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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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者，我一身旅行裝束，我是外人，是攝影師，來給今生再也見不到的地方拍張照片——這是一種特權，盡管轉眼就會消失，但在我們回到家的一刹那間，能意外地看到我們不在家時的情景。
在我突然看見我外祖母的一瞬間，我的眼睛确實像照相機那樣攝下了一張照片。
我們看見親愛的人從來都要經過纏綿的溫情加工，在溫情永恒的運動中加工，不等親人的臉孔在我們腦海中留下形象，溫情先把形象卷進漩渦，使它同我們頭腦中的一貫印象粘在一起，合二為一。
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額和臉頰反映了她思想深處最經常、最細膩的感情，既然每一個習慣的目光都有一種魅力，每一張心愛的臉孔都是過去的鏡子，我又怎麼能看見我外祖母那日益變得遲鈍而衰老的形象呢？何況我們的眼睛反應我們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無關緊要的場面，我們的眼睛也會像一出古典悲劇那樣，對那些與劇情無關的東西不屑一顧，隻保留能使劇情變得明白易懂的形象。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個純物質的東西，用一架照相機去看東西，那麼，比如說，我們在法蘭西研究院的院子裡看見的，就不是一個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馬車，而是這個院士因怕摔跤而小心翼翼、搖搖晃晃走路的樣子，是他摔倒時的抛物線，仿佛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結着一層薄冰。
同樣，如果老天爺偶爾和我們開一次殘酷的玩笑，使我們靈活而虔誠的溫情沒有及時把絕對不能讓我們看見的東西隐蔽起來，而是讓我們的眼睛第一個趕到現場，自由地行動，像照相機那樣機械地工作，這時，我們看見的将不是那個被我們的溫情每天無數次地披上一件珍貴而虛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個死亡才會顯示的身影。
其實，如果不是溫情千方百計加以阻撓，我們早就應該看到這個身影了。
對我來說，外祖母還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從來都是通過自己的心靈，通過一個個大同小異、互相重疊的透明回憶來看見她的。
她總是過去某一時期的她。
一個久不照鏡子，平時僅僅根據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臉孔是什麼樣子的病人，當在一面鏡子中猛然看見自己真實的形象，看見一張幹枯而凄涼的臉孔上高高聳起一個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紅大鼻子時會吓得後退一步，我就像這個病人，當我在我們的客廳裡，在這個屬于一個新世界的、一個時間的世界的、一個生活着“随時間而變老”的陌生人的世界的客廳裡，突然看見一個意氣消沉的陌生老妪坐在沙發上，在昏暗而沉悶的紅色燈光下讀一本書，滿腹心事，滿臉病容，一雙有點失常的眼睛在書上來回移動，這時，我才第一次看見我外祖母這種精疲力竭、老态龍鐘的真實形象，但僅僅在片刻之間，因為這個形象轉眼就消失了。
那一次，我向聖盧提出想去看德·蓋爾芒特夫人珍藏的埃爾斯蒂爾的畫時，他對我說：“我擔保她會答應的。
”不幸的是，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看來，擔保的是他，而不是她自己。
我們的頭腦對别人會産生各種印象，當我們任意運用這些印象時，就不假思索地擔保别人會答應。
當然，即便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會考慮到因别人的性格和我們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些困難，我們會想出這樣或那樣的辦法，或誘之以利，或服之以理，或動之以情，向人們施加有力影響，認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會提出相反的意見。
但是，别人同我們性格上的差異，仍然是我們的主觀想象；這些困難靠我們排除；采取什麼有效的措施，要靠我們決定。
有些行動，我們在想象中讓另一個人做過一百遍，可以說得心應手了，可是真要讓這個人幹起來，就大不相同。
我們會遇到一些意外的、也許是不可克服的阻力。
最大的阻力莫過于一個單相思的男人在一個不愛他的女人身上引起的反感了。
這種反感散發出一種難以消除的惡臭：在聖盧沒有來巴黎的漫長的幾個星期内，他舅媽一次也沒有邀請我到她家去看埃爾斯蒂爾的畫，但我肯定聖盧給她寫過信。
在這幢房子裡還有一個人對我也很冷淡。
他就是絮比安。
他是不是認為我從東錫埃爾歸來時，應該先去向他請安，然後再回家？我母親說不是這個原因，叫我不必大驚小怪。
弗朗索瓦絲對她說過，絮比安就是這個脾氣，會無緣無故地突然不高興，但很快就好了。
可是，冬天快過去了。
連續幾個星期天氣惡劣，常有暴風驟雨，夾雜着雪或冰雹。
然而有一天早晨，我聽見壁爐裡傳來一陣咕咕聲——而不是每天刮個不停的時強時弱的風嘯聲，擾得我心煩意亂，使我天天盼望着到海邊去——這是在牆上做窩的鴿子發出的叫聲：這聲音散發出彩虹般的光環，像突然開放的第一朵風信子花，輕輕撕開充滿養料的花心，綻開出柔滑如緞、能唱歌的淡紫色花朵，就像一扇敞開的窗戶，把第一個晴天暖融融的陽光送進我那間仍然緊閉着門窗的黑洞洞的卧室裡，使我感到眼花缭亂，又困又累。
那天早晨，我突然發覺自己哼起一首咖啡館的小調。
這個小調，我可能是在去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的那一年聽到過的，後來就忘得一幹二淨了。
根據每天的具體情況，周圍的氣氛會對我們的機體産生深刻的影響，從我們模糊不清的記憶中取出已被忘卻的、雖然登記入冊但還沒有演奏過的曲子。
我如夢如醉，如癡如迷，但卻更清醒地聽着我這個音樂家演奏，雖然沒有一下聽出演奏的是什麼。
在我去巴爾貝克海灘之前，那裡的教堂對我有着強烈的吸引力，但當我到了那裡，卻感到這個教堂不如我想象的那樣迷人。
我覺得，這種情況不是個别的。
在佛羅倫薩、帕爾馬或威尼斯也一樣，我的想象力也不能代替我的眼睛去看東西。
這一點我深有感觸。
同樣，在一個新年的晚上，夕陽西下，我在一個廣告欄前産生了幻覺，以為某些節日和另一些節日有着本質的不同。
然而，當我在佛羅倫薩度過一個聖周後，我的記憶仍然把聖周作為這個花城的氛圍，即使複活節披上佛羅倫薩的色彩，又使佛羅倫薩帶點複活節的氣息。
聖周離現在還遠，但聖周的那幾天已清晰地呈現在我面前，就像在黑暗中遠遠看見的農舍，被一道光線照亮，看得分外清楚。
天氣轉暖了。
我父母勸我出來散散步，這樣我也就有借口和從前一樣在上午出門了。
我因為害怕碰見德·蓋爾芒特夫人，故意停了一段時間。
可是正因為我不再出去散步了，心裡反而老想着這件事，每時每刻都能為自己找到一條出門的理由，而每一條理由都和德·蓋爾芒特夫人無關，這樣我也就騙得自己相信，即使她不存在，我照樣會在這個時候出去散步的。
唉，真要是這樣就好了！對我來說，除她以外，遇見任何一個人我都不會感興趣；可是對她而言，隻要不碰見我，不管和誰相遇，她都可以忍受。
她每天上午在街上散步時，會有許多傻瓜——她認為是傻瓜——向她緻敬。
但她認為這些人是想讨她喜歡，至少可以認為他們是偶然碰上的。
她高興時也會叫他們停下來，因為有時候人們需要擺脫自我，讓别人向
在我突然看見我外祖母的一瞬間，我的眼睛确實像照相機那樣攝下了一張照片。
我們看見親愛的人從來都要經過纏綿的溫情加工，在溫情永恒的運動中加工，不等親人的臉孔在我們腦海中留下形象，溫情先把形象卷進漩渦，使它同我們頭腦中的一貫印象粘在一起，合二為一。
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額和臉頰反映了她思想深處最經常、最細膩的感情，既然每一個習慣的目光都有一種魅力，每一張心愛的臉孔都是過去的鏡子，我又怎麼能看見我外祖母那日益變得遲鈍而衰老的形象呢？何況我們的眼睛反應我們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無關緊要的場面，我們的眼睛也會像一出古典悲劇那樣，對那些與劇情無關的東西不屑一顧，隻保留能使劇情變得明白易懂的形象。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個純物質的東西，用一架照相機去看東西，那麼，比如說，我們在法蘭西研究院的院子裡看見的，就不是一個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馬車，而是這個院士因怕摔跤而小心翼翼、搖搖晃晃走路的樣子，是他摔倒時的抛物線，仿佛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結着一層薄冰。
同樣，如果老天爺偶爾和我們開一次殘酷的玩笑，使我們靈活而虔誠的溫情沒有及時把絕對不能讓我們看見的東西隐蔽起來，而是讓我們的眼睛第一個趕到現場，自由地行動，像照相機那樣機械地工作，這時，我們看見的将不是那個被我們的溫情每天無數次地披上一件珍貴而虛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個死亡才會顯示的身影。
其實，如果不是溫情千方百計加以阻撓，我們早就應該看到這個身影了。
對我來說，外祖母還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從來都是通過自己的心靈，通過一個個大同小異、互相重疊的透明回憶來看見她的。
她總是過去某一時期的她。
一個久不照鏡子，平時僅僅根據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臉孔是什麼樣子的病人，當在一面鏡子中猛然看見自己真實的形象，看見一張幹枯而凄涼的臉孔上高高聳起一個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紅大鼻子時會吓得後退一步，我就像這個病人，當我在我們的客廳裡，在這個屬于一個新世界的、一個時間的世界的、一個生活着“随時間而變老”的陌生人的世界的客廳裡，突然看見一個意氣消沉的陌生老妪坐在沙發上，在昏暗而沉悶的紅色燈光下讀一本書，滿腹心事，滿臉病容，一雙有點失常的眼睛在書上來回移動，這時，我才第一次看見我外祖母這種精疲力竭、老态龍鐘的真實形象，但僅僅在片刻之間，因為這個形象轉眼就消失了。
那一次，我向聖盧提出想去看德·蓋爾芒特夫人珍藏的埃爾斯蒂爾的畫時，他對我說：“我擔保她會答應的。
”不幸的是，在德·蓋爾芒特夫人看來，擔保的是他，而不是她自己。
我們的頭腦對别人會産生各種印象，當我們任意運用這些印象時，就不假思索地擔保别人會答應。
當然，即便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會考慮到因别人的性格和我們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些困難，我們會想出這樣或那樣的辦法，或誘之以利，或服之以理，或動之以情，向人們施加有力影響，認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會提出相反的意見。
但是，别人同我們性格上的差異，仍然是我們的主觀想象；這些困難靠我們排除；采取什麼有效的措施，要靠我們決定。
有些行動，我們在想象中讓另一個人做過一百遍，可以說得心應手了，可是真要讓這個人幹起來，就大不相同。
我們會遇到一些意外的、也許是不可克服的阻力。
最大的阻力莫過于一個單相思的男人在一個不愛他的女人身上引起的反感了。
這種反感散發出一種難以消除的惡臭：在聖盧沒有來巴黎的漫長的幾個星期内，他舅媽一次也沒有邀請我到她家去看埃爾斯蒂爾的畫，但我肯定聖盧給她寫過信。
在這幢房子裡還有一個人對我也很冷淡。
他就是絮比安。
他是不是認為我從東錫埃爾歸來時，應該先去向他請安，然後再回家？我母親說不是這個原因，叫我不必大驚小怪。
弗朗索瓦絲對她說過，絮比安就是這個脾氣，會無緣無故地突然不高興，但很快就好了。
可是，冬天快過去了。
連續幾個星期天氣惡劣，常有暴風驟雨，夾雜着雪或冰雹。
然而有一天早晨，我聽見壁爐裡傳來一陣咕咕聲——而不是每天刮個不停的時強時弱的風嘯聲，擾得我心煩意亂，使我天天盼望着到海邊去——這是在牆上做窩的鴿子發出的叫聲：這聲音散發出彩虹般的光環，像突然開放的第一朵風信子花，輕輕撕開充滿養料的花心，綻開出柔滑如緞、能唱歌的淡紫色花朵，就像一扇敞開的窗戶，把第一個晴天暖融融的陽光送進我那間仍然緊閉着門窗的黑洞洞的卧室裡，使我感到眼花缭亂，又困又累。
那天早晨，我突然發覺自己哼起一首咖啡館的小調。
這個小調，我可能是在去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的那一年聽到過的，後來就忘得一幹二淨了。
根據每天的具體情況，周圍的氣氛會對我們的機體産生深刻的影響，從我們模糊不清的記憶中取出已被忘卻的、雖然登記入冊但還沒有演奏過的曲子。
我如夢如醉，如癡如迷，但卻更清醒地聽着我這個音樂家演奏，雖然沒有一下聽出演奏的是什麼。
在我去巴爾貝克海灘之前，那裡的教堂對我有着強烈的吸引力，但當我到了那裡，卻感到這個教堂不如我想象的那樣迷人。
我覺得，這種情況不是個别的。
在佛羅倫薩、帕爾馬或威尼斯也一樣，我的想象力也不能代替我的眼睛去看東西。
這一點我深有感觸。
同樣，在一個新年的晚上，夕陽西下，我在一個廣告欄前産生了幻覺，以為某些節日和另一些節日有着本質的不同。
然而，當我在佛羅倫薩度過一個聖周後，我的記憶仍然把聖周作為這個花城的氛圍，即使複活節披上佛羅倫薩的色彩，又使佛羅倫薩帶點複活節的氣息。
聖周離現在還遠，但聖周的那幾天已清晰地呈現在我面前，就像在黑暗中遠遠看見的農舍，被一道光線照亮，看得分外清楚。
天氣轉暖了。
我父母勸我出來散散步，這樣我也就有借口和從前一樣在上午出門了。
我因為害怕碰見德·蓋爾芒特夫人，故意停了一段時間。
可是正因為我不再出去散步了，心裡反而老想着這件事，每時每刻都能為自己找到一條出門的理由，而每一條理由都和德·蓋爾芒特夫人無關，這樣我也就騙得自己相信，即使她不存在，我照樣會在這個時候出去散步的。
唉，真要是這樣就好了！對我來說，除她以外，遇見任何一個人我都不會感興趣；可是對她而言，隻要不碰見我，不管和誰相遇，她都可以忍受。
她每天上午在街上散步時，會有許多傻瓜——她認為是傻瓜——向她緻敬。
但她認為這些人是想讨她喜歡，至少可以認為他們是偶然碰上的。
她高興時也會叫他們停下來，因為有時候人們需要擺脫自我，讓别人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