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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價值就像議會報告中的某些詞句一樣，部長說的“我們走着瞧”這幾個字不過是下面這句話的一部分，也許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這句話應該是：參議院主席，内務和宗教部長說“我們走着瞧吧。
”（極左派熱烈歡呼。
中間派和左派席位上有幾個人喊“很好！很好！”句子的結尾比句子中間部分美，與開頭亦很相稱）新聞文學的美一部分在于它對讀者所産生的影響，這是這類文學的先天性缺陷，名氣很大的《星期一》周刊也未能幸免。
文章好比集體創造的一尊維納斯雕像，如果你囿于作者的思想，你就等于隻看到一隻殘缺的胳臂，因為文章的完整思想是在讀者頭腦中實現和完成的。
但由于人群，不管多麼優秀的人群，不可能是藝術家，所以他們給文章打上的最後印記總有點平庸的意味。
比如每星期一，聖伯夫可能想象德·布瓦尼夫人躺在她那帶有高大圓柱的床上讀他發表在《立憲報》上的文章，并且很賞識某個漂亮句子，這個句子他自己也為之得意了很久，但若不是他認為要擴大他的專欄文章的影響就必須往文章裡塞進很多這樣的句子，那麼也許這句話永遠也寫不出來。
榮譽勳位管理會總管大概也在看這篇文章，而且稍後去拜訪他的摯友時會跟她談起。
身着灰色長褲的德·諾阿耶公爵晚上用車來接他時會告訴他社交界對此文的看法，除非在這以前他已從德·阿布維爾夫人的短簡中了解到這些看法。
既然我對自己的懷疑建立在一萬個人對我的贊同和支持上，因此，此刻我閱讀那篇文章時便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在才華方面的希望，其程度與我僅為自己閱讀而寫這篇文章時對自己的不信任相同。
我似乎看到，此時此刻對很多人來說，我的思想——或者，對那些不能懂得我的思想的人們來說，甚至不是我的思想，而僅僅是我的名字的一再出現，以及對我這個人的聯想，并且是美化了的聯想——在他們頭上閃耀，把他們的思想染成了曙色，這曙色比此刻在各家窗戶上同時升起的粉紅曙光更使我渾身充滿力量和得勝的喜悅。
因此，這令人鼓舞的閱讀一結束，原來沒有勇氣把自己的手稿重看一遍的我，竟想立即把文竟再讀一遍，但并不像人們對自己過去寫的一篇文章，認為“既然看了一遍，就可以看第二遍”。
我決定叫弗朗索瓦絲再去買若幹份，就說是為了送給朋友們，其實是為了親手觸摸一下我的思想千百倍增生這一神奇現象，同時可以假設自己是某一位先生，他剛打開《費加羅》，這樣我就可以在另一份報紙上讀到同樣的句子。
正好我已有很久沒去看望德·蓋爾芒特夫婦了，我将去拜訪他們，借此機會通過他們了解人們對我的文章的看法。
我想到某位女讀者，我是那麼希望進入她的閨房，報紙即便不會給她帶去我的思想（因為她不能理解它），至少也能帶去我的名字，如同人們在她面前對我的一聲贊揚。
然而你不愛的東西受到贊揚不能牽動你的心，正如你不理解的思想不能吸引你的思想。
而我其餘的朋友呢？我對自己說，如果我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如果我不能去看他們，那麼不妨繼續寫作，通過我的文章去接近他們，在字裡行間與他們交談，讓他們按我的意向思考，讓他們喜歡我，并接受我進入他們的心靈，這對我将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這麼想是因為社交關系迄今為止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一席位置，缺少這種關系的未來日子使我害怕；還因為在我身體恢複到能重新去看望朋友們之前，寫作這一權宜之計能使我得到他們的關注，也許還能激起他們的贊賞，這對我是一個慰藉；我雖這麼想，但我卻感覺到這是不現實的，不錯，我喜歡把朋友們的關心想象成我的樂趣之所在，然而這是一種内在的、精神的、主動的樂趣，這種樂趣不是他們所能給我的，也不是我跟他們交談時所能得到的，而恰恰是在遠離他們寫作時我才能得到；如果開始寫作是為了間接與他們見面，為了讓他們對我有一個更好的看法，為了替自己在社交界取得一個更好的地位作準備，那麼，日後也許寫作會使我不再想見他們，而文學為我在社交界取得的地位，我也許不再想去享用它，因為那時我的樂趣就不是在社交活動中而是在文學創作之中了。
因此，午飯後我去德·蓋爾芒特夫人家時，主要不是為了見德·埃博什維爾小姐，聖盧的一封電報已經使她這個人失去了最精彩的東西，而是為了在公爵夫人身上看到我的文章的女讀者之一，從而想象公衆，也就是《費加羅》的訂戶和買主們，對我那篇文章可能持有的看法。
況且，我去德·蓋爾芒特夫人家也并非沒有樂趣。
盡管我對自己說，對于我，這個沙龍與其他沙龍的差别在于它在我想象中已存在了很久，我雖明白這一差别的原因，卻不能取消這一差别。
而且在我心目中存在着好幾個蓋爾芒特姓氏。
印在我記憶中的那個蓋爾芒特，就像印在通訊地址錄上的一樣不能引起任何詩意的聯想，但追溯到更早時期，即我不認識德·蓋爾芒特夫人那個時期的幾個蓋爾芒特是能夠在我心中恢複其詩意形象的，尤其當我好久沒見她，當姓氏的神秘之光沒有被凡夫俗子之身的刺目光亮遮沒的時候。
于是我就像遐想某種超脫于現實之外的東西一樣又思念起德·蓋爾芒特夫人的府邸來，正如我重又思念起早先我夢中的霧的巴爾貝克，好像自那以後我就再也沒去過似的，或是重又想起一點五十分的那次列車，仿佛我沒乘過這趟車似的。
我知道這一切都不存在，隻是我一時把這一點給忘了，正如有時我們想念一個親愛的人，卻一時忘了他（她）已經不在人間。
後來，我走進公爵夫人的前廳時才恢複了對現實的概念。
不過我安慰自己說，不管如何，她對于我是現實和夢幻之間的千真萬确的交點。
一進客廳我便看見了那位金發姑娘，我曾在二十四小時中把她誤當成聖盧和我談起過的那位。
她主動要公爵夫人把我重新介紹給她。
的确，從走進客廳那一刻起，我也有一種和她早已熟識的感覺，但一聽到公爵夫人說：“啊！您和德·福什維爾小組見過面？”這感覺當即煙消雲散了。
其實，我敢肯定自己從未被介紹給任何一位叫這名字的姑娘，否則，一定會留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我聽過關于奧黛特的愛情及斯萬的妒忌心的史話，自那以後，德·福什維爾這名字在我記憶中簡直太熟悉了。
我兩次弄錯姓氏，一次是把“德·奧什維爾”誤憶為“德·埃博什維爾”，一次是把“福什維爾”的誤寫糾正為“埃博什維爾”，這雙重謬誤本身并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錯就錯在向别人介紹事物是按照它們本來的面目，介紹姓名是按它們原來的寫法，介紹某人則按相片和心理學所給的一成不變的概念，而實際上我們感知到的通常遠非如此。
我們七颠八倒地看世界、聽世界、設想世界。
我們按自己聽到的去重複一個名字，直到經驗糾正我們的謬誤，而且謬誤并不總能得到糾正。
在貢布雷，大家跟弗朗索瓦絲談到薩士拉夫人有二十五年之久，而弗朗索瓦絲繼續說“薩士蘭”夫人，她這樣做并非出于驕傲，有意堅持錯誤，雖然這是她的老脾氣，而且往往因我們唱反調而變本加厲，這是她對一七八九年平等原則照耀下的法國聖安德雷德鄉地區所作的全部貢獻（她隻要求一項公民權利，那就是不跟我們一樣發音，并且堅持認為H?tel，été，air是陰性名詞），而是因為事實上她聽到的始終是“薩士蘭”。
這種永存的謬誤恰恰就是“生活”，其千變萬化的形式不僅表現在聽覺世界和視覺世界，還表現在社交世界、感情世界和曆史世界等等。
在第一主席夫人的眼裡，盧森堡公主隻不過是個輕佻女人，這倒沒什麼嚴重後果；斯萬認為，奧黛特是個不易相處的女人，那後果就比較嚴重了，因為他依據這一看法，構想了整個愛情故事，而後來他明白自己的錯誤時，隻能更增加他的痛苦；在德國人看來，法國人夢寐以求的就是報複，這事的後果就更嚴重了。
我們對萬物隻有一個未定形的、片面的看法，而後用一些主觀的聯想去補充，就是這些聯想造成危險的暗示。
因此，聽到福什維爾這個姓，我本沒什麼可驚訝的（而且我已經在思忖，她是不是我以前常聽人談論的那個福什維爾的親戚），可是金發姑娘大概想巧妙地防止别人提出一些可能是不愉快的問題，便先發制人地對我說：“您過去和您的朋友希爾貝特來我家時常看到我，您不記得了。
我看出您認不出我了。
我可是一下子就認出了您。
”（她說這話好像她是在客廳裡一下子認出我的，事實是她在街上就認出了我，還跟我打了招呼，而且德·蓋爾芒特夫人後來對我說，德·福什維爾小姐曾當一件很滑稽、很不尋常的事向她叙述，我曾經如何把她當成輕佻女人尾随她，從她身旁擦過。
）她走後我才知道為什麼她叫德·福什維爾小姐。
原來，斯萬去世後，奧黛特（她表現出那麼深沉、持久、真心的悲痛，令所有的人驚訝不已）頓時成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寡婦。
福什維爾娶了她，當然
”（極左派熱烈歡呼。
中間派和左派席位上有幾個人喊“很好！很好！”句子的結尾比句子中間部分美，與開頭亦很相稱）新聞文學的美一部分在于它對讀者所産生的影響，這是這類文學的先天性缺陷，名氣很大的《星期一》周刊也未能幸免。
文章好比集體創造的一尊維納斯雕像，如果你囿于作者的思想，你就等于隻看到一隻殘缺的胳臂，因為文章的完整思想是在讀者頭腦中實現和完成的。
但由于人群，不管多麼優秀的人群，不可能是藝術家，所以他們給文章打上的最後印記總有點平庸的意味。
比如每星期一，聖伯夫可能想象德·布瓦尼夫人躺在她那帶有高大圓柱的床上讀他發表在《立憲報》上的文章，并且很賞識某個漂亮句子，這個句子他自己也為之得意了很久，但若不是他認為要擴大他的專欄文章的影響就必須往文章裡塞進很多這樣的句子，那麼也許這句話永遠也寫不出來。
榮譽勳位管理會總管大概也在看這篇文章，而且稍後去拜訪他的摯友時會跟她談起。
身着灰色長褲的德·諾阿耶公爵晚上用車來接他時會告訴他社交界對此文的看法，除非在這以前他已從德·阿布維爾夫人的短簡中了解到這些看法。
既然我對自己的懷疑建立在一萬個人對我的贊同和支持上，因此，此刻我閱讀那篇文章時便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在才華方面的希望，其程度與我僅為自己閱讀而寫這篇文章時對自己的不信任相同。
我似乎看到，此時此刻對很多人來說，我的思想——或者，對那些不能懂得我的思想的人們來說，甚至不是我的思想，而僅僅是我的名字的一再出現，以及對我這個人的聯想，并且是美化了的聯想——在他們頭上閃耀，把他們的思想染成了曙色，這曙色比此刻在各家窗戶上同時升起的粉紅曙光更使我渾身充滿力量和得勝的喜悅。
因此，這令人鼓舞的閱讀一結束，原來沒有勇氣把自己的手稿重看一遍的我，竟想立即把文竟再讀一遍，但并不像人們對自己過去寫的一篇文章，認為“既然看了一遍，就可以看第二遍”。
我決定叫弗朗索瓦絲再去買若幹份，就說是為了送給朋友們，其實是為了親手觸摸一下我的思想千百倍增生這一神奇現象，同時可以假設自己是某一位先生，他剛打開《費加羅》，這樣我就可以在另一份報紙上讀到同樣的句子。
正好我已有很久沒去看望德·蓋爾芒特夫婦了，我将去拜訪他們，借此機會通過他們了解人們對我的文章的看法。
我想到某位女讀者，我是那麼希望進入她的閨房，報紙即便不會給她帶去我的思想（因為她不能理解它），至少也能帶去我的名字，如同人們在她面前對我的一聲贊揚。
然而你不愛的東西受到贊揚不能牽動你的心，正如你不理解的思想不能吸引你的思想。
而我其餘的朋友呢？我對自己說，如果我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如果我不能去看他們，那麼不妨繼續寫作，通過我的文章去接近他們，在字裡行間與他們交談，讓他們按我的意向思考，讓他們喜歡我，并接受我進入他們的心靈，這對我将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這麼想是因為社交關系迄今為止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一席位置，缺少這種關系的未來日子使我害怕；還因為在我身體恢複到能重新去看望朋友們之前，寫作這一權宜之計能使我得到他們的關注，也許還能激起他們的贊賞，這對我是一個慰藉；我雖這麼想，但我卻感覺到這是不現實的，不錯，我喜歡把朋友們的關心想象成我的樂趣之所在，然而這是一種内在的、精神的、主動的樂趣，這種樂趣不是他們所能給我的，也不是我跟他們交談時所能得到的，而恰恰是在遠離他們寫作時我才能得到；如果開始寫作是為了間接與他們見面，為了讓他們對我有一個更好的看法，為了替自己在社交界取得一個更好的地位作準備，那麼，日後也許寫作會使我不再想見他們，而文學為我在社交界取得的地位，我也許不再想去享用它，因為那時我的樂趣就不是在社交活動中而是在文學創作之中了。
因此，午飯後我去德·蓋爾芒特夫人家時，主要不是為了見德·埃博什維爾小姐，聖盧的一封電報已經使她這個人失去了最精彩的東西，而是為了在公爵夫人身上看到我的文章的女讀者之一，從而想象公衆，也就是《費加羅》的訂戶和買主們，對我那篇文章可能持有的看法。
況且，我去德·蓋爾芒特夫人家也并非沒有樂趣。
盡管我對自己說，對于我，這個沙龍與其他沙龍的差别在于它在我想象中已存在了很久，我雖明白這一差别的原因，卻不能取消這一差别。
而且在我心目中存在着好幾個蓋爾芒特姓氏。
印在我記憶中的那個蓋爾芒特，就像印在通訊地址錄上的一樣不能引起任何詩意的聯想，但追溯到更早時期，即我不認識德·蓋爾芒特夫人那個時期的幾個蓋爾芒特是能夠在我心中恢複其詩意形象的，尤其當我好久沒見她，當姓氏的神秘之光沒有被凡夫俗子之身的刺目光亮遮沒的時候。
于是我就像遐想某種超脫于現實之外的東西一樣又思念起德·蓋爾芒特夫人的府邸來，正如我重又思念起早先我夢中的霧的巴爾貝克，好像自那以後我就再也沒去過似的，或是重又想起一點五十分的那次列車，仿佛我沒乘過這趟車似的。
我知道這一切都不存在，隻是我一時把這一點給忘了，正如有時我們想念一個親愛的人，卻一時忘了他（她）已經不在人間。
後來，我走進公爵夫人的前廳時才恢複了對現實的概念。
不過我安慰自己說，不管如何，她對于我是現實和夢幻之間的千真萬确的交點。
一進客廳我便看見了那位金發姑娘，我曾在二十四小時中把她誤當成聖盧和我談起過的那位。
她主動要公爵夫人把我重新介紹給她。
的确，從走進客廳那一刻起，我也有一種和她早已熟識的感覺，但一聽到公爵夫人說：“啊！您和德·福什維爾小組見過面？”這感覺當即煙消雲散了。
其實，我敢肯定自己從未被介紹給任何一位叫這名字的姑娘，否則，一定會留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我聽過關于奧黛特的愛情及斯萬的妒忌心的史話，自那以後，德·福什維爾這名字在我記憶中簡直太熟悉了。
我兩次弄錯姓氏，一次是把“德·奧什維爾”誤憶為“德·埃博什維爾”，一次是把“福什維爾”的誤寫糾正為“埃博什維爾”，這雙重謬誤本身并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錯就錯在向别人介紹事物是按照它們本來的面目，介紹姓名是按它們原來的寫法，介紹某人則按相片和心理學所給的一成不變的概念，而實際上我們感知到的通常遠非如此。
我們七颠八倒地看世界、聽世界、設想世界。
我們按自己聽到的去重複一個名字，直到經驗糾正我們的謬誤，而且謬誤并不總能得到糾正。
在貢布雷，大家跟弗朗索瓦絲談到薩士拉夫人有二十五年之久，而弗朗索瓦絲繼續說“薩士蘭”夫人，她這樣做并非出于驕傲，有意堅持錯誤，雖然這是她的老脾氣，而且往往因我們唱反調而變本加厲，這是她對一七八九年平等原則照耀下的法國聖安德雷德鄉地區所作的全部貢獻（她隻要求一項公民權利，那就是不跟我們一樣發音，并且堅持認為H?tel，été，air是陰性名詞），而是因為事實上她聽到的始終是“薩士蘭”。
這種永存的謬誤恰恰就是“生活”，其千變萬化的形式不僅表現在聽覺世界和視覺世界，還表現在社交世界、感情世界和曆史世界等等。
在第一主席夫人的眼裡，盧森堡公主隻不過是個輕佻女人，這倒沒什麼嚴重後果；斯萬認為，奧黛特是個不易相處的女人，那後果就比較嚴重了，因為他依據這一看法，構想了整個愛情故事，而後來他明白自己的錯誤時，隻能更增加他的痛苦；在德國人看來，法國人夢寐以求的就是報複，這事的後果就更嚴重了。
我們對萬物隻有一個未定形的、片面的看法，而後用一些主觀的聯想去補充，就是這些聯想造成危險的暗示。
因此，聽到福什維爾這個姓，我本沒什麼可驚訝的（而且我已經在思忖，她是不是我以前常聽人談論的那個福什維爾的親戚），可是金發姑娘大概想巧妙地防止别人提出一些可能是不愉快的問題，便先發制人地對我說：“您過去和您的朋友希爾貝特來我家時常看到我，您不記得了。
我看出您認不出我了。
我可是一下子就認出了您。
”（她說這話好像她是在客廳裡一下子認出我的，事實是她在街上就認出了我，還跟我打了招呼，而且德·蓋爾芒特夫人後來對我說，德·福什維爾小姐曾當一件很滑稽、很不尋常的事向她叙述，我曾經如何把她當成輕佻女人尾随她，從她身旁擦過。
）她走後我才知道為什麼她叫德·福什維爾小姐。
原來，斯萬去世後，奧黛特（她表現出那麼深沉、持久、真心的悲痛，令所有的人驚訝不已）頓時成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寡婦。
福什維爾娶了她，當然
