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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無法進入的知識界,所以我聽到聖盧對我的回答立刻感到驚訝,聖盧說:“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給你了。

    但他是個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讨人喜歡。

    ”聖盧說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經常出入上流社會的強烈欲望,對此上流社會持極為嚴厲的态度;至于說她丈夫的那些優點,這也許是他侄女認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時所看到的他那些優點中的某個部分。

    他至少不去關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說實在的,這是一種“聰明”,這種聰明同思想家們特有的聰明的區别,就像公衆認為某個富翁“善于發财”的聰明同思想家們的聰明的區别一樣大。

    但是,聖盧的話并沒有使我感到不快,因為他的話提請人們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無幾,而樸實的情趣雖說并不明顯,卻能讨人喜歡。

    不錯,我不曾有機會欣賞德·康布爾梅先生的樸實。

    但是,正是這點才使一個人變成許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許多人在評論他,此外在評論上也有各種各樣的差别。

    對于德·康布爾梅先生的情況,我所了解的隻是皮毛而已。

    他的風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證實,但我對此一無所知。

    布洛克在他家門口離開了我們,嚴厲地抨擊了聖盧,并對他說,他們那些軍裝上帶杠杠的“女婿”在參謀部裡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險,他這個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為了威廉”讓自己的“皮肉穿孔”。

    “看來威廉皇帝病得很重。

    ”聖盧回答道。

    就像所有那些和交易所關系密切的人一樣,布洛克特别容易接受聳人聽聞的消息,他補充道:“許多傳說甚至說他已經死了。

    ”交易所裡認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愛德華七世還是威廉二世,都已經死了,任何即将被包圍的城市都已被攻占。

    “隐瞞這件事,”他補充道,“隻是為了不使德國佬那兒的輿論沮喪。

    他是在昨天夜裡死的。

    我父親是從最可靠的來源得到這個消息的。

    ”最可靠的消息來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視的唯一消息來源。

    這也許是因為他依靠“上層的關系”,有幸和這些消息來源取得聯系,并從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說對外銀行的股票即将上漲,或是比爾的股票即将下跌。

    另外,即使在某一個時候比爾的股票上漲或“抛出”對外銀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種股票的市場“堅挺”、“積極”,後一種股票的市場“猶豫”、“疲軟”,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來源。

    正因為如此,布洛克在對我們宣布德國皇帝去世時,樣子深奧莫測、神氣活現,同時又怒氣沖天。

    他特别氣憤的是聽到羅貝說“威廉皇帝”。

    我認為,即使在斷頭台的鍘刀之下,聖盧和德·蓋爾芒特先生也是會這樣說的。

    社交界的兩位先生如果單獨生活在一個孤島上,不需要向任何人顯示高雅的舉止,也會從這些教養的痕迹中看出對方的身份,就像兩位拉丁語學者會正确地引述維吉爾的語錄一樣。

    聖盧即使被德國人嚴刑拷打,也隻會說“威廉皇帝”。

    不管怎樣,這種禮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約束的标志。

    不能抛棄這種約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

    另外,同布洛克那種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這種風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别是因其帶有與此相連的一切隐蔽的寬厚和沒有表露的英雄主義。

    布洛克對聖盧喊道:“你難道不能對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這裡已經對他卑躬屈膝!這樣,我們的邊境上就會出現勇敢的士兵,他們會去拍德國佬的馬屁。

    你們的軍裝上有杠杠,你們隻會在旋轉木馬上顯威風。

    就是這樣。

    ” 當我們離開這位同伴後,聖盧微笑着對我說:“這個可憐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顯威風。

    ”我清楚地感到,顯威風完全不是羅貝所希望的,雖然我在當時并不像後來那樣确切地知道他的意圖,當時,騎兵部隊仍然無所事事,他就獲準當步兵軍官,後任輕步兵,最後就是下文中将要談到的結果。

    對于羅貝的愛國主義,布洛克并不了解,這隻是因為羅貝沒有用語言表達出來。

    布洛克隻要被認為“适合入伍”,就會對我們發表惡毒攻擊軍國主義的政治言論,但當他以為自己會因眼睛近視而退役時,他也許會發表沙文主義十足的聲明。

    但是,這種聲明,聖盧卻不會發表,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達過于深邃、但别人卻認為十分自然的感情。

    過去,我母親不僅會毫不猶豫地去為外婆而死,而且還會因别人阻止她這樣做而痛苦萬分。

    然而,我卻無法想象她過去會從嘴裡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會為母親獻出自己的生命。

    ”羅貝對法國的愛也不是挂在嘴上的,這時,我覺得他非常像聖盧家的人(就像我回憶中的他的父親),而不像蓋爾芒特家的人。

    他不會表達這種感情,也是因為他的智慧具有某種道德品質。

    聰明的、真正可靠的勞動者,對那些把自己幹的事說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贊揚的人,有一種厭惡的感覺。

    當然,我們不是本能地偏愛戈達爾或布裡肖那樣的人,但我們畢竟對精通希臘文或醫學的人們懷有某種敬意,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許自己招搖撞騙。

    我曾說過,即使媽媽過去的一切行動都建立在她願為母親獻出自己生命這種感情的基礎上,她也從未對自己說過這種感情,不管怎樣,把這種感情說給别人聽,她不僅會感到無益、可笑,而且會感到刺耳、羞愧。

    同樣,我也無法想象聖盧會親口對我談論他的裝備,他要走的行程,我們勝利的可能性,俄國軍隊無足輕重,英國将會采取的行動,我也無法想象他嘴裡會說出最動聽的話,就是最讨人喜歡的部長對站着的熱情議員所說的話。

    這個消極的方面使他不能表達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卻不能說,在這一方面不存在“蓋爾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像人們曾在斯萬身上看到這種作用的無數例子一樣。

    因為即使我認為他更像聖盧家的人,他同時仍然像蓋爾芒特家的人,正因為如此,在激勵他勇敢的許多動機之中,有一些動機并不和他在東錫埃爾的那些朋友的動機一樣,這些熱愛自己職業的年輕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飯,他們中的許多人帶領自己的士兵在馬恩河戰役或其他地方戰死沙場。

     當我在東錫埃爾時,那裡可能有年輕的社會黨人,但我不認識他們,因為他們和聖盧生活的圈子沒有經常的來往;這些社會黨人已經看出,這個圈子的軍官們并非是盛氣淩人、聲色犬馬的“貴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軍官和共濟會會員對這種人起的綽号。

    同樣,貴族出身的軍官也在社會黨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這種愛國主義;我在東錫埃爾時,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轟動全國,我曾聽到有人指責社會黨人,說他們“無祖國”。

    軍人們的愛國主義是如此真誠,如此深厚,帶有一種确定的形式,他們認為這種形式是不可改變的,并會氣憤地看到使其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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