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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家孽障？如果換一種情況，跟他不睦的貴族久有一塊封地，婚姻堂而皇之，跟王室沾親帶故，隻是這份榮耀來得很快，并非列祖列宗所傳，比如像呂依納一類的人，那麼事情又完全變了，唯有家世才是頭等重要的。
”“我倒想請教一下，阿爾貝蒂先生隻是在路易十三時代才洗清污垢，變得斯文起來的！靠着王家公主的恩寵他才得以聚斂封地，在原先他們是根本無權問津的。
這又有什麼稀罕！”與德·夏呂斯先生打交道，失寵跟着得寵接踵而來，這是蓋爾芒特家族人的天性決定的。
蓋爾芒特家的人要求社交閑談能結出友誼的果子——這是社交閑談無能為力的——并且還要能引發恐懼症，使人人害怕自己成為惡語中傷的對象。
得寵越甚，失寵越烈。
男爵以往對莫萊特夫人的垂青，衆人有目共睹，而又望塵莫及。
但是不知何日開始，突然出現了冷漠的迹象，表明她不配享受這種恩典。
伯爵夫人自己總是說她始終沒有能夠發現個中的奧秘。
反正一提到她的名字，男爵便怒火沖天，激起他雄辯至極因而緻人重傷的抨擊。
維爾迪蘭夫人覺得莫萊伯爵夫人為人很好。
我們将會看到，維爾迪蘭夫人将巨大的希望寄托在伯爵夫人身上。
老闆娘想，伯爵夫人将在她家裡見到自己所謂的“法國四方”最高貴的人士，為此，非常高興，當下建議邀請“莫萊夫人”。
“啊！我的天，天地悠悠，人各有志。
”德·夏呂斯先生回答說。
“夫人，如果您有雅興請比普萊夫人、希布夫人和約瑟夫·普呂多姆夫人前來一叙，我求之不得。
不過，那樣的話，最好是放在一個我不在的晚上。
剛說幾句，我就聽出，我們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因為我提及的都是貴族大姓，可是您給我援引的均是一些不見經傳的法官，詭計多端、說長道短、居心不良的市井小人。
還有那些小家夫人，夢想效尤我嫂子蓋爾芒特的儀态風度，但恰如松鶴模仿孔雀，低了八度音。
可是，她們還自命為藝術保護者。
我要補充一句，有一個人我經過斟酌，決定斷絕同她的親密關系，如果把她引入我非常希望在維爾迪蘭夫人家舉行的晚會，那将有失體統。
這是一個自命不凡的蠢女人，出身本不高貴，又缺乏誠實和才智，居然認定自己能夠替演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和德·蓋爾芒特親王夫人。
企圖集兩個角色于一身，這本身就是一種愚蠢的想法，因為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和德·蓋爾芒特親王夫人，這正好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人。
這就好比有人想同時兼做海森伯格和薩拉·貝爾納。
總之，即使這不相矛盾，那也是極其可笑的。
我有權對一位的言過其實付之一笑，對另一位的孤陋寡聞深感不幸。
可是這位小資産者像青蛙脹破肚子一樣妄想去跟這兩位偉大的夫人争比高低，這豈不所謂引得母雞都要發笑了，因為這兩位夫人始終表現出本家族無與倫比的高貴氣質。
莫萊！這就是一個不應該念出口來的名字，您要請她，我就不得不告退了。
”他含笑附加了一句，那口氣如同一位醫生為了病人的利益，卻不顧病人本人的意願，決意不屈從于順勢療法醫生的合作。
此外，德·夏呂斯先生還将另一批人歸為可以忽視不請之類。
對夏呂斯來說這些人确實可以忽視一邊，但對維爾迪蘭夫人來說，情況未必如此。
德·夏呂斯先生自恃出身名門，登天的豪門望族，他或許也無所相求，可是這些名流要聚到維爾迪蘭夫人的沙龍裡，就有可能将它變為巴黎的一等沙龍。
維爾迪蘭夫人開始發現，她已經多次坐失良機，這還不算社交界對德雷福斯事件的誤解給她造成的社交耽誤。
其實這一件事也未嘗不是成全了她。
“我不知道是否對您說起過沒有，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看見她社交圈裡的有些人，心裡有多麼不快。
他們幹什麼都以德雷福斯事件為上，為了争論重審與反重審的問題，居然把高貴的婦女排斥在外，卻把那些低俗的女人迎進門來，連公爵夫人也受到了這些婦人的抨擊，說她缺乏熱情，思想不正，把祖國的利益置于社交名片之下。
”我不知能否問問讀者，猶如問一位朋友，跟他交談了那麼多次，但是記不清是否想到過或者找到過機會已把某件事情告訴了他。
無論我交待過沒有，那時候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們接下去看看後來的一個時期，從社交的觀點出發，她的态度甚至似乎是完全正确的。
德·康布梅爾先生認為，德雷福斯事件是外國人一手制造的陰謀，目的在于摧毀情報機構，破壞軍紀，削弱部隊戰鬥力，離間法國人民，伺機入侵法國。
除了幾首拉封丹寓言以外，侯爵與文學絕不沾邊。
于是他委托妻子設法加以證實，作為殘酷的觀察者的文學，不僅制造了互不尊敬的社會氣氛，而且還制造了如此嚴重的社會混亂。
“雷納克先生和埃爾維厄先生是串通一氣的同謀。
”她說。
人們大概不至于會控訴德雷福斯事件用心險惡，策劃陰謀來反對上流社會吧。
不過她這番話無疑是打破了框框。
上流人士不願讓政治滲入上流社會，恰如軍人不願讓政治滲入軍隊一樣，這一點是極為明智的。
上流社會的事情跟性趣味相仿，我們一旦聽憑審美理性來對性選擇發号施令，那麼我們不知會發展到什麼反常的行為上去。
基于那些婦人都是民族主義者這個道理，聖日耳曼區養成了接待别的社交圈婦人的習慣。
随着民族主義的出現，道理遁然消失，習慣卻沉澱下來。
維爾迪蘭夫人随波逐流，順應德雷福斯運動，把有價值的作家吸引到自己身邊。
盡管他們是德雷福斯派，對她的社交活動一時沒有任何用處，但是政治熱情和其他熱情一樣，是不會延續持久的。
新一代的人來到時，不再會理解這種熱情；即便是表現過這些政治熱情的同一代人也會改弦易轍，轉而表現出與先前的政治熱情并不相仿的政治熱情。
随着排他原因的改變，他們會恢複一部分原先拒之門外的人的地位。
在德雷福斯事件發生過程中，君主主義者再也不是憂心忡忡，整日擔心某人如果是反猶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就可能是共和黨人、激進派，甚至是反教會分子。
萬一有朝一日戰争爆發，愛國主義也會采取另外一種形态，即便是一個沙文主義作家，人們也不會再去關心他曾經是不是一名德雷福斯派。
就這樣，維爾迪蘭夫人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機，一場又一場的藝術革新，猶如燕子築窩一樣，接連不斷地把碎片撿回家來。
這些碎片暫時沒有用處，但有朝一日就會組成她的沙龍。
德雷福斯事件過去了，阿納托爾·法朗士卻留下了。
維爾迪蘭夫人的力量表現在她對藝術的真誠的愛，對忠實的圈内成員的一片苦心，以及她不請社交人士而專門酬勞圈内成員的美餐。
在她家裡，每個人都像貝戈特在斯萬夫人那裡一樣，受到敬重。
當這個社團中的某一門客有一天成了傑出人物，衆人希望來拜見他，那麼在這位維爾迪蘭夫人家裡，他決不會像博代爾及夏博烹制的官方宴席或聖查理曼菜肴那樣，弄虛作假，而是一位美味芬芳的普通人，一位如同世界空淨無人一樣完美無缺的人。
維爾迪蘭夫人手下的演出班子陣容整齊，訓練有素，拿出的節目堪稱一流，缺的隻是觀衆。
自從觀衆的興趣離開了某位貝戈特鼓吹的法蘭西型的理性藝術，迷上了充滿異國情調的音樂以後，維爾迪蘭夫人成為一名外國藝術家常派巴黎的特約通訊員，在美麗動人的尤貝爾季也夫公主身邊為俄羅斯舞蹈家當起了加拉布斯仙女，雖然老态龍鐘，但是法力無邊。
這批英俊美麗的舞蹈家進駐巴黎，隻有那些缺乏藝術趣味的評論家才對她們誘人的魅力提出異議。
我們知道，她們給巴黎帶來了狂熱的好奇，與德雷福斯事件相比，這狂熱不太粗犷激烈，卻更富有純粹的審美情趣，而且也許同樣的活潑熱烈。
維爾迪蘭夫人借此又走到了前列，不過其社交效果與以往截然不同。
正如我們在重罪法庭開庭期間，看到她總是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法官席下面一樣，當一批為俄羅斯芭蕾熱情歡呼的新觀衆紛紛擁向歌劇院的時候，我們總是看見她戴着從未見過的羽飾，和尤貝爾季也夫公主并肩端坐在頭等包廂中。
在司法大廈一陣激動之後，晚上大家相聚在維爾迪蘭夫人家裡，從近處端詳比卡爾和拉博裡，尤其是借此打聽最新消息，設法了解，從楚林登、盧貝和儒奧斯特上校那裡可以獲得什麼希望。
與此相仿，經過《天方夜譚》或者《伊戈爾王》的舞劇所引起的興奮之後，大家都無意就寝歇息，便來到維爾迪蘭夫人家裡。
在尤貝爾季也夫公主和老闆娘的支持下，每天晚上鮮美可口的夜宵把大家彙聚在一起。
有為了舞步更加輕捷而未進食的舞蹈家，有他們的經理和美工，還有偉大的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和理查·斯特勞斯，大家歡聚一堂，形成一個經久不變的小核心。
這裡猶如愛爾維修斯夫婦的夜宵，巴黎最為高貴的女士以及外國殿下均樂意垂顧。
那些上流人士，自稱很有藝術欣賞力，對俄羅斯芭蕾硬作無謂的區分，認為《仙女》的導演較之《天方夜譚》更為“細膩”，不難在《天方夜譚》
”“我倒想請教一下，阿爾貝蒂先生隻是在路易十三時代才洗清污垢，變得斯文起來的！靠着王家公主的恩寵他才得以聚斂封地，在原先他們是根本無權問津的。
這又有什麼稀罕！”與德·夏呂斯先生打交道，失寵跟着得寵接踵而來，這是蓋爾芒特家族人的天性決定的。
蓋爾芒特家的人要求社交閑談能結出友誼的果子——這是社交閑談無能為力的——并且還要能引發恐懼症，使人人害怕自己成為惡語中傷的對象。
得寵越甚，失寵越烈。
男爵以往對莫萊特夫人的垂青，衆人有目共睹，而又望塵莫及。
但是不知何日開始，突然出現了冷漠的迹象，表明她不配享受這種恩典。
伯爵夫人自己總是說她始終沒有能夠發現個中的奧秘。
反正一提到她的名字，男爵便怒火沖天，激起他雄辯至極因而緻人重傷的抨擊。
維爾迪蘭夫人覺得莫萊伯爵夫人為人很好。
我們将會看到，維爾迪蘭夫人将巨大的希望寄托在伯爵夫人身上。
老闆娘想，伯爵夫人将在她家裡見到自己所謂的“法國四方”最高貴的人士，為此，非常高興，當下建議邀請“莫萊夫人”。
“啊！我的天，天地悠悠，人各有志。
”德·夏呂斯先生回答說。
“夫人，如果您有雅興請比普萊夫人、希布夫人和約瑟夫·普呂多姆夫人前來一叙，我求之不得。
不過，那樣的話，最好是放在一個我不在的晚上。
剛說幾句，我就聽出，我們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因為我提及的都是貴族大姓，可是您給我援引的均是一些不見經傳的法官，詭計多端、說長道短、居心不良的市井小人。
還有那些小家夫人，夢想效尤我嫂子蓋爾芒特的儀态風度，但恰如松鶴模仿孔雀，低了八度音。
可是，她們還自命為藝術保護者。
我要補充一句，有一個人我經過斟酌，決定斷絕同她的親密關系，如果把她引入我非常希望在維爾迪蘭夫人家舉行的晚會，那将有失體統。
這是一個自命不凡的蠢女人，出身本不高貴，又缺乏誠實和才智，居然認定自己能夠替演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和德·蓋爾芒特親王夫人。
企圖集兩個角色于一身，這本身就是一種愚蠢的想法，因為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和德·蓋爾芒特親王夫人，這正好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人。
這就好比有人想同時兼做海森伯格和薩拉·貝爾納。
總之，即使這不相矛盾，那也是極其可笑的。
我有權對一位的言過其實付之一笑，對另一位的孤陋寡聞深感不幸。
可是這位小資産者像青蛙脹破肚子一樣妄想去跟這兩位偉大的夫人争比高低，這豈不所謂引得母雞都要發笑了，因為這兩位夫人始終表現出本家族無與倫比的高貴氣質。
莫萊！這就是一個不應該念出口來的名字，您要請她，我就不得不告退了。
”他含笑附加了一句，那口氣如同一位醫生為了病人的利益，卻不顧病人本人的意願，決意不屈從于順勢療法醫生的合作。
此外，德·夏呂斯先生還将另一批人歸為可以忽視不請之類。
對夏呂斯來說這些人确實可以忽視一邊，但對維爾迪蘭夫人來說，情況未必如此。
德·夏呂斯先生自恃出身名門，登天的豪門望族，他或許也無所相求，可是這些名流要聚到維爾迪蘭夫人的沙龍裡，就有可能将它變為巴黎的一等沙龍。
維爾迪蘭夫人開始發現，她已經多次坐失良機，這還不算社交界對德雷福斯事件的誤解給她造成的社交耽誤。
其實這一件事也未嘗不是成全了她。
“我不知道是否對您說起過沒有，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看見她社交圈裡的有些人，心裡有多麼不快。
他們幹什麼都以德雷福斯事件為上，為了争論重審與反重審的問題，居然把高貴的婦女排斥在外，卻把那些低俗的女人迎進門來，連公爵夫人也受到了這些婦人的抨擊，說她缺乏熱情，思想不正，把祖國的利益置于社交名片之下。
”我不知能否問問讀者，猶如問一位朋友，跟他交談了那麼多次，但是記不清是否想到過或者找到過機會已把某件事情告訴了他。
無論我交待過沒有，那時候德·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們接下去看看後來的一個時期，從社交的觀點出發，她的态度甚至似乎是完全正确的。
德·康布梅爾先生認為，德雷福斯事件是外國人一手制造的陰謀，目的在于摧毀情報機構，破壞軍紀，削弱部隊戰鬥力，離間法國人民，伺機入侵法國。
除了幾首拉封丹寓言以外，侯爵與文學絕不沾邊。
于是他委托妻子設法加以證實，作為殘酷的觀察者的文學，不僅制造了互不尊敬的社會氣氛，而且還制造了如此嚴重的社會混亂。
“雷納克先生和埃爾維厄先生是串通一氣的同謀。
”她說。
人們大概不至于會控訴德雷福斯事件用心險惡，策劃陰謀來反對上流社會吧。
不過她這番話無疑是打破了框框。
上流人士不願讓政治滲入上流社會，恰如軍人不願讓政治滲入軍隊一樣，這一點是極為明智的。
上流社會的事情跟性趣味相仿，我們一旦聽憑審美理性來對性選擇發号施令，那麼我們不知會發展到什麼反常的行為上去。
基于那些婦人都是民族主義者這個道理，聖日耳曼區養成了接待别的社交圈婦人的習慣。
随着民族主義的出現，道理遁然消失，習慣卻沉澱下來。
維爾迪蘭夫人随波逐流，順應德雷福斯運動，把有價值的作家吸引到自己身邊。
盡管他們是德雷福斯派，對她的社交活動一時沒有任何用處，但是政治熱情和其他熱情一樣，是不會延續持久的。
新一代的人來到時，不再會理解這種熱情；即便是表現過這些政治熱情的同一代人也會改弦易轍，轉而表現出與先前的政治熱情并不相仿的政治熱情。
随着排他原因的改變，他們會恢複一部分原先拒之門外的人的地位。
在德雷福斯事件發生過程中，君主主義者再也不是憂心忡忡，整日擔心某人如果是反猶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就可能是共和黨人、激進派，甚至是反教會分子。
萬一有朝一日戰争爆發，愛國主義也會采取另外一種形态，即便是一個沙文主義作家，人們也不會再去關心他曾經是不是一名德雷福斯派。
就這樣，維爾迪蘭夫人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機，一場又一場的藝術革新，猶如燕子築窩一樣，接連不斷地把碎片撿回家來。
這些碎片暫時沒有用處，但有朝一日就會組成她的沙龍。
德雷福斯事件過去了，阿納托爾·法朗士卻留下了。
維爾迪蘭夫人的力量表現在她對藝術的真誠的愛，對忠實的圈内成員的一片苦心，以及她不請社交人士而專門酬勞圈内成員的美餐。
在她家裡，每個人都像貝戈特在斯萬夫人那裡一樣，受到敬重。
當這個社團中的某一門客有一天成了傑出人物，衆人希望來拜見他，那麼在這位維爾迪蘭夫人家裡，他決不會像博代爾及夏博烹制的官方宴席或聖查理曼菜肴那樣，弄虛作假，而是一位美味芬芳的普通人，一位如同世界空淨無人一樣完美無缺的人。
維爾迪蘭夫人手下的演出班子陣容整齊，訓練有素，拿出的節目堪稱一流，缺的隻是觀衆。
自從觀衆的興趣離開了某位貝戈特鼓吹的法蘭西型的理性藝術，迷上了充滿異國情調的音樂以後，維爾迪蘭夫人成為一名外國藝術家常派巴黎的特約通訊員，在美麗動人的尤貝爾季也夫公主身邊為俄羅斯舞蹈家當起了加拉布斯仙女，雖然老态龍鐘，但是法力無邊。
這批英俊美麗的舞蹈家進駐巴黎，隻有那些缺乏藝術趣味的評論家才對她們誘人的魅力提出異議。
我們知道，她們給巴黎帶來了狂熱的好奇，與德雷福斯事件相比，這狂熱不太粗犷激烈，卻更富有純粹的審美情趣，而且也許同樣的活潑熱烈。
維爾迪蘭夫人借此又走到了前列，不過其社交效果與以往截然不同。
正如我們在重罪法庭開庭期間，看到她總是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法官席下面一樣，當一批為俄羅斯芭蕾熱情歡呼的新觀衆紛紛擁向歌劇院的時候，我們總是看見她戴着從未見過的羽飾，和尤貝爾季也夫公主并肩端坐在頭等包廂中。
在司法大廈一陣激動之後，晚上大家相聚在維爾迪蘭夫人家裡，從近處端詳比卡爾和拉博裡，尤其是借此打聽最新消息，設法了解，從楚林登、盧貝和儒奧斯特上校那裡可以獲得什麼希望。
與此相仿，經過《天方夜譚》或者《伊戈爾王》的舞劇所引起的興奮之後，大家都無意就寝歇息，便來到維爾迪蘭夫人家裡。
在尤貝爾季也夫公主和老闆娘的支持下，每天晚上鮮美可口的夜宵把大家彙聚在一起。
有為了舞步更加輕捷而未進食的舞蹈家，有他們的經理和美工，還有偉大的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和理查·斯特勞斯，大家歡聚一堂，形成一個經久不變的小核心。
這裡猶如愛爾維修斯夫婦的夜宵，巴黎最為高貴的女士以及外國殿下均樂意垂顧。
那些上流人士，自稱很有藝術欣賞力，對俄羅斯芭蕾硬作無謂的區分，認為《仙女》的導演較之《天方夜譚》更為“細膩”，不難在《天方夜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