盡管她對我百般撫愛），後來，我母親每日都下樓去海灘上坐着，完全效仿她母親的所作所為，閱讀的也是她母親最喜愛的兩部書：德·博澤讓夫人的《回憶錄》和德·塞維尼夫人的《書簡集》。
她跟我們中的任何人都一樣，絕對不能容忍别人稱德·塞維尼夫人為“才智橫溢的侯爵夫人”，正如不容稱呼拉封丹“老好先生”一樣。
但是，當她在書簡中讀到“我的女兒”這幾個字，每每覺得聽到了她母親對她的說話聲。
在這朝聖般的活動期間，她本不願受到任何打擾，可運氣不佳，偏偏有一回在沙灘上遇到了從貢布雷來的一位太太，身後跟着她的幾個女兒。
我想她叫普桑夫人。
可我們私下總是戲稱她為“有你好瞧的”，因為她警告女兒們當心闖禍時，張口閉口總是這句話，比如她沖着一個總揉眼睛的女兒喊道：“等你眼睛發炎，有你好瞧的。
”她從老遠見到我媽媽，就聲淚俱下，沒完沒了地問候起來，可看那派頭，不像是表示慰問，而是像教訓人。
她生活在貢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裡，幾乎與世隔絕，覺得世上什麼東西都不夠溫柔，甚至連法語詞和人地名都要軟化一番。
她認為将斟飲料的銀具叫作“居伊爾”過分生硬，于是便稱“戈伊”；她唯恐直呼“費納龍”而對《忒勒瑪科斯》和藹可親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樣，心甘情願地把最聰慧、最溫和、最忠厚的貝特朗·德·費納龍當作最親愛的朋友，凡與他相識的人，都永遠忘不了他——從來都稱呼他“費内龍”，覺得“内”這個音增添了幾分柔和。
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麼溫和了，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他原是貢布雷的一位證人，提着銀箱一走了之，讓我姨父損失了偌大一筆财産。
但是，貢布雷的大部分居民與他家的其他成員相處還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關系緊張，大家倒對普桑夫人表示同情。
她從不接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從她家栅欄門前經過，都少不了留步駐足，對花園的濃蔭翠綠欣賞一番，但卻看不清裡面别的東西。
在巴爾貝克，她并不怎麼礙我們的事，我也隻遇到她一次，當時她正訓斥在咬指甲的女兒：“等到你手指流膿，有你好瞧的。
” 媽媽在海灘讀書時，我便獨自待在房間。
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後時刻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後一次出外漫步，我們陪伴她一起走過的樓梯門，這扇門一直保持原樣，始終大敞着。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世間的其他東西仿佛并不真實存在，我内心的痛苦像毒劑一般，将它們全都毒死了。
後來，我母親硬要我出門走走。
當初的第一個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來，曾獨自沿街走到迪蓋特魯安紀念碑，然而，如今在這條街上，我每次舉步，娛樂場某一早已忘卻的情景便像一陣難以阻攔的逆風，阻攔着我向前邁進；我垂下眼簾，不看任何東西。
等我恢複了幾分體力，便返身向旅館走去，我心裡清楚，不論我等待多久，從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館與外祖母重逢，想當初我抵達的第一天夜裡便與外祖母相見了。
由于我到旅館後才初次出門，有許多我尚未見過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
一位年輕的服務員站立在旅館門口，摘下帽子向我緻意，繼而又很快戴到頭上，動作靈巧利索。
我想準是埃梅有過吩咐，拿他的話說，早已“下令”，對我要倍加敬重。
可就在這同一時刻，我發現服務員又向另一位進門的客人脫帽緻意。
事實是，這位年輕小夥子在生活中隻知脫帽，戴帽，動作無懈可擊。
一旦明白了自己别無能耐，唯在這方面出類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職守，盡量多多脫帽，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卻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門房的特别喜歡，門房負有雇用服務員的重任，迄今為止，除了這位難得的小夥子，還未能找到一位适應的，誰來幹不了一星期，準被攆走，埃梅對此大惑不解，吃驚地說：“可是，幹這等差使，隻要讓他們有禮貌就行，不該這麼難呀。
”經理也嚴格要求他們務必“到職到位”，意思是要他們必須待在崗位上，說不定是想要他們保持“堂堂儀表”，隻是不會運用這一詞語而已。
旅館後面那片開闊的草坪，舊貌已經改觀，新修了幾個花壇，鮮花盛開，但原先的一叢異域小灌木被移走了，連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處的那位小厮也不見了蹤影，他曾以柔如幼莖的身軀、顔色稀奇的秀發，在外觀上為入口處增添了光彩。
他終于效法兩位哥哥和一位當打字員的姐姐，跟波蘭的一個伯爵夫人走了，當了她的私人秘書，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為魅力不凡，在旅館被來自不同國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後挖走的。
他們走後，隻有小弟弟孤單單一人留在旅館，因為他斜眼，誰也不想要他。
适逢那位波蘭伯爵夫人和他兩個哥哥的保護人來到巴爾貝克，在旅館下榻，小住一段時間，他喜氣洋洋。
盡管他打心眼裡嫉妒兩位哥哥，但也愛着他倆，盡可好好利用這幾個星期，培養培養骨肉之情。
豐特弗洛爾特女修道院院長不是這樣經常離開修女們，去分享路易十四對她胞妹莫特馬爾的盛情招待嗎？女修道院院長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婦。
那時，小夥子到巴爾貝克才不到一年，對我尚不熟悉，可聽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務員招呼我時在先生兩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們的樣子，第一次稱呼我時就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态，或許是因為向一位他認定知名的人士顯示了自己的學識，或許是因為遵循了五分鐘
一旦心愛的人不在人世，我們便會為與以前判若兩人而顧慮重重，欣賞的将隻是過去的她，隻是業已成為曆史，但卻與其他事物交織在一起的自身，隻是從今之後将保持完整的自我的自身。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絕非人們通常所指的那種極為含糊、虛假的意義），可以說死亡并非無益，人死後還仍然會給我們施加影響。
死者起的作用甚至超過生者，其原因在于真正的現實唯有通過理智才能顯示出來，是理智活動的客體，因此，我們對不得不通過思維再創造的一切，對每日生活向我們掩蓋的一切，并不真正了解……總之，在對故人深切的悼念之中，我們對故人所熱愛的一切無不視為崇拜的偶像。
我母親不僅舍不得我外祖母的手提包，這小包已變得比藍寶石、比鑽石還珍貴，舍不得我外祖母的袖套，舍不得所有那些使她倆外表顯得格外相似的衣着服飾，而且我外祖母一直愛不釋手的德·塞維尼夫人的幾部作品，我母親也怎麼都舍不得拿去交換，哪怕與名作家的手稿交換。
過去，她常取笑外祖母，說外祖母哪次給她寫信都少不了要錄上德·塞維尼夫人或德·博澤讓夫人的一句話。
而在母親抵達巴爾貝克之前給我寫的三封信中，每一封都針對我引用了德·塞維尼夫人的話，仿佛這書信不是她寫給我，而是我外祖母寫給她的。
她執意要下堤壩去親眼看看我外祖母信中每次都向她提起的那片海灘。
我看着她手執她母親的晴雨兩用傘，全身披黑，邁着虔誠、怯生生的步履，從窗邊向前走去，踏着在她之前親人雙腳踏過的細沙，那神态仿佛是在尋覓一位死去的親人，那親人也許會被海浪沖回岸邊。
為了避免她孤零零一人用餐，我不得不陪她一起下樓。
法院首席院長和首席律師的遺孀一起介紹給了母親。
母親對與我外祖母有關的一切都是那麼飽含深情，以至于聽了首席院長對她說的一席話，心情無比激動，并感激不盡，将永遠銘刻心懷，而對首席律師的遺孀沒有任何表示，未說一句悼念去世的外祖母的話，母親又感到忿恨，痛心。
一位言語激動，另一位沉默不語，盡管我母親認為這兩者相去甚遠，但隻不過是表達死者令我們産生的冷漠之情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過，我覺得，母親往往從我無意中滲進幾分痛楚的話語中獲得些許溫暖。
正如保證我外祖母永遠活在我們心間的所有一切東西，我的痛苦隻會給媽媽帶來幸福（盡管她對我百般撫愛），後來，我母親每日都下樓去海灘上坐着，完全效仿她母親的所作所為，閱讀的也是她母親最喜愛的兩部書：德·博澤讓夫人的《回憶錄》和德·塞維尼夫人的《書簡集》。
她跟我們中的任何人都一樣，絕對不能容忍别人稱德·塞維尼夫人為“才智橫溢的侯爵夫人”，正如不容稱呼拉封丹“老好先生”一樣。
但是，當她在書簡中讀到“我的女兒”這幾個字，每每覺得聽到了她母親對她的說話聲。
在這朝聖般的活動期間，她本不願受到任何打擾，可運氣不佳，偏偏有一回在沙灘上遇到了從貢布雷來的一位太太，身後跟着她的幾個女兒。
我想她叫普桑夫人。
可我們私下總是戲稱她為“有你好瞧的”，因為她警告女兒們當心闖禍時，張口閉口總是這句話，比如她沖着一個總揉眼睛的女兒喊道：“等你眼睛發炎，有你好瞧的。
”她從老遠見到我媽媽，就聲淚俱下，沒完沒了地問候起來，可看那派頭，不像是表示慰問，而是像教訓人。
她生活在貢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裡，幾乎與世隔絕，覺得世上什麼東西都不夠溫柔，甚至連法語詞和人地名都要軟化一番。
她認為将斟飲料的銀具叫作“居伊爾”過分生硬，于是便稱“戈伊”；她唯恐直呼“費納龍”而對《忒勒瑪科斯》和藹可親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樣，心甘情願地把最聰慧、最溫和、最忠厚的貝特朗·德·費納龍當作最親愛的朋友，凡與他相識的人，都永遠忘不了他——從來都稱呼他“費内龍”，覺得“内”這個音增添了幾分柔和。
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麼溫和了，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他原是貢布雷的一位證人，提着銀箱一走了之，讓我姨父損失了偌大一筆财産。
但是，貢布雷的大部分居民與他家的其他成員相處還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關系緊張，大家倒對普桑夫人表示同情。
她從不接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從她家栅欄門前經過，都少不了留步駐足，對花園的濃蔭翠綠欣賞一番，但卻看不清裡面别的東西。
在巴爾貝克，她并不怎麼礙我們的事，我也隻遇到她一次，當時她正訓斥在咬指甲的女兒：“等到你手指流膿，有你好瞧的。
” 媽媽在海灘讀書時，我便獨自待在房間。
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後時刻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後一次出外漫步，我們陪伴她一起走過的樓梯門，這扇門一直保持原樣，始終大敞着。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世間的其他東西仿佛并不真實存在，我内心的痛苦像毒劑一般，将它們全都毒死了。
後來，我母親硬要我出門走走。
當初的第一個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來，曾獨自沿街走到迪蓋特魯安紀念碑，然而，如今在這條街上，我每次舉步，娛樂場某一早已忘卻的情景便像一陣難以阻攔的逆風，阻攔着我向前邁進；我垂下眼簾，不看任何東西。
等我恢複了幾分體力，便返身向旅館走去，我心裡清楚，不論我等待多久，從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館與外祖母重逢，想當初我抵達的第一天夜裡便與外祖母相見了。
由于我到旅館後才初次出門，有許多我尚未見過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
一位年輕的服務員站立在旅館門口，摘下帽子向我緻意，繼而又很快戴到頭上，動作靈巧利索。
我想準是埃梅有過吩咐，拿他的話說，早已“下令”，對我要倍加敬重。
可就在這同一時刻，我發現服務員又向另一位進門的客人脫帽緻意。
事實是，這位年輕小夥子在生活中隻知脫帽，戴帽，動作無懈可擊。
一旦明白了自己别無能耐，唯在這方面出類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職守，盡量多多脫帽，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卻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門房的特别喜歡，門房負有雇用服務員的重任，迄今為止，除了這位難得的小夥子，還未能找到一位适應的，誰來幹不了一星期，準被攆走，埃梅對此大惑不解，吃驚地說：“可是，幹這等差使，隻要讓他們有禮貌就行，不該這麼難呀。
”經理也嚴格要求他們務必“到職到位”，意思是要他們必須待在崗位上，說不定是想要他們保持“堂堂儀表”，隻是不會運用這一詞語而已。
旅館後面那片開闊的草坪，舊貌已經改觀，新修了幾個花壇，鮮花盛開，但原先的一叢異域小灌木被移走了，連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處的那位小厮也不見了蹤影，他曾以柔如幼莖的身軀、顔色稀奇的秀發，在外觀上為入口處增添了光彩。
他終于效法兩位哥哥和一位當打字員的姐姐，跟波蘭的一個伯爵夫人走了，當了她的私人秘書，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為魅力不凡，在旅館被來自不同國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後挖走的。
他們走後，隻有小弟弟孤單單一人留在旅館，因為他斜眼，誰也不想要他。
适逢那位波蘭伯爵夫人和他兩個哥哥的保護人來到巴爾貝克，在旅館下榻，小住一段時間，他喜氣洋洋。
盡管他打心眼裡嫉妒兩位哥哥，但也愛着他倆，盡可好好利用這幾個星期，培養培養骨肉之情。
豐特弗洛爾特女修道院院長不是這樣經常離開修女們，去分享路易十四對她胞妹莫特馬爾的盛情招待嗎？女修道院院長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婦。
那時，小夥子到巴爾貝克才不到一年，對我尚不熟悉，可聽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務員招呼我時在先生兩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們的樣子，第一次稱呼我時就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态，或許是因為向一位他認定知名的人士顯示了自己的學識，或許是因為遵循了五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