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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辱”，而那些激進的社會黨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自覺的、不受束縛的愛國者，沒有确定的愛國信仰，他們無法理解，哪一種深刻的現實存在于他們所說的充滿仇恨的格言之中。
聖盧也許像他們一樣，已經習慣于把自身中進行的研究和設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實的部分，他研究和設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戰略和戰術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對他來說如同對他們來說一樣，他肉體的生命是某種相當不重要的東西，可以輕易地為這個内心的部分——他們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犧牲，因為在這個生命核的周圍，個人的存在隻是作為一種保護性的表面才有價值。
在聖盧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顯的成分，人們很容易從中看出在開始時曾是我們友誼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後在他身上表露出來的遺傳惡習，這種惡習與他沒有超越的某種智力水平相結合，使他不僅欣賞勇敢，而且把厭惡女人發展到陶醉于同男子進行接觸的程度。
他有一種也許是純潔無瑕的看法，即把同随時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塞内加爾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着對那些“灑過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的蔑視，這種快感同他在當松維爾時大量使用可卡因給他帶來的快感相比，雖然使他感到南轅北轍，但兩者的區别卻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種藥可以作為另一種藥的補充一樣——使他克服了這種惡習。
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着禮貌的雙重習慣，這種習慣一方面使他過分贊揚别人，而自己卻做了好事閉口不談——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們時對他說：“您自然會給椅子裝上藤座的。
”自己卻什麼事也不幹——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屬于自己的财産、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獻給别人。
總之，這說明他本性确實高貴。
“我們會不會長期打下去？”我問聖盧說。
“不會，我認為這是一場短暫的戰争。
”他對我回答道。
但對這個問題，就像跟往常一樣，他的論據是以本本為根據。
“你在考慮毛奇的預言時，要重新讀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頒布的關于指揮大部隊的法令，”他對我說，仿佛我已經讀過這個法令，“這樣你就會看到，更換和平時期預備隊的工作沒有進行，甚至沒有被考慮過，如果戰争要長期打下去，這一工作是不會不做的。
”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戰争打不長的證明，而應把戰争打不長看作是缺乏先見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們沒有預料到戰争的長短，這些人既沒有考慮到一場持續的戰争中各種物資的驚人消耗，也沒有想到各個戰區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戀之外，在那些生來就最為反對同性戀的人之中，還存在着某種傳統的陽剛理想，即使同性戀者并不是一個高超的人，這種理想也由他來支配，以便讓他将其變性。
這種理想——某些軍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别惹人生氣。
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現時，隻是一顆善良的心所表現的粗魯，它不想露出激動的樣子，但在同一位也許會即将被殺死的朋友分離時，心裡就有一種無人會發覺的哭泣的願望，因為它在離别時掩蓋這種願望，使用的是一種越來越大的憤怒，并最終爆發出來：“喂，天殺的！你這頭蠢驢，來和我擁抱一下。
這錢我用不着，你拿去吧，傻瓜。
”外交官、軍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偉大事業重要，但他仍然曾經喜愛過這個在公使團工作或在軍隊裡當兵，後來死于瘧疾或槍彈的“小子”，他同樣愛好陽剛之氣，不過表現的形式更為靈活、更為巧妙，但其實也同樣令人憎惡。
他不願哀悼這“小子”，他知道人們很快就會忘掉此人，就像心腸好的外科醫生那樣，在一個患傳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裡也很悲傷，隻是沒有表現出來。
外交官隻要變為作家，并叙述她的去世，就決不會說他曾悲傷過；不會說的，首先是因為“男子的羞恥心”，其次是因為藝術的機靈，這種機靈在掩蓋激情的同時産生激情。
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将會整夜守護垂死者。
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說自己心裡悲傷。
他們将會談論公使團或軍隊裡的公務，甚至談得比平時還要确切。
“B對我說：‘請您别忘記，明天将軍來視察，您讓手下的士兵盡量搞好軍容。
’他平時十分溫和，這時說話的聲音卻比平時生硬，我發現他盡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煩躁。
”讀者可以理解，這生硬的聲音，就是那些不願顯出悲傷樣子的人的悲傷，這樣做簡直可笑，但也同樣使人難受和讨厭，因為這是一些人悲傷的方式，這些人認為悲傷無足輕重，認為生活比離别更為重要等等，所以他們使人對死亡産生一種虛幻、虛無的印象，就像在元旦時一位先生使人産生的印象，這位先生給你送來冰糖栗子時說：“我祝您新年快樂。
”一面說一面冷笑，不過還是把這話說了出來。
我們來結束這個守夜的軍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頭上戴着帽子，因為人們曾在戶外運送過這個傷員，到某一時刻，一切都完了：“我當時想：必須回去準備東西來擦武器；但是，我确實不知道，當大夫松開病人的脈時，站在床前的B和我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脫下我們的軍帽，那時烈日當空，也許是我們熱了。
”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兩個具有男子氣概的人脫下帽子，并不是因為炎熱和烈日，而是由于在死亡的威嚴面前感到激動，可他們從未說過溫柔或悲傷這樣的詞。
像聖盧那樣的同性戀者的陽剛理想并不相同，但卻同樣是約定的和虛假的。
他們的虛假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不願了解肉體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礎，他們認為感情起源于别的東西。
過去，德·夏呂斯先生厭惡女子的陰柔。
現在，聖盧欣賞小夥子的勇敢，騎兵部隊沖鋒時的陶醉，男人之間純潔無瑕的友誼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這樣的友誼，他們可以為朋友犧牲自己的生命。
戰争爆發後，那些首都裡剩下的隻有女人，這就使同性戀者感到絕望，但實際上卻與此相反，使同性戀者經曆充滿激情的奇遇，隻要他們生性聰明，善于異想天開，而不是把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們的根源，并對自己作出評價。
因此，當某些青年隻是本着在體育運動中仿效别人的精神而入伍，就像有一年大家都來玩“扯鈴”那樣，在聖盧看來，戰争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體得多，但夾雜着意識形态，這種理想是和他喜歡的人們一起提出來的，是在一種純男性的騎士會中，在遠離婦女的地方，在那兒，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救自己的勤務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喚起士兵們狂熱的愛。
這樣，在他的勇敢中雖說還有許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貴族這一事實卻
聖盧也許像他們一樣，已經習慣于把自身中進行的研究和設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實的部分，他研究和設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戰略和戰術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對他來說如同對他們來說一樣，他肉體的生命是某種相當不重要的東西，可以輕易地為這個内心的部分——他們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犧牲，因為在這個生命核的周圍，個人的存在隻是作為一種保護性的表面才有價值。
在聖盧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顯的成分，人們很容易從中看出在開始時曾是我們友誼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後在他身上表露出來的遺傳惡習，這種惡習與他沒有超越的某種智力水平相結合，使他不僅欣賞勇敢，而且把厭惡女人發展到陶醉于同男子進行接觸的程度。
他有一種也許是純潔無瑕的看法，即把同随時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塞内加爾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着對那些“灑過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的蔑視，這種快感同他在當松維爾時大量使用可卡因給他帶來的快感相比，雖然使他感到南轅北轍，但兩者的區别卻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種藥可以作為另一種藥的補充一樣——使他克服了這種惡習。
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着禮貌的雙重習慣，這種習慣一方面使他過分贊揚别人，而自己卻做了好事閉口不談——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們時對他說：“您自然會給椅子裝上藤座的。
”自己卻什麼事也不幹——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屬于自己的财産、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獻給别人。
總之，這說明他本性确實高貴。
“我們會不會長期打下去？”我問聖盧說。
“不會，我認為這是一場短暫的戰争。
”他對我回答道。
但對這個問題，就像跟往常一樣，他的論據是以本本為根據。
“你在考慮毛奇的預言時，要重新讀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頒布的關于指揮大部隊的法令，”他對我說，仿佛我已經讀過這個法令，“這樣你就會看到，更換和平時期預備隊的工作沒有進行，甚至沒有被考慮過，如果戰争要長期打下去，這一工作是不會不做的。
”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戰争打不長的證明，而應把戰争打不長看作是缺乏先見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們沒有預料到戰争的長短，這些人既沒有考慮到一場持續的戰争中各種物資的驚人消耗，也沒有想到各個戰區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戀之外，在那些生來就最為反對同性戀的人之中，還存在着某種傳統的陽剛理想，即使同性戀者并不是一個高超的人，這種理想也由他來支配，以便讓他将其變性。
這種理想——某些軍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别惹人生氣。
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現時，隻是一顆善良的心所表現的粗魯，它不想露出激動的樣子，但在同一位也許會即将被殺死的朋友分離時，心裡就有一種無人會發覺的哭泣的願望，因為它在離别時掩蓋這種願望，使用的是一種越來越大的憤怒，并最終爆發出來：“喂，天殺的！你這頭蠢驢，來和我擁抱一下。
這錢我用不着，你拿去吧，傻瓜。
”外交官、軍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偉大事業重要，但他仍然曾經喜愛過這個在公使團工作或在軍隊裡當兵，後來死于瘧疾或槍彈的“小子”，他同樣愛好陽剛之氣，不過表現的形式更為靈活、更為巧妙，但其實也同樣令人憎惡。
他不願哀悼這“小子”，他知道人們很快就會忘掉此人，就像心腸好的外科醫生那樣，在一個患傳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裡也很悲傷，隻是沒有表現出來。
外交官隻要變為作家，并叙述她的去世，就決不會說他曾悲傷過；不會說的，首先是因為“男子的羞恥心”，其次是因為藝術的機靈，這種機靈在掩蓋激情的同時産生激情。
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将會整夜守護垂死者。
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說自己心裡悲傷。
他們将會談論公使團或軍隊裡的公務，甚至談得比平時還要确切。
“B對我說：‘請您别忘記，明天将軍來視察，您讓手下的士兵盡量搞好軍容。
’他平時十分溫和，這時說話的聲音卻比平時生硬，我發現他盡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煩躁。
”讀者可以理解，這生硬的聲音，就是那些不願顯出悲傷樣子的人的悲傷，這樣做簡直可笑，但也同樣使人難受和讨厭，因為這是一些人悲傷的方式，這些人認為悲傷無足輕重，認為生活比離别更為重要等等，所以他們使人對死亡産生一種虛幻、虛無的印象，就像在元旦時一位先生使人産生的印象，這位先生給你送來冰糖栗子時說：“我祝您新年快樂。
”一面說一面冷笑，不過還是把這話說了出來。
我們來結束這個守夜的軍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頭上戴着帽子，因為人們曾在戶外運送過這個傷員，到某一時刻，一切都完了：“我當時想：必須回去準備東西來擦武器；但是，我确實不知道，當大夫松開病人的脈時，站在床前的B和我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脫下我們的軍帽，那時烈日當空，也許是我們熱了。
”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兩個具有男子氣概的人脫下帽子，并不是因為炎熱和烈日，而是由于在死亡的威嚴面前感到激動，可他們從未說過溫柔或悲傷這樣的詞。
像聖盧那樣的同性戀者的陽剛理想并不相同，但卻同樣是約定的和虛假的。
他們的虛假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不願了解肉體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礎，他們認為感情起源于别的東西。
過去，德·夏呂斯先生厭惡女子的陰柔。
現在，聖盧欣賞小夥子的勇敢，騎兵部隊沖鋒時的陶醉，男人之間純潔無瑕的友誼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這樣的友誼，他們可以為朋友犧牲自己的生命。
戰争爆發後，那些首都裡剩下的隻有女人，這就使同性戀者感到絕望，但實際上卻與此相反，使同性戀者經曆充滿激情的奇遇，隻要他們生性聰明，善于異想天開，而不是把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們的根源，并對自己作出評價。
因此，當某些青年隻是本着在體育運動中仿效别人的精神而入伍，就像有一年大家都來玩“扯鈴”那樣，在聖盧看來，戰争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體得多，但夾雜着意識形态，這種理想是和他喜歡的人們一起提出來的，是在一種純男性的騎士會中，在遠離婦女的地方，在那兒，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救自己的勤務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喚起士兵們狂熱的愛。
這樣，在他的勇敢中雖說還有許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貴族這一事實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