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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不安的，也許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部分，就是那麼一些人，對他們的傳說同對一則趣聞的記憶相比，含義更為豐富，另外人們也不會像對凡德伊、貝戈特這類人一樣，用他們的作品來評論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寫過作品：他們隻是——使我們這些以為他們碌碌無為的人們非常驚訝的是——給了作品以啟示。
博物館裡的大廳能因文藝複興時期的偉大繪畫而使人對優美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現在這個大廳變成了滑稽可笑的小資産階級的客廳，是可以被人接受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資産階級，也許還會在繪畫前對它進行想象，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接近現實，并指望從它那兒了解到畫家的藝術中最珍貴的奧秘，這點他的畫沒有告訴我，但他筆下華麗而長得拖在地上的絲絨和花邊，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畫媲美的繪畫局部。
如果我過去就意識到他不是才華橫溢、知識淵博、交際廣泛的人，而是善于像鏡子那樣來反映自己那種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為貝戈特那樣的人（即使同時代的人們認為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萬，博學不如布雷奧代），人們就更可以對藝術家的那些模特兒作出同樣的評價。
能描繪一切的藝術家在展示美的時候，模特兒是由一些比他稍為富裕的人們充當的，而畫家的才能尚被埋沒，他的畫以五十法郎一張的價格出售，他在這些人家裡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畫室裡看不到的東西：一個用家具陳設的客廳，家具上蓋有古老的絲織品，客廳裡裝有許多燈，還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這些人比較低微，或者說在真正高貴的人們看來顯得低微（高貴的人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但是正因為如此，這些人比那些貴族更能了解默默無聞的藝術家，賞識他，邀請他，購買他的畫，而貴族們則讓那些學院派畫家來為他們畫像，例如教皇和國家元首們就是這樣。
對于後世來說，我們時代的一個優美的家庭和優美的服飾的詩意，與其說是在貝戈特為薩岡親王夫人或夏普蘭為拉羅什富科伯爵夫人畫的肖像之中，不如說是在雷諾所畫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廳之中，向我們展示了優美的偉大圖像的藝術家們，在一些人那兒收集到素材，這些人往往不是他們時代中最為風雅的人，而最為風雅的人也往往不請一個陌生的畫家來畫肖像，原因是他們無法在他的畫上看出他展示的美，這種美被掩蓋起來是由于一種具有過時的優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間，這種作品在公衆眼中浮動，猶如病人以為眼前确實存在的那種主觀幻覺。
但是，我過去認識的這些平庸的模特兒還對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過啟示，提過建議，他們之中的一個在畫中存在，不光是一個模特兒的存在，而且是人們願意使他在自己畫中出現的一個朋友的存在，這就使我們自忖，我們是否對沒能結識所有這些人而感到遺憾，因為巴爾紮克在書中描繪了他們，或因欣賞他們而把自己的書題獻給他們，而聖伯夫或波德萊爾則用最美的詩來歌頌他們，特别是所有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爾在我看來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或者是因為我天生有病，我于是對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這些我過去不大重視的人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為她們隻是依靠文學的虛幻魔法才享有盛譽，這就迫使人們在閱讀時更換辭典，并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随時斷絕與社會的聯系，取消旅行和參觀博物館，以便去療養院進行治療。
這些想法有的會減少有的則增加我對自己沒有文學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們從未在我的腦中出現，在那些年裡，我完全放棄了寫作的計劃，一心在遠離巴黎的一所療養院裡治療，直至一九一六年初這所療養院無法找到醫務人員為止。
我于是回到巴黎，這時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來時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樣，這點讀者馬上就會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來巴黎是為了檢查病情，然後返回療養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後頭幾天的一個晚上，我想聽别人談論唯一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戰争，就在晚飯後出去看望維爾迪蘭夫人，因為她和邦當夫人一樣，是戰争時期巴黎的王後之一，這戰争時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時期。
就像接種了少量酵母後在表面上自然發生那樣，一些年輕的婦女整天戴着高高的圓柱形的
博物館裡的大廳能因文藝複興時期的偉大繪畫而使人對優美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現在這個大廳變成了滑稽可笑的小資産階級的客廳，是可以被人接受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資産階級，也許還會在繪畫前對它進行想象，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接近現實，并指望從它那兒了解到畫家的藝術中最珍貴的奧秘，這點他的畫沒有告訴我，但他筆下華麗而長得拖在地上的絲絨和花邊，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畫媲美的繪畫局部。
如果我過去就意識到他不是才華橫溢、知識淵博、交際廣泛的人，而是善于像鏡子那樣來反映自己那種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為貝戈特那樣的人（即使同時代的人們認為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萬，博學不如布雷奧代），人們就更可以對藝術家的那些模特兒作出同樣的評價。
能描繪一切的藝術家在展示美的時候，模特兒是由一些比他稍為富裕的人們充當的，而畫家的才能尚被埋沒，他的畫以五十法郎一張的價格出售，他在這些人家裡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畫室裡看不到的東西：一個用家具陳設的客廳，家具上蓋有古老的絲織品，客廳裡裝有許多燈，還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這些人比較低微，或者說在真正高貴的人們看來顯得低微（高貴的人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但是正因為如此，這些人比那些貴族更能了解默默無聞的藝術家，賞識他，邀請他，購買他的畫，而貴族們則讓那些學院派畫家來為他們畫像，例如教皇和國家元首們就是這樣。
對于後世來說，我們時代的一個優美的家庭和優美的服飾的詩意，與其說是在貝戈特為薩岡親王夫人或夏普蘭為拉羅什富科伯爵夫人畫的肖像之中，不如說是在雷諾所畫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廳之中，向我們展示了優美的偉大圖像的藝術家們，在一些人那兒收集到素材，這些人往往不是他們時代中最為風雅的人，而最為風雅的人也往往不請一個陌生的畫家來畫肖像，原因是他們無法在他的畫上看出他展示的美，這種美被掩蓋起來是由于一種具有過時的優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間，這種作品在公衆眼中浮動，猶如病人以為眼前确實存在的那種主觀幻覺。
但是，我過去認識的這些平庸的模特兒還對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過啟示，提過建議，他們之中的一個在畫中存在，不光是一個模特兒的存在，而且是人們願意使他在自己畫中出現的一個朋友的存在，這就使我們自忖，我們是否對沒能結識所有這些人而感到遺憾，因為巴爾紮克在書中描繪了他們，或因欣賞他們而把自己的書題獻給他們，而聖伯夫或波德萊爾則用最美的詩來歌頌他們，特别是所有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爾在我看來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或者是因為我天生有病，我于是對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這些我過去不大重視的人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為她們隻是依靠文學的虛幻魔法才享有盛譽，這就迫使人們在閱讀時更換辭典，并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随時斷絕與社會的聯系，取消旅行和參觀博物館，以便去療養院進行治療。
這些想法有的會減少有的則增加我對自己沒有文學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們從未在我的腦中出現，在那些年裡，我完全放棄了寫作的計劃，一心在遠離巴黎的一所療養院裡治療，直至一九一六年初這所療養院無法找到醫務人員為止。
我于是回到巴黎，這時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來時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樣，這點讀者馬上就會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來巴黎是為了檢查病情，然後返回療養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後頭幾天的一個晚上，我想聽别人談論唯一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戰争，就在晚飯後出去看望維爾迪蘭夫人，因為她和邦當夫人一樣，是戰争時期巴黎的王後之一，這戰争時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時期。
就像接種了少量酵母後在表面上自然發生那樣，一些年輕的婦女整天戴着高高的圓柱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