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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無策的野獸”,而千真萬确的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這種愉快而又殘酷的胡說八道,使他勃然大怒。

    在當時,報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寫的,他們在報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種方式,例如布裡肖和諾布瓦這樣的人,還有莫雷爾和勒格朗丹。

    德·夏呂斯先生渴望見到這些人,并對他們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他一直對性方面的惡習特别了解,知道某些人有這種惡習,而這些人以為他們這種惡習不為人知,就熱衷于揭露“肉食帝國”的君主們和瓦格納等人有這種惡習。

    他渴望當面見到他們,當衆揭出他們的醜事,讓那些侮辱一個戰敗者的人名聲掃地、氣急敗壞。

     其實,德·夏呂斯先生當親德派還有更加特殊的理由。

    其中之一是他作為社交界人士,曾長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們和重視榮譽的人們中間,這些人決不會同一個壞蛋握手:他知道他們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們把一個男人趕出一個圈子或者拒絕和一個男人決鬥時,對他的眼淚會無動于衷,即使他們這種“道德上幹淨”的行動會使害群之馬的母親死去也在所不惜。

    雖然他十分欣賞英國,欣賞英國參戰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這個無可指摘、不會撒謊、不讓小麥和牛奶運入德國的英國,有點像由重視榮譽的人、公認的證人和決鬥中的裁判組成的民族;同時他又知道,一些有惡習的人,一些壞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作者把這些人比作德國人,靠欺騙和詭計不能預見到一顆善良的心,而德國人看來也沒有表現出這種善心。

     德·夏呂斯先生的親德還有最後一個特點:通過一種十分奇怪的反應,他親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呂斯主義”。

    他認為德國人十分醜陋,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同他的血緣有點過于接近;他狂熱地迷戀摩洛哥人,但特别迷戀盎格魯撒克遜人,把他們看作菲迪阿斯的活雕像。

    然而,他身上的樂趣帶有某種殘酷的想法,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歡的男人在他看來猶如美妙的劊子手。

    他要是表示反對德國人,就會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種隻有在肉體上得到快感時才會采取的行動,就是說違背他可憐的本性,也就是為了讓惡引誘和壓倒貞潔的醜陋而充滿激情。

    在謀殺拉斯普丁時仍是如此,人們看到謀殺發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國色彩的印記又這麼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衆了解到所有這些事情中德·夏呂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細節,這種印象還會深刻得多),因為生活使我們非常失望,使我們最終認為,文學同生活毫無關系,并使我們極其驚訝地看到,書籍向我們指出的那些珍貴思想,無償而又自然地展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沒有損壞的危險,例如一頓夜宵、一次謀殺這類俄國事件,有着某種俄國的東西。

     戰争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有些人曾在好幾年前根據可靠消息宣布和平談判業已開始,并列舉了和約的條款,現在這些人同你交談時,不會耗費精神請你原諒他們不确實的消息。

    他們已經忘掉那些消息,并準備真心實意地傳播另一些消息,這些消息他們将會同樣迅速地忘掉。

    在這個時代,哥達式轟炸機經常來進行轟炸,所以空中一直有法國飛機警惕而響亮的嗡嗡聲。

    但有時會聽到警報聲,猶如女武神——這是戰争爆發以來唯一能聽到的德國音樂——的刺耳呼喚,直至消防隊員宣布警報解除為止,而在他們身邊,軍号聲猶如一個看不見的調皮男孩,定時評論好的消息,并高興地叫得震天響。

     德·夏呂斯先生驚奇地看到,像布裡肖這樣的人在戰前是軍國主義者,主要指責法國不夠軍國主義,這時不滿足于指責德國過于軍國主義,甚至指責它過于欣賞軍隊。

    隻要是涉及減慢反德戰争的步伐,他們一定會改變看法,并用正當的理由譴責和平主義者。

    但是,譬如說布裡肖,雖然視力不佳,還是答應去作講座,對中立出版社出版的某些作品進行分析。

    他贊揚一位瑞典作家的長篇小說,小說嘲笑兩個孩子看到一條龍後作了象征性的贊賞而倒下,并把他們看作軍國主義的種子。

    這種嘲笑使德·夏呂斯先生感到不快還有其他原因,因為他認為龍可能是某種十分美的東西。

    但是,他尤其不能理解布裡肖的贊揚,如果說贊揚不是針對這本男爵沒有讀過的書,至少是針對它的思想,這種思想和布裡肖戰前的思想大相徑庭。

    當時,一個軍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好的,即使是德·布瓦德弗爾将軍的不法行為,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的男扮女裝和陰謀詭計,亨利中校的僞造文書也不例外。

    這是何種異乎尋常的大轉變(這種轉變實際上隻是軍國主義者同一種十分高尚的熱情的另一側面,在反對德雷福斯時,它必須是愛國主義熱情,因為德雷福斯主義的傾向是反軍國主義,現在它反對的是超軍國主義的日耳曼,所以就幾乎變成反軍國主義的了)?隻見布裡肖大聲說道:“哦,這場面令人贊歎不已,值得引起這一充滿暴行的世紀中的青年注意,因為他們隻知道崇拜暴力:龍!我們可以認為,這将是一代人的大兵生活,這代人是在對這些暴力表現的崇拜中培養出來的。

    ”因此,斯比特萊想用這種大轉變來和軍刀高于一切的醜惡思想進行對照,就象征性地把這個人物獨自一人放逐到樹林深處,對這個被他稱之為瘋狂的大學生的愛幻想的人物進行嘲笑和中傷,而作者卻用動人的方式使這個人物成為溫柔的化身,但可惜的是溫柔已經過時,我們可以說,如果老神靈的殘酷統治不被推翻,和平時期的美妙溫柔很快就會被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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