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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黑人藝術的影響;盡管如此,他們仍然十分高興,高興能親眼看到這些藝術趣味和戲劇的偉大革新者,看到他們的藝術雖然比繪畫略多一些做作,但是引起的革命卻和印象派一樣深刻。

     回頭再說德·夏呂斯先生。

    如果他僅把邦當夫人排在名冊之外,那麼維爾迪蘭夫人也許不至于那麼痛苦。

    維爾迪蘭夫人在奧黛特家裡發現她酷愛藝術,德雷福斯事件期間,她和丈夫到維爾迪蘭夫人家裡來吃過幾次飯。

    維爾迪蘭夫人稱她丈夫是個溫吞水,因為他并不主張重新審理德雷福斯案件。

    他極為聰明伶俐,得意地和所有黨派都串通關系。

    和拉博裡共進晚餐時他歡樂地表明他的獨立态度。

    他對拉博裡隻是洗耳恭聽,不利的話一句也不說,但在關鍵之處悄悄插一句,贊揚饒勒斯為人誠實正直。

    這是任何黨派都一緻公認的。

    不過德·夏呂斯先生還除掉了一些貴族夫人的名字,她們是維爾迪蘭夫人近時在隆重的募捐、赈濟音樂會上新建立的關系;不管德·夏呂斯先生對她們作如何感想,她們遠遠勝他一籌;她們是維爾迪蘭夫人家新核心的構建因素,而且是貴族核心的基本分子。

    維爾迪蘭夫人把希望寄托在這次晚會上,指望德·夏呂斯先生給她帶些貴族夫人來,她另外加上一些她的新朋友。

    為此她事先就十分慶幸地想到,男爵請來的人可能是她新朋友的親朋好友,要是她們在貢蒂河濱不期相遇,一定會喜出望外。

    他的禁令使她大失所望,憤懑不平。

    她覺得,按照這樣的條件,舉辦晚會是有益還是有害,還值得考慮。

    如果德·夏呂斯先生請來的客人對維爾迪蘭夫人起碼都表現出極度的熱情,那麼損失還不至于太重,因為她們将會成為她的朋友。

    如果這樣,還不算虧本。

    德·夏呂斯先生拼命想把上流社會這兩部分人始終拆成兩半。

    可是,不久有一日開晚會,有人自會把她們重新聚在一起,隻是沒讓他來參加而已。

    維爾迪蘭夫人懷着激動的心情等待着男爵邀請的客人。

    她不久就會知道那些人是帶着何種精神狀态前來赴邀的,終于知道了能夠和她們建立何種關系。

    眼下,維爾迪蘭夫人正在和忠誠的門客們進行磋商,看見夏呂斯、布裡肖和我一同走進來,立時收住了話頭。

     當布裡肖對維爾迪蘭夫人說,他得知她的摯友身體如此欠佳,他深表悲傷,她大出我們所料,回答說:“聽着,我不得不承認,悲傷我是一點兒也沒有感到。

    自己沒有的感情硬要裝出來,這是無濟于事的……”她無疑是精神不佳才這麼說的,一想到整個晚會上她都要裝出一副愁容,就已經覺得疲勞了;她這也是出于傲慢,她不想讓人覺得自己由于沒有取消這次晚會在尋找歉詞;不過她又是出于對人性的尊重和深于世故,因為她的缺乏悲痛,如果歸之于對親王夫人突然公開化的個人厭惡,那麼總比衆人事不關己的态度要高尚、不失氣節,因為面對一種無可置疑的誠實,人們容易失去武裝:如果維爾迪蘭夫人對親王夫人的故世不是真的無動于衷,難道她會給自己背上一個比這嚴重得多的罪名來為自己繼續接待客人的做法開脫嗎?人們忘了,維爾迪蘭夫人本來可以承認,她确實非常悲痛,但是她沒有勇氣放棄一次歡聚的機會。

    但是,朋友的冷酷無情雖然是一件較為令人震驚、較為缺乏道德的事情,卻又不是一件過于丢人的事情,因此比家庭主婦那種輕佻淺薄較為容易承認。

    從犯罪學的觀點來講,罪犯覺得哪裡有危險,就避之不及朝有利的方向坦白;在免受懲治的錯誤面前,是自尊心決定坦白的内容。

    有些人為了不讓憂傷中斷他們歡樂的生活,便反複不休地說,内心的悲哀靠外在的服喪來表現是毫無意義的,也許維爾迪蘭夫人覺得這種遁詞已經是路人皆知的舊玩意了,因此她甯可仿效那些聰明的罪犯,棄絕老一套的無辜表白,為自己辯解——不知不覺作了一半坦白——的時候就說,凡是衆人指責的事情,自己反而會毫不猶豫地去做;可是不巧得很,自己迄今沒有機會身體力行。

    也許維爾迪蘭夫人在解釋自己行為的時候,采用了無動于衷的論點,她覺得自己既然已經踏上了怨恨的滑坡,不如把怨恨的心情表達出來,這樣至少也有幾分獨特。

    把這種心情理清頭緒,已不失為一種罕見的敏銳;把它公開表白出來,那就更能顯示出某種“膽識”。

    因此,她故意強調自己毫無傷感,内心充滿了荒唐的心理學家和魯莽的戲劇家所有的那種驕傲與滿足。

    “是的,這事很奇怪,”她說,“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的天,我不能說我不希望她活着,她不是一個壞人。

    ”“她就是一個壞人。

    ”維爾迪蘭先生打斷說。

    “啊!他不喜歡她,是因為他覺得我請她做客,有損于我。

    他為這件事情失去了理智。

    ”“請承認我是正确的,”維爾迪蘭先生說,“你們相互來往,我從來沒有贊成過。

    我一直說,她的名聲不好。

    ”“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薩尼埃特回駁說。

    “什麼?”維爾迪蘭夫人嚷道,“這是衆所周知的;不是不好,而是可恥,丢人。

    不,不是出于這個原因。

    我自己也無法說明自己的感情。

    我對她并不厭恨,可是她對我們卻那麼冷漠,以至于當我們得悉她身體嚴重患病時,連我丈夫都大為驚奇地對我說:‘你對這事好像毫無感觸似的。

    ’這不,今天晚上他建議我取消晚會,我恰恰相反偏要舉行,因為沒有悲傷硬要裝出悲傷,我會覺得是在演戲。

    ”她說這番話是因為她覺得這奇怪得像“自由劇”,而且非常方便。

    因為冷漠無情或者坦白了的缺德跟膚淺的道德一樣,都使生活變得簡單了。

    她把應該受到懲罰的行為變成了一項誠實的義務,為之人們不需要再去尋找開脫的借口。

    底下的信徒們聆聽着維爾迪蘭夫人的話語,心頭交織着欽佩和不适之感,猶如以前某些以殘酷現實和痛苦觀察為題材的戲劇所引起的感覺一樣。

    許多人一邊贊歎地看到,老闆娘的正直坦誠和落拓不羁又變換了新的形式,一邊不禁聯想到自己的死亡,雖然他們心想,歸根結底這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們還是在考慮,有朝一日自己突然死去,别人會是悲恸哀哭呢還是會在貢蒂河濱舉行歡慶。

    “為了我的客人,晚會沒有取消,我非常高興。

    ”德·夏呂斯先生說,他沒有發現,他如此表達謝意,恰恰刺傷了維爾迪蘭夫人。

     這工夫,我跟那天晚上每個走近維爾迪蘭夫人的人一樣,聞到一股不太好受的諸美果耳利鼻油的氣味,深有感觸。

    事情的原因,就在這裡。

    我們知道,維爾迪蘭夫人表達她的藝術感情,從來不是使用心靈的途徑,而是使用身體的途徑,目的是使這種感情顯得更加勢在必行,更加深刻動人。

    如果有人跟她談起凡德伊的音樂,即她最喜愛的音樂,她會一直毫無反應,仿佛她根本不指望凡德伊的音樂能夠使她激動起來似的。

    她的眼神一動不動,幾乎是心不在焉;這樣停了幾分鐘以後,她卻開始用準确、實在、近乎失禮的口氣來回答你的話,仿佛在對你說:“您抽煙,我不在乎。

    我為的是地毯;地毯很漂亮——這我就更不在乎了——隻是它很容易着火,我很怕火,我可不願意因為您把一個沒熄滅的煙頭掉在地上,而把你們全都燒着了。

    ”對于凡德伊也是這樣。

    如果有人談到他,她從不吐露半句欽佩之言,可是過了一陣,她卻神情冷漠地對那晚演奏凡德伊的作品開始表示遺憾:“我對凡德伊毫無異議。

    據我看,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音樂家,隻是我聽那些作品,一刻都不能停止哭泣(她說‘哭泣’時毫無悲傷的神态,自然的樣子倒像是在說‘睡覺’。

    有些惡言惡語的人甚至還認為這後一個動詞也許更為确切。

    其實誰也說不準,因為她聽那些樂曲的時候,頭蒙在手裡,有些鼾聲,說到底也有可能那是抽泣)。

    哭一哭與我倒沒有害處,哭多久都行,隻是過後這會給我添上要命的鼻炎,鼻膜充血,兩天以後,我那樣子簡直就像一個老酒鬼了。

    要使我的聲帶恢複功能,我必須連續吸氧幾天才行。

    總之,戈達爾大夫有個學生……”“嘿!說到他,我還沒有向您表示哀悼呢。

    他去得真快,可憐的教授!”“是啊,又有什麼辦法,他死了,跟其餘人一樣。

    他殺死的人夠多的,這回是該輪到他舉刀自戮了。

    嗯,我剛才對您說他有一個學生,一個十分有趣的人。

    給我治過這毛病。

    他有一句相當獨特的警句:‘治病不如防病’。

    所以他趁音樂開始之前,就給我的鼻子上藥。

    這玩意兒特别管用。

    我現在可以像無數失去孩兒的母親那樣放聲痛哭,也不會再鬧半點鼻炎。

    現在隻是偶爾鬧點結膜炎,僅此而已。

    藥效絕對可靠。

    沒有這帖藥,我根本不可能繼續欣賞凡德伊的音樂,還不是要一次接一次地患支氣管炎。

    ” 我再也按捺不住,終于要提一下凡德伊小姐。

    “作曲家的女兒是不是沒有來?”我問維爾迪蘭夫人。

    “還有她的一個朋友也沒有來嗎?”“沒有,我剛剛接到她們一封快信。

    ”維爾迪蘭夫人支支吾吾地對我說。

    “她們不得不待在鄉下。

    ”我心中一時升起了一線希望,也許她們從來就沒有說過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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