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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時活像一個享有亡夫遺産的寡婦，用單柄眼鏡盯着她看，并撅嘴表示，人們甚至還不能确切地知道這位女士是否已經結婚。
“這一切都相當令人惡心。
”一九一四年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總結道，她真希望蓋爾芒特家族結識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後告一段落。
這些新友在年輕人看來已十分陳舊，而對某些不僅僅出入上流社會的老人來說，這些人似曾相識，并非新友；這些人不僅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間進行政治方面和音樂方面的談話這種社交界所允許的消遣，而且還必須由這些人來提供這種消遣，因為如果這些人是舊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樣，要使事物顯得新奇，就必須要有新的名稱，在藝術上是如此，在醫學上、社交上也是如此。
（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稱确實是新的。
例如，維爾迪蘭夫人在戰争時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猶如那些想對憂愁和感情避而不談的人一樣，當她說這好極了的時候，她贊賞的既不是威尼斯、聖馬可教堂，也不是那些宮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歡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顧，她贊賞的是探照燈在空中産生的效果，她對這些探照燈提供了以數字為依據的情況，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在對至今仍被欣賞的藝術作出反對的反應時，重新産生了一種現實主義。
）聖德費爾特的沙龍是一個變得陳舊的标簽，使用這個标簽，即使有最偉大的藝術家和最有勢力的部長在場，也不會吸引任何人。
相反，人們為了傾聽這些藝術家的秘書或這些部長的辦公室副主任說一句話，卻會跑到戴頭巾的新女士們的家裡，她們叽叽喳喳，蜂擁般飛到巴黎。
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輕、美貌的王後，名叫達利安夫人。
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兩位年老、醜陋的王後，名叫維爾迪蘭夫人和邦當夫人。
邦當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聲報》激烈批評的作用，誰還會對她毫不寬容呢？由于整個議會在一個時期中都主張修改憲法，主張維護社會秩序、容許宗教活動和進行軍事準備的黨派，就必定要在過去主張修改憲法的人們和過去的社會黨人中間發展自己的成員。
要是在過去，人們會憎恨邦當先生，因為在那時，不愛國的名字叫作德雷福斯派。
但是，這個名字很快被人遺忘，并被“三年服役法的反對派”這個名字所取代。
相反，邦當先生卻是這個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個愛國者。
在社交界（這個社會現象也隻是對一個更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實施），新鮮事物不管是否應受譴責，隻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時才會引起恐懼，德雷福斯主義是如此，聖盧和奧黛特的女兒的婚姻也是如此，這個婚姻在起初曾使人們發出驚叫。
現在，人們在聖盧夫婦的家裡可以見到“人們認識的”所有人，希爾貝特即使有奧黛特那樣的生活作風，人們也會到那兒“去”，并贊成她像老太太那樣來指責未被理解的新道德。
德雷福斯主義現在已被納入一系列體面而又習慣的事物。
至于它本身的價值，是沒有人會去考慮的，現在贊成它時是這樣，過去指責它時也是這樣。
它已不再shocking。
這就是必須做的一切。
人們幾乎想不起自己曾經是這樣的人，就像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人們不再知道一個姑娘的父親是否當過小偷。
在必要時，人們可以說：“不，您說的是連襟，或者是一個名字相同的人。
但是，對他這個人，别人從未說過任何壞話。
”同樣，過去一定有兩種不同的德雷福斯主義，去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做客并使三年服役法獲得通過的人也不可能是壞人。
不管怎樣，對任何罪孽都要寬恕，既然對德雷福斯主義已經忘卻，對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卻。
另外，政治已蕩然無存，因為人們想要站在政府一邊，一時間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對過德雷福斯主義這種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也是如此，他們當時（那時聖盧走上歧途）認為德雷福斯主義代表的是不愛國、不信教、無政府主義等等。
因此，邦當先生的德雷福斯主義隐蔽而又合法，就像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義一樣，猶如皮下的骨頭隐而不見。
任何人都不會記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為社交界人士漫不經心、十分健忘，還因為現在離此事已有相當長的時間，這些人還假裝把這段時間看得比實際上更長，認為把戰前和戰争時期相隔的時間說成
“這一切都相當令人惡心。
”一九一四年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總結道，她真希望蓋爾芒特家族結識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後告一段落。
這些新友在年輕人看來已十分陳舊，而對某些不僅僅出入上流社會的老人來說，這些人似曾相識，并非新友；這些人不僅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間進行政治方面和音樂方面的談話這種社交界所允許的消遣，而且還必須由這些人來提供這種消遣，因為如果這些人是舊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樣，要使事物顯得新奇，就必須要有新的名稱，在藝術上是如此，在醫學上、社交上也是如此。
（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稱确實是新的。
例如，維爾迪蘭夫人在戰争時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猶如那些想對憂愁和感情避而不談的人一樣，當她說這好極了的時候，她贊賞的既不是威尼斯、聖馬可教堂，也不是那些宮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歡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顧，她贊賞的是探照燈在空中産生的效果，她對這些探照燈提供了以數字為依據的情況，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在對至今仍被欣賞的藝術作出反對的反應時，重新産生了一種現實主義。
）聖德費爾特的沙龍是一個變得陳舊的标簽，使用這個标簽，即使有最偉大的藝術家和最有勢力的部長在場，也不會吸引任何人。
相反，人們為了傾聽這些藝術家的秘書或這些部長的辦公室副主任說一句話，卻會跑到戴頭巾的新女士們的家裡，她們叽叽喳喳，蜂擁般飛到巴黎。
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輕、美貌的王後，名叫達利安夫人。
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兩位年老、醜陋的王後，名叫維爾迪蘭夫人和邦當夫人。
邦當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聲報》激烈批評的作用，誰還會對她毫不寬容呢？由于整個議會在一個時期中都主張修改憲法，主張維護社會秩序、容許宗教活動和進行軍事準備的黨派，就必定要在過去主張修改憲法的人們和過去的社會黨人中間發展自己的成員。
要是在過去，人們會憎恨邦當先生，因為在那時，不愛國的名字叫作德雷福斯派。
但是，這個名字很快被人遺忘，并被“三年服役法的反對派”這個名字所取代。
相反，邦當先生卻是這個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個愛國者。
在社交界（這個社會現象也隻是對一個更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實施），新鮮事物不管是否應受譴責，隻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時才會引起恐懼，德雷福斯主義是如此，聖盧和奧黛特的女兒的婚姻也是如此，這個婚姻在起初曾使人們發出驚叫。
現在，人們在聖盧夫婦的家裡可以見到“人們認識的”所有人，希爾貝特即使有奧黛特那樣的生活作風，人們也會到那兒“去”，并贊成她像老太太那樣來指責未被理解的新道德。
德雷福斯主義現在已被納入一系列體面而又習慣的事物。
至于它本身的價值，是沒有人會去考慮的，現在贊成它時是這樣，過去指責它時也是這樣。
它已不再shocking。
這就是必須做的一切。
人們幾乎想不起自己曾經是這樣的人，就像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人們不再知道一個姑娘的父親是否當過小偷。
在必要時，人們可以說：“不，您說的是連襟，或者是一個名字相同的人。
但是，對他這個人，别人從未說過任何壞話。
”同樣，過去一定有兩種不同的德雷福斯主義，去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做客并使三年服役法獲得通過的人也不可能是壞人。
不管怎樣，對任何罪孽都要寬恕，既然對德雷福斯主義已經忘卻，對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卻。
另外，政治已蕩然無存，因為人們想要站在政府一邊，一時間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對過德雷福斯主義這種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也是如此，他們當時（那時聖盧走上歧途）認為德雷福斯主義代表的是不愛國、不信教、無政府主義等等。
因此，邦當先生的德雷福斯主義隐蔽而又合法，就像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義一樣，猶如皮下的骨頭隐而不見。
任何人都不會記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為社交界人士漫不經心、十分健忘，還因為現在離此事已有相當長的時間，這些人還假裝把這段時間看得比實際上更長，認為把戰前和戰争時期相隔的時間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