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關燈
小
中
大
人恰恰就是我們必須施用某種威嚴的對象，而我們的智慧則足以保證我們在那些上等人身邊擁有這種威嚴。
盡管阿爾貝蒂娜已開始有鑒賞力，她仍然對這尊青銅像有某種崇拜，這種崇拜投射在我的身上就變成了一種敬意，這種來自阿爾貝蒂娜的敬意對我至關重要（遠比保留一尊有點不太體面的青銅像更加重要），因為我愛阿爾貝蒂娜。
然而，我受到束縛這種想法突然間不再使我感到難堪，我希望這種束縛持續下去，因為我仿佛覺得阿爾貝蒂娜痛切地感到她也在受束縛。
毫無疑問，每當我問她待在我家她是否愉快，她總是回答我說她不知道在哪裡還會比在這兒更加幸福。
但是這些話卻往往與她那種憂郁和煩躁的神情不相吻合。
顯然，如果她真有我以為她有的那些情趣，那麼這些情趣的滿足受到阻礙就會令她惱火而使我寬慰，如此寬慰以至我覺得我不公正地譴責了她這一假設十分可能，即使按這種假設我很難解釋她的苦心刻意的行徑：阿爾貝蒂娜設法從來不獨自一人自由行動，她回家時不在門前停留片刻，每當她去打電話時總是讓某個能夠向我重複她的話的人，比如弗朗索瓦絲或安德烈陪伴她，當她和安德烈一起出去過，事後她總讓我單獨和安德烈在一起，卻又不露出有意為之的痕迹，好讓我得到關于她們外出的詳盡報告。
某些很快克制住的不耐煩的沖動與這種奇迹般的馴服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些沖動使我自問，阿爾貝蒂娜是否打算掙脫她的枷鎖。
一些次要的事件佐證了我的設想。
有一天，我單獨外出時在帕西附近遇見了希塞爾，我們天南海北地聊開了。
我立即對她說我經常看見阿爾貝蒂娜，我為自己能夠把這個消息告訴她而非常得意。
希塞爾問我她在哪裡可以找到她，因為她剛好有什麼事要告訴她。
“什麼事？”——“跟她的女伴有關的一些事。
”——“什麼樣的女伴？我也許可以向您提供點情況，這不影響您見她。
”——“噢，是些從前的女伴，我不記得她們叫什麼名字。
”希塞爾含糊其辭地回答道，連忙抽身告退。
她離開了我，自以為她的話謹慎得足以讓我明白一切。
然而謊言終究經不起任何追究，一點點東西就能将它拆穿！如果關系到她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從前的女伴，為什麼她“剛好”需要對阿爾貝蒂娜談談她們的事呢？“剛好”與戈達爾夫人心愛的口頭禅“真湊巧”如出一轍，這個副詞隻能适用于一種非同尋常、恰到好處，也許是十萬火急，與确指的人物有關的東西。
此外，她張張嘴，就像人們打呵欠時那樣，含糊其辭地對我說（同時身體幾乎也往後退，正如她在我們談話的這一刻開倒車那樣），“啊！我不知道，我不記得她們的姓名。
”她張嘴說這話的樣子使她一臉撒謊相，她的聲調與臉是合拍的，而她先前說“我剛好”的那種截然不同、緊張活躍的神情說明了一個事實。
我沒有盤問希塞爾。
即使盤問她對我來說又有什麼用呢？當然，她撒謊的方式跟阿爾貝蒂娜不同。
當然，阿爾貝蒂娜的謊言更令我痛心。
但是首先，她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她們在撒謊這個事實本身，而撒謊在某些場合是顯而易見的。
并不是真相顯而易見，因為真相隐藏在謊言底下。
衆所周知，每個殺人犯都自以為已經把一切籌劃得滴水不漏，不緻被人逮住；到頭來，殺人犯幾乎總要被逮住。
相反，撒謊的人卻極少被人發覺，特别是其中被人喜愛的撒謊女人。
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她在那裡做了什麼。
但是在她說話的時候，在她說到的另一件事，而這件事後面有她沒有道出的東西的時候，謊言即刻就被發現，嫉妒之心油然而起，因為人們意識到那是謊言卻又無法了解真相。
在阿爾貝蒂娜身上，謊言是從人們在這段叙述中已經看到的許多特點中讓人感覺到的，主要是通過下面這個特點：當她說謊時，她的叙述便或是貧乏、疏忽、不真實，或者相反，充滿過多的旨在使叙述顯得真實的細枝末節。
無論說謊的人怎麼想，顯得真實根本不等于真實。
人們想聽某種真實的東西，卻聽到僅僅是顯得真實的東西，它也許比真實更加真實，也許過分真實，有點音樂欣賞能力的耳朵感覺到事實并非如此，正如聽見一行錯誤的詩句，或者聽到高聲把一個詞讀成另一個詞。
耳朵對此有所感覺，如果是一個正在戀愛的人，他心裡便會驚慌不安。
當人們因為不知道一個女人是經過貝裡街還是經過華盛頓街，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時，他們為什麼不想一想，隻要我們明智地持續幾年不見這個女人，那麼這幾米的差距以及那個女人本身将縮小到一億分之一（也就是縮小到我們無法覺察的數量），那時比格列佛還要大得多的人将會變成任何顯微鏡——至少是心靈的顯微鏡，因為無動于衷的記憶顯微鏡倍數更高而且不那麼易碎——都看不見的小矮人！不管怎樣，雖然阿爾貝蒂娜的謊言與希塞爾的謊言有一個共同點——即撒謊本身——希塞爾撒謊的方式卻不同于阿爾貝蒂娜，也不同于安德烈，然而她們各自的謊言彼此之間卻配合默契、絲絲入扣，同時又千變萬化，以至這個小小的幫派具有某些商行，比如出版社或者新聞機構的那種不可滲透的嚴密性，盡管它們的組成人員多種多樣，不幸的作者卻根本無法知道他是否受到欺詐。
報紙或者雜志的主編撒起謊來态度特别真誠、鄭重，因為他在許多場合需要欺瞞如下事實，即當他高舉起真誠的旗幟對付其他的報紙主編或者戲劇導演以及其他的出版商時，他恰恰在做他所鞭笞過的事情，運用同樣唯利是圖的手段。
公然宣稱（正如一個政黨的領袖那樣，正如任何事物那樣）撒謊是可怕的，這樣做往往迫使人們在不摘掉莊嚴的面具，不放下真誠這頂桂冠的情況下比其他人撒謊更多。
“真誠的人”的協會會員撒起謊來截然不同，而且樣子更加天真。
他欺騙他的作者猶如欺騙自己的妻子，使用了滑稽笑劇中的一些噱頭。
編輯部秘書，一個誠實而又粗俗的人撒起謊來直截了當，就像是向您許諾您的房屋将在房屋尚未開始營造之時竣工的一位建築師。
擁有一顆天使般心靈的主編在其他三個人中間周旋，即使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他也會出于兄弟般情誼的考慮及溫柔的同舟共濟之情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話給他們以可貴的幫助。
這四個人生活在永恒的糾紛之中，作者的到來終止了這些糾紛。
他們超越個人之間争吵，人人都記得前去援救受到威脅的“部隊”這一偉大的軍人職責。
很久以來，我一直在這個“小幫派”面前扮演着作者的角色，而自己卻沒有意識到。
如果希塞爾說“剛好”的時候想到了阿爾貝蒂娜的某個女伴，這個女伴一俟我的女友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離開我，便準備跟她一起去旅行，如果她想通知阿爾貝蒂娜的時機已經或者即将成熟，那麼希塞爾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會把這些事告訴我的，所以向她提問毫無用處。
像遇見希塞爾這樣的一些相會并不是加深我的疑慮的唯一原因。
比方說，我欣賞阿爾貝蒂娜的繪畫。
而阿爾貝蒂娜的繪畫，女囚的這些令人動容的消遣，使我深受感動，我為此向她表示祝賀。
“不，畫得很糟，我可從來沒有上過一堂繪畫課。
”——“有一天晚上，在巴爾貝克，您可是派人告訴我說您留下來上繪畫課。
”我提請她回憶那個日子，并且對她說我當時即刻就明白，人們不在這個時辰上繪畫課。
阿爾貝蒂娜滿臉通紅。
“确實如此，”她說，“我沒有上繪畫課，我一開始對您撒了許多謊，這一點我承認。
但是我不再對您撒謊了。
”我真想知道一開始的謊言究竟是哪些！然而我心裡預先就清楚，她的招認會是新的謊言。
因此我隻是擁抱她。
我隻要她講出其中的一個謊言。
她回答道：“那好吧！比如，我以前說大海的氣息讓我感到難受。
”面對這種惡意，我就不再堅持了。
為了讓她覺得她的枷鎖不那麼沉重，對我來說最妙的莫過于讓她相信我将親手砸碎她的枷鎖。
無論如何，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把這個騙人的計劃向她和盤托出，她剛剛帶着過分的殷勤從特羅卡德羅回來；我所能做的，絕不是用與她決裂的威脅折磨她，而充其量是閉口不談我那顆感激的心正在編織的與她永遠共同生活的夢想。
在打量她的時候，我很難克制自己不向她洩露這些夢，也許她也覺察了這一點。
不幸的是，夢的表述沒有感染力。
一個矯揉造作的老夫人的情形，正如德·夏呂斯先生那樣，由于他在自己的想象當中隻看得見一個驕傲的年輕男子，于是便以為自己也變成了驕傲的年輕男子，正因為如此他變得更加矯揉造作、更加滑稽可笑，這種情形更為普遍，一個熱戀之中的情夫的不幸就在于他沒有意識到當他看到自己面前的漂亮容貌時，他的情婦卻看到了他那張原有的臉，這張臉并沒有因美的視覺産生的快意而變得漂亮些，恰恰相反。
愛情甚至不能說明所有這些普遍情形；我們看不見我們的身體，其他人卻看見了，我們“追随着”我們的思想，對其他人來說那是不可見的；而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東西。
藝術家有時将這種東西顯示在他的作品中。
因此，作者會使欣賞其作品的人感到失望，因為這種内在的美不完全反映在作者的臉上。
一切被愛的人，在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一切人，在我們眼裡都是雅努斯，如果這人離開我們，他向我們顯露的就是令我們欣喜的那一面，如果我們知道這人永遠受我們支配，他向我們展露的就是陰郁的那一面。
對阿爾貝蒂娜來說，與她長期共存的社會具有另一種我在這段叙述中無法言表的難以忍受之處。
另一個人的生活與她的生活捆綁在一起，就像捆綁着一枚炸彈，丢下炸彈就必定犯罪，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曲折、坎坷、危險、擔憂，想到虛假和貌似真實的事以後會被信以為真而自己又無法解釋時的恐懼，假使人們的貼心知己中有個瘋子的話，就會體驗到這些感情，請以這些感情作比較。
比如，我對德·夏呂斯先生與莫雷爾生活在一起表示同情（對那天下午情景的回憶立即使我感到我的左胸遠比右胸脹大）；姑且不論他們之間是否有關系，德·夏呂斯先生一開始大概不知道莫雷爾是瘋子。
莫雷爾的美，他的平庸，他的高傲大概使男爵不想去深究，直至凄涼的日子來臨，在那些日子裡，莫雷爾指責德·夏呂斯先生憂郁，而又無法作出解釋，莫雷爾借助荒謬而又極為微妙的推理攻擊他的多疑，用絕望的決定威脅他，在這些決定中始終起作用的是對最直接的利益的最奸詐的考慮。
這一切隻不過是比較。
阿爾貝蒂娜不是瘋子。
我心裡明白，這一天貝戈特的死使我非常難過。
衆所周知，他的病拖了很久。
當然不是指他起初得的病，那是自然産生的疾病。
自然産生的疾病似乎隻可能很短暫。
但是醫學卻把握了延長疾病的藝術。
藥物和藥物提供的暫時的緩解及藥物中斷後又産生的身體不适形成了一種患病的假象，病人的習慣最終會使這種假象穩定下來，而且使它一直照原樣繼續下去，就像孩子們患百日咳痊愈很久之後還一陣一陣咳嗽那樣。
接着，藥物不太起作用了，人們就增加劑量，藥物不再生效，反而由于長期使用不當開始産生危害。
藥物的天然屬性恐怕不會讓它們持久發揮作用。
幾乎可以與這種自然屬性匹敵的醫學卻能夠迫使人們卧床，迫使他們繼續服藥，否則便會死亡，這真是一大奇迹。
這一來，人為的疾病紮下了根，變成一種次要而又真實的疾病，區别僅僅在于自然産生的疾病會痊愈，而醫學制造的疾病卻永遠不會痊愈，因為醫學不懂得痊愈的奧秘。
盡管阿爾貝蒂娜已開始有鑒賞力，她仍然對這尊青銅像有某種崇拜，這種崇拜投射在我的身上就變成了一種敬意，這種來自阿爾貝蒂娜的敬意對我至關重要（遠比保留一尊有點不太體面的青銅像更加重要），因為我愛阿爾貝蒂娜。
然而，我受到束縛這種想法突然間不再使我感到難堪，我希望這種束縛持續下去，因為我仿佛覺得阿爾貝蒂娜痛切地感到她也在受束縛。
毫無疑問，每當我問她待在我家她是否愉快，她總是回答我說她不知道在哪裡還會比在這兒更加幸福。
但是這些話卻往往與她那種憂郁和煩躁的神情不相吻合。
顯然，如果她真有我以為她有的那些情趣，那麼這些情趣的滿足受到阻礙就會令她惱火而使我寬慰，如此寬慰以至我覺得我不公正地譴責了她這一假設十分可能，即使按這種假設我很難解釋她的苦心刻意的行徑：阿爾貝蒂娜設法從來不獨自一人自由行動，她回家時不在門前停留片刻，每當她去打電話時總是讓某個能夠向我重複她的話的人，比如弗朗索瓦絲或安德烈陪伴她，當她和安德烈一起出去過，事後她總讓我單獨和安德烈在一起，卻又不露出有意為之的痕迹，好讓我得到關于她們外出的詳盡報告。
某些很快克制住的不耐煩的沖動與這種奇迹般的馴服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些沖動使我自問，阿爾貝蒂娜是否打算掙脫她的枷鎖。
一些次要的事件佐證了我的設想。
有一天，我單獨外出時在帕西附近遇見了希塞爾，我們天南海北地聊開了。
我立即對她說我經常看見阿爾貝蒂娜，我為自己能夠把這個消息告訴她而非常得意。
希塞爾問我她在哪裡可以找到她，因為她剛好有什麼事要告訴她。
“什麼事？”——“跟她的女伴有關的一些事。
”——“什麼樣的女伴？我也許可以向您提供點情況，這不影響您見她。
”——“噢，是些從前的女伴，我不記得她們叫什麼名字。
”希塞爾含糊其辭地回答道，連忙抽身告退。
她離開了我，自以為她的話謹慎得足以讓我明白一切。
然而謊言終究經不起任何追究，一點點東西就能将它拆穿！如果關系到她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從前的女伴，為什麼她“剛好”需要對阿爾貝蒂娜談談她們的事呢？“剛好”與戈達爾夫人心愛的口頭禅“真湊巧”如出一轍，這個副詞隻能适用于一種非同尋常、恰到好處，也許是十萬火急，與确指的人物有關的東西。
此外，她張張嘴，就像人們打呵欠時那樣，含糊其辭地對我說（同時身體幾乎也往後退，正如她在我們談話的這一刻開倒車那樣），“啊！我不知道，我不記得她們的姓名。
”她張嘴說這話的樣子使她一臉撒謊相，她的聲調與臉是合拍的，而她先前說“我剛好”的那種截然不同、緊張活躍的神情說明了一個事實。
我沒有盤問希塞爾。
即使盤問她對我來說又有什麼用呢？當然，她撒謊的方式跟阿爾貝蒂娜不同。
當然，阿爾貝蒂娜的謊言更令我痛心。
但是首先，她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她們在撒謊這個事實本身，而撒謊在某些場合是顯而易見的。
并不是真相顯而易見，因為真相隐藏在謊言底下。
衆所周知，每個殺人犯都自以為已經把一切籌劃得滴水不漏，不緻被人逮住；到頭來，殺人犯幾乎總要被逮住。
相反，撒謊的人卻極少被人發覺，特别是其中被人喜愛的撒謊女人。
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她在那裡做了什麼。
但是在她說話的時候，在她說到的另一件事，而這件事後面有她沒有道出的東西的時候，謊言即刻就被發現，嫉妒之心油然而起，因為人們意識到那是謊言卻又無法了解真相。
在阿爾貝蒂娜身上，謊言是從人們在這段叙述中已經看到的許多特點中讓人感覺到的，主要是通過下面這個特點：當她說謊時，她的叙述便或是貧乏、疏忽、不真實，或者相反，充滿過多的旨在使叙述顯得真實的細枝末節。
無論說謊的人怎麼想，顯得真實根本不等于真實。
人們想聽某種真實的東西，卻聽到僅僅是顯得真實的東西，它也許比真實更加真實，也許過分真實，有點音樂欣賞能力的耳朵感覺到事實并非如此，正如聽見一行錯誤的詩句，或者聽到高聲把一個詞讀成另一個詞。
耳朵對此有所感覺，如果是一個正在戀愛的人，他心裡便會驚慌不安。
當人們因為不知道一個女人是經過貝裡街還是經過華盛頓街，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時，他們為什麼不想一想，隻要我們明智地持續幾年不見這個女人，那麼這幾米的差距以及那個女人本身将縮小到一億分之一（也就是縮小到我們無法覺察的數量），那時比格列佛還要大得多的人将會變成任何顯微鏡——至少是心靈的顯微鏡，因為無動于衷的記憶顯微鏡倍數更高而且不那麼易碎——都看不見的小矮人！不管怎樣，雖然阿爾貝蒂娜的謊言與希塞爾的謊言有一個共同點——即撒謊本身——希塞爾撒謊的方式卻不同于阿爾貝蒂娜，也不同于安德烈，然而她們各自的謊言彼此之間卻配合默契、絲絲入扣，同時又千變萬化，以至這個小小的幫派具有某些商行，比如出版社或者新聞機構的那種不可滲透的嚴密性，盡管它們的組成人員多種多樣，不幸的作者卻根本無法知道他是否受到欺詐。
報紙或者雜志的主編撒起謊來态度特别真誠、鄭重，因為他在許多場合需要欺瞞如下事實，即當他高舉起真誠的旗幟對付其他的報紙主編或者戲劇導演以及其他的出版商時，他恰恰在做他所鞭笞過的事情，運用同樣唯利是圖的手段。
公然宣稱（正如一個政黨的領袖那樣，正如任何事物那樣）撒謊是可怕的，這樣做往往迫使人們在不摘掉莊嚴的面具，不放下真誠這頂桂冠的情況下比其他人撒謊更多。
“真誠的人”的協會會員撒起謊來截然不同，而且樣子更加天真。
他欺騙他的作者猶如欺騙自己的妻子，使用了滑稽笑劇中的一些噱頭。
編輯部秘書，一個誠實而又粗俗的人撒起謊來直截了當，就像是向您許諾您的房屋将在房屋尚未開始營造之時竣工的一位建築師。
擁有一顆天使般心靈的主編在其他三個人中間周旋，即使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他也會出于兄弟般情誼的考慮及溫柔的同舟共濟之情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話給他們以可貴的幫助。
這四個人生活在永恒的糾紛之中，作者的到來終止了這些糾紛。
他們超越個人之間争吵，人人都記得前去援救受到威脅的“部隊”這一偉大的軍人職責。
很久以來，我一直在這個“小幫派”面前扮演着作者的角色，而自己卻沒有意識到。
如果希塞爾說“剛好”的時候想到了阿爾貝蒂娜的某個女伴，這個女伴一俟我的女友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離開我，便準備跟她一起去旅行，如果她想通知阿爾貝蒂娜的時機已經或者即将成熟，那麼希塞爾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會把這些事告訴我的，所以向她提問毫無用處。
像遇見希塞爾這樣的一些相會并不是加深我的疑慮的唯一原因。
比方說，我欣賞阿爾貝蒂娜的繪畫。
而阿爾貝蒂娜的繪畫，女囚的這些令人動容的消遣，使我深受感動，我為此向她表示祝賀。
“不，畫得很糟，我可從來沒有上過一堂繪畫課。
”——“有一天晚上，在巴爾貝克，您可是派人告訴我說您留下來上繪畫課。
”我提請她回憶那個日子，并且對她說我當時即刻就明白，人們不在這個時辰上繪畫課。
阿爾貝蒂娜滿臉通紅。
“确實如此，”她說，“我沒有上繪畫課，我一開始對您撒了許多謊，這一點我承認。
但是我不再對您撒謊了。
”我真想知道一開始的謊言究竟是哪些！然而我心裡預先就清楚，她的招認會是新的謊言。
因此我隻是擁抱她。
我隻要她講出其中的一個謊言。
她回答道：“那好吧！比如，我以前說大海的氣息讓我感到難受。
”面對這種惡意，我就不再堅持了。
為了讓她覺得她的枷鎖不那麼沉重，對我來說最妙的莫過于讓她相信我将親手砸碎她的枷鎖。
無論如何，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把這個騙人的計劃向她和盤托出，她剛剛帶着過分的殷勤從特羅卡德羅回來；我所能做的，絕不是用與她決裂的威脅折磨她，而充其量是閉口不談我那顆感激的心正在編織的與她永遠共同生活的夢想。
在打量她的時候，我很難克制自己不向她洩露這些夢，也許她也覺察了這一點。
不幸的是，夢的表述沒有感染力。
一個矯揉造作的老夫人的情形，正如德·夏呂斯先生那樣，由于他在自己的想象當中隻看得見一個驕傲的年輕男子，于是便以為自己也變成了驕傲的年輕男子，正因為如此他變得更加矯揉造作、更加滑稽可笑，這種情形更為普遍，一個熱戀之中的情夫的不幸就在于他沒有意識到當他看到自己面前的漂亮容貌時，他的情婦卻看到了他那張原有的臉，這張臉并沒有因美的視覺産生的快意而變得漂亮些，恰恰相反。
愛情甚至不能說明所有這些普遍情形；我們看不見我們的身體，其他人卻看見了，我們“追随着”我們的思想，對其他人來說那是不可見的；而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東西。
藝術家有時将這種東西顯示在他的作品中。
因此，作者會使欣賞其作品的人感到失望，因為這種内在的美不完全反映在作者的臉上。
一切被愛的人，在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一切人，在我們眼裡都是雅努斯，如果這人離開我們，他向我們顯露的就是令我們欣喜的那一面，如果我們知道這人永遠受我們支配，他向我們展露的就是陰郁的那一面。
對阿爾貝蒂娜來說，與她長期共存的社會具有另一種我在這段叙述中無法言表的難以忍受之處。
另一個人的生活與她的生活捆綁在一起，就像捆綁着一枚炸彈，丢下炸彈就必定犯罪，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曲折、坎坷、危險、擔憂，想到虛假和貌似真實的事以後會被信以為真而自己又無法解釋時的恐懼，假使人們的貼心知己中有個瘋子的話，就會體驗到這些感情，請以這些感情作比較。
比如，我對德·夏呂斯先生與莫雷爾生活在一起表示同情（對那天下午情景的回憶立即使我感到我的左胸遠比右胸脹大）；姑且不論他們之間是否有關系，德·夏呂斯先生一開始大概不知道莫雷爾是瘋子。
莫雷爾的美，他的平庸，他的高傲大概使男爵不想去深究，直至凄涼的日子來臨，在那些日子裡，莫雷爾指責德·夏呂斯先生憂郁，而又無法作出解釋，莫雷爾借助荒謬而又極為微妙的推理攻擊他的多疑，用絕望的決定威脅他，在這些決定中始終起作用的是對最直接的利益的最奸詐的考慮。
這一切隻不過是比較。
阿爾貝蒂娜不是瘋子。
我心裡明白，這一天貝戈特的死使我非常難過。
衆所周知，他的病拖了很久。
當然不是指他起初得的病，那是自然産生的疾病。
自然産生的疾病似乎隻可能很短暫。
但是醫學卻把握了延長疾病的藝術。
藥物和藥物提供的暫時的緩解及藥物中斷後又産生的身體不适形成了一種患病的假象，病人的習慣最終會使這種假象穩定下來，而且使它一直照原樣繼續下去，就像孩子們患百日咳痊愈很久之後還一陣一陣咳嗽那樣。
接着，藥物不太起作用了，人們就增加劑量，藥物不再生效，反而由于長期使用不當開始産生危害。
藥物的天然屬性恐怕不會讓它們持久發揮作用。
幾乎可以與這種自然屬性匹敵的醫學卻能夠迫使人們卧床，迫使他們繼續服藥，否則便會死亡，這真是一大奇迹。
這一來，人為的疾病紮下了根，變成一種次要而又真實的疾病，區别僅僅在于自然産生的疾病會痊愈，而醫學制造的疾病卻永遠不會痊愈，因為醫學不懂得痊愈的奧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