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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說我對此有些反感，那麼，還必須注意的是我們往往把生活看得過于嚴肅，沒有為著書立說把人們利用起來，而是完全相反。
唉！我的情況可不同于維特，那麼崇高。
我沒有一分一秒相信過阿爾貝蒂娜的愛，卻二十次地願為她奉獻生命，為她丢棄家産，為她毀了健康。
當問題涉及到寫作的時候，我們十分謹慎，細細觀察、剔除一切非真實的東西，可一旦隻涉及生活，我們便為虛妄的謊言去破産、生病和自殺。
确實，我們隻能從謊言粗糙的外表中去提煉出一點兒真理（如果當詩人的年齡已過）。
憂傷哀愁是卑微和被憎惡的仆傭，我們向它們作鬥争，在它們的鉗制下我們每況愈下。
它們是兇狠殘忍的仆傭，卻又無法替代，它們引導我們穿過地道走向真理和死亡。
在遇上死亡前先遇上真理的人是幸運兒，真理的鐘聲先死亡的鐘聲為他們敲響，哪怕它們間隔的時間是那麼短！ 從我過去的生活中我還意識到，即使是那些雞毛蒜皮的瑣碎小事也都曾為給予我今天将利用的理想主義的教誨而通力協作。
例如，我同夏呂斯男爵的幾次邂逅，即便是在他給我這種教訓的親德行為之前，就已經使我信服材料無足輕重到何等程度，通過思維什麼都能用上，那幾次邂逅的作用甚至勝過我對蓋爾芒特夫人或阿爾貝蒂娜的愛，勝過聖盧對拉謝爾的愛。
性欲倒錯現象如此不為理解，遭到那麼多勞而無功的指責，實際情況是這種現象的擴大竟更勝于已了如指掌的愛情現象。
愛情現象為我們揭示出美色在我們不再眷戀的女人身上轉瞬即逝，它又去駐定在一張别人會覺得是最醜陋的臉上，這張臉本應有朝一日必然會使我們自己也感到讨厭。
然而，更令人震驚的是看到她在獲得一位大貴族毅然抛開美麗的公主而奉獻給她的全部敬意的時候，她竟然跑到一個公共汽車查票員的大蓋帽底下去了。
每當我在香榭麗舍，在街上，在海濱再次見到希爾貝特、蓋爾芒特夫人、阿爾貝蒂娜的面孔，我的驚訝不正證明回憶隻會朝着與印象不同的方向延伸嗎？它先與印象相吻合，繼而離它越來越遠。
作家不應因為性欲倒錯者給他筆下的女主角裝上副男性面孔而感到氣惱。
這種有點畸變的特殊情況隻能使性欲倒錯者繼而得以把自己的全部概括性給予他讀到的内容。
拉辛還曾有一時把古代的淮德拉塑造成冉森派教徒，以便使她充分地獲得普遍意義。
同樣，倘若夏呂斯先生不給缪塞的《十月之夜》和《回憶》中使他傷心落淚的那個“不忠實的女人”戴上莫雷爾的面模，他既不會哭泣，也不會理解，他實在是通過這條狹窄曲折的唯一道路進入愛的真谛的。
作家隻是沿襲慣例用寫序言和題獻的那種言不由衷的語言說了個“我的讀者”。
實際上，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全都隻是自我的讀者。
作品隻是作家為讀者提供的一種光學儀器，使讀者得以識别沒有這部作品便可能無法認清的自身上的那些東西。
讀者能從書本所雲中做到自身的識别證明這本書說的是真話，反之亦然，兩篇文章間的不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往往不能歸咎于作者，而應歸咎于讀者。
再者，對于頭腦簡單的讀者，作品還可能太深奧、太晦澀，就像推給他一塊模糊的玻璃，讀者無法用它來閱讀。
然而，另外有些特殊情況（例如倒錯）可能造成讀者需要用某種方式才能讀懂：作者不應為此氣惱，而是相反，給讀者留有最大的回旋餘地，對他說：“您自個兒瞧吧，用這塊鏡片是不是能看得清楚些，或者這一塊，要不那一塊。
” 如果說我對人們在睡眠中所得的夢總是那麼感興趣，難道不正是因為它們以強度補償時間的短促，能夠幫助你更好地理解某一事物，如愛情中屬于主觀的内容嗎？它們通過簡單的事情——卻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俗稱“談對象”的行為，甚至在僅僅幾分鐘的一場春夢中使我們如膠似漆地愛上一名醜女，這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需要數年的習慣、數年的姘居——而且，它們好像是哪一位神醫發明的針劑，可以靜脈注射愛情，同樣可以靜脈注射痛苦。
它們反複向我們作出的愛的啟示又以同樣的速度煙消雲散，有時，不僅夜夢中的秋水伊人因為重又變成熟知的醜女不複引起我們的情愫，而且某種更可貴的東西也蕩然無存，如绻缱柔情、快感、朦胧隐掩的惋惜組成的整幅良辰美景、駛往情濃意蜜的西泰爾島的全部準備、還有我們還想記下它那美妙真實的細微色調，以備不眠之虞，而它卻像一幅色澤褪失、無法修複的圖畫也泯滅殆盡。
夢之所以曾把我懾服或許還因為它與時間聯手發出的高招。
我不是常常在一個夜晚、某個夜晚的某一分鐘見到已經遙遠的各個年代嗎？這些年代被擱置在那裡，隔着萬水千山，我們已辨味不出當時體驗過的喜怒哀樂，此時，它們卻向我們全速撲來，它們的光芒照得我們眼花缭亂，好像它們是一群大型飛機，而不是我們原來以為已經淡沒的星辰，使我們重又見到它們對我們而言所蘊含的全部内容，從而給予我們激情、沖擊和近在咫尺的它們發出的光芒——一旦我們從夢中蘇醒，那些年代便重又回到它們一度神奇地飛越的萬水千山之外，直至使我們以為，其實是錯誤地以為，這些夢是複得似水年華的方式之一。
我發現，唯有粗淺的、似是而非的感知才寄一切于客體中，其實它們此時全存在于心靈間。
我真正失去我的外祖母是在她去世後好幾個月，我見到過一些人，他們随着我和另一些人對他們的看法變換面貌，僅僅一個人，有多少人望着他，他就成了多少人（例如初時的斯萬，對第一主席而言的盧森堡親王夫人），即便對一個人而言，随着歲月推移也會有變化（對我而言的蓋爾芒特這個姓氏，不同的斯萬）。
我看到過愛情把隻有在正戀愛着的人身上才有的東西放到某人身上。
當我把客觀現實與愛情之間的距離延展到最大限度的時候，我對此的了解更深了（拉謝爾之對聖盧和我，阿爾貝蒂娜之對我和聖盧，莫雷爾或公共汽車司機之對夏呂斯或對其他人，盡管如此還有夏呂斯對缪塞的詩篇的偏愛，等等）。
最後，在一定程度上，夏呂斯先生的親德觀念、聖盧看阿爾貝蒂娜的相片時的目光，即便沒有助我擺脫自己對德國的敵視，卻至少有過一時幫助我掙脫自己對仇德觀念的純粹客觀性的信念束縛，使我想到，也許愛和恨一樣都是客觀的，即在此時，在法國對它認為喪盡人性的德國抱有極度仇恨之中，首先便存在着感情的客觀化問題，就如那種使拉謝爾和阿爾貝蒂娜，前者對聖盧、後者對我而言顯得如此寶貴的感情那樣。
實際上，那種邪惡并不完全是德國所固有的本質，所以能夠這麼說是因為，這與個人的情況是一樣的，我曾接二連三地有過幾次愛情，這幾次愛情結束之後，我覺得愛的對象沒什麼價值。
我在法國已經看到過接二連三的仇恨，它們導緻一些法奸的出現，他們把法國出賣給德國人，他們比德國人壞一千倍；它們也導緻産生一批像雷納克那樣的德雷福斯派，今天愛國者們與雷納克通力合作，反對一個全然由
唉！我的情況可不同于維特，那麼崇高。
我沒有一分一秒相信過阿爾貝蒂娜的愛，卻二十次地願為她奉獻生命，為她丢棄家産，為她毀了健康。
當問題涉及到寫作的時候，我們十分謹慎，細細觀察、剔除一切非真實的東西，可一旦隻涉及生活，我們便為虛妄的謊言去破産、生病和自殺。
确實，我們隻能從謊言粗糙的外表中去提煉出一點兒真理（如果當詩人的年齡已過）。
憂傷哀愁是卑微和被憎惡的仆傭，我們向它們作鬥争，在它們的鉗制下我們每況愈下。
它們是兇狠殘忍的仆傭，卻又無法替代，它們引導我們穿過地道走向真理和死亡。
在遇上死亡前先遇上真理的人是幸運兒，真理的鐘聲先死亡的鐘聲為他們敲響，哪怕它們間隔的時間是那麼短！ 從我過去的生活中我還意識到，即使是那些雞毛蒜皮的瑣碎小事也都曾為給予我今天将利用的理想主義的教誨而通力協作。
例如，我同夏呂斯男爵的幾次邂逅，即便是在他給我這種教訓的親德行為之前，就已經使我信服材料無足輕重到何等程度，通過思維什麼都能用上，那幾次邂逅的作用甚至勝過我對蓋爾芒特夫人或阿爾貝蒂娜的愛，勝過聖盧對拉謝爾的愛。
性欲倒錯現象如此不為理解，遭到那麼多勞而無功的指責，實際情況是這種現象的擴大竟更勝于已了如指掌的愛情現象。
愛情現象為我們揭示出美色在我們不再眷戀的女人身上轉瞬即逝，它又去駐定在一張别人會覺得是最醜陋的臉上，這張臉本應有朝一日必然會使我們自己也感到讨厭。
然而，更令人震驚的是看到她在獲得一位大貴族毅然抛開美麗的公主而奉獻給她的全部敬意的時候，她竟然跑到一個公共汽車查票員的大蓋帽底下去了。
每當我在香榭麗舍，在街上，在海濱再次見到希爾貝特、蓋爾芒特夫人、阿爾貝蒂娜的面孔，我的驚訝不正證明回憶隻會朝着與印象不同的方向延伸嗎？它先與印象相吻合，繼而離它越來越遠。
作家不應因為性欲倒錯者給他筆下的女主角裝上副男性面孔而感到氣惱。
這種有點畸變的特殊情況隻能使性欲倒錯者繼而得以把自己的全部概括性給予他讀到的内容。
拉辛還曾有一時把古代的淮德拉塑造成冉森派教徒，以便使她充分地獲得普遍意義。
同樣，倘若夏呂斯先生不給缪塞的《十月之夜》和《回憶》中使他傷心落淚的那個“不忠實的女人”戴上莫雷爾的面模，他既不會哭泣，也不會理解，他實在是通過這條狹窄曲折的唯一道路進入愛的真谛的。
作家隻是沿襲慣例用寫序言和題獻的那種言不由衷的語言說了個“我的讀者”。
實際上，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全都隻是自我的讀者。
作品隻是作家為讀者提供的一種光學儀器，使讀者得以識别沒有這部作品便可能無法認清的自身上的那些東西。
讀者能從書本所雲中做到自身的識别證明這本書說的是真話，反之亦然，兩篇文章間的不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往往不能歸咎于作者，而應歸咎于讀者。
再者，對于頭腦簡單的讀者，作品還可能太深奧、太晦澀，就像推給他一塊模糊的玻璃，讀者無法用它來閱讀。
然而，另外有些特殊情況（例如倒錯）可能造成讀者需要用某種方式才能讀懂：作者不應為此氣惱，而是相反，給讀者留有最大的回旋餘地，對他說：“您自個兒瞧吧，用這塊鏡片是不是能看得清楚些，或者這一塊，要不那一塊。
” 如果說我對人們在睡眠中所得的夢總是那麼感興趣，難道不正是因為它們以強度補償時間的短促，能夠幫助你更好地理解某一事物，如愛情中屬于主觀的内容嗎？它們通過簡單的事情——卻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俗稱“談對象”的行為，甚至在僅僅幾分鐘的一場春夢中使我們如膠似漆地愛上一名醜女，這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需要數年的習慣、數年的姘居——而且，它們好像是哪一位神醫發明的針劑，可以靜脈注射愛情，同樣可以靜脈注射痛苦。
它們反複向我們作出的愛的啟示又以同樣的速度煙消雲散，有時，不僅夜夢中的秋水伊人因為重又變成熟知的醜女不複引起我們的情愫，而且某種更可貴的東西也蕩然無存，如绻缱柔情、快感、朦胧隐掩的惋惜組成的整幅良辰美景、駛往情濃意蜜的西泰爾島的全部準備、還有我們還想記下它那美妙真實的細微色調，以備不眠之虞，而它卻像一幅色澤褪失、無法修複的圖畫也泯滅殆盡。
夢之所以曾把我懾服或許還因為它與時間聯手發出的高招。
我不是常常在一個夜晚、某個夜晚的某一分鐘見到已經遙遠的各個年代嗎？這些年代被擱置在那裡，隔着萬水千山，我們已辨味不出當時體驗過的喜怒哀樂，此時，它們卻向我們全速撲來，它們的光芒照得我們眼花缭亂，好像它們是一群大型飛機，而不是我們原來以為已經淡沒的星辰，使我們重又見到它們對我們而言所蘊含的全部内容，從而給予我們激情、沖擊和近在咫尺的它們發出的光芒——一旦我們從夢中蘇醒，那些年代便重又回到它們一度神奇地飛越的萬水千山之外，直至使我們以為，其實是錯誤地以為，這些夢是複得似水年華的方式之一。
我發現，唯有粗淺的、似是而非的感知才寄一切于客體中，其實它們此時全存在于心靈間。
我真正失去我的外祖母是在她去世後好幾個月，我見到過一些人，他們随着我和另一些人對他們的看法變換面貌，僅僅一個人，有多少人望着他，他就成了多少人（例如初時的斯萬，對第一主席而言的盧森堡親王夫人），即便對一個人而言，随着歲月推移也會有變化（對我而言的蓋爾芒特這個姓氏，不同的斯萬）。
我看到過愛情把隻有在正戀愛着的人身上才有的東西放到某人身上。
當我把客觀現實與愛情之間的距離延展到最大限度的時候，我對此的了解更深了（拉謝爾之對聖盧和我，阿爾貝蒂娜之對我和聖盧，莫雷爾或公共汽車司機之對夏呂斯或對其他人，盡管如此還有夏呂斯對缪塞的詩篇的偏愛，等等）。
最後，在一定程度上，夏呂斯先生的親德觀念、聖盧看阿爾貝蒂娜的相片時的目光，即便沒有助我擺脫自己對德國的敵視，卻至少有過一時幫助我掙脫自己對仇德觀念的純粹客觀性的信念束縛，使我想到，也許愛和恨一樣都是客觀的，即在此時，在法國對它認為喪盡人性的德國抱有極度仇恨之中，首先便存在着感情的客觀化問題，就如那種使拉謝爾和阿爾貝蒂娜，前者對聖盧、後者對我而言顯得如此寶貴的感情那樣。
實際上，那種邪惡并不完全是德國所固有的本質，所以能夠這麼說是因為，這與個人的情況是一樣的，我曾接二連三地有過幾次愛情，這幾次愛情結束之後，我覺得愛的對象沒什麼價值。
我在法國已經看到過接二連三的仇恨，它們導緻一些法奸的出現，他們把法國出賣給德國人，他們比德國人壞一千倍；它們也導緻産生一批像雷納克那樣的德雷福斯派，今天愛國者們與雷納克通力合作，反對一個全然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