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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浸泡在牛奶咖啡裡，一面用手指輕輕彈着她的報紙，使報紙能全部打開，又不必移動那隻浸泡面包的手。
她說：“多可怕！這比最可怕的悲劇還要可怕。
”但是，所有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裡想必已縮小到原來的十億分之一，因為她嘴裡塞滿面包在發表悲痛的感想，臉部卻浮現出心滿意足的表情，這種表情也許是因治偏頭痛的良藥羊角面包的味道而産生的。
至于德·夏呂斯先生，他的情況有點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熱情希望法國取得勝利，而且走得更遠，暗中希望德國即使不取得勝利，也至少不要像大家希望的那樣被打垮。
其原因是，在這些争端中，稱之為民族的個人大群體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同個人一樣。
指導它們的推理方式是内心型的，并不斷受到激情的改造，猶如卷入愛情糾紛或家庭糾紛的人們的推理方式一樣。
例如兒子和父親争吵，女廚師和女主人争吵，妻子和丈夫争吵。
有錯的民族卻認為自己有理——就像對德國這個情況那樣，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當然地提出一些論據，它認為這些論據無可辯駁，隻是因為它們符合這個民族的情感。
在這些個人的争吵中，要理所當然地相信兩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辦法是屬于這一方，一個旁觀者決不會完全贊成一方。
然而，在那些民族中，個人如真正屬于民族，就是民族一個人的一個細胞。
洗腦子隻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
如果有人對法國人說他們即将被打敗，任何法國人都不會像聽到别人說他即将被貝爾塔遠射程炮打死那樣感到絕望。
真正的洗腦子，是用希望對自己洗腦子，如果人們真是一個民族活的成員，洗腦子就是保存這個民族本能的一種方法。
為了對德國一個人的事業的非正義性視而不見，對一個德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缺乏判斷力；為了随時看到法國一個人的事業的正義性，對一個法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具有判斷力；對這兩者來說，最好的辦法是愛國主義。
德·夏呂斯先生具有罕見的道德品質，他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對人友愛、忠誠，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親是巴伐利亞州的公爵夫人，這點可能會起作用——他沒有愛國主義。
因此，他既屬于法國軀幹，又屬于德國軀幹。
如果我缺乏愛國主義，不感到自己是法國軀幹的一個細胞，我評價争端的方式看來不可能像過去那樣。
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完全相信别人對我說的話，我要是在當時聽到德國政府表明自己的誠意，一定會不加懷疑；但我早已知道，我們的思想并非總是和我們所說的話一緻；有一天，我在樓梯的窗口裡發現夏呂斯不像我過去想象的那樣，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絲身上，後來又在阿爾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觀點和計劃的形成，這些觀點和計劃同她們所說的話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為普通的旁觀者，也不會讓德國皇帝和保加利亞國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會像識破阿爾貝蒂娜那樣，來識破他們秘密策劃的陰謀。
但說到底，我隻能設想，如果我不是當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國這個當事人的一部分，我會做出什麼事來，猶如我在同阿爾貝蒂娜争吵時，我憂郁的目光或我透不過氣來的喉嚨是我個人的一部分，我個人則與我事業休戚相關：我無法漠不關心。
德·夏呂斯先生的漠不關心是徹頭徹尾的。
然而，自從他隻當一名旁觀者之時起，一切都應使他成為親德派，從此他雖然生活在法國，卻不是真正的法國人。
他十分靈敏，但在任何國家裡，絕大多數人都是傻瓜；毫無疑問，他要是生活在德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非正義事業的德國傻瓜們并不會使他生氣；但是，他生活在法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正義事業的法國傻瓜們卻使他生氣。
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務于凜然大義，對缺乏激情的人來說也決非無可辯駁。
德·夏呂斯先生靈敏地指出愛國者們每一個錯誤的推理。
充分的理由以及對成功确信無疑，使一個傻瓜感到滿意，卻會使你特别惱火。
德·夏呂斯先生惱火是因為人們對勝利抱樂觀主義，這些人不像他那樣了解德國及其力量，每個月都認為德國會在下個月被打垮，一年以後，他們仍然相信新的預測，仿佛他們未曾以同樣的自信作出同樣錯誤的預測，不過他們已經忘掉那些預測，如果有人對他們提起此事，他們就說情況并不相同。
最後，德·夏呂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戰敗者就感到難受，他總是站在弱者一邊，他不看報上的司法專欄，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無法殺死法官、劊子手以及高興地看到“正義已經伸張”的人群而感到難受。
不管怎樣，他确信法國不可能再被打敗，然而，他也知道德國人正受饑荒之苦，總有一天會被迫俯首投降。
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難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國。
他對德國的回憶不管怎麼說已經遙遠，而那些以一種使他感到不快的高興談論德國被打垮的法國人，是一些缺點為他熟知、面目令人讨厭的人。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同情的是自己不認識的人們，是自己想象中的人們，而不是在我們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們，除非那些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同他們血肉相連；愛國主義創造了這一奇迹，人們擁護自己的國家，猶如人們在愛情糾葛中擁護自己一樣。
因此，對于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戰争是一種特别能産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這些仇恨隻在片刻中産生，持續的時間也很短，但在這段時間裡，他會做出各種粗暴的事情。
他在讀報時看到了專欄作者的勝利神色，他們每天報道德國已被打敗，是“走投無路、束
她說：“多可怕！這比最可怕的悲劇還要可怕。
”但是，所有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裡想必已縮小到原來的十億分之一，因為她嘴裡塞滿面包在發表悲痛的感想，臉部卻浮現出心滿意足的表情，這種表情也許是因治偏頭痛的良藥羊角面包的味道而産生的。
至于德·夏呂斯先生，他的情況有點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熱情希望法國取得勝利，而且走得更遠，暗中希望德國即使不取得勝利，也至少不要像大家希望的那樣被打垮。
其原因是，在這些争端中，稱之為民族的個人大群體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同個人一樣。
指導它們的推理方式是内心型的，并不斷受到激情的改造，猶如卷入愛情糾紛或家庭糾紛的人們的推理方式一樣。
例如兒子和父親争吵，女廚師和女主人争吵，妻子和丈夫争吵。
有錯的民族卻認為自己有理——就像對德國這個情況那樣，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當然地提出一些論據，它認為這些論據無可辯駁，隻是因為它們符合這個民族的情感。
在這些個人的争吵中，要理所當然地相信兩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辦法是屬于這一方，一個旁觀者決不會完全贊成一方。
然而，在那些民族中，個人如真正屬于民族，就是民族一個人的一個細胞。
洗腦子隻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
如果有人對法國人說他們即将被打敗，任何法國人都不會像聽到别人說他即将被貝爾塔遠射程炮打死那樣感到絕望。
真正的洗腦子，是用希望對自己洗腦子，如果人們真是一個民族活的成員，洗腦子就是保存這個民族本能的一種方法。
為了對德國一個人的事業的非正義性視而不見，對一個德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缺乏判斷力；為了随時看到法國一個人的事業的正義性，對一個法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具有判斷力；對這兩者來說，最好的辦法是愛國主義。
德·夏呂斯先生具有罕見的道德品質，他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對人友愛、忠誠，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親是巴伐利亞州的公爵夫人，這點可能會起作用——他沒有愛國主義。
因此，他既屬于法國軀幹，又屬于德國軀幹。
如果我缺乏愛國主義，不感到自己是法國軀幹的一個細胞，我評價争端的方式看來不可能像過去那樣。
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完全相信别人對我說的話，我要是在當時聽到德國政府表明自己的誠意，一定會不加懷疑；但我早已知道，我們的思想并非總是和我們所說的話一緻；有一天，我在樓梯的窗口裡發現夏呂斯不像我過去想象的那樣，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絲身上，後來又在阿爾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觀點和計劃的形成，這些觀點和計劃同她們所說的話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為普通的旁觀者，也不會讓德國皇帝和保加利亞國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話來欺騙我的本能，我的本能會像識破阿爾貝蒂娜那樣，來識破他們秘密策劃的陰謀。
但說到底，我隻能設想，如果我不是當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國這個當事人的一部分，我會做出什麼事來，猶如我在同阿爾貝蒂娜争吵時，我憂郁的目光或我透不過氣來的喉嚨是我個人的一部分，我個人則與我事業休戚相關：我無法漠不關心。
德·夏呂斯先生的漠不關心是徹頭徹尾的。
然而，自從他隻當一名旁觀者之時起，一切都應使他成為親德派，從此他雖然生活在法國，卻不是真正的法國人。
他十分靈敏，但在任何國家裡，絕大多數人都是傻瓜；毫無疑問，他要是生活在德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非正義事業的德國傻瓜們并不會使他生氣；但是，他生活在法國，愚蠢而熱情地捍衛一種正義事業的法國傻瓜們卻使他生氣。
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務于凜然大義，對缺乏激情的人來說也決非無可辯駁。
德·夏呂斯先生靈敏地指出愛國者們每一個錯誤的推理。
充分的理由以及對成功确信無疑，使一個傻瓜感到滿意，卻會使你特别惱火。
德·夏呂斯先生惱火是因為人們對勝利抱樂觀主義，這些人不像他那樣了解德國及其力量，每個月都認為德國會在下個月被打垮，一年以後，他們仍然相信新的預測，仿佛他們未曾以同樣的自信作出同樣錯誤的預測，不過他們已經忘掉那些預測，如果有人對他們提起此事，他們就說情況并不相同。
最後，德·夏呂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戰敗者就感到難受，他總是站在弱者一邊，他不看報上的司法專欄，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無法殺死法官、劊子手以及高興地看到“正義已經伸張”的人群而感到難受。
不管怎樣，他确信法國不可能再被打敗，然而，他也知道德國人正受饑荒之苦，總有一天會被迫俯首投降。
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難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國。
他對德國的回憶不管怎麼說已經遙遠，而那些以一種使他感到不快的高興談論德國被打垮的法國人，是一些缺點為他熟知、面目令人讨厭的人。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同情的是自己不認識的人們，是自己想象中的人們，而不是在我們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們，除非那些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同他們血肉相連；愛國主義創造了這一奇迹，人們擁護自己的國家，猶如人們在愛情糾葛中擁護自己一樣。
因此，對于德·夏呂斯先生來說，戰争是一種特别能産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這些仇恨隻在片刻中産生，持續的時間也很短，但在這段時間裡，他會做出各種粗暴的事情。
他在讀報時看到了專欄作者的勝利神色，他們每天報道德國已被打敗，是“走投無路、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